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当代金融史研究述评
【内容摘要】本文以2010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为基础资料，按金融业的发展与改革、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货币政策、通货膨胀问题、金融市场发展、农村金融等专题，评析了当代中国金融史的研究状况。指出，2010年当代金融史研究有所推进，但学术界的研究重点集中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对改革开放前30年的金融问题缺乏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一些文章在运用数理模型时，忽略了社会经济制度背景，史感不强；而一些文章空谈观点，佐证资料相对薄弱。当代金融史的研究尚待开拓与创新。
【关键词】中国；当代；金融
【作者简介】赵学军，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2010年学术界对于中国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现实问题。一些文章在研究现实问题时，按历史线索作了回顾，笔者视之为研究当代金融史的论文。笔者从收集到的文献中，筛选出约50篇文章，按金融业的发展与改革、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货币政策、通货膨胀问题、金融市场发展、农村金融等6个专题，对当代中国金融史的研究状况作了粗浅的述评。
一、关于金融业的发展与改革研究
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有追随党政宣传部门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的特色，200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学术界发表了一大批讨论金融业60年发展问题的论著。2010年这一关注热点已经过去，相关研究显得比较寂寞。为纪念创刊60周年，《中国金融》杂志组织了一组文章，延续了对中国金融业发展与改革问题的探讨。
在讨论60年中国金融发展方面，王国刚发表《中国金融发展60年的启示》一文，指出中国金融的发展大致上可分为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他认为，经过60年的曲折坎坷，金融业不仅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而且逐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功能比较完备且具有现代国际水平的体系，走出了一条与西方金融发展不同的道路，为创建和完善中国金融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财富。中国金融发展60年的启示就是：始终坚持以推进发展为第一要务，以改革促发展；始终坚持稳定金融运行秩序的总方针；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的发展原则；始终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不简单照搬西方模式；始终坚持围绕推进实体经济发展而展开金融改革；始终坚持适时有度地展开金融创新；始终坚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始终坚持逐步有序地对外开放。[1] 虽然该文谈论的主题是60年的金融发展，但其论述的重点是改革开放时期，而且以论为主，实证性略显不足。
其他研究中国60年金融发展史的文章实在太少。张徐乐以上海金融资料为基础，探析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上海外商银行的结束与清理过程，认为在解放后短短几年里外商银行迅速走向终结，根本原因在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突变和经营业务枯萎。上海外商银行的结束与清理，代表了外商银行在近代中国一个多世纪历史的终结。[2]该文以上海为个案，较为详实地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外商银行是如何撤出中国的。
如果将中国60年金融发展分为前后两个30年，研究前30年金融问题的文章较少，而后30年金融问题则始终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与焦点之一，2010年不少文章纷纷出炉。这些论文质量参差不齐，不少作者有重复他人观点之嫌，有创新的研究不多。
以往不少学者在研究中国金融业改革史时，或就事论事，或局限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时段，难免有隔靴搔痒或意犹未尽之感。2010有学者突破了这些局限，将金融改革放在金融业30年和60年发展的历史框架进行分析，提出中国金融改革在逻辑上遵循的是“机构改革→市场改革→制度改革”强制变迁路径。这样的路径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也是从“金融抑制”不断向“金融深化”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金融改革完全是外力推动的渐进性改革，因此存在着“保守有余，前瞻不足”的严重缺陷。[3]有学者从制度容量的角度解释金融改革。所谓制度容量是指某项制度或某个制度组合对其所约束的参与主体可能提供的最大活动空间以及与其相应的激励约束强度，制度变迁过程就是制度容量的扩大过程。该文认为金融改革在根本制度上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极大地扩展了金融主体的金融活动空间，表现出金融制度容量不断扩大的过程，触发了金融的区域化与金融的精细化趋势。[4]
在研究国有银行业改革方面，有4篇文章值得关注。刘鸿儒先生以亲身经历谈了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艰难探索过程。他指出，银行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但如何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有桥或船。我们先动手改革四大国有银行，但改不动。后来决定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选用不同模式，建立各类新型商业银行，如在交通银行将国家股、企业股和个人股组成股份公司，政府和国有企业联合参股成立广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创办全企业股模式的招商银行，创办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深圳发展银行。当然，也有些改革走了弯路，没有达到目标。在商业银行改革方面，由于20世纪80年代投资饥饿症严重，宏观调控压力大，我们借鉴了日本等国的经验，建立了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制度。90年代建立资本市场时，则较多地借鉴了美国和香港地区的经验。在中央银行体制建设上，采纳各家之长，汲取了各国中央银行的有益做法。改革往往是“逼上梁山”，此路受阻，另寻他路，最后达到商业化、市场化的目标。[5]何平等人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从制度互补的视角将国有银行改革置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之中，从金融、企业与政府的相互关联性讨论国有银行改革。指出，实践表明，国有银行改革是整体社会经济改革的一部分，在每一阶段，金融、企业和政府三者是同时互动的，只有在政府部分转换职能、企业改革得到稳步推进的情况下，金融领域才能推出有效的改革措施。那种简单地主张“金融先行”的观点，既与中国银行改革的既有实践不符，也不利于未来改革的有效推进。[6]郁方则讨论了在银行业垄断形成与演变进程中政府规制的作用，认为从制度变革角度看，我国经历了金融制度调整的混沌期、向市场经济金融制度转型的探索期和市场经济框架下金融制度的构建期3个不同阶段。任何一个转轨过程都是打破原有均衡，逐步构建新均衡的制度安排过程，而银行业的垄断格局伴随着金融规制的松紧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而演变。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博弈，代表国有、民有与外来经济势力的三种经济利益主体的博弈，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博弈，这3条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主线直接影响着中国银行业的机制变革。[7]刘福寿从监管法规体系的变迁来分析我国银行业的变化，认为中国银行业始终处于一个改造和重组的过程，与之相伴的则是银行监管法规体系的不断变迁与创新。[8]
