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白银性质问题及其流动的考察——基于市场的角度来分析

　　【内容摘要】总体来看，明代白银的流通和性质问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考察，即：明代中前期的实物货币阶段和明代中后期的贵金属货币阶段。明代白银货币的性质发生重大的变化是与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相伴随的，这一转变也是中国古代货币结构演变史上的重大转折。明代白银性质发生转变的原因尽管较为复杂，但是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发展、变化和选择，无疑是明代白银问题及其流动变化的主要推动力量。

　　【关键词】明代白银；货币性质；流动；市场选择

　　【基金项目】本文为云南大学笹川基金资助课题“明清东南沿海商人商人群体研究—以‘白银资本’为分析中心”，项目编号：KW110017。

　　【作者简介】邱永志，男（1987年— ），江西余干人，现为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明清经济史。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明代白银问题的研究一直是明清经济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就白银问题的提出而言，明清时人对于白银便有着自己的看法，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的内容上：一是白银作为货币材料的问题；另一是这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问题。在币制币材方面，因明初统治者推行无准备金之钞法，致使大明宝钞在前中期的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而钞法不畅导致流通领域白银的使用逐渐抬头，于是有人主张用白银来作为币材[1]。到了明代后期，“银荒”问题也为时人所关注[2]。关于明代中后期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问题，时人对其印象颇深。张燮云：“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3]”。面对白银的不断流入，中国国内出现了严令海禁和开放海关的不同主张，这种争论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了清代前期，相关的论述也较多，此不赘述。然而，明清时人对于白银问题的看法，或是单纯从币制币材的角度来看待，或是对于白银内流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因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主张。

　　近代以降，关于明代的白银问题，梁方仲、百濑弘、彭信威、加藤繁、全汉升等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至于最近十几年来关于此问题的介绍可参见笔者的另一论文[4]。近年来，对于明代白银问题的研究，在国内以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观点[5]影响最深，尤以万明的研究为典型。她对明代的白银货币化展开了深入研究，并认为来自民间的而非国家法令的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最终促进了明代的社会变迁，同时她还考证了白银货币化展开的时间界点问题，并对白银货币所起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肯定[6]。

　　然而，从国内外对于中国货币史的研究近况来看，关于历史上中国货币的盛衰论、进步论[7]等论点逐渐遭到不同程度的质疑，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并且能够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货币史上的许多问题。尤其是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问题，已经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质疑[8]，为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明代白银的深层次问题提供了依据。白银货币化是不是一种“白银进步论”观点？明代白银在中前期发挥的作用是不是折射出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怎样认识实物货币的性质和意义？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货币的结构发生改变并与世界的经济连为一体？

　　如何不断加深我们对于历史上许多问题的理解，其关键在于我们的“问题意识”[9]有多强。对于明代白银问题的思考和解读当然会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话题。在此，我希望本文中的许多不足之处能够得到有关方家的指正和见教。

二、明代中前期的市场状况与白银问题

　　对于明代初期以及中期经济情况的客观认识，是我们正确认识明初货币经济水平的前提。传统史家往往容易受“王朝周期性”的论点束缚，认为明初社会经过几代君主的努力，社会经济必定会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于是这样的描述性的例子便被用来当做理由：

　　洪武时，“山东济南府广储、广丰两仓, 粮七十五万七千石。蓄积既多, 岁久红腐。”[10]

　　“而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开屯田、中盐以给边军，餫饷不仰藉於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11]

　　当然，这些关于明初粮仓充实、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例子一定程度上是明初几代君王勤政爱民，提倡农桑的努力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体的角度来考察明代中前期的经济发展状况，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些容易忽略的问题。这种整体上的认识，一般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时间纵向上的考察和经济体各部门横向上的考察。

　　我们来看看宋、元、明长时期中国经济运行的状况。在这方面，全汉升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在几篇论文中为我们介绍了自宋至明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并指出在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白银的购买力不断得到提升，而且明代的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较宋代而言相差甚远[12]。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物价低或者工资低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生产量和销售量规模有限，对经济的扩展很不利，这侧面也反应了经济体的萎缩程度。事实情况果真如此吗？香港学者刘光临在他最近的研究中分析了明代经济各部门的货币成分，从价格、劳务工资、贸易、考古出土和钱币数量等方面的具体分析中他得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印象，那就是明代初期的去货币化政策已经严重迟滞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上通货供应的不足，使得明代社会的交易需要跌落到公元8世纪以来的最低谷[13]！

