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界疾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内容摘要】中国史学界的疾病史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却很快，无论是研究成果的增长还是研究主题的扩展，或者是研究范式的转换，都在较短的时间里体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缘由，既有中外学术交流的因素，更是史学界自我反思和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应看到，以往的疾病史研究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因此对疾病史研究成果进行必要的梳理和总结，将有助于中国疾病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疾病史；学术回顾；学术反思

　　【作者简介】王小军，历史学博士，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江西，南昌，330013．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ZHl62]阶段性成果。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研究热点迭出，其中疾病史研究繁盛当属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1]。实际上，中国史学界的疾病史研究起步较晚，从一定程度上说，其发展和壮大都是近二十年的事情。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却较快，因此很快就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成果，以前也有学者对这些研究进行过系统梳理和讨论[2]。之后，史学界的疾病史研究持续活跃，且研究内容和范式都有一定的发展，因此很有必要对疾病史研究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尤其是对一些新的研究趋向作一些总结。当然，由于学科专业的差别，本文主要是对历史学界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

一、疾病史研究：从“漏网之鱼”到学术热点

　　1．历史学的“漏网之鱼”：l990年前的疾病史研究

　　其实，疾病史研究最早源于医学界。20世纪初，医史学逐渐发展成为医学下面的一个分支学科，疾病史的研究自然也多了起来，但是当时大部分疾病史研究还是被涵盖在整体医学史的研究当中，如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医学通史著作即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就十分重视疾病史研究，不仅专门设有疾病史章节，而且特别强调疾病史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医学史是一种专门史，研究须分三类：第一类关于医家地位的历史；第二类关于医学知识的历史；第三类关于疾病的历史”[3]。在1936年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正式成立后，中国的医史学界对于疾病史的研究更为活跃，如当时李涛对结核病史、宋大仁对消化器病史、于景枚对痘疮史都进行过探讨[4]。此后，随着医史学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几乎各种疾病的历史都有研究者涉及，形成了一个比较繁荣的景象。然而，这种繁荣的背后却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医史学界对疾病史研究的内容和途径都相对狭窄，“在主要内容方面，多为研究人类认识疾病的历史过程与规律，常涉及病名、病因、病理、病候、诊断、治疗、流行学等诸多方面。而在研究途径方面，一般也就遵循两条：一是以现代病名界定，可为世界医学、中西医结合提供史据，为祖国医家对人类贡献正名；二是以传统病证名界定，可为发展中医学术、实现中医现代化提供经验”[5]。这种研究并没有触及到疾病背后的社会，如疾病来临时带来了什么样的危害，国家和社会又是怎样应对的，而民众在面对疾病时又是怎样的一个心态，等等。要解释这些问题，显然需要历史学科的参与。但是，在历史学的领域里，疾病史研究却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根本就没有占据它应有的位置，成了历史学的一条“漏网之鱼”[6]。      

　　疾病史研究虽然是历史学的“漏网之鱼”，但并不是说从来就没有历史学者涉足过疾病史的研究，只不过是研究的成果非常零散而已。中国史学界早期的疾病史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将其涵盖在整个中国灾荒史研究中，如邓云特在进行中国灾荒史研究时，就对中国历史上的疫灾进行了详细考察，不仅理清了中国历代所存在的重大疫灾，而且对每个世纪所发生的疫灾频次也进行了总结，同时还对中国历史上的防疫措施进行了探讨[7]。另外一种就是单篇的疾病史研究论文，如史学家陈寅恪早期曾著有《狐臭与胡臭》[8]；此后的l940年代，考古学家胡厚宣撰写过《殷人疾病考》[9]；到了1950年代，史学家罗尔纲发表了《霍乱病的传入中国》一文[10]。虽然先后有多名史学家涉足疾病史研究，但史学界对疾病史的研究始终没有活跃起来，更没有很大的建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西方疾病史研究的兴起都还没有什么改观。

　　2．“疾病改变历史”：1990至2003年的疾病史研究

　　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少数医史学家从只关注疾病认识、诊断和治疗等方面的研究开始转向疾病社会史、疾病文化史研究，强调疾病史研究中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这对接受了法国年鉴学派等新史学理论影响的西方史学界以巨大的震动，从而使得历史学家们也开始涉足疾病史的研究，并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如《疾病改变历史》、《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等。《疾病改变历史》是由医史专家和历史学教授合作完成的，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完全跳出了传统医学史研究框架，开启了历史社会学的视角[11]。而同期的《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也对西方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书在研究中也采用了历史社会学的视角，“从史学和流行病学的观点，借由敏锐机智的观察和推理，娓娓道出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12]。从这个时期起，疾病史研究就成了西方史学界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少历史系都拥有了专门研究疾病史的学者，以至于让中国学者留下“欧美大学的历史系都非常重视医学史研究，将其纳入通常的研究范围”的深刻印象[13]。