讨论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论文不多。王兆星认为1978年至今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78～1993年，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总体考虑是配合国家经济发展整体战略，通过外资银行的进入，引进外汇资金和改善对外资企业的金融服务，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第二个阶段为1994～2001年，银行业对外开放的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改善投资环境，保持外商来华投资的良好势头，促进外资企业在中国迅速成长，并为中资企业发展国际业务提供金融服务。第三个阶段为2001年底～2006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按照承诺实施对外开放。第四个阶段为2006年底至今，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和银行体系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也促进了我国金融市场的深化、金融基础设施的改善和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从而提高了整个经济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9]
以往学术界较少关注的信托业、保险业发展与改革问题，也有学者作了研究。汪戎、熊俊评述了信托业30年的发展，认为信托业走过了一条跌宕起伏的发展之路，时常陷入“异化—整顿—再异化—再整顿”的恶性循环之中。中国信托业的历次清理整顿都是功能定位的初始错配与强制回归，第五次“推倒重来”，才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下直接导致了传统信托业的覆灭和现代信托业的诞生，而近年来“信托新政”的实施，当属是对现代信托业制度重塑的一种政策强化和巩固。[10]
对于中国保险业发展问题，保监会主席吴定富谈了保险业60年的成长过程，认为经历了创立（1949~1958年）、停滞（1959~ 1978年）、恢复（1979~2002年）、全面快速发展（“十六大”以来）的四个时期。60年来保险业改革发展取得了突出成绩，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国家灾害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重要载体、社会风险管理的重要机制。[11]张妍分析了中国保险制度变迁的五大特点：国家是保险制度变迁的核心，其力量通过产权安排实现；保险制度的变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制度变迁的衡量标准是成本收益分析；制度变迁与意识形态的变化相互影响；制度变迁以强制性为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过程。[12]
与金融体制改革相伴随，企业融资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董登新认为，中国企业融资结构从单一的间接融资逐渐走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重，从单一的银行融资逐渐走向以银行融资、股权融资及债券融资相辅相承、共同发展的格局。这既是中国金融业进步与革新的标志，更是中国企业融资体系变迁的历史见证。[13]
另外，涉及农村金融改革的文章不少，但真正有新意的并不多。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一直是学者们感兴趣的研究课题。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般理论认为，在早期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金融机构的扩张与金融服务的供给来促进经济增长，而后期则主要是通过经济增长所引致的新增金融服务需求来产生影响，即不发达国家支持“供给主导”假说，而发达国家支持“需求遵从”假说。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属于哪一类型？武志将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间的“供给主导”、“需求遵从”理论假说加以综合，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作了实征研究，认为虽然中国金融增长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金融发展的内在质却只能由经济增长所引致。[14]似乎学界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两种理论观点在中国兼而有之。
金融发展究竟是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增长的？赵勇、雷达借助内生增长理论框架，通过引入金融中介部门和研发人员异质性的假定，来分析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决定因素，以及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认为：经济增长方式在由投资推动向生产率主导的转变过程中存在门槛效应，经济发展阶段在一定水平之上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往往选择生产率主导型的集约式增长方式，而低于这一水平的国家和地区采取投资推动型的增长方式更为有利。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特征，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深化的特征较为明显。[15]
另有学者从金融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对于金融市场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市场化增强了金融发展的动力，并最终为经济带来了更高的长期增长，而另一种观点却认为金融市场化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性，从而导致更加频繁的金融危机。许文彬经过实证研究指出，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化进程滞后于经济改革和市场化进程，金融市场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十分独特的关系，我国金融市场化在确保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但金融市场化改革基本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16]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着经济波动，而经济波动与金融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波动的“信贷观点”近年来在理论上和实证方面都得到了广泛引证，不少学者开始分析信贷波动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段军山、周婕从信贷波动入手，分析我国经济波动方面的信贷原因。