　　新近的研究表明这种对明代中前期经济萎缩的提法越来越值得关注，因为无论是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货币的角度，这种论点都会得到验证。

　　1、商品交易与市场的萎缩

　　对于明代前期市场发展状况的研究与中后期市场蓬勃发展的研究成果[14]相比，显得相形见绌。然而，明代前期市场和货币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却为我们理解整个明代市场经济的整体特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明王朝建国前后，出身贫农的开国君主朱元璋施行了许多发展农业经济和限制商品经济的措施。他欲图构建一个定额化、以实物经济和劳役为主的经济体制，学界有人干脆称之为“洪武型经济体制”[15]。这种经济体制对于市场经济的扩展是不利的，具体的表现而言便是商品价格和劳务工资的极端低廉，以及商品贸易的低度发展。

　　以白银来看，明代的米价在16时期前半期一直停留在宋代初期的水准，离宋代物价的高峰时期相差3-4倍左右，从铜钱的角度看，宋明物价拉的更大。明代16世纪前半停留在300来文每公石，而这只相当于宋初的水准，距宋代高峰值时相差100—200倍左右。可见明代的物价之低[16]。从金银的比价来看，和宋元相比，低廉的多。宋元的每两金价约折合白银为10.3两，而明代每两金价约为宋元时代的一半，也即5—6两左右，另还有关于江南绢价的折算也可以看出明代物价之低[17]。

16世纪中叶前明代田价和米价表[18]

时间	徽州田价		时间	米价
	契约数	两/亩		记载年数	两/石
1426-1450	10	2.04	1426-1450	6	0.29
1451-1475	11	2.82	1451-1475	10	0.35
1476-1500	4	10.62	1476-1500	9	0.45
1501-1525	15	12.39	1501-1525	8	0.51
1526-1550	11	12.14	1526-1550	6	0.57

　　（与明代的米加相比，宋初米价一般在100文-300文之间，中后期及南宋时期，宋代米加一般为1000-2000文，甚至2000文以上，折合成白银也高出明代数倍。在田价方面，宋初约为0.5贯，最高达15贯，年均约为6-7贯，折合成白银约为3-7两左右[19]）

　　明初物价的低廉直接导致劳务工资的低廉，例如嘉定地区宋明官僚和士兵的工资竟相差达到150倍左右（宋约为3000文一月，明代约为200文左右）[20]。而实际上，这种低廉的价格水平并非构建在强大的国力之上，而是明初实物经济的直接体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6世纪上半叶。市场的不发育与各地经济的脆弱性直接导致了明代16世纪前“明代空窗期”[21]的出现，例如在宣德时期，京畿附近地区的商人贸易状况仍然是：

　　“奔走负贩二三百里，远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获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尽丧其利者。”[22]

　　可见商业贸易利润之低，因此明代前期人们大多处于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凡可以养生送死者，皆不待外求[23]”，其“乘势射利者亦鲜”[24]。农民自给自足，百姓过着与市场不相往来的生活，当然会形成市场和商业的不断萎缩。

　　实际上，对于明初市场的探讨，虽然要从以上的角度来分析。但是对于要素市场、远距离贸易、消费需求、商品供给、城乡市场体系[25]等方面细致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限于篇幅和文章的主题，这个工作只能留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从傅衣凌和万明整理的徽州土地契约文书来看，民间土地买卖的情况在明代前中期除了永乐一朝数量较大之外，其他时期的数量远远小于明代中后期[26]。诚如以上所讲，明代中期前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的水品不能高估，这从以下的货币分析当中也可以得到相佐的解释。

