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历史GDP研究的点滴思考
——中国经济史研究中GDP估算笔谈之一

　　【《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者按】近年来，国内对麦迪森有关中国历史各时期GDP估算的引入，在社会各界引起极大反响，也推动了国内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史中GDP的热潮。但对于GDP这一指标能否运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以及如何运用GDP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界至今存在不同意见。为了推动这一问题的研究，本刊编辑部联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和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于5月6日召开了“中国经济史中GDP估算的资料来源与理论方法研讨会”。本期刊发研讨会上8位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由于篇幅所限，其他发言将在下期刊出。

　　自从去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经济总量估值”获得批准以来，我们课题组正式开展工作已经有大半年了。现将我们的一些想法写出来，企盼学界同行不吝赐教。

一、研究路径的选择：从史料入手，重建历史数据

　　本课题组准备如何去做这项研究，我们攻关的重点、学术贡献的追求放在哪里？

　　GDP研究，即某一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值）核算，无论现实的还是历史的，都是西方学者首先做起来的，已有相当成熟的方法和整套的指标体系。他们业已总结出来的那些核算方法和经济指标，是任何做此项研究的人都必须遵循的，除非你不去做这项研究。当然，由于中国传统经济有自己的特点，研究中国的历史GDP必然、也应当在某些具体的方法和指标上有所创新或者说突破，但依我看，根本性的创新或突破是不可能的。这个方向，不应该是我们课题攻关的重点；我们在学术上力争做出贡献的主要方面，不应放在这里。

　　既然方法和指标不是重点，那么，完成此课题需要做的另一项工作即历史数据的收集和整理，自然而然就应该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了。

　　研究历史GDP离不开历史上的经济数据，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如何去获取数据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开始做课题前，我们考察了已经做过和正在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们的论文或专著，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不做或很少做第一手原始数据的收集工作。他们在确定好估算方法和所需指标之后，就按图索骥，间接地从他人已有的成果中去到处摘取相关的资料和数据；自己方面，主要是就这些现成的资料、数据进行比较、选择及以某种假定为前提做一些修正和再加工的工作。如此做法，或许与这些研究者多为“学习经济学出身”，不熟悉、不习惯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学术背景有关，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可能有“尽快出成果”的功利因素在内。需要承认的是：采用这种方法，如果态度足够严肃、认真和审慎，在利用前人成果时不出现硬伤，其所得到的研究结论也有可能成为“一家之言”，对于推动学界就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不无意义。

　　虽然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但我们不打算采用这种方法。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课题组的几个人均为“学习历史学出身”，习惯使然，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希望把课题做得更好一些。在我们这个课题涉及到的研究范围内，我们认为，固然可供参考的前人成果已经比较丰富，有些已经比较深入，我们应当、也必须充分尊重和利用这些成果，但是，相对于我们的研究需要来说，这些前人成果还远不能说已经非常充分和足够。相反，在我们看来，目前清代经济史的研究，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一些基础性的历史数据方面，还有不少欠缺；一些既有结论，也有必要再加讨论。试问，在诸如耕地数量、主要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农产品的价格等关系农业产值估算的基础数据方面，在手工业、国内商品流通、国际贸易以及其他需要有数据支持才能进行GDP估算的经济指标上，有哪一方面可以认为目前的成果已经足够，不需要再做进一步的研究了？人们之所以不满意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对中国历史GDP的估计，认为有的结论不靠谱并纷纷继起修正，所质疑的，还不就是他用来估算中国历史GDP的那些主要来自于西方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的数据吗？麦迪森是历史GDP估算和国际比较研究的先驱者，他的贡献不在于他的那些具体结论，而在于他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无论他的估计结论的可靠性如何，其所做工作的意义和贡献都是不容否认的。可是，如果我们这些后来者继续走同样的路子而不肯在历史数据上下更大的功夫，那么，我们所做工作的意义和贡献又在哪里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提出一些不同于前人的新的估计吗？我认为，如果只满足于这样的结果，那么，我们所做工作的意义和贡献与麦迪森的相比，其间的差距恐怕是“未可以道里计”的。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说：我们这个课题要从史料开始，在“重建历史数据”上花大力气，下大工夫。我们对课题的最终成果的设想，是不但要提出自己对十九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总量的估计，而且，还要在用来支持这个估计的历史数据上有所贡献，要在清代经济的主要计量指标方面提供超过前人的系统原始数据资料。这些资料，将来同我们的估计结果一起发表，以方便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我们最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这个目标，目前还不敢放言吹牛，然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相信只要付出努力，一个至少说得过去的结果应该还是可以期望的。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我们“重建历史数据”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些结果。例如在我本人直接负责的农业数据方面，主要是通过查阅地方志，已经总共收集了全国18个省及东北、新疆等地区的粮食亩产量数据近3000个，超过前人提供的数据总数一倍有多（前人如郭松义、赵刚先生等收集的清代亩产量数据，也包括我本人过去贡献的，总数大概只有1000出头）。这里说的还只是在我们的数据表上录入的数字，由于有些数字是经过合并计算的，原始数据的实际数量至少应在1万个以上。在手工业及国内商品流通的数据方面，我们也已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自己的贡献。就我本人来说，对这批数据成果的看重，是更要超过最后的GDP估算结果的。我认为，这批数据成果对后人的用处、意义，有可能比我们的一个简单的GDP估算结果更大。