认为，1978-2009年，按“谷-谷”的周期计算，贷款增长出现了7个周期，贷款周期的波动幅度和波动长度随时间呈下降趋势，波动趋于平缓。而我国经济波动与信贷波动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从1987-2009年整体经济发展轨迹来看，信贷变动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贷款波动与经济波动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经济增长对于信贷扩张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但相反的是，整体经济波动对信贷波动影响不明显，贷款波动具有一定的外生性。因此，银行信贷不仅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且可能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17]王翔、李凌则运用1993年～2005年的分省面板数据，检验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之间的作用，发现随着我国金融系统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系统本身的不断完善，金融发展能够降低经济增长对外生冲击的敏感性，从而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防止宏观经济大的波动。另外，金融发展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很可能是通过优化经济中的投资结构来实现的，这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和机制之一。因此，中国的金融发展可能是经济波动的吸纳器，金融发展可能通过优化企业的投资结构平抑经济波动，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自身发展水平越高，平抑波动的能力就越强，这可能同中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尚处于发展初期有关，金融系统显著的效率改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保障。[18]
另外，有学者研究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王书华、孔祥毅认为，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与金融资源分布结构密切相关，占有金融资源较多的发达经济区域，衡量其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较低，金融发展对其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性的影响力较弱，而金融资源分布较少的经济欠发达区域基尼系数较高，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力反而较大。[19]薛薇、谢家智则利用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农村金融中介发展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认为，农村金融中介规模与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度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在其他条件相对不变的情况下，当农村金融中介规模总量提升1%，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增长0.715%，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度减少0.631%。农村金融中介规模的提升会加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差距。[20]
三、货币政策的研究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2010年不少论文研究了中国货币供给模式、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等问题，但多数论文缺乏创新。
在中国货币供给模式研究方面，李成、郗瑾认为在宏观经济体制的变革中经历了螺旋式变迁。中国的货币供给由计划经济时期的信贷配给，转变为商品经济时期的再贷款，继而演进到开放环境下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占款。货币调控机制则经历了“直接管制”向“间接调控”的转变，从引导性调控货币供给向被动服从国家外汇占款的适应性发行转变。[21]
肖本华讨论了1994年到2007年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转换，认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在1994～1997年是为了抑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在1998～2002年是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启动社会总需求；在2003年～2007是为减轻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通货膨胀压力，保持人民币价值的对内稳定和对外稳定，以此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总体而言，1994年至2007年间我国货币政策追求的目标实际是在稳定汇率的基础上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而当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时又一定程度地抑制通货膨胀。作者认为，虽然在此期间发生了两次通货膨胀（1994年和2007年下半年）和造成我国经济的内外失衡，但选择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应该是比较正确的。[22]
谭小劲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演进与不足，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按照调控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84-1997)实行以贷款限额管理为主的直接调控方式，第二阶段(1998年以来)取消了贷款规模控制，转为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政策工具，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实现了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国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在种类上已与西方国家逐步接轨，但在这些政策工具的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和不足，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和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23]