　　2、白银的实物货币性质

　　正如笔者认为的那样，白银在明代中期以前一直处于实物货币性质阶段，这种实物货币的存在实质反映的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迟缓与萎缩[27]。从历史上来看，实物货币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先秦时期的贝币，民族边疆地区的金银货币和盐币[28]，唐宋时期的缣帛[29]，元代的木牌、盐包[30]，明代的谷物、缣帛[31]等，为我们分析历史上的实物货币提供了很多的材料。深谙中国货币史的日本学者早就区分了商品货币（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之间流通的不同层次和领域，并细致分析了它们在流通过程中作用的不同和其他特性[32]。但是人们对于明代前中期白银的实物货币性质却殊难理解，因为这样一种世人皆知的贵金属怎么会是一种代表落后经济发展水平的实物货币？这是因为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定位和解释白银在实际流通中发挥的状态和作用，否则明初白银流通的许多问题便难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众所周知，研究者对于某种货币的分析和考察一般是从其实际流通中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待其职能。因故经过仔细探究白银流通的重要时期宋代之后，我们可知白银货币化的观点很难以成立，因为宋代白银作为货币其职能的发挥不仅有限度，而且常常与缣帛等共同使用并称为“银帛”[33]。这个时期的白银实际上就是一种实物货币。

　　自元至明，白银一直在市场中可以见到，尤其是在国家经济出现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或经济混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情况下，白银往往与谷物、缣帛，甚至像元代出现的纸帖子、竹牌[34]等一起使用。因此，有学者认为：“实际上的中国货币史，应是各种各样地区性本地通货的出现与王朝自上而下试图在疆域内统一币制的努力，两种力量相互抗衡博弈的过程。”[35]

　　如果我们证明明代中前期的白银也是一种实物货币的话，那么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论点也就难以令人信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否定学界对于白银货币化的研究成果，毕竟前人对于白银货币化过程的考究可以让我们较为详尽的考察到白银这种实物货币所发挥的作用。

　　具体而言在明代前期，无论是民间土地的契约买卖还是政府的税课当中，都有白银在流通领域的足迹。关于土地契约方面，因另一文有所论述，故此不讲。关于政府课税折银的情况，我们先来看看史料的记载：

　　洪武年十八年，“令各处鱼课, 皆折收金银钱钞。”[36]

　　十九年，“诏岁解税课钱钞, 有道里险远难致者, 许易金银以进”，“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 通会其数, 除存留外, 悉拆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37]

　　三十年，“自二十八年以前, 天下逋租, 咸许任土所产, 折收布、绢、棉花及金、银等物。”[38]

　　从赋课的史料中我们得知，白银的征收是和许多实物货币一起的。此外，此时期白银的使用领域还包括赏赐臣下，赏罚罪行等特定领域，这从许多史料中可以得到反映。白银的实物货币性质不言自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白银等实物货币的不断抬头与明宝钞的运行不畅相关，到了宣德年间，宝钞达到了几乎需要不时的禁银法令来通行，可见民间用银情况的普遍，据史料载：

　　“比年巨商富民, 并权贵之家, 凡有交易, 俱要金银, 以致钞不通行。仁宗皇帝即位之初, 欲通钞法, 许官员军民以钞中盐, 贪利者竟以昏烂之钞中纳,一人动以千计, 及支盐发卖, 专要金银, 钞愈不行。”[39]

　　由此可见，自明前期到中期白银这种实物货币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尽管整个明代前期不遗余力的施行“银禁”政策，但白银的流通终究开始广泛起来，白银不仅有时单独流通而且常常与谷物、缣帛[40]一起发挥着辅币的作用。

　　实物货币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度，更折射出这一时期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从对史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明代实物货币的存在大约持续了一百多年，即贯穿于明代的中前期[41]，这正切合了以上关于明代中期以前市场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3、货币结构的转变

　　日本学人说过：“考察货币经济正是中国古代史研究所必须研究的主题”[42]。到了明代中期，在中国货币史上出现了一次重大的货币结构的转变，即钱钞结构转变为银钱结构。因为这次转变使得贵金属白银正式确立了主币地位，也使得中国的货币结构进入了以白银为主且银钱兼用的阶段。实物货币经济在慢慢消退，商品经济逐步得到巨大的释放，社会进入蓬勃的发展阶段，最终晚明社会出现了影响深远的社会变迁。