　　由于中外交流不畅的原因，西方史学界掀起的疾病史研究热潮当时并没有影响到中国，中国史学界对疾病史的研究还是没有重视乃至于注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末期。随着中西方学术交流的加深，以及中国史学界对“史学危机”的不断反思，疾病史研究才开始冲击有关学者的观念，如较早从事疾病史研究的曹树基教授就回忆说，在获得用疾病解释历史这一视角后久久不能释怀，用疾病来解释中国历史对于他而言就成了一块新大陆[14]。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界对疾病史研究也开始了较多的关注。比较有意思的是，当时史学界较早关注的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疾病，而是中世纪时期欧洲的黑死病，如张绪山在1992年就重点探讨了黑死病对欧洲社会的影响[15]。此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注意到了疾病史这个研究方向，并将此引入到中国历史的研究当中来，随之出现了一些有关疾病史研究的成果，如杜家骥、曹树基、谢高潮、梅莉、晏昌贵、龚胜生等人先后发表了相关论文[16]。尤其是曹树基的《鼠疫流行和华北社会变迁（1580一–1644）》一文，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反应。该文摆脱以往研究明史往往只考虑政治斗争、阶级冲突和民族对抗的传统视角，通过对生态环境的异常变化这个视角来分析明王朝灭亡的原因，文章指出：万历年间的华北鼠疫大流行使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崇祯年间的鼠疫则在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中加速了它的传播和扩散，因此，明王朝是在灾荒、民变、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17]。这个“老鼠‘消灭’了明朝”的结论使得中国大陆史学界真切体会到了“疾病改变历史”的意境[18]。而在1998年，史学界第一部研究疾病史的专著《三千年疫情》出版，该书从先秦谈起，一直谈到清代，对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的疫情、医家治疫、国家应对等情况进行了深人探讨，使读者对整个中国历史上的疾病与社会的关系有了系统的了解[19]。

　　正是这些成果的推出，使得疾病史研究进入了更多历史学者的视野。在随后的几年里，更多学者进入了疾病史研究领域，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有年轻学者余新忠和李玉尚等人。余新忠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涉足疾病史研究，并在2000年完成了中国史学界第一篇疾病史方面的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20]。该论文获得了史学界极高的评价，其导师冯尔康先生将此论文认定是“我国大陆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21]，而早于大陆进行疾病史研究的台湾史学界也给予了较高评价：“本书无疑是大陆学界近年来的第一部重量级‘医疗社会史’专著。”[22]此后，余新忠关于疾病史研究更是新作不断，仅在2001″—2003年间，就发表疾病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十余篇[23]。李玉尚也是同期进入疾病史研究领域的一位重要学者，需要注意的是，他所进行的疾病史研究都是在清晰的现代医学框架中展开的，而余新忠则对此不太赞同[24]。李玉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上，几年下来或单独完成或与人合作完成了多篇疾病史研究的学术论文[25]，并在2003年完成了以疾病史为选题的博士学位论文《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年）》。该论文通过对近代江南地区传染病的研究，说明近代江南的历史，既是环境、病原体与人

　　相互影响的历史，也是环境、病原体与人相互作用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公共卫生成为国家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环境、病原体与人的关系也因此达成新的平衡[26]。

　　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面世，疾病史研究在史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疾病被研究者关注，疾病史研究进入到一个发展的快车道。由此看来，“疾病”这个问题正在悄然改变着中国史学界的研究状况。

　　3．历史学的研究热点：2003年后的疾病史研究

　　正是因为史学界对疾病史研究的深入，使得人们进一步理解了疾病和社会的关系，而他们研究所得出的“疾病改变历史”、“疾病磕绊历史”之类的结论，刚好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发时得到了印证，这使得史学界对疾病史的研究进一步活跃，有两个现象可为证明：一个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到了疾病史的研究行列，这从每年的硕士博士论文选题就可以看出来。如笔者在中国知网的中国优秀硕士博士论文库粗略检索，发现2003年至2005年间有不少有关疾病史研究的学位论文[27]。另一个就是随着疾病史研究的日趋活跃，专门针对疾病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也开展起来。如2006年8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就组织召开了题为“社会文化视野下的疾病医疗史研究”的国际研讨会，这在国内史学界尚属首次。以至于有关媒体在评论2006年度的学术热点时就指出，“环境史研究异军突起”，其论据就是用疾病史研究状况来说明：“近年来‘非典’、疯牛病、禽流感等疾病的流行，也促使人们开始关注历史上各种应对机制的是非成败，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28]由此可以看出：疾病史研究在中国史学界已经完成了从“漏网之鱼”到“学术热点”的转变。