有不少学者研究了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的货币供应量问题。货币供应量是影响货币政策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货币供应是否具有内生性，一些学者是质疑的。曹跃群、蒋为利用1952-2007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以证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他们认为，中国货币供给内生于宏观经济，货币政策表现出强烈的内生性，这可能是由于我国货币供给长期以来独立性较差，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所致。我国的货币供给在政府宏观货币政策的导向下不断变化，而在政策的实行效果中，货币供给并没有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反而致使经济出现虚假的高度货币化，物价水平过快上升，加大了通货膨胀预期。[24]刘金全、隋建利通过甄别我国货币增长不确定性的来源，认为1998年是货币增长不确定性强弱表现的“分水岭”。在此之前，货币增长不确定性比较剧烈，此后货币增长不确定性明显减弱。大多数时期我国货币增长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宏观经济冲击所引发的不确定性，仅在个别时期是由中央银行的主动操作所引发的。这说明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内生属性，中央银行在根据经济运行趋势审慎地进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和操作。“非预期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比较微弱，但存在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而“规则性货币政策”冲击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25]张延群认为，基础货币供给和M2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货币乘数本身不是稳定变量，但是货币乘数具有一定的内生性，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影响货币乘数。没有证据显示存在标准货币需求函数所描述的货币需求的协整关系，货币总量主要是由货币供给决定的，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央银行按照计划目标值来直接调控M2。央行按照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基础货币的供应量，这是造成M2增长的实际值频繁偏离目标值的原因。中国的货币政策总体上讲是有规则可循的有效的政策。[26]
货币流通速度也关系到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有效性。李洁认为，计划经济时期，中央银行按照人民币供给量与零售商品总额的比值为1∶8的经验公式供给货币，货币流通速度在当时相当稳定。改革开放后，我国各层次货币流通速度并不是一个常数，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其中现金的流通速度指标值明显高于另外两个层次的货币流通速度。在相对量上，广义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最多。在三个层次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当中,广义货币流通速度V2变动的规律性最为明显，因而可预测性也比较强，而V1的升降波动幅度最大。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有一定的规律性，短期货币流通速度与物价水平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顺周期变化的特征。而货币政策却具有逆经济周期的特点，因而，货币流通速度的顺周期性是对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性的一种抵消。[27]任碧云也注意到各层次货币增速不一致的问题，指出改革开放后在1980年、1990年、2001年和2008年先后出现过四次M2和M1速剪刀差的逆向扩大现象。作者认为，之所以导致历次M2和M1速剪刀差逆向扩大，大量货币投放是直接原因；内需不足是深层原因；企业投资需求下降是主要原因；以总量调控为主的货币调控方式是重要原因。M2与M1速剪刀差逆向扩大，产生了通货膨胀，造成企业效益下降。[28]冯菲分析了1992-2008年交易流通速度，指出，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明显违背收入型货币数量论的情况，即货币供应量增速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出现了所谓“超额货币供给”。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狭义收入流通速度和广义收入流通速度除少数年份上升以外，总体上呈长期下降趋势。[29]
人民币在境外流通也是国内影响货币供应量的一个因素，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境外对人民币的需求强劲，人民币外流问题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巴曙松、严敏测算了近些年来人民币现金境外的需求规模，认为，从1999年至2002年，人民币现金在境外流通规模呈现逐年稳步上升的态势，并于2002年达到峰值。2003年的非典疫情以及2004年间歇性的禽流感，冲击了我国与周边地区经贸，导致人民币需求规模有所下降。CEPA协议的正式实施、中国公民及外国人入出境携带人民币限额的提升、境内金融机构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以及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等措施，推动境外人民币需求规模逐步递增。从估算结果来看，1999年至2008境外人民币的需求占人民币总量比率的平均值为7.62%。[30]
另外，有学者研究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货币政策问题。在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之前，中国是否存在货币政策，学术界还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1984年之前中国没有货币政策，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存在货币管理当局就会有货币政策。张鹏、许亦平、林桂军接受后一种观点，他们分析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货币政策，认为当时中国实行单一银行体制与高度集中的货币信贷管理制度，是那一时期货币政策实施的基础环境。单一银行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通过综合信贷计划直接控制现金发行量和贷款总量，从而控制货币供给量，以实现“保证币值稳定，使流通中的货币与商品量相适应”的货币政策目标。1952—1957年间，中国人民银行以现金发行量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进行直接调控，对货币政策变量能够有效控制。1958年的信贷管理制度改革，破坏了与单一银行体制相对应的制度安排，导致中国人民银行对贷款总量失控，引发严重通胀。1966—1978年间，银行组织机构虽然遭到破坏，但中央仍掌握对信贷的控制权，货币供给没有失控，通过严格管制价格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31]
2010年10月，中国的广义货币量M2达到了69.98万亿元。同期，美国和欧洲的M2折合人民币分别为58.2万亿元和76.1万亿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欧元区的第二大货币供应经济体。[32]这一现象无疑将使学术界对于中国货币政策问题的研究更加炙手可热。