　　关于这次社会变迁的原因、过程、动向等问题，学界做了许多而有意义的探讨[43]。有学者从白银货币化的角度来分析晚明社会变迁，值得注意。在这里，我只想对学界着笔较少的明代货币结构转变的原因进行些思考并试图解释。不可否认，这次货币结构的重大转变是与晚明社会变迁同步的，白银兼具贵金属货币性质和世界货币性质的二重性质也表明了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特殊性和新方向。在我看来，引起这次货币结构转变的主要原因有三点：

　　1、国内货币经济的萎缩和恢复与通货不足的矛盾要求明代的货币结构进行转变。

　　2、东亚经济圈的扩大与全球贸易的新内容，使得处于主导地位国家——中国的宝钞和铜钱难以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因而转变势在必然。

　　3、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国最终完成货币结构的转变成为可能。

　　以上所述，我们归结起来便是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双重压力要求明代货币结构进行转变，最终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明代的白银货币终于摆脱实物货币阶段，正式进入贵金属货币阶段[44]。

　　货币结构的转变时期，即相当于明正统时期至正德时期，赋税折银的步伐加快，白银流通的范围开始得到扩大。尤其是成、弘之际，白银可以说在民间占有广泛的流通市场。由此看来来自民间市场上的交易压力使得社会对于白银的需求越来越明显。

二、明代中后期白银的流动

　　明代中期以后（成弘之际，约为15世纪末16世纪初）国内市场上的白银流动开始频繁起来。在16世纪中叶上下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之前，国内白银流动的市场先期建立起来。然而从以下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国内白银存量的不足始终制约着明代经济的发展和起速，最终由于海外白银的流入加上国内外白银流动市场的切合终于使得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为一体，明代蓬勃的经济发展也有了可靠的润滑剂。

　　1、国内白银市场的先期建立

　　通过上文所讲，在国内市场上明代白银的使用一直存在。但是囿于国家为了维持宝钞地位而不断施行禁银令的制约，白银只能在某些特定的领域流通。政府的课税、土地买卖市场、江南富商大贾的贸易买卖[45]等数额较大的方面可以见到白银的踪迹，很显然在明前期白银的使用在国家法令的严禁之下是较为零星稀散的。尤其是永乐时期，政府禁银比较彻底，以至于民间契约上只见宝钞、缣帛、谷物等。到了宣德、正统时期，白银的使用明显增多，促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便是钞法的败坏。宣德时规定：

　　“凡以金银交易及匿货增直者罚钞” 。但是, “户部言民间交易, 惟用金银, 沙滞不行。乃益严其禁, 交易用银一钱者, 罚钞千贯, 赃吏受银一两者, 追钞一万贯。”[46]

　　尽管在课税、赏赐方面，白银仍在使用。但是国家法令有时候也会出现矛盾不一致的地方。从洪武到宣德，在民间仍然有鼓励犯罪罚银的规定[47]，可谓是国家一定程度承认了民间用银的合法性[48]。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实物货币在宣德皇帝统治时期是运用最广泛的，尤其是缣帛和谷物，这从契约和记载中可以知道[49]。黑田明伸说过：“实际上，通货不稳定迫使人们转向物物交换的现象，即使到了20世纪，也是反复出现的”[50]。很显然明中前期通货的不稳定一直影响着市场运行的状态，使得实物货币大量存在。市场运行的不畅反过来又制约着人们对于更高通货的需求，最终使得社会经济发展的迟滞和货币制度运行的混乱。

　　然而在此，我们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这一复杂混乱的货币使用状况，而是要知道从何时起，白银逐渐取代其他通货逐渐在流通领域取得主要地位使得一定规模的白银市场建立起来。从契约的情况来看，正统时期宝钞已经不见踪影，白银已经取得主币的地位。景泰、天顺时期民间使用白银率是极高的。有学者指出：“至成化年间，90件契约中，无一例外地使用白银交易，从而说明民间交易中完全实现了货币白银化。”[51]下面我们具体来看看明代经济是如何受制于它的通货规模的。