　　当疾病史研究成为史学界的研究热点后，其研究主题、研究视角及研究群体都有了更进一步的拓展，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疾病灾害都进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当中。这个时段的疾病史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具体的疾病灾害研究持续活跃，不仅曹树基、余新忠、李玉尚等人还在继续着疾病史研究，而且新的研究力量在不断加入，新的研究主题不断被挖掘出来。如刘继刚对先秦时期疾疫的研究、王子今对汉晋时期瘴气的研究、杨齐福等对近代福建鼠疫的研究、陈松有对苏区疫病的研究、王元周对抗日根据地疫病的研究及李洪河对建国初期疫病的研究等等[29]，不胜枚举。  

　　第二，历史上的疾病防疫问题被发掘并成了研究重点。对于防疫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近代以来防疫观念形成及防疫制度建设的考察，如余新忠对晚清时期防疫观念形成的研究、谷永清对民国时期中国乡村防疫建设的研究、陈松有等人对苏区卫生防疫的研究、李洪河对建国初期卫生防疫事业的研究等，都属于这种情况[30]；一是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如曹树基通过疾病控制来考察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彭善民对近代上海的公共卫生与都市文明关系的探讨、何小莲对1927至1930年间上海公共卫生的考察等，属于此类[31]。

　　第三，在中国疾病史研究热潮的推动下，世界史范畴的疾病史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如陈志强对查士丁尼瘟疫的研究、毛利霞对l9世纪英国霍乱的研究、邹翔对近代英国鼠疫的研究、赵秀荣对近现代英国医疗立法的研究等等[32]。

　　第四，疾病史研究视角逐渐多元化，研究不再集中于疾病的危害及社会如何控制疾病这些方面，而是从多个视角来解读历史时期的疾病，如杨念群的疾病政治史研究、何小莲的疾病文化史研究、龚胜生等人的疾病地理史研究等等[33]。

二、疾病史研究范式：社会史向文化史、政治史的扩展

　　史学界的疾病史研究起步虽然晚，但发展快，为了从更加宽广的视角去解释历史上的疾病问题，其研究范式也有所变化，实现了从社会史向文化史、政治史的扩展。

　　1．社会史范式下的疾病史研究

　　对于中国史学界来说，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展疾病史研究固然有受西方史学界影响的原因，但其深层原因却是当时史学界对自我研究模式进行反思的结果。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历史研究主要由政治、经济、思想三大块构成，学术重心为阶级斗争史，使得历史研究形成了一套僵化死板的思维模式，研究领域狭窄，课题单调，历史学完全陷入了一个困境。到了20世纪80年代，“史学危机”成了历史学界的一个大问题，学术界也开始了对以往研究的反思，其结果就是突破了阶级分析是认识中国历史的唯一方法的僵化观念，把认识社会的目光扩大到了多种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和社会生活，让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并且适应“当今世界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互相渗透”这一大趋势，借用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等手段来研究历史[34]。反思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一大批新的研究领域作为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被发掘出来，如下层群体生活、民间信仰、灾害与救济、心态史等等。在这些研究领域被越来越细化的时候，疾病史研究就被史学界所关注。所以，史学界疾病史研究的最早范式就是社会史框架，这一点，台湾史学界也是如此。如杜正胜就把台湾史学界最初的疾病史研究看做是“新社会史”，并重点提到“所谓新社会史是以过去历史研究所重视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为骨干，附益着人的生活和心态，使历史学成为有骨有肉、有血有情的知识”，因此“把医疗史当做社会史来研究以弥补以往史学的缺憾，使历史研究能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人生问题”[35]。

