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所见的稻谷贮藏——《中国稻作史》第五章(二)

第五章 中国古代稻谷(米)的贮藏和加工

二、考古发掘所见的稻谷贮藏

  (一)出土的实物遗存 早期的谷物贮藏在新石器时期已经开始,我国出土的新石器遗址中有稻谷遗存的已经达80余处,但数量都很少,唯一能说明属于粮食贮藏的是河姆渡遗址,在第四文化层中约400多平方米的探方中普遍发现厚达20~50厘米的稻谷、稻草和稻壳的堆积。鉴于河姆渡遗址的居住房屋已经是有榫卯结构的干栏式建筑,根据南方地湿,谷仓需要离地立柱,很可能当时完全有条件建造干栏式的长形仓,但目前只是一种推测,没有发现建筑的残迹。

  1975年考古发掘在江西新干县界埠袁家村,近赣江边,发现两座战国粮仓的遗址。仓呈长方形,长61.5米,宽11米。坐东朝西。从大量瓦片和柱洞判断,这是一座土木结构的仓房,屋顶铺瓦,仓内地面开四条平行的纵沟,宽深约0.5米,长61米,沟距1.4米。纵沟之间又有小横沟,宽深0.2米,长1.4米,横沟沟距l米左右。这样的纵横开沟,显然是为了地下的空气流通,防止米谷受潮。仓内堆积的炭化米,厚度自0.3~1.2米,其中一部分米粒完整(图5—9)。据鉴定,属粳稻[1]。新干县位于北纬约27°6′,在地理上属籼稻分布的地区,但出土的米粒用肉眼看也是粳米,经测定其长宽比,为1.76±0.24,也属粳稻。这一现象,很值得研究。

  1979年江西省丰城县在一个宋墓的瓷瓶中发现一批稻谷,时间为宋成淳八年(1272)[2]。这虽然不属于谷仓的贮谷,但这些稻谷非常瘦长,属典型的秈稻。丰城在新干以北,约北纬28°2′,自属秈稻分布区。但为什么新干县出土的战国粮仓米都属粳稻?是否战国时期的气温较现代为冷,适于粳稻种植?但宋时特别是南宋开始后气候也转冷,又为什么流行秈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气候冷暖问题。曾雄生联系湖北京山、天门、武昌等地出土新石器稻谷都属粳稻,因而推断江西新石器时代稻谷同湖北类似,也属粳稻。不仅战国粮仓属粳稻,秦汉时期的稻谷仍以粳稻为主,籼型稻是宋以后多起来[3]。这篇论文指出了江西早期以粳为主的事实,没有对由粳转秈作进一步解释。

  广东高州县长坡公社旧城大队农民冯敏元家地下有一个约70平方米的稻米埋藏。从地表向下挖1米,可见一层烧焦的梁木桶条和部分木炭,厚约0.3米,下面即是炭化的稻米,中心处厚约1.5米。这是冯敏元祖父修理旧屋时偶然发现的,此后祖孙三代不断挖取,至今已挖一万余市斤,只约占堆积面积的七分之一。估计总贮藏量在8~10万斤左右。陈仓米洗净晒干,颗粒完好,系秈稻米[4]。挖出的陈仓米不能食用,全卖给中药店作药用,煎水服,据说可治大热症、肺炎、肺结核等。所谓旧城乃电白郡城。光绪《高州府志》卷五十四转引乾隆《高州府志》云:“电白县旧址中……土人掘地往往得窖,窖中有米坚如石,煎汤服之,可已瘟疫,传为冼夫人陈仓米。”估计这些陈仓米可能遭战争火灾所致。因《高州府志》卷四十八提到元泰定四年(1327)瑶人曾攻陷电白,明成化初(1465年)因农民起义等变乱,百里无人烟,成化四年(1469)州、县治所迁离,城废。有趣的是陈仓米出土处有古龙眼树一株,盘根错节,树龄在300年左右,陈仓米还在龙眼树之下。可见高州旧城的陈仓米应是明初以前的遗存。此事说明王祯所说“有于窖上栽树,大至合抱”是完全可信而且有普遍性。古代农家为了防止藏粮遭战火等意外损失,乃采取植树或“封以草坺封塞,他人莫辩”,一旦遇到家破人亡,便无形中长期遗存下去。