二、如何重建历史数据：中国传统文献中的数字史料问题

　　重建历史数据并不是简单的从历史文献中“抄数”，而是一个相当繁琐复杂的数据收集、研究、再加工的过程。清代没有定期发布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基本数据的“国家统计局”这样的机构，当时人也没有今天的经济学家满脑子都是的那些成套的经济学概念，因此从留下来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文献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的可供我们用来做GDP估算的各项经济指标的基本数据。这些基本数据，需要首先从各种文献中收集大量的相关原始数据并对之进行鉴别、比对、选择即考证和研究，然后，在前一项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对这些不同来源、不同口径、不同质量的或零散或系统的原始数据进行“再加工”，某些情况下还需要利用近代的调查统计资料并且不能排除合理的“推断”和“估计”，才有可能得到。就是说，“重建历史数据”的过程实际是包含了前后相连的两个步骤的，即原始数据的采集和考证、研究，以及以之为基础的原始数据的“再加工”（包括某种情况下合理的“推断”和“估计”）。由于目前我们重建历史数据的工作大部分还没有走到第二步，这里我只就第一步的问题说些想法。

　　从历史文献中采集原始数据，当然是指采集那些“数字形式”的史料。这个工作，说起来容易，其实并不简单。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史的量化研究之所以很难深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的传统史料对于经济现象的描述绝大多数都是文字形式的，用数字描述的十分有限，收集起来往往需要从海量文献中去“大海捞针”，颇为不易；二是即便数字形式的史料，也未必就一定是历史上那种经济现象在数量上的真实反映，往往需要下一番“考据”功夫，才能弄清楚其确切的含义。“实词虚意”与“虚词实意”的现象在中国传统文献的记载中是经常可见的。清人汪中在其《释三九》中曾说过，古代文献中的“三”和“九”两个数字在许多情况下其实并非实数，而只是用来表示“数个”或“许多”的意思，——此即所谓“实词虚意”。近人杨联陞《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一文指出，历史文献中的“数年”一词许多时候有“五年”、“七年”的确切含义，——这又是“虚词实意”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少“实词实意”的数字史料，由于种种原因，也可能与历史的真实情况有很大偏差，——清官书中的人口数字（乾隆以前的编审人丁数）、耕地数字以及政府财税收支数字等，都是典型的例子。上述现象的存在，无疑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史量化研究的难度。麻烦还在于，对这些问题，并无什么可以到处通行的、标准化的统一解决方案。我们只能要求课题组的成员要时时、处处将上述种种复杂的情况牢记在心，一方面，对原始数据的收集要尽可能做到全面，不偏废，不遗漏；另一方面，在使用数据时要极其小心、谨慎，做足甄别、比对的考据功夫，而绝不能见数就用，尤其不能使用孤证及违背常识、可疑度极大的数据。有的时候，特别是在需要根据原始数据做出某种判断或估计的时候，引入数学的区间方法，即设定估计值的上、下限，也许比给定一个确定的数值要更好。另外，当需要在两个数值不同的数据间做出取舍时，采取“就低不就高”的做法，也是比较稳妥的。

　　有关史料收集和处理的问题还有很多。特别是作为计量单位的度量衡问题，经常让我们非常头疼。不过，这个问题已有不少学者做过深入研究，发表过很好的意见，我就不在这里饶舌了。

三、避免以西方或欧洲为中心：经济总量研究中的国际比较问题

　　对一国的历史GDP进行估算是与经济总量的国际比较研究相联系的。我们课题目前的进展距离这一步还相当遥远，但最终总会走到这一步，因此我也就这个问题发表点意见。

　　正如历史GDP的估算是西方人首先搞起来的一样，以这种估算为基础的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总量比较研究也是西方人首先搞起来的。英国著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一书对英国、荷兰、法国的国民财富比较自不必说，那是经济总量国际比较研究的开篇之作；近年来历史GDP研究热潮的开创者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和安格斯·麦迪森对各国历史GDP的估算也无不以国际比较研究为最终归宿。尽管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是以上世纪下半叶以来欧美学术界反思和批判“欧洲中心论”， 强调“全球眼光”或“整体主义”的思潮为背景的，但不可否认，他们用以进行比较研究的那些概念、范畴或标准仍然是“西方化”的，是以近数百年发展成熟起来的西方经济体系作为范本概括、提炼、总结出来的。建立在这套概念、范畴或标准基础之上的中、西或东西方的比较研究，不管研究者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其实是不可能完全跳出传统欧洲中心论的窠臼的，即仍然是以近现代的欧洲经济作为衡量标杆，以欧洲的成功为成功，以欧洲的经验为经验。

　　对于上述情况，我想，我们这些目前已经或正在试图加入比较经济史研究热潮的中国学者，心里面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一方面，如同历史GDP估算的基本方法和指标一样，我们不能、也不可能完全拒绝采用西方学者建立起来的那些用于比较研究的概念、范畴或标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局限于它们。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更应该关注中国传统经济体系自身的特点，研究它的内部结构、运转的规律和特点并以“全球眼光”，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体系中审视它的发展及其与西方经济的交互影响关系。相对于欧洲经济标杆下的中国传统经济“应该发生什么、为什么没有发生”的研究思路，我们更应该注重研究中国传统经济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是怎么发生的”。我想，只有坚持这样的理念，遵从这样的路径，我们的中国历史GDP估算及经济总量的国际比较研究才能真正具有我们本土学者的特色并以这种特色贡献于“整体主义”的世界经济史研究，而不使我们的研究成果成为新版本的“欧洲中心论”的数量化诠释。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100836；广西师大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541004）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