明代中前期白银的银课量和估计产量表[52]。（单位：两）

朝代	年均课税额	全部课税额	累计银课	累计总产出
洪武、建文	25,070	100,280	100,280	334,267
永乐	224,313	4,934,886	5,035,166	16,783,887
洪熙	106,432	212,864	5,248,030	17,493,433
宣德	256,450	2,308,050	7,556,080	25,186,933
正统	46,541	1,349,689	8,905,769	29,685,897
成化	61,913	1,423,999	10,3290768	34,432,560
弘治	54,628	983,304	11,313,072	37,710,240
正德	320920	526,720	11,839,792	39,465,973

　　尽管在正统时期，白银在民间的流通市场上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但实际上中国国内白银的开采量是越来越低，正统时期的年均银课量还最低。至正统、成化时期，明朝经过大约一百来年的开采，国内白银的累计总产量约为3千多万两，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唐宋时期的产量[53]。即使加上前代遗留下来的白银数量，据估计总数也不超过5-6千万两。在铜钱方面，据最新的研究显示：从洪武元年到隆庆时期，明朝一共铸币约为320-480万枚，加上唐宋钱的遗留，16世纪时期明代规范铜钱的总量大约为3600-5400万枚，相当于北宋一朝总量的12-21%左右[54]。

明代与宋代货币存量情况表

时间	白银存量（国内）	铜钱存量（国内）
至16世纪初	5-6千万两（含前期）	3600-5400万枚
宋朝	7000-7500万两（含唐时期）	2.6亿贯（北宋）

　　由此可知，在成、弘之际的国内市场上，无论是赋役方面的田赋、徭役、关税、盐茶税、马政、匠役等折银[55]，还是民间市场上白银的流通，都受制于白银和铜钱经济的有限规模。据史料记载，：

　　在弘治时“清江镇，临郡一都会也，山水环绕，舟车辐辏……昔饶裕今鲜盖藏。……百年来人文日盛，而商贾之业衰矣。”[56]

　　而且，反应通货紧缩的另一个例子便是这一时期的朝贡贸易。明政府自宣德以后便开始收缩海外的朝贡贸易，而且在对待贡物上，打破了以往“厚往薄来”的原则出现了与贡使讨价还价的，以市价估之的情况，反映了明中期财政上的拮据状态[57]。

　　在国际市场上，明代前期白银的流动主要以朝贡贸易为主。这个时期白银的流出流进，在赏赐与贸易的相抵之下，净额量都很少[58]。到了明代中期，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不仅受制于白银和铜钱的有限规模，而且随着明代前中期国内白银市场[59]的先期建立，使得中国对于白银有着近乎饥渴的需求。因而有人就说：“无论是日本银矿的开采，还是美洲银矿的开发，在时间上都与中国白银货币化产生的巨大的白银需求，市场迅速扩展的时间相衔接，而流向又是再清楚不过。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白银货币化推动了日本、美洲白银矿产的大开发”。[60]这个结论意味着，国际白银的流动是由于中国市场对于白银的极大需求造成的。实际上，学界以前不曾有这样的提法，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尽管在正德年间（1505-1521），就有葡萄牙人进入中国界内要求开展贸易，但是真正意义白银贸易的变化是在明代嘉靖年间（1521-1566年），官方朝贡贸易和私人贸易使得中国从日本获得了数量可观的白银数量。在国际贸易中，日本是最早向中国输入白银的地方，时间大约为16世纪40年代。不仅日本的许多银矿在此时逐步开发生产，而且他们贸易的对象主要是中国[61]。因此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通货不足的矛盾使得中国异常需求白银，但是国内白银规模的限制造成了中国市场上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白银需求缺口，于是国际上白银的流动开始变得频繁起来，白银贸易的巨大利益开始拉动中西方的供求市场。

　　2、国内外市场的切合与数量问题

　　中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切合一般认为是在16世60年代，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的嘉、隆之际。这时期海外白银的流入不仅有日本，还有后来加入的马尼拉、南亚、中亚等地。学界曾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成果使得我们更能清晰的看到白银流入中国的路线和大致过程[62]。