四、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
几年前，学者们曾惊讶中国经济出现了“货币消失现象”， M2相对GDP的快速增长不仅没有引发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相反出现了持续的“通货紧缩”。但2003年之后，金融状况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反向变化，特别2007年以来物价的快速上涨引起了学界对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关注。2010年有不少文章都涉及到通货膨胀话题，不过，所讨论的热点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现象。
李斌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M2与GDP比例的变化，认为2003年至2008年，我国M2/GDP改变了持续上升的态势，基本稳定在略超1.6的水平，M2与经济增长及CPI的差距也显著缩小，2007年这一差额已降至零，超额货币供给问题似乎已经消失。不过，却出现了突出的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上涨问题，久违的通货膨胀再次来袭。该文发现，流动性过剩或不足本质上是货币市场、非货币市场供求失衡的反映。[33]
纪敏、伍超明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别在1980年、1985年、1987～1989年、1993～1996年、2007～2008年出现了五次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第一次物价上涨，主要是因为大量进口国外机器设备。第二次物价上涨是由于1984年放权让利的同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企业预算约束，基建、技改投资迅速扩张，加之货币化工资改革造成的。第三次触发涨价的直接因素是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但深层次矛盾仍然是经济改革不配套，国有企业改革滞后。第四次物价上涨是因为1992年开发区、房地产热迅速升温，投资规模迅猛扩张，金融紊乱。第五次通货膨胀发生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收支持续大幅顺差的背景之下，外部冲击对国内物价波动的影响非常突出。这五次物价上涨，从成因看都有投资膨胀、货币供应过多、食品价格上涨较多等特点。从治理措施看，都不同程度采取了抑制投资、收缩银根、增加供给、加强物价监管等措施。但这几次物价上涨的表现形式、传导机制和治理措施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如：从短缺经济到显性涨价，从全面涨价到结构性涨价，从国内涨价到国外涨价，从商品涨价到资产涨价，从投资需求拉动涨价到顺差推动涨价，从行政手段治理涨价到经济手段治理涨价，等等。[34]
张连城从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运行周期观察通货膨胀问题，认为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经济完成了7个运行周期，平均长度是9.5年左右，与此相联系，物价水平的波动或者说通货膨胀也具有周期性。我国通货膨胀周期与经济周期具有基本相同的波长规律，但物价水平的波动具有滞后性，这是物价波动周期略短于经济周期的原因。[35]
如果不存在某些障碍因素，城乡通货膨胀应该没有差异。在完美的市场经济下，如果去年运输成本、贸易壁垒和信息成本，商品套利机制会导致一种商品在不同国家通过汇率折算的价格相等，这就是一价定律。在国内市场上，市场力量也会使不同地区价格呈收敛的趋势。张雪春指出，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城乡价格水平却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改革开放前期，我国城市的通胀指数大多高于农村，而从1994年开始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农村价格指数涨幅高于城市。1995年之前，我国价格改革措施是导致城乡价格指数较大且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此后，市场的作用对城乡价格指数的影响日益显著。总的来说，城乡价格指数差异呈降低趋势，显示出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36]
是超额货币供应量导致了通货膨胀吗？对于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理论界看法并不一致。传统货币数量派认为，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成正相关关系，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引起物价的上涨，反之则导致物价的下降。而国内外不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却对这一观点提出了严峻挑战。货币主义学派弗里德曼等人提出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消失了。近年来，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速远远超过经济增速，存在大量超额货币供应，但并未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出现了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与物价平稳甚至下降并存的“中国之谜”，因此一些学者甚至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成反向变动的结论。但学界的否定之声更大。宋建江、胡国利用1986年以来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的数据，对各层次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的相关性、因果关系进行分析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M2与CPI存在较强相关性；而1986-1996年货币供应量M2与CPI相关性不强，其因在于货币化进程吸纳了大量货币与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1997-2008年M2与CPI的相关性较强；CPI与M2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37]黄益平、王勋、华秀萍利用1998年1月到2009年7月宏观月度数据，分析了过剩流动性、产出缺口、资产价格（房价和股价）和政策工具（利率和汇率）4种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长期内过剩流动性、房价、股价和出口增速上升1%会分别导致通货膨胀上升0.36%、0.22%、0.04%和0.13%。总体而言，产出缺口、流动性过剩对通货膨胀影响较大，而房价的影响则较小。[38]
五、金融市场发展的研究
学界对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结构、资本市场、市场运行等方面。
岳国强分析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以来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认为1992-2007年非金融企业部门间接融资（银行贷款）比例平均为88.3%，直接融资（证券）比例仅为11.7%，说明非金融企业融资依然以间接融资为主，金融系统属于银行主导型金融模式。但非金融企业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比例、直接融资构成、债券结构、证券投资主体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39]