　　以社会史范式呈现出来的疾病史研究，显然跟医学界进行的传统医学史有着显著的区别，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视角和方法的不同。如果说医学界进行的传统医学史是“正统医疗科技史”的话[36]，那史学界进行的疾病史研究则主要以历史上的疾病医疗为切入点，通过探讨疾病医疗与历史的互动关系来考察疾病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即疾病社会史首先是一个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它的根本点不在于疾病本身，而是着力于探悉疾病在历史变迁进程中的意义。余新忠就总结过作为社会史范式的疾病史研究有四种取向：第一，在一些具体研究中，引入以往被忽视的疾病医疗因素来更好地解释某些历史现象；第二，通过对疾病医疗及其相关问题的考察和钩沉，揭示某些重要而以往忽视的历史面相；第三，探求疾病医疗与社会的互动；第四，以疾病医疗本身或相关的某一内容为切人点，在一定问题意识的指引下，表明、分析或诠释社会历史发展变迁中的某些重要问题[37]。

　　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史学界的疾病史研究最初大凡是以社会史研究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无论是较早的张绪山、曹树基，还是稍后的余新忠和李玉尚，他们的疾病史研究都是社会史的研究范式，余新忠的疾病史代表作《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更是在标题中直接用“社会史”三个字表明了自己的研究视角，而杨念群在评价该著作时也主要是强调其研究范式：“中国医疗史研究一直以单纯的医疗现象为研究对象，余新忠的这部著作突破了这一局限，把医疗现象纳入‘地区社会史’的研究框架。”[38]也正是因为早期的疾病史研究大多是用社会史的视角来进行，所以当时有关学者在综述史学界的疾病史研究时，总是偏向于用“疾病医疗社会史”这一概念来凸显[39]。

　　2．疾病史研究范式的扩展：从社会史到文化史和政治史

　　随着疾病史研究的发展，单纯依靠社会史范式来解释历史进程中的疾病显然有着明显的不足，于是疾病史研究范式开始扩展到文化史和政治史方面来，即史学界的研究人员已经不满足只把疾病史作为社会史来研究，而想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解读疾病或者是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解读疾病史（也可以说是通过疾病来解读政治史）。

　　其实，从文化史的角度来探讨疾病史，在西方史学界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查理士·罗森伯格的《形塑疾病——文化史的研究》。罗森伯格在书中检讨了过去西方学界用“社会建构论”来研究疾病史的缺点，认为这些研究忽略了两个大问题，第一是疾病概念形塑的过程，第二是疾病概念形成后，如何影响医疗政策、日常生活以及医疗活动[40]。而台湾学者也注意到了在用社会史的视野来解读疾病史的同时，不能忽视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解读疾病史，如杜正胜就强调疾病史研究不能忽略“文化”，即研究疾病史的时候是以“社会”和“文化”为中心的，所以他在1997年谈到疾病史研究范式时就不再提“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了，而是强调“我们的路——社会的与文化的”[41]。在这一点上，大陆史学界的动作似乎慢了一步，这从蒋竹山对余新忠著作的评价就可以看出：“我们认为在研究取向上亦应该有所突破，例如该如何跳出传统社会史的问题意识研究框架，尝试从文化史的角度来探讨疾病史。”[42]而另一学者李建民在2004年谈到疾病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时，更是强调有些课题的研究只有进一步与思想史、文化史结合才能突破现有的成就[43]。

　　面对海峡对岸的批评，加上疾病史研究自身发展使然，大陆史学界在坚持社会史范式的同时，也开始倡导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解读疾病史了。如余新忠于2005年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作的《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与取向——以中国近世卫生史研究为例》学术报告中，就强调“疾病医疗社会史有两大趋向，不仅关心社会（社会史取向），同时也关注生命（文化史趋向）”[44]，而之前常提到的“医疗社会史”也发展成了“医疗社会文化史”。这种转变直接促使了疾病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如2006年8月在天津召开的“‘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不少学者就提交了从文化史视角来解读疾病史的成果，如周琼的《“瘴”考》、杜志章的《“卫生”涵义源流考》、余新忠的《晚清“卫生”概念演变探略》等论文[45]。与此同时，其他学者也有相关成果呈现，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对疾病本身的文化史研究，如张轲风对“瘴气”的解读[46]；第二是对民众医疗观念进行文化阐释，如冯志阳的《媒体、瘟疫与清末的健康观念…一以（大公报>对1902年瘟疫的报道为中心》、郝先中等的《清末民初中国民众西医观念的演变与发展》[47]；第三是对中西医文化交流的探讨，如何小莲的《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汪维真的《弃中择西：清人吴汝伦医学观的转变及原因分析》等[48]。