　　我们先来看看海外白银流入的路线问题。弗兰克指出白银流入中国的路线主要有三条：日本-中国、美洲-马尼拉-中国和欧洲-中亚和印度-中国，同时他认为中国在18世纪以前获得了相当于世界产量一半大约60000吨的白银[63]。近年来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把流入中国白银的路线主要归结为两条：日本和马尼拉，这条路线上的白银又包含两条小路线，即西属美洲-马尼拉和欧洲-马尼拉路线。万明把这些路线总结性的概括为：中国-东南亚-日本、中国-马尼拉-美洲和中国-果阿-欧洲[64]。总所周知，海外白银的主要来源有两个地方，即：日本和西属美洲。因此为了方便白银流入数量的估算，大家倾向性的用这两条源流来分析和估算白银流入的大致数额。

　　从中外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得知在明代中后期中国通过各种类型的贸易从海外大量输入白银。然而在中国传统时代，由于缺乏数字统计手段使得我们难以确切知晓到底有多少数额的白银流入中国。因此，关于白银数量的估算引起了中外许多学者的瞩目和研究。目前，我们从这些研究当中可以得到许多信息，这不仅仅是白银流入数量的问题，更是中外几代学者孜孜不倦融会中西方资料和进行广泛学术交流的见证。

明代海外白银流入数量估算表[65]

来源	日本		美洲		流向中国的数量总计（估算数量）
各家	产量\总流出额	输入中国	产量\总流出额	输入中国
梁方仲					1亿元以上（明代）
全汉升		5800万两（明代）		2亿西元
弗兰克	8000-9000吨			129000吨	60000吨（18世纪）
万 明		7500吨		12620吨	20000吨（明代）
庄国土		17500万两		8700万两	28000万两（明代）
李隆生		17000万两		12500万两	30000万两（明代）
VonGlahn		9900万两		9400万两	21300万两（明代）
Yamamura & Kamiki		22400万两		3500万两	25900万两（明代）

　　对于上表的数据，我们可以在学者相关的论著中轻易得到。由于单位和时间的不统一，致使上表的数据的理解还是有点困难。另外对于白银数量的估算研究还可以在吴承明、钱江、刘军以及外国学者的研究中找到，但是上表列出来的这些人，只是因为笔者的倾向性意见，加之有些新的研究成果总是在不断总结原有成果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因此以上的新旧结果代表了学界对于白银数量估算问题的大概情况。

　　大体而言，学者对于自16世纪40、60年代到明亡（1644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估算为1万吨至2、3万吨左右，也就是2亿两至4、5亿两左右，而且多数学者倾向于2-3亿两左右。尽管难以明确，但这个数字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难以忽视的数字，因为相比国内白银的存量而言，海外白银流入的数量之巨，渠道之多是以往学界没有注意的，其对中国经济的意义自然是有待于重新评价。有学者说：中国商品和白银之间的贸易，形成了市场网络的世界性连接，而白银这种世界货币把中国社会的变革和世界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以白银为中心的贸易网络，成为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初步构建的一个明证[66]。

　　3、世界市场的形成与白银流动的货币意义解释

　　布罗代尔说过：“贵金属的作用似乎从来没有像16世纪那样重要，当时的人们毫不犹豫地把贵金属放在首位。”[67]如今学界就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在16世界中叶以后逐步形成的论点已经达成共识，其实质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白银流动在其中的作用，正是这种“丝绸之路上的钱币”[68]流通使得中国与世界逐步形成一个共同的经济体系。从此，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改变。就中国而言，蓬勃兴起的市场贸易和规模扩大的商品经济使得晚明社会发生了深远影响的社会变迁。

　　对于明代中后期白银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尤其是这种流动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却出现了不同的解释。以往白银货币化论者（白银进步论者）认为正是中国的白银货币化需求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白银的开采和周转，从而使中国是以一个主动的姿态参与构建世界的经济体系。然而有人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由于明代前中期一直存在的通货不足和经济体制问题使得通货结构经历着异常危险的状态，由于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和通货制度才得到挽救。同时他们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论点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种白银进步论的观点，是对欧洲经验的简单解读[69]。