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周道炯回顾了资本市场20年中走过的曲折发展道路，指出中国资本市场已走过三个阶段，发展中遇到的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都既要遵守、借鉴股市一般发展规律，又要考虑中国特殊国情，经常是在事先无法确定的前提下进行艰难的选择。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对促进改革开放、科技进步、社会经济发展、资源合理配置、利用外资、增加国家税收和扩大就业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一定要对资本市场的未来发展有信心。[40]原证监会主席周正庆指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已经闯过了三个重要关口：第一关是思想认识关，第二关是国情关，第三关是加入世贸组织关。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证明，我国的资本市场既不能脱离国际金融市场搞封闭运行，也不能照抄照搬国外模式，一定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求，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论和标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衡量我国资本市场好坏的标准，是要看是否做到了“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绝不是西方国家提出的什么其他标准。[41]胡海峰、张琦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作了另一种划分，认为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在局部探索时期（1990～1993年），两个交易所成立：在全面铺开（1994～1998年）阶段，颁布了公司法，合并了证监会；在立体规范（1999～2004年）时期，颁布了证券法，开展了上市公司治理运动；在固本清源阶段（2005～2008年），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券商综合治理；在开拓创新（2009年至今）时期，推出了创业板，股指期货上市。中国证券市场20年发展取得八大成就：加快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奠定了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基础，推动了混合所有制的繁荣发展，提高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确立了多元化的融资新格局，形成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开创了市值创富的新路径，开创了公平监管依法行政的范例。中国证券市场20年发展的启示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是中国证券市场建设的前提，正确处理发展和规范的关系是中国证券市场平稳推进的关键，不断推动市场创新是中国证券市场快速发展的动力源泉，加快国际化进程是中国证券市场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石，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是中国证券市场走向成熟的标志。[42]
改革开放后，居民储蓄成为金融市场上银行信贷资金的重要来源。为何中国居民持续保持如此的高储蓄率，学者们试图从各方面给以解读。对这一现象，学界已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从传统储蓄理论出发，认为高储蓄率是由高经济增长率、高资本产出弹性、高主观贴现率以及短视性预期造成。第二种观点从人口结构特色出发，认为高储蓄率源于“人口红利”，即当期就业人口比重上升导致总收入上升，进而提高储蓄率，而我国养老保障体制还不完善，青年人将提高边际储蓄倾向、降低边际消费倾向，进而使得储蓄率上升。第三种观点则基于制度因素，认为人们的预防性动机带来较高的储蓄率。徐忠、张雪春等人另辟蹊径，从公共财政角度对高储蓄现象展开分析，认为我国较高的储蓄率变动主要受政府行为的影响。中国储蓄率持续高涨，是由政府的赢利性动机及其对公共财政职能的执行产生的挤出效应推动的。具体而言，国有企业2000年后赢利能力的改善，使得政府有动机增加储蓄以扩大对其投资，而在文教、科学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则不足。公共支出不足带来了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形成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高储蓄率，即较高的公共储蓄率；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公共职能没有较好地发挥出来，居民和非国有企业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也形成较高的私人部门储蓄率。[43]
宋旺、钟正生研究了金融市场上金融脱媒现象。他们采用中介化比率和证券化比率两套指标体系，从银行、金融部门两个层次以及资产和负债两个方向度量了1978- 2007年中国的金融脱媒程度。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在银行和金融部门两个层次以及资产和负债两个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金融脱媒。金融部门整体的金融脱媒主要是由银行的金融脱媒所致，而我国银行业的金融脱媒可能会贯穿于金融市场发展的整个过程。[44]
学者们都认同中国金融市场上存在着非正规金融部门，但其资金规模究竟有多大，一直没有较为准确的估算。李建军则在改革开放以来未观测信贷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未观测信贷就是民间金融、地下金融、住户内部借贷活动形成贷款余额。该文估测，在1978-2008年的30年间，中国未观测信贷规模从400亿元左右扩大到5.4 万亿左右，年均增长率为17.8%，同期金融机构贷款规模年均增长率为18.4 %，两者几乎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可观测的金融机构信贷规模与未观测的非正规信贷规模同时扩大，说明二者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45]
此外，赵学军讨论了“一五”时期国家银行信贷资金的计划配置，指出国家银行计划配置信贷资金，首先是集中经济剩余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需要。国家银行信贷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服务于“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对工、农、商等各业，对国有、合作、私营等各经济主体，推行了有差别的信贷配给政策。国家银行计划配置信贷资金的规模决定于可筹措到的信贷资金额度，而在基本取消市场机制的状况下，信贷资金来源主要受制于财政性存款的增长与财政收支的平衡。“一五”时期财政收支对计划信贷的制约问题，正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信贷相互制约关系的早期反映。[46]
六、农村金融的研究
学术界在农村金融研究方面，更多地偏重于现实问题。也有一些论文涉及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的发展，但有份量的著述并不多见。
