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不逢君”:宋元翻车在江淮流域及以南的空前普及
——水车起源与发展丛谈(五)

  【内容提要】宋元诗文有关水车的记载集中在长江下游江浙一带,又以翻车记载最多,筒车次之。有关记载表明,宋元是我国水车大发展的时期,但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地区各有特点。翻车在长江下游地区空前普及,成为农家必备的农具,被广泛应用到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和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因为它轻巧灵活,能够在不同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翻车是塘埔圩田、陂塘水利建设和南方水田精耕细作不可或缺的工具和手段,对唐宋以来长江下游新经济重心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还对王祯《农书》设计的“牛转翻车”的实用性提出质疑。

  本丛谈收集的材料(截至2011年1月10日),按时代划分可列为下表:

时代 年数 翻车 筒车 井车 刮车 “水车”[1] 合计
秦汉魏晋南北朝 809(前221—588) 13       4 17
隋唐五代 370(589—959) 16 1 12   3 32
北宋 166(960—1126) 51 18 7   2 78
南宋、金 151(1127—1278) 162 20 1   12 195
88(1279—1367) 47 9 1 1 10 68
合计   289 48 21 1 31 390[2]

  从该表看,汉唐记载较少,入宋以后才多起来,北宋的记载已大大超过秦汉至唐五代的总和,南宋的记载又超过北宋一倍多。元代享国年数只及北宋的一半左右,但有关记载的数量比北宋少不了多少。在各类水车中,翻车数量最多,超过总数的3/4。从汉到宋元,大幅度增长,其中南宋翻车记载数量超过南宋记载总数的4/5。筒车的记载由唐代的1条发展到宋元的46条,但两宋和元代的记载不像翻车那样迭次大增。井车记载总量远逊于翻车和筒车,但唐代的记载却大大超过宋元的记载。

  根据我对材料反映的地区性的鉴别,宋元有关水车的记载集中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淮河流域和东南沿海的福建、江西,其数量占总数的80%以上;绝大多数是翻车。在该地区中,又以江苏、浙江的记载为多,约占百分之七八十。安徽、福建、江西水车记载比江苏、浙江少许多,但在全国仍属前列;但筒车记载则但闽赣多于江浙。两湖、西南、华南的记载占总数的10%左右,但筒车记载大大超过翻车。华北地区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五省的记载不足总数的10%,翻车记载稍多于筒车,井车记载则冠于各地。东北、内蒙、青海、新疆、西藏、云南、台湾缺载。[3]

  古代的事物是否有记载,如有记载,能否保存下来,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不能认为没有现存记载的就是不存在。而且我们收集材料也可能有疏漏。不过,我们材料是大量的,而不是个别例证,虽然不能据此作出严格的统计学意义的分析,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水车发展的大致趋势。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宋元是中国水车大发展的时代,但这种发展在地区和车种上又是很不平衡的。发展最突出的地区是长江下游江浙一带,使用最普遍的水车则是翻车。

  宋元是长江下游作为中国新的经济重心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关于翻车的大量记载,反映了翻车的使用与这个新经济重心形成的某种内在的联系。下面,我们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中心,探讨宋元翻车的推广与应用,以及它在新经济重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

“何处不逢君”[4]——宋元翻车在江淮流域及以南的空前普及

  在江淮及以南的许多地区,水车(翻车)已成为营农者必备工具。乾道五年(1169年),徐子寅奉旨以楚州(江苏淮南)空闲官田安置从北方南归的“归正人”,“每名给田一顷,五家结为一甲……每一甲用踏水车一部”[5]。淳熙十年(1183年),郭刚根据皇帝的指令作淮西荒地屯田规划,其中“六人耕田顷,给牛三头”;“合用农具:田一千顷用犁一千五百具,钯一千五百具,水车一千部,并碌碡、锄、镢之类,乞下淮西漕司制造应副。”[6]即六人耕的毎顷田供给水车一部。

  南宋吴泳在《宁国府劝农文》中说:

  今春气向中,土脉渐起,正是东作之时,如谷之品、禾之谱、踏犁之式、戽水之车、辟蝗虫法、医牛疫法、江南秧稻书、星子知县种桑等法,汝生长田间,耳闻目熟,固不待劝也。[7]

  吴泳在这里谈的是农业生产中最要紧、也是农民最熟悉的一些事物和知识,翻车也在其中。宁国府乃今安徽宣城。吴泳,四川潼川人,长期在南宋中央政府任职,后以中央官员身份出任多处地方官。文中所述,并非宁国府独有,在江淮以南应带有普遍性。