　　而谈到以政治史的范式来研究疾病史时，我们不得不先提到日本学者饭岛涉。饭岛涉是海外从事中国疾病史研究的重要一员，他曾经明确指出：“传染病的流行及其防疫对策不单单只是一个人口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社会性问题，关于这一点至今为止还没有引起重视。”[49]正是在这种思路下，饭岛涉在2006年通过对中国疾病史研究的回顾，探讨了疾病流行史特别是其中的流行强度问题、国际关系中的疾病问题、霍乱及地方病问题，认为以后的疾病史研究除了以往较多考虑的商业化、人口问题、社会制度、公共卫生等角度外，似亦可从国际关系史和政治史等角度来着手[50]。在中国史学界，从政治史角度来探讨解读疾病史的主要代表当数杨念群。他从20世纪末就开始从事疾病史研究，最初他以西医东传为切人点对近代中国“空间”转换的实施制度进行探讨，如在他的《民国初年北京的生死控制与空间转换》一文中，以旧式“产婆”和“阴阳生”的训练与取缔为例，深入探讨了西方医疗体系传入北京后对城市空间变化的多重影响，揭示了在近代中国国家权力更为全面地控制城市社会生活的过程[51]。此后他所撰写的《防疫行为与空间政治》[52]、《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等成果则更进一步，作者利用“疾病的隐喻”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并由此提出“治病”在当时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了群体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显然是一种政治史的研究视角，以至于有评论者如此评价：与其说《再造“病人”》是一部与政治有关的医疗史，倒不如说是一部与医疗相关的政治史，该书作者就是从“身体”切人到政治，从“疾病”与“政治空间”相联系的角度，讲述了一部真正的医疗的政治史[53]。

　　需要注意的是，杨念群的疾病史研究并非用传统的政治史框架来进行，而是赋予了“政治史”以新意，即“自觉超越地方性知识”，如对于杨著《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一书，余新忠就认为：该著从医疗入手，相当部分关注的是现代政治运作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自然亦可看做是政治史的探索，不过与以往以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政治史研究明显不同，它对政治的关照是从身体切入，在社会文化的双重视野下开展的，可以说是政治史的重新出发[54]。而杨念群自己也提出：对政治史的理解不应该仅局限于对上层制度变迁的解读上，也不应仅仅局限于从社会史的视角诠释其在某个地方脉络中发挥的作用，而应该从细微的身体感觉出发，通过对身体在空间位置变化的观察，仔细解读其制度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当前的史学研究中，我们也可以通过对疾病史的研究来理解现代政治史[55]。

　　除杨念群外，还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疾病政治史研究，如郭剑鸣的灾疫政治研究。他在《灾疫政治研究：从晚清绅士的善举看知识的权力化》一文中就发现，绅士在晚清时期进行救灾、防疫等活动时，充分发挥了提高官僚管理体系的效能和进行儒学教化两大功能，隐寓出一条知识与权力组合的政治整合路径[56]。又如胡成通过对1910年东北鼠疫流行期间中、俄、日三国在检疫问题上所引发的主权之争的解读，探讨了疾病医疗与政治权力、民族意识的复杂关系[57]，等等。  

　　随着史学界疾病史的研究范式从社会史扩展到文化史和政治史，疾病史研究的视角也越来越多，这无疑可以进一步推进疾病史研究的展开。

三、关于史学界疾病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虽然目前史学界的疾病史研究越来越热闹，相关成果也层出不穷，但是，在疾病史研究过程中，还存在着学科的差异、研究主题的差异，甚至是研究方法的争议，这些需要进一步理清。同时，目前史学界的疾病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研究内容没有创新、研究方式简单雷同等等，这也预示着我国史学界的疾病史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研究的状况或水平也有待提升。

　　1．突破学科局限，加强与医学界的研究合作

　　实际上，当下进行疾病史研究的主要群体有两个，一是来自医学界的学者，另外才是来自历史学界的学者。在学术界，由专业工作者所进行的纯粹的科学技术史研究，通常被人称为“内史”；而由历史学界进行的与专业技术有关的社会史研究，则被人称为“外史”[58]。这个命题落实到疾病史上就形成了一个区分，即由医学界进行的研究可看做是“内史”，主要关注疾病病理和治疗技术的发展历程；由历史学界进行的研究可看做是“外史”，主要关注疾病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医学界的疾病史研究起步非常早，甚至是自古以来就有，以至于在20世纪初期，医学界专注于疾病史研究的医史学科就逐渐形成，这直接推动了医史学界的疾病史研究。然而，这种单纯“就疾病研究疾病”的研究取向，对于要全面了解疾病的历史显然是有缺陷的，因为疾病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正如瑞典的病理学家韩森所宣称的那样：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59]。因此，要研究疾病史，就必须要探讨疾病对人类社会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历史学科的参与，由此，“外史”逐渐兴起。其实，史学界从一开始关注疾病史就注意到了与医学界疾病史研究的区别，如杜正胜就把医学界的疾病史研究看做是正统医疗科技史，而把史学界的疾病史研究看做是“新社会史”[60]。