2010年涉及农村金融改革的文章不少，但真正有新意的并不多。有学者以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的内在联系为出发点，以农村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与经济改革进展为依据，将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划分为传统农业发展阶段（1978-1985年）、农村工业化起步阶段（1986-2000年）、新农村建设发展阶段（21世纪以来）三个阶段。在传统农业发展阶段，形成了以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制，促进了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农村工业化起步阶段，初步建立了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并存的多元化农村金融体制，基本满足了农村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发展需要。新农村建设发展阶段，则应尽快建立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有机结合的农村金融体制。作者认为，农村金融改革经验证明，农村金融体系必须与工业化发展阶段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既不能落后也不宜超前。[47]
谭震祥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改革发展为主要线索，认为农村金融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2002年）以机构改革为主，主要侧重于对机构的恢复、发展和管理；第二阶段（2003年至今），以功能改革为主，对农村金融进行系统化改革。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在改革方向上实现了“合作制”向“股份制”的转变；在改革路径上实现了“机构观”向“功能观”的转变；在改革范围上实现了“存量改革”向“存增量改革并重”的转变；在改革方式上实现了“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的转变；在监管方向上实现了“规制监管”向“原则监管”的转变。[48]
孙刚、齐明探讨了农村金融体系建设问题，提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形成了包括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机构在内的，以正规金融组织为主导、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体系，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不仅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抑制。中国农村金融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的原因是：我国城乡社会的二元结构导致金融体系也呈现二元结构；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村金融的供给严重不足，农村地区大量的金融服务需要非正规金融机构来满足。[49]而许经勇认为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滞后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在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自下而上的诱导性制度变迁，而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则仍然明显地表现为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并对自下而上的诱导性制度变迁设计种种的政策性障碍。另外，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之所以严重滞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对于其他产业，农业不仅比较利益最低，而且风险最大。[50]
另有学者讨论了农村信用社60年的发展问题，指出农村信用社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合作化时期的形成阶段，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信用合作化。第二阶段为异化阶段，从1957年至1979年，信用社最终异化为国家银行。第三阶段为恢复“三性”与合作制规范阶段，从1980年进行到2002年。第四阶段开始于2003年6月，为新一轮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阶段。农村信用社60年的改革发展是政府主导性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农村信用社改革是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51]
七、结语
不可否认，2010年当代金融史研究有所推进，但与2009年相比，论文数量明显大幅减少。总体而言，2010年当代金融史研究有如下特点：
第一，虽然学术界对中国金融发展方面的重大问题都有研究，但研究重点多集中于改革开放30年这一时段，对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的金融问题研究很少，研究新中国60年金融问题的文章则更少。这表明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的金融史研究课题已进入了学者的视野，但当代金融史研究的广阔领域尚待开发。
第二，在研究主题方面，多数涉及金融史的论文讨论的是现实金融问题，研究重点侧重于现实经济，是为研究现实问题而回溯金融史，难免浅尝则止，更不用说不少文章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缺乏创新。对当代金融史研究的深度有待加强。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从事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的学者多采用数理工具，运用经济模型进行研究，虽然尽力使用历史统计资料，但文章欠缺历史感。而运用其他方法进行研究的文章，或是理论深度不够，或是所用资料比较薄弱。因此，当代金融史的研究方法与资料挖掘工作都需要加强。
这些现象与当代金融史研究队伍结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是一门新兴学科，与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及理论经济学其他学科均有交叉，研究人员主要分布于社会科学研究系统、高等院校及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而专门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学者相对较少，专门研究新中国金融史的学者更少。由于很多学者只是从自己的研究领域涉足当代金融史，主攻方向并不是金融史，当代金融史论文不可能连篇累牍，只有在庆祝建国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等社会氛围中，才会推出一大批相关文章。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可以预见，将会有相当数量的当代金融史论文问世。
【注释】
[1]王国刚：《中国金融发展60年的启示》，《中国金融》2010年第19-20期。
[2]张徐乐:《1950年代上海外商银行的结束与清理》，《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
[3]丁骋骋：《中国金融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外部绩效: 1979—2009》，《经济学家》2010年第9期。
[4]张文中：《金融改革:制度容量扩张与金融的区域化、精细化》，《新疆财经》2009年6期。