  上述屯田和官庄是政府组织的,政府供给启动再生产过程最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由于可以互通有无,不一定毎户一部水车。但独立经营的农户,为了生产的正常进行,只要有条件的,都置备水车。实在没有水车的,哪怕租借或乡邻帮带,也要用上水车。北宋元祐五年,虽然去年遭灾,但“又缘春夏之交,雨水调匀,浙人喜於丰岁,家家典卖,举债出息,以事田作,车水筑圩,高下殆遍……”[8]淳熙八年,江西南康军大旱,凡“边临大港,并有积水陂塘,可以车戽接救田段,皆是人户自入夏一干之后,合家老幼,举债辛勤,用工车水。”[9]陆游归耕时必要的准备之一是置买水车[10]。范成大诗中也谈到租借水车的事[11]。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三记载,绍兴二十二年五月“癸卯,左朝请大夫陈汤求知池州,还论郡县以耕牛、水车、舟船、农具估为家力,视此等降差役科敷,其交易买卖又重收税钱,非劝农之本意,乞委常平司纠察。诏申严行下。”陈汤所言不止是池州情况,在江淮以南农区是有代表性的。它透露了以下信息:第一,在估定农家财产的系列中,水车仅次于耕牛,和舟船一起列在其他农具的前头,可见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地位之重要:水车也是当时农具市场中的重要商品。南宋政府为了保护小农经济,同意陈汤的建议,废止这种估算家力的办法。

  元朝政府继续推广水车,并采取扶植贫苦农民的措施。如《通制条格》卷十六载:

  虽有河渠泉脉,如是地形高阜,不能开引者,仰成造水车,官为应副人匠,验地里远近,人户多寡,分置使用。富家能自置材木者,令自置。如贫无材木,官为买给,已后收成之日,验使水之家,均补还官。若有不知造水车去处,仰申覆上司关样成造。

  在这种情况下,水车获得前所未有的推广。江苏、浙江一带水车使用尤为普遍。南宋毛珝的《吴门田家十咏》说:“到处车声转水劳,东乡人事独逍遥。一堤滟滟元非雨,总是吴江淡水潮。”[12]南宋黄震说:“浙间才无雨便车水,全家大小日夜不歇。”[13]这当然是以广大农户普遍拥有翻车为前提的。家在浙江绍兴(会稽山阴)的陆游,乾道六年(1170年)六月在入蜀途中,“乡仆来言:乡中闵雨,村落家家车水。”[14]淳熙十二年夏,江西上饶天旱,出现了“万室望霓愿,千村车水歌”[15]的景象。嘉泰元年孟夏,山阴农村正在车水抗旱,准备插秧,忽然下大雨了,结果“处处跃秧马,家家闲水车”。 “水车罢踏戽斗藏,家家买酒歌时康。”[16]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农家拥有水车的普遍性。

  水车响声成为当时农村的具有特征意义的现象: “晌午鸦鸦响踏车,那边丛薄有人家。”[17]“波翻别壑闻车水,青遍柔桑趁浴蚕。”[18]“南岸北岸声咿哑,东邻西邻踏水车。”[19]这是浙江一带的农村风光[20]。南宋孙觌在致仕归耕后,在一篇通信中谈到他在江苏的常州、无锡农村所见:“自归耕穰田,望岁与老农共为休戚,春夏旱溢,两岸车声如雷。”[21]绍兴初年,王之道避宼乱,从安徽巢县出发到庐州(安徽合肥)的胡避山[22],由于战乱的破坏,九十多里荒无人烟,“踯躅於荆棘蒿艾之间”,令人压抑。“将次胡避,殆见迹牛涔,蔬畦麦垅,转水车之咿轧,蔼炊烟之郁葱,农夫两两三三田作而反,挽犁携插,仅有可观”[23],心情为之一舒。总之,有水车声便是有人家、有村落、有生气。

  由于水车的普及,宋代以水车名地者屡见不鲜。如张师正《括异志》载:

  杨道人者,不知何许人也,往来郢之京山县、丰国范顿市中……彭长官者,欲求地葬其母,以纸干之,乞数字。直书云:翻车二十五千。既而果于翻车村得其地,以二十五贯市之。(卷六《杨道人》)

  待制刘公湜……自金陵尹移守高密,时已抱疾,乘船沿淮,至水车驿舍遂卒。……水车沟在海、密州界。(卷二《刘待制》)

