清华简研究中的虚骄之气和隐讳作风
对秦人发祥地的研究，古史辨派已得出确切结论。清华简对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
《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发表李学勤的《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称“清华简”《系年》“填补历史的空白”，特别是“关于秦人始源的记载”。《系年》证明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原来是在东方，在周成王时西迁到“朱圄”，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在《系年》发现以前，没有人晓得，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笔者对此说难以苟同。
拿来历不明的文物制造新闻
李学勤借助来历不明的“清华简”制造新闻，难怪许多媒体采访李学勤之后，更是大肆宣传秦人始源只有到了清华简才得到解密，清华简其他内容也颠覆了历史，因此上古史必须改写。
李学勤说“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见，是秦人出自西方”，并列举《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为例。这是断章取义。《秦本纪》虽然记载秦人先祖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谲，“在西戎，保西垂”，但是《秦本纪》开篇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相传祖先是吞玄鸟蛋而生，是东方鸟夷族的传统。“鸟夷”在《尚书》有记载，李学勤一直认为是“岛夷”，此说并不准确。《史记》坚持“疑以传疑，信以传信”，常将不同来源的说法综合在一起。因此《秦本纪》的不同记载不能证明司马迁主张秦人出自西方。而且司马迁自述他写《秦本纪》是根据《秦记》，《秦记》是秦国史官的记录，属原始材料。因此秦人出自鸟夷的传说是秦人发祥史的原初形态，而鸟夷的大本营在东方。
实际上即使经过现代学者的研究，“秦人出自西方”也并未在学术界形成“主流意见”。除李学勤所举钱穆、林剑鸣二先生外，傅斯年、杨宽、徐旭生等先生都持秦人东来说。李学勤经常引用徐旭生的观点来证明“疑古派”不懂得传说背后的“史影”，但他本人此次却忘记了这一点。
秦人发祥地已有定论
对鸟夷族系的彻底研究，应归功于顾颉刚先生。早在1915年，顾先生即以翻译《盘庚》、《金縢》享誉学术界，那时也正是古史辨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1949年后，顾先生因翻译《大诰》而考证周公东征史事的一部分，但问题之大，远远超出了西周史的范围，最后竟因600多字的《大诰》写成了50多万字的论文，主体是“周公东征的胜利和东方各族大迁徙”。《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是其中一篇，写于20世纪60年代，长达8.8万字。（首次发表在《史前研究》2000年辑，2003年收入《古史考》第六卷，2010年收入《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十卷）
顾先生这一长文畅叙了“‘秦’本是东方的地名，随着移民而迁到西方”，《史记》保留的中谲保西垂的说法，是秦人为掩盖从东方向西方被迫迁徙的讳饰，“从东方驱走的飞廉一族，秦的一系长期住在今陕西和甘肃，所以得占周畿；赵的一系始终住在今山西，所以得秉晋政。”“按非子住的‘犬丘’，于汉为右扶风槐里县，今在陕西兴平县东南十里；其后所封的‘秦’，于汉为天水郡清水县，今在甘肃天水县西50里故秦城。……秦、梁是迁今陕西、甘肃境内的渭水流域的，赵是迁今山西境内的汾水流域的……”
这一鸿篇巨制显示了在重建中国上古史的事业中，历史学家拥有广泛的发言权，而不必苦等考古发现。
再看《系年》，其不过说：“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了无新意，没有从任何方面“填补历史的空白”。
而且李学勤还有难言之隐。首先，他认为《尚书》里只有“岛夷”没有“鸟夷”，对秦人鸟夷渊源不知，甚至把汉朝的孔安国说成唐朝的孔颖达。其次，李学勤在1995年2月19日《中国文物报》发表《探索秦国发祥地》，该文根据“最近流散的一些珍贵文物”，提出“甘肃清水、天水、礼县这个区域是秦国的发祥地”。笔者加以反驳，指出，即使李学勤列举的“珍贵文物”是穆王、宣王之时，最多只能证明秦人在此活动过，以此来推断有着悠久历史的秦国发祥地，在逻辑上不可信。
要解决秦国的发祥地问题，应该把秦人放在鸟夷族系的广阔背景下加以考察。秦人不仅属东方的鸟夷族，而且《春秋》庄公三十一年载“筑台于秦”，地在今山东范县东南二十里，说明秦人原来居鲁。周公东征后，秦人西迁，但秦人还没有忘记东方根源，《史记·封禅书》：“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少皞是东方鸟夷族的宗神，所以秦人才祭他。笔者的结论是：“秦人的东方根源对认识秦国的勃兴并直至统一六国，意义重大。秦人发祥甘肃说在逻辑上不可信，离史实更远。这样‘走出疑古’，只能离真理越走越远。”
也许读者会问：秦人的发祥地及迁徙过程，虽经顾先生的彻底研究，但有可能李学勤没有看到。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首先，李学勤认定顾先生开创的“古史辨派”为“疑古派”，旨在讽刺其只疑不信，进而在1992年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其次，李学勤自认为是考古学家，特别爱用新的考古发现（大多为他所指控的“疑古派”所未见）批判“疑古派”。笔者反驳他的“岛夷”硬伤，特别介绍了顾先生的鸟夷长文，认为顾先生的长文可以澄清“对于历史的侮辱”，并将顾先生的长文收录在《古史考》第六卷。相信李先生也一定看过。
李先生在《光明日报》的文章说：“有学者主张奄相当周朝的鲁国，同奄一起反周的蒲姑相当周朝的齐国，可能是差不多的。”不管他说的“学者”指谁，顾先生已经指出：“周公东征的主要目标，除三监外是奄和蒲姑，他用三年的工夫直赶他们到江南，于是把奄的原地封了鲁，蒲姑的原地封了齐。”
李学勤的文章最后说：“既然秦人本来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最早的秦文化应该具有一定的东方色彩，并与商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希望这一点今后会得到考古研究的验证。”秦文化与商文化确实有较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同属鸟夷族系。李学勤并不承认“鸟夷”，那么二者的密切关系从何谈起呢？他的秘诀是等待考古。
总之，对秦人发祥地的研究，“古史辨派”已得出确切结论。清华简对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刻意掩盖“古史辨派”的成就，倒让人产生联想。笔者很希望清华简是真的，但如果是伪造的，那很可能是在2000年之后看到顾先生的长文受到了启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02月13日第26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