　　然而，这种具有明显学科背景的取向，人为地将整个学术界的疾病史研究分割成为了两大块，即医学界研究者进行的疾病史研究只关注疾病本身而不考虑疾病背后的社会，而历史学界研究者进行的疾病史研究只考虑社会层面问题而不关注疾病本身。这样的研究显然有着严重的不足，如在疾病史研究中，历史研究者如果仅仅是把疾病作为一种切人点，而没有深入了解疾病本身的话，无疑会影响到他的判断，甚至对疾病产生的社会影响及其与社会的互动都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同样，医学界的疾病史研究也存在类似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医史学界的研究人员已经注意到了自身研究的不足，他们开始从传统的疾病科技史研究往疾病社会史方面转变，当前比较出色的医史学研究者张大庆就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61]。而历史学界虽然也有个别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多数学者仍是对疾病把握不足，甚至在一些基本概念上出现混淆和误用，从而导致研究出现问题。当然，如果史学工作者每研究一项疾病就需要去积累相应的深层次医学知识，这显然难以做到，不过有一个方法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像西方的疾病史研究一样，打破学科限制，跟医学界研究者合作。实际上，截止到目前，我国史学界的疾病史研究鲜有和医学界合作完成的，这明显不正常。

　　2．研究内容需要进一步充实

　　就研究内容即疾病本身来说，目前史学界在疾病史研究上存在着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个是重视烈性疾病研究而轻视或者说是忽视慢性疾病和地方性疾病的研究，再一个是重视成为灾害事件的疾病而忽视日常生活中的疾病。

　　在以往的研究中，史学界重视最多的无疑是鼠疫、霍乱、天花这三种甲种传染病和以伤寒、副伤寒、痢疾、白喉等为主的乙种传染病，尤其是重视对鼠疫的研究，目前史学界研究疾病史的一半论文都是以鼠疫为主题的。如曹树基的疾病史研究成果几乎全部以鼠疫为研究对象，而余新忠在研究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的著作里虽然宣称自己研究的是“瘟疫”，但是他归纳出的“瘟疫”种类也主要是烈性疾病，主要种类有天花、麻疹、霍乱、伤寒、痢疾、猩红热、白喉、疟疾等①。至于其他的疾病，如肺结核、血吸虫病、丝虫病、流行性感冒等丙种传染病和一些其他慢性传染疾病则关注比较少，而地方性疾病的研究更是缺乏。

　　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历史学研究的‘本身特点有关系。我们知道，历史研究以往都有一种事件史研究的趋向，通过一件事情作为出发点纵观各个方面的情况，而烈性传染病的爆发刚好可以迎合这种研究趋向，如疾病一爆发，人口的大批量死亡、社会的动荡、民众的反应、国家的应对等等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都将会出现，成为一个非常容易进行“研究”的对象，如在以往以社会史视角来研究疾病史的成果就有着这种痕迹。另外，史学研究是需要史料来说话的，因此历史学研究疾病史是需要充分的史料来支撑的，没有相关史料，无论对这个疾病是如何的感兴趣都是无法取得研究成果的。而在中国历史上林林总总的疾病里面，也只有烈性传染病的社会性史料较多，就拿中国传统社会的史书和地方志书来说，他们所记载的疾病问题大多是大规模的“瘟疫”，而这种“瘟疫”其实也多是记载一些烈性传染病而已，其他的一些没有引起较大社会问题的慢性传染疾病、地方性疾病或者是日常生活中的疾病现象则根本就没有太多的记载。这个现象到了近代中国仍然存在，如在民国时期，我国就出现了法定传染病报告制度。法定传染病主要有霍乱、伤寒、赤痢、斑疹伤寒、回归热、天花、白喉、猩红热、流行性脑脊髓炎、鼠疫、疟疾等九种疾病，这些疾病都是烈性传染病。因为是法定传染病，所以社会关注就多，留下来的档案、新闻报道等史料自然也就多，而其他疾病则关注较少，可利用来做研究的史料就较少，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史学界对其进行研究。

