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个体家庭生计模式的形成——《中国家庭史》第一卷第三章第四节
第三章 春秋战国：传统家庭模式的奠基
第四节 个体家庭生计模式的形成
春秋战国社会大变迁，不仅导致了家庭形态、结构和亲属关系的变化，家庭生活状态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周代封建制下，社会结构是固定的，每个家庭的生计来源也是固定的，其情形正如春秋时人概括的那样，是“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1]。贵族家庭通过“公田”收入和领民、臣属的贡献获得所需生活资料；庶民家庭通过耕种“公田”承担劳役地租、耕种“私田”以养活家口；工商、皂隶和官宰家庭，则根据他们所从事的职役，由官府配给食物。然而，随着分封制的崩溃、世卿世禄制的废弃、等级身份制的打破和赋役制度的变革，上述情况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最高统治者家庭的奢华生活需通过征收实物租税得到满足，各级官僚则根据官爵高低获得禄食，普通民众虽然仍旧从事不同职业谋取衣食，但职业方式和生活状态较之以前也有了很大不同。
一、家庭生计的职业分化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僵化的社会结构被打破，在不同阶层社会地位急剧升降的同时，职业分化也日益加快，由于从事不同的职业，家庭的生计策略也大不相同。
这一时期，出仕为官吏以谋取家庭生计，逐渐成为士人阶层的一种生存方式，是所谓“以禄代耕”[2]。他们只要谋得了一官半职，就可以获得俸禄仰事父母、俯蓄妻子；而仰事父母、俯蓄妻子也是他们出仕的主要动机。所以人们常有意无意地将出仕和养亲联系在一起。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韩诗外传》中的几处记载。其中之一是齐宣王与田过之间的一段对话。齐宣王问田过：“吾闻儒者亲丧三年，君与父孰重?”田过回答说：“殆不如父重。”宣王气愤地说：“曷为士去亲而事君?”田过的回答是：“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无以尊显吾亲。受之于君，致之于亲，凡事君以为亲也。”显然，在田过之类的士人看来，事君主要不是为人君，而是为了获取爵禄以养其亲。由于他所说的乃是事实，齐宣王也“悒然无以应之!”[3]当出仕和事亲发生矛盾时，至少儒士往往以后者为先。这从曾子或子路的一段议论可以看出。其称：
往而不可还者，亲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养，而亲不待也；木欲直，而时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逮亲存也。故吾尝仕齐为吏，禄不过钟釜，尚犹欣欣而喜者，非以为多也，乐其逮亲也；既殁之后，吾尝南游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题三围，转毂百乘，犹北向而泣涕者，非为贱也，悲不逮吾亲也。故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约其亲者，非孝也。[4]
同书卷9记载的另一故事也可说明这个问题。楚国士人申鸣“治园以养父母，孝闻于楚”。楚王召他去做官，申鸣推辞不想去。父亲对他说：“使汝有禄于国，有位于廷，汝乐而我不忧矣。我欲汝之仕也。”当然，像吴起这样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而做官，乃至因此不顾惜家庭的人也是存在的，但他的行为受到了社会舆论的非议。
在战国时代的孟子看来，不同的人应该以其所长从事不同职业，贤能之士应当出仕以谋生计，所以他对许行之辈自耕而食的行为提出批评，指出：“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日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5]总之，通过出仕做官获得俸禄供养家庭，已经成为当时士人的一个主要谋生方式。
至于其他阶层，也各以所业获得家庭生活来源。在当时人看来，拥有一个稳定职业对于家庭生活是非常重要的。《韩非子·饰邪》引当时俗语说：“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正反映了这一点。随着“工商食官”制度被打破，逐渐兴起了一个新兴的自由工商业者阶层，并且形成了不同的家庭生计体系。
商贾家庭的生计来源是转运贩卖和坐列市肆所获得的商业利润，他们的谋生途径，所过的富裕生活，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颇为引人注目，像白圭这样善于追逐时利的大商人，往往有一套独特的治生策略。当然，社会上更多的是那些小本经营的小商小贩，经营的内容也多种多样，在《韩非子》一书中就至少出现过卖鞋、卖酒、卖兵器的小商贩；《史记》卷77《魏公子列传》记载赵国处士薛公曾“藏于卖浆家”，说明当时还有专靠卖浆谋生的家庭。诸如此类，无法尽行罗列。
这一时期，除官营手工业部门继续存在食于官的工匠之外，社会上也出现了不少自由小手工业者，通过经营不同业务谋取生计。比如从事编织业者在当时文献中就颇有记载。《韩非子-说林上》载：“鲁人身善织屦，妻善织缟，而欲徙于越。或谓之日：‘子必穷矣。’鲁人日：‘何也?’曰：‘屦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缟为冠之也，而越人被发。以子之所长，游于不用之国，欲使无穷，其可得乎?”’《晏子春秋》和《吕氏春秋》都记载，齐国的北郭骚“结罘罔，捆蒲苇，织葩屦，以养其母”[6]。《孟子-滕文公上》则记载许行的追随者多以编织为业，“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前文所提到的拒绝楚庄王聘请人仕的北郭先生也是“以织屦为食”[7]。屠畜卖肉的人也时常出现于文献之中，例如齐国有一位名叫吐的人，以屠牛为生[8]；著名侠士聂政曾以屠狗为业，赡养母亲[9]；荆轲的朋友高渐离也曾是一个“狗屠”[10]。诸如此类，不一一引证。
春秋战国社会的上述职业分化，必然地导致了家庭生计策略的多样化。特别是大量自由工商业者的出现，不仅造就了新兴的工商业者家庭，它们还对其他阶层的家庭生活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不过，居于社会绝大多数的还是农业生产者和农民家庭。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的一系列重大变革，春秋战国时期农民家庭的生活面貌，与周代的情形已经判然不同，中国传统时代的小农家庭生计模式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由于兹事体大，下面我们作比较详细一些的专门论述。
注释：
[1]《国语·晋语四》。
[2]《孟子·万章下》。
[3]韩婴：《韩诗外传》卷7。
[4]韩婴：《韩诗外传》卷7。刘向《新序·杂事》引子路曰：“负重道远者，不择地而休；家贫亲老者，不择禄而仕。昔者由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实，而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没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愿食藜藿为亲负米之时，不可复得也。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如过隙，草木欲长，霜露不使，贤者欲养，二亲不待，故日：家贫亲老，不择禄而仕也。”也许曾子和子路两人有过类似经历，所以说过类似的话。未及考证，故并存之。
[5]《孟子·滕文公上》。
[6]此引《吕氏春秋·季冬纪·士节》。
[7]韩婴：《韩诗外传》卷9。
[8]韩婴：《韩诗外传》卷9：“齐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辞以疾。其友日：‘子终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为辞之?’吐应之日：‘其女丑。’其友日：‘子何以知之?’吐日：‘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谓也?’吐日：‘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虽以吾附益之，尚犹贾不售。今厚送子，子丑故耳。’其友后见之，果丑。”
[9]《战国策·韩策二》。
[10]《史记》卷86《刺客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