[5]刘鸿儒：《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艰难探索》，《中国金融》2010年第19-20期
[6]何平、殷小斌：《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比较制度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3期。
[7]郁方：《中国银行业垄断与规制变迁——基于利益博弈视角的分析》，《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
[8]刘福寿：《从监管法规体系的变迁看我国银行业的变化》，《中国金融》2010年19-20期。
[9]王兆星：《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演进》，《中国金融》2010年19-20期。
[10]汪戎、熊俊：《中国信托业发展30年评述》，《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第1期。
[11]吴定富：《在创新中成长壮大的中国保险业》，《中国金融》2010年19期。
[12]张妍：《中国保险制度的变迁及发展思考》，《经济论坛》2010年第4期。
[13]董登新：《中国企业融资体系30年大变迁》，《国际融资》2010年第12期。
[14]武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金融研究》2010年第5期。
[15]赵勇、雷达：《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生产率促进抑或资本形成》，《世界经济》2010年第2期。
[16]许文彬：《我国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1978-2007年数据》，《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17]段军山、周婕：《信贷调整与经济波动的时滞效应：1978～2009》，《改革》2010年第9期。
[18]王翔、李凌：《中国的金融发展、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一项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19]王书华、孔祥毅：《经济增长、金融资源分布与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分析》，《金融评论》2010年第9期。
[20]薛薇、谢家智：《农村金融中介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基于中国1978—2008年的经验验证》，《金融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9期。
[21]李成、郗瑾：《中国货币供给模式的变迁与理论解读：1979-2009》，《上海金融》2009 年第9 期。
[22]肖本华：《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研究：1994-2007》，《金融发展研究》2010年第1期。
[23]谭小劲：《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演进、不足及改革方向》，《南方金融》2010年第9期。
[24]曹跃群、蒋为：《中国货币供给内生性、高货币化与经济波动——基于1952～2007年的实证研究》，《金融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4期。
[25]刘金全、隋建利：《中国货币增长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关系检验(1980——2008)》，《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26]张延群：《中国货币供给分析及货币政策评价：1986-2007年》，《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 年第6期。
[27]李洁：《货币流通速度变动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及货币供求的影响》，《现代财经》2010年第6期。
[28]任碧云：《改革开放后中国历次M2和M1速剪刀差逆向扩大现象分析》，《财贸经济》2010年第1期。
[29]冯菲:《货币流通速度的再认识——对我国1992-2008年交易流通速度的分析》，《金融与保险》2010年第7期。
[30]巴曙松、严敏：《人民币现金境外需求规模的间接测算研究: 1999～2008》，《上海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31]张鹏、许亦平、林桂军：《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货币政策回顾:1952—1978》，《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 年第3 期。
[32] 殷剑峰：《货币、流动性与通货膨胀》，《中国金融》2010年第23期。
[33]李斌：《从流动性过剩(不足)到结构性通胀(通缩)》，《金融研究》2010年第4期。
[34] 纪敏、伍超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次物价上涨分析》，《中国金融》2010年第23期。
[35]张连城：《宏观经济运行与通货膨胀预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1期。
[36]张雪春：《我国通货膨胀的城乡差异分析》，《金融研究》2010年第10期。
[37]宋建江、胡国：《我国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分析》，《上海金融》2010年第10期。
[38]黄益平、王勋、华秀萍：《中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金融研究》2010年第6期。
[39]岳国强：《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变化分析及展望》，《中国投资》2010年3期。
[40]周道炯：《对资本市场前景充满信心》，《中国金融》2010年19-20期。
[41]周正庆：《走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发展道路》，《中国金融》2010年第19-20期。
[42]胡海峰、张琦：《中国证券市场的演进轨迹：1990～2010》，《改革》2010年第7期。
[43]徐忠、张雪春、丁志杰、唐天：《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44]宋旺、钟正生：《中国金融脱媒度量及国际比较》，《当代经济科学》2010年第3期。
[45]李建军：《中国未观测信贷规模的变化:1978-2008年》，《金融研究》2010年第4期。
[46]赵学军：《略论“一五”时期信贷资金的计划配置》，《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
[47]王顺、刘晓霞：《三十年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透析与启示》，《金融发展研究》2010年第10期。
[48]谭震祥：《农村金融改革：历程、经验和发展》，《金融纵横》2010 年第2期。
[49]孙刚、齐明：《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5期。
[50]许经勇：《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滞后原因》，《南通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51]李爱喜：《新中国60年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回顾与展望》，《金融与保险》2010第3期。
作者惠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