　　笔者以为，对于明代白银问题及其中后期流动的考察，应该从中国独特的货币结构和社会制度框架来进行解释。日本学者说：“无论是货币还是市场都不能独立于制度而存在，对于制度而言也是一样”[70]。明代的白银在其中前期一直处于实物货币阶段，这种实物货币的存在体现了明政府货币制度设计构架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同时导致了明代前中叶钱钞货币结构的不稳定性。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双重压力使得明代的货币结构面临着急需转变的境地，而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最终为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提供了可能，使得白银得以摆脱实物货币的地位从而走向贵金属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白银流动的意义无法低估。

四、结语

　　通过上文对于有明一代白银流通、性质和流动问题的重新考察，笔者以为明代的白银货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其发挥的作用和性质并不相同。明代中前期白银以及其他的实物货币的存在和辅助地位说明了明代经济体的规模和发展程度。通货不足和实物货币的大量存在一直迟滞着明代市场、货币和商品经济的发育。所谓危机就是转机。面临市场压力和民间通货需要的明代经济最终又是在市场的影响下选择了白银作为主要货币，但是白银的有限来源使得社会经济的规模一直难以得到有效的扩大，最终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为中国货币结构的构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以白银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中国因其参与世界的银货贸易并大量吸收海外白银的能力使其商品经济和市场得到极大的刺激和拓展。本文在最后提出了理解白银内流对中国意义的两种不同论点，旨在说明正确理解中国货币经济和货币结构的状况也是认识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

【注释】

[1] 丘浚主张恢复金银的货币地位，“自古之币，皆以金若铜，未有用他物者”《大学衍义补》卷27，《铜楮之币下》（引自文渊阁四库资料，以下同）。王世贞也指出“是以白金之为币，长也”《弇州史料后集》卷37。顾炎武也说“由是钞法阻滞，公私病之，故由是命”《日知录之余》卷2，《禁金银》。

[2] 尤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靳学颜、陈子龙等人为代表，见其相关著作。也可参见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181页。

[3] 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

[4] 邱永志：《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与白银的性质问题》，《中国钱币》2012年02期。

[5] 吴承明、万明、陈梧桐等学者的观点。见吴承明：《16世纪和17世纪的中国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2002年。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暨南史学》第2辑2003年第2期等文及其主编的：《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第143—144页。陈梧桐等：《明史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5-89页，等等。

[6]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

[7]（日）柿沼阳平在其最近的货币史文章中反思了中国货币史上的盛衰论等观点，同时介绍了日本众多学者重新阐释中国历史上的货币问题的研究状况：货币区域论、多元性货币经济的流通、货币流通领域的层次性和不对称性、货币经济的主角等论点值得关注。见其文：《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和分析视角》，《中国钱币》2011年02、04期。

[8] 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01期。

[9] 林文勋：《唐宋社会变革论纲》，导言部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0]《明太祖实录》卷241。

[11]《明史》卷77，《食货志一》。

[12] 全汉升：《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见《中国经济史研究二》，中华书局2011年版。《自宋至明政府岁入中钱银比例的变动》，《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出版，1972年8月版。关于物价方面的变动，还可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3] 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01期。

[14] 关于明代中后期国内市场的情况，主要可参见吴承明，吴慧，李伯重，龙登高等人的研究，见其相关论著。在这个时期学界还提出了一种关于全国性市场形成的论点，牛贯杰：《17-19世纪中国的市场与经济发展》，黄山书社，2008年版。

[15]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96—413页。

[16]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370、519、356、501页。

[17] 全汉升：《宋明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见《中国经济史研究二》，第84—85页。

[18] 吴承明：《16世纪和17世纪的中国市场》，《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9] 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5-6页、41-6页。

[20] 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一文。

[21] Roxanna.M.Brown,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Ph.D Thesi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2004。

[22]《明宣宗实录》卷64。

[23] 转引自田培栋：《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

[24] 王直《抑庵文后集》卷20，《送陆太守序》。

[25] 在这方面，龙登高做了大量的研究，见其：《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他指出14-19世纪（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市场的成熟时期，当然他这个提法是就整体状况而言的，但他没有就明代前中期的市场状况做出特别的介绍。