  郢在湖北江陵县西北。海州在苏北、密州在山东,与海州接界。

  水车名地在江浙一带尤多。在建康(南京),有俗呼“翻车桥”的安政桥。[24]在会稽(浙江绍兴)有“车水城”,南宋王十朋在这里重建民事堂。[25]府城中有“车水坊”[26]。府城南有“车水桥”,子城中有“车水桥巷”[27]。上虞县有“车水坊”。城市中地名冠以“车水”。当与城市消防或城市供水有关,同时,当时城中亦有农圃园林,用得着水车的地方尚多。

  车溪一名也值得关注。《大清一统志》卷二二○谈到嘉兴府的“车溪”:“在石门县东北三十六里,流经桐乡县北,自皂林堰口抵青镇,南北二十里,两旁皆腴田,资以灌溉。”车溪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两岸腴田,车戽不绝”[28]石门、桐乡的车溪,明嘉靖《浙江通志》已载,其得名应该在这以前,是否宋元已有此“车溪”,待考[29]。但宋元以车溪名地者确实不止一处。如江苏吴江县有车溪[30],浙江台州鄞县有车溪[31],尤其是浙江湖州的车溪,南朝时已有此名。山谦之《吴兴记》谓“车溪出美鱼”[32]。江南水乡,交通运输主要靠船,用陆上运输的车辆命名溪河,似乎不大合理;宋元水车径称车,故各地“车溪”之得名,恐怕与水车的关系更大一些。

注释:

[1] 泛指水车及不明其确指类型者。本丛谈收集了若干与水车有关的水碓资料,亦归入此类。

[2] 同一条材料中谈及两种水车者,按两条计算。因而比实际收录材料的数量稍多。

[3] 史料记载中的“淮西”,包括河南和湖北的部分地区,我们没有把它们剥离开来,因而统计是粗略的。

[4] 唐释贯休诗云:“千山与万水,何处更逢君。”今改一字,反其意而用之。

[5] 徐子寅:《措置楚州归正人请田耕种事奏》。《全宋文》卷5395。

[6] 《宋会要辑稿》第 154册“食货63”

[7] 《鹤林集》卷三九

[8] 苏轼《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元祐五年),《东坡全集》卷五七。

[9] 朱熹《施行下诸县躬亲徧诣田段相视》,《晦庵别集》卷六。

[10] 陆游《致仕后岁事有望欣然赋诗》:“买得水车无用处,绝知造物相归耕。”《剑南诗稾》卷三九。

[11] 范成大《喜雨》:“昨遣长须借踏车。”《石湖诗集》卷二三。

[12] 《江湖小集》卷十二《吾竹小稾》。

[13] 《咸淳八年春劝农文》,《黄氏日抄》卷七八。

[14] 陆游《入蜀记》卷一

[15] 南宋赵蕃《六月十五日时闵雨甚矣三首》之二,《淳熈稿》卷十一。

[16] 陆游《喜雨》,《剑南诗藁》卷二七。

[17] 南宋方夔《田家》,《富山遗稿》卷十。

[18] 朱松《送沈昌时赴宁海令兼叙别二首》,《韦斋集》卷四。

[19] 元·李昱《踏车行》,《草阁诗集》卷二。

[20] 方夔,淳安(浙江西部)人,攻举子业不利于有司,退隐富山之麓,以此名其诗集。上引方诗应系反映其家乡情况。朱松乃朱熹之父,该诗殆写于临安(杭州)。李昱生长于钱塘,元季避地永康、东阳,均在浙江地界。

[21] 《与沈德茂帖(六)》,《鸿庆居士集补遗》卷六。孙觌,常州人。

[22] 胡避山,在庐州西六十里,绍兴中,王之道为避金兵保聚其上,故名。

[23] 王之道《与淮南提盐许子长书》,《相山集》卷三五。

[24] 《景定建康志》卷十六;《至大金陵新志》卷四下。

[25] 《会稽三賦(宋王十朋撰)提要》(《四库全书》)

[26] 宋张淏《会稽续志》卷一。

[27] 宋施宿等《会稽志》卷十一、卷一。

[28] 雍正《浙江通志》卷十一、卷五四。

[29] 元代释善住写有《车溪道中二首》,载《谷响集》卷三,应是他晚年寓居钱塘之作,不知是否就是桐乡的车溪。

[30] 明王鏊《姑苏志》卷十八。雍正《江南通志》卷四四谓“圆明寺在吴江县车溪傍,宋乾德中建”。可见,吴江县的车溪得名不晩于宋。

[31] 南宋陈耆卿《赤城志》卷二五。

[32] 明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二三《遗书征》。

水车起源和发展丛谈(中辑),载《中国农史》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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