　　但是，以上这些原因的存在并不能使得那些疾病成为历史研究中新的“漏网之鱼”，因为只要这种疾病在历史上存在过，它就必然会留下痕迹，只不过需要研究者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和梳理而已。实际上，只有将这些慢性病、地方性疾病及日常生活中的疾病关注起来，我国的疾病史研究才能够真正完整和丰满。

　　3．研究范式和具体方法需要不断丰富

　　史学界研究疾病史虽然已经有了多种研究范式，但总体来说，目前的研究成果还存在着视角单一的现象，如文化史、政治史的视角虽然已经成了研究疾病史的重要取向，但是，这些研究视角在目前史学界的疾病史研究当中并不广泛，当前史学界的疾病史研究还是以社会史视角为主，即主要考察的是疾病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如人口损失、经济损失等等，或者是考察疾病爆发时国家与社会的应对措施，而其他方面的问题考虑较少，使得很多研究成果成了简单的研究方法复制品。如疾病文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视角，但是目前史学界的研究却并不广泛，倒是医史学界在大力开展该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又如疾病政治史，现在虽然史学界有不少人提出要从疾病史的研究中来探讨政治史，但真正在这方面出的成果也不多见。

　　同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目前史学界研究疾病史较多地是采用“事件史”的研究方法，即在研究内容为一个已经成为了灾害性事件的疫病时，仅仅把该事件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实体、研究领域，只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做一个真实的描述。这种“事件史”研究方法有着一种封闭态势，很容易束缚史学研究的视野，使得研究成果在低水平上徘徊，因此毫无疑问需要提升，需要用“事件路径”研究方法来替代。在疾病史研究过程中，面对具体的疫灾，采用“事件路径”的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即关注对象从疾病事件本身转向疾病事件背后的社会制度、关系和结构，这样研究就能更上一个台阶。在以往的研究中，虽然有研究是采用“事件路径”方法的，但并不多，因此需要大力倡导。

【注释】

[1]这里所指的疾病史，包括了疾病本身的历史和治疗疾病的历史等内容，与余新忠所指的疾病医疗史内容一致，即曹树基所指的疾病史和医疗史的总和。相关内容见余新忠；《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在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2]这些梳理主要由余新忠完成，分别为：《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在与可能》。

[3]陈邦贤：《中国医学史·绪言》，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页。

[4]李涛：《中国结核病史》，《中华医学杂志》第25卷第2期，l939年2月；宋大仁：《中国消化器病史概说》，《中华医学杂志》第25卷第ll期，l939年11月；于景枚：《痘疮源流》，《中华医学杂志》第27卷第ll期，l941年11月。

[5]靳士英：《疾病史研究60年》，《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3期。

[6]麦克尼尔著，杨玉龄译：《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l998年版，第l页。

[7]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l937年版。

[8]陈寅恪：《陈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9]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0]罗尔纲：《霍乱病的传入中国》，《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

[11]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迈克尔·比迪斯著，陈仲丹、周晓政译：《疾病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12]陈建仁：《古今往来话传染病史——<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导读》，麦克尼尔著，杨玉龄译：《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第1页。

[13]陈仲丹：《译者后记》，《疾病改变历史》，第266页。

[14]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第4页。

[15]张绪山：《l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16]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李中清、郭松义编：《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l994年版；曹树基：《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谢高潮：《浅论同治初年苏浙皖的疫灾》，《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2期；梅莉、晏昌贵：《关于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变迁（1580～1644）》，《历史研究》l997年第1期；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辑。

[17]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变迁（1580～1644）》。

[18]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第102页。

[19]张剑光：《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l998年版。

[20]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1]冯尔康：《（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序一》，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第V页。

[22]蒋竹山：《（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书评》，台北《新史学》第l4卷第4期，2003年l2月。

[23]主要有：《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2期；《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一一论清代国家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等等。

[24]余新忠反对将历史上所发生的疾病与现代医学强行对应，认为现代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分属于两个迥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对应的话很可能出现问题，具体可参见余新忠：《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在与可能》；而曹树基和李玉尚等人则不太认同余新忠的观点，他们在研究中坚持将资料放在清晰的现代医学的病种框架中展开讨论，具体可以参见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第10～11页。