[26] 邱永志：《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与白银的性质问题》，《中国钱币》2012年02期。关于明代后期的土地买卖状况，可参见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7] 邱永志：《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与白银的性质问题》一文。

[28] 林文勋：《南诏货币流通分析》，《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01期。《云南古代货币文化发展的特点》，《思想战线》，1998年06期。

[29] 李埏：《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历史研究》，1964年03期。

[30] 元代史料，（明）杨士奇撰《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说：“市井懋迁，难以碎帖。店铺多用盐包纸片，酒库则用油漆木牌。”这里的盐包、纸片、木牌等均是实物货币。

[31] 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2] 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3] 高聪明：《论白银在宋代货币经济中的地位》，《河北大学学报》，1994年03期。同见汪圣铎：《两宋货币史》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关于宋代白银货币化的论点可阅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4] 元末情况见吕午：《左史谏草》，戊戌中云“：近来州县权时施宜，或为纸帖子，或为竹木牌，或作五十文，或作百文，虽不可以通行，而各处行之为便。”

[35] 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第87页。

[36]《明会典》卷36。

[37] 顾炎武：《日知录》卷11。

[38]《明史》卷78，《食货志二》。

[39]《明宣宗实录》卷55。

[40] 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一文中引用的契约时间，也可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01期。

[41]《明孝宗实录》卷197云：“云南专用海肥, 四川、贵州用茵香、花银及盐布, 江西、湖广用米、谷、银、布, 山西、陕西间用皮毛。”

[42]（日）柿沼阳平：《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和分析视角》，《中国钱币》2011年02、04期。

[43] 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

[44] 邱永志：《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与白银的性质问题》一文中有较具体的解释。

[45]《明太祖实录》卷251中记载：“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论价，由是钞法阻滞，公私病之，固有是命。”

[46]《明会典》卷37。

[47]《明宣宗实录》卷105中记载：“既瞽, 又以母故伤人, 可肴之, 令出银十两, 付死者家备葬。”

[48] 董郁奎《试论明代的白银及其流通》，《浙江学刊》，1988年03期。

[49]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01期。

[50] 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第46页。

[51]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01期。

[52] 全汉升：《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量》，《中国经济史研究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6-125页。

[53] 关于明代国内市场上白银的存量，应该加上前代遗留下来的白银数额。据估计，唐、宋、元3朝白银的总产量约为3.7亿两左右，但是这个数字没有考虑中间流去国外的数字，实际上白银在宋元时期曾大量流失国外。参见李隆生：《明末白银存量的估计》，《中国钱币》，2005年01期。

[54] 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一文。

[55] 详可参见万明：《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学术月刊》，2007年5月第39卷5号。

[56] 崇祯《清江县志》卷1，《市镇》。

[57] 田培栋：《论明代的朝贡贸易》，《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94-95页。

[58] 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数量的估算》，《中国钱币》，1995年03期。

[59] 国内的白银市场，既包括商业贸易市场也包括国家贡赋市场对于白银的需求，因而有学者指出中国能够大量吸收世界市场上的白银就是因为贡赋市场的周转和吸纳能力，见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05期25卷。

[60]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第238页。

[61]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第236页。

[62] 梁方仲、全汉升、百濑弘以及欧美学者von Glahn、Yamamura等均有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近年来弗兰克、吴承明、万明、庄国土、钱江等学者均有关于明清时期白银流入数量估算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颇有成效的成果。

[63] 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64]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第242页。

[65] 见梁方仲、全汉升、弗兰克、万明等学者的相关论著，因这些论文和著作经常被引用，固此不再详细列出。

[66]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第242页。

[67] 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唐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694页。

[68] 其实，林文勋早就提出了“钱币之路”的学术概念，并指出大家要重视研究古代史上对外贸易之路上的钱币周流及其带来的文化和经济上的影响。见其：《钱币之路：沟通中外关系的桥梁和纽带》，《思想战线》，1995年05期。

[69] 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一文。

[70] 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第10-11页。

原载《学术理论与探索》,2011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