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台湾学术的全球视野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地区与国家,追求学术的国际化不仅是时代的潮流,而且是文化政治的需求。这里,根据我粗浅的了解,谈谈台湾的一些特点。

  首先台湾的博士生培养肯定要比大陆国际化一些。它没有硬性规定学生一定要发表多少论文,更没有规定一定要在核心期刊发表,但是它规定研究生必须在公开的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而学术会议,具有非常规范严谨的程序,不仅有教授们的穷追猛打的评议提问,而且有较长时间的开放讨论,凡经得起这样的打击的论文,还是要有一定水平的,千疮百孔的东西是拿不出去的。

  谈到博士生培养的年限,华东师大从这一届开始才改为四年制,以往都是匆匆三年就毕业了事。而且听研究生院的院长说,这样改还有不少阻力,因为大陆的大多数学校都是三年制。但是台湾的博士生,文史方面的,几乎没有三年毕业的,五年六年是常态,规定最多是七年,但是我接触到的居然有十年没有毕业的。他们一边打工一边写论文,这就很与美国、日本的博士生制度相像了。不是没有问题,到后面可能变得“学术疲劳”了,但是只有经过较长的时间,反复磨炼,论文才比较有份量,学问也才比较沉实厚重。

  至于博士生第三年的资格考试,那更是学美国的。我注意到,资格考试是要通过两门课,但导师的课并不算在里面的。也就是说,导师并没有权力决定你是否取得博士论文写作的资格。

  资格考往往由两名主试委员命题,一张卷子四道题,两名主试委员分别各命大小两道题,博士生从两名主试委员的题目中,各选择一题作答。然后两名主试委员阅读全部考卷,系主任或副主任,将两种评分加起来取其平均分,作为考生的成绩。整个过程,导师都不参加。学生如果没有通过,来年再考。这样做可以从制度上有助于学生学术训练达标的客观化。

  台湾的学术期刊,比大陆的要更国际化。一是只要是学术期刊,就一定有匿名审稿制度。而且审稿专家都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通常可以在附注里看到作者的感谢。但大陆大多数刊物根本做不到,有些是不想这样做,有些是没有钱来支付常规的审稿制度。还有一点很关键,即他们论文的篇幅往往很长,动辄数万字,这与我们的论文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这里写到两万字,就找不到地方发表,编辑更要将你斩成一万或者八千的样子。并不是字数多就一定好,但是今天的学术,问题的复杂,讨论的多元,论域的深化,如果不是较富的篇幅,论文的精品,如何出得来?当年,钱谷融先生《文学是人学》的名论文,五万字,现在到哪里去发表?

  我曾经说过:“课题是精品的敌人。”这是指我们这里。因为课题只是一两年就要求完成的东西,短期、平浅、快捷,跟学术研究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沉潜含玩,完全不同;课题又是要对付检查的,各种表格的框框,要发表在核心刊物上的规定,其实也与学术研究的自由本质是完全不同的。而且这些年重大课题其实都是找学生做,而学生一方面参差不齐,学术不够成熟,一方面也很忙,谈何精品呢?

  台湾的教授也申请各种课题,不同的是,他们申请到了之后,再没有人管他们完成不完成,或完成了什么东西,研究的过程完全是自由的。最后也不硬性要求你发表多少论文或专著,只须提交一篇千字文即可。当然,如果你什么也没有做,或做了什么影响都没有,下次再申请就难了。如果你的论文确有好评,课题就会像滚雪球式的越滚越多。“国科会”对课题的审批,是学术自身内在活的机制,是植根于申请人本人的自律、自发、自由的科学研究行为,而不是其他外在的规定。我所认识的台湾教授,如朱晓海教授、郑瑜毓教授、高莉芬教授,都是申请课题的高手,同时也是出精品的能手。在他们那里,课题不是精品的敌人,而是朋友。我其实不反对课题,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这里的课题也能成为学术研究真正的缘助呢?

  跟大陆一样,台湾学术国际化的一个途径是学术会议。他们的学术会议往往是研究计划的有机部分,会后结集论文,成为一种学术的显示度。也许是赶上了辛亥百年,我在“中央大学”的那个学期,学术会议极多,差不多每月都有,多则几场,过多的学术会议,会令听众消化不了,也会有学术浮躁之弊。但是他们的学术会议还是有值得学习之处。规范与严谨,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另一个极重要的特点是,会议的规模很小,往往一个上午,只有一个专家在作主题讲演,其他时间是围绕着主题的专人讨论或自由发言。所以,往往有一种探讨学术的诚意。而我们这里,人多势众,程序潦草,有时会觉得主办方在搞形式主义,甚至只是权力的学界表演而已。

  还有一个特点是,他们的议题设计都颇为精心,有的显示了一种突破的方向,有的点明了一种集结的力量,有的则有引领风气的努力,等等。不像我们,方向不清楚,散兵游勇,而且陈陈相因,缺乏推进,每年都一样。他们的研究往往有一种系统性,即某某“计划”。“计划”大于会议的论题,往往多年也不一定完成。譬如关于“抒情传统”的研究计划,差不多讨论了十年。当然,台湾的学术国际化努力,表现为自觉跟随美国与西方的理论潮流,如文学研究中的抒情传统、以及近两年来的物质文化研究等,这也不一定就是好事。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在台湾有一点也是不言自明的:即透过学术的国际化努力,打造文化的优势,进入亚洲思想文化的中心,或争取亚洲更大的话语权。这里,要打造文化的优势,也就离不开“本土化”。台湾前些年的所谓本土化,过于强调族群冲突、受难经验与少数语言权力等,反而成为国际化的某种枷锁,这几年比较能解开符咒,向前看,向外看,扩大胸襟与视野,恰恰因为更多强调了国际化,反而有助本土化的成长。我有一次参加台湾的一个名为“汉学研究新范式”的学术会议,主持人请来美国和日本一流敦煌学家来做主题讲演,但“国科会”的处长讲话,不忘谈“新范式”在东亚政治文明中的新意义,充分显示了台湾进入亚洲、进入世界的需求。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文汇报》2012年0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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