  (二)墓葬出土的陶仓 历代的墓葬陪葬物中常有陶仓,不论墓主人身份高低都有,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古代人相信死后仍如同生前一样,需要消费粮食。各式各样的陶仓,虽然不可麓按实物建筑的比例制作,但必定是实物建筑形象的反映。从出土的陶仓有助于我们了解历代粮仓的多样性,以补文献记述的不足。墓葬出土的陶仓,为数太多,没有人作过统计,这里仅就南方的陶仓中有代表性的不同形制,举例说明,但远非陶仓的所有形制。

  1.江陵凤凰山汉墓的陶仓。 l975年冬在湖北江陵凤凰山67号汉墓出土了一件陶仓,高34.5厘米,径20厘米。由盖、身、底座三部分构成。盖作圆攒尖顶,顶上立一展翅欲飞的陶鸟。仓身近圆筒形,上面有一个方形的通气窗,底座下面有两个对应的凹缺,可能代表通风排水的部分。最有意义的是这个陶仓内还放有四束稻穗,刚出土时颜色鲜黄,穗茎叶外形完好,谷粒饱满[5]。谷粒的长宽比平均为2.16,是典型的粳稻。将这个2200年前的古粳稻同现代50年代初长江中下游一带推广的中粳和晚粳品种的农艺性状加以对比,如下表5—10

  表内现代品种性状据丁颖《中国水稻栽培学》272~274页,西汉古稻性状据《文物》1976年10期。生育期系作者推算,根据是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提到“三月可种粳稻,四月可种秫稻”。《四民月令》的地区背景在洛阳,江陵在洛阳以南,纬度低四度,播种期要早些,在阳历四月初不成问题。另据《齐民要术》转引汉《杂阴阳书》:“稻生于柳或杨,八十日秀,秀后七十日成”,共l50日。如以4月上中旬播种计,150天后为九月上中旬,出穗当在8月上中旬,幼穗分化当在7月上中旬,此时日照还偏长,则这一古稻应属对光照不敏感的早中稻类型,和华南的早季稻属同一类群,在生育期上是中熟偏迟的类型。西汉古稻的农艺性状中如穗长、千粒重、生育期、芒、谷粒形状等都和现代粳稻相似,只有每穗粒数大大低于现代品种。表明每穗粒数不象千粒重和生育期那样在遗传上较为稳定,它的可塑性较大,可以通过栽培和选种促进其小穗的分化而得以增加。由此可以推论历史上水稻产量的提高,就稻株本身而言(不指扩大面积),通过增加单株的粒数要比增加千粒重来的容易[6]。

  2.广西梧州汉墓的铜仓。在70年代前期,广西梧州连续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汉代文物,其中大矿1号的东汉墓中出土了一件铜仓。高33.3厘米,长40厘米,宽31.4厘米。仓底有四条圆形底柱,柱高12厘米。出土时仓内还装满谷物[7]。这件铜仓的正面有仓门,仓门所在的正面有向前伸出的平廊,柱脚缩在后面,其作用在于防止老鼠从地下向上爬时,到平廊处无法绕爬向上,是很巧妙的防鼠措施。估计仓门前方应有梯子,临时可搁可撤。这件铜仓从侧面看,呈形,与甲骨文京字相似。

  3.湖北宜昌西汉墓的陶仓。l971~1972年在湖北前坪葛洲坝一带进行考古发掘,共发现战国西汉墓群43座,内西汉墓30座,出土了陶仓13件,因数量较多,其形制显得多种多样,有的是敛口瓮形,仓口为圆形;有的仓上覆有缽形的屋顶,屋檐外伸;有的底部无足,有的有三足,四足;有的是带盖的囤形仓。这些陶仓似乎反映了兼有南北交融的风格,带足的象干栏式仓,圆筒形瓮形则象北方风格[8]。

  4.广州西汉墓的长方形仓。l973年在广州市东北发掘出22座西汉的墓葬群,其中出土了一件长方形陶仓,前有台地伸出,正面开有仓门,门框突出。,壁间划有象征构架的横直线纹。仓长25厘米,宽34.5厘米,高23厘米。过去广州西