[25]主要有：《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和云南人口的死亡》（与曹树基合作），《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年第l期；《和平时期的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一——以近代广东、福建为例》，《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人口的疾病与死亡》，《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l期，等等。

[26]李玉偿（尚）：《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年）》（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2003年。

[27]胡勇：《传染病与近代上海社会（1910～1949）——以和平时期的鼠疫、霍乱和麻风病为例》（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历史系2005年；张云：《l840～1937年间两湖地区瘟疫初探》（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历史系2005年；曹晶晶：《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及其控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历史系2004年；刘雪芹：《近代上海的瘟疫和社会——以l926～1937年上海华界的瘟疫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2005年；尹娜：《两宋时期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控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5年；陈健：《民国时期新疆疫病流行与新疆社会》（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大学历史系2005年；肖建文：《江西的血吸虫病与地方社会——以民国时期及1950年代为考察时限》（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06年，等等。

[28] 《光明日报》理论部、《学术月刊》编辑部：《2006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光明日报》，2007年1月16日，第11版。

[29]刘继刚：《试论先秦时期的疾疫》，《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年第3期；王子今：《汉晋时代的“瘴气之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辑；杨齐福、杨明新：《近代福建鼠疫的传播与社会影响》，《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陈松有：《20世纪30年代苏区的疫病流行与防治》，《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1 期；王元周：《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疫病流行与群众医疗卫生工作的展开》，《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l期；李洪河：《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30]余新忠；《从避疫到防疫：晚清因应疫病观念的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谷永清：《试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防疫建设》，《求索）>2008年第5期；陈松有、刘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卫生防疫》，《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8期；李洪河：《建国初期的卫生防疫事业初探》，《党的文献》2006年第4期

[31]曹树基：《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l期；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何小莲：《冲突和合作：1927″-”1930年上海公共卫生》，《史林》2007年第3期。

[32]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考辩》，《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影响初探》，《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毛利霞：《疾病、社会与水污染——在环境史视角下对l9世纪英国霍乱的再探讨》，《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6期；邹翔：《近代早期伦敦医疗界对鼠疫的应对》，《史学月刊》2010年第6期；赵秀荣：《近现代英国政府的医疗立法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08年第6期。②③

[33]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l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龚胜生、刘杨、张涛：《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3辑。

[34]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35]杜正胜：《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与文化”研讨小组的成果》，台北《新史学》第6卷第1 期，l995年3月。

[36]杜正胜：《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与文化”研讨小组的成果》，台北《新史学》第6卷第1 期，l995年3月。

[37]余新忠：《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

[38]杨念群：《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封底。

[39]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

[40]转引自蒋竹山：《（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书评》。

[41]杜正胜：《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台北《新史学》第8卷第4期，l997年12月。

[42]转引自蒋竹山：《（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书评》。

[43]李建民：《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台北《新史学》第15卷第3期，2004年9月。

[44]科学文化网，http：//sci—cul．ihns．ac．cn/。

[45]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中国天津，2006年。

[46]张轲风：《从“障”到“瘴”：“瘴气”说生成的地理空间基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辑。

[47]冯志阳：《媒体、瘟疫与清末的健康观念——以（大公报）对1902年瘟疫的报道为中心》，《史林》2006年第6期；郝先中、朱德佩：《清末民初中国民众西医观念的演变与发展》，《史学月刊》2010年第8期。

[48]汪维真：《弃中择西：清人吴汝伦医学观的转变及原因分析》，《安徽史学》2006年第2期。

[49]饭岛涉：《传染病与辛亥革命》，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2页。

[50] IIJIMA，W（饭岛涉）：Epidemic Disease in China as In—dex of History，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

[51]杨念群：《民国初年北京的生死控制与空间转换》，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2]杨念群：《防疫行为与空间政治》，《读书》2003年第7期。

[53]张洁：《“身体”与地方感、政治空间的奥秘》，《科学之友》2010年第5期。

[54]余新忠：《另类的医疗史书写——评杨念群著<再造“病人”>》，《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55]杨念群：《如何从“医疗史”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56]郭剑鸣：《灾疫政治研究：从晚清绅士的善举看知识的权力化》，汕头大学新国学研究中心编：《新国学研究》（第5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91页。

[57]胡成：《东北地区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11～1911．4）》，《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9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8]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第7页。

[59]转引自林富士：《中国疾病史研究刍议》，《四川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l期。

[60]杜正胜：《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与文化”研讨小组的成果》。

[61]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来源：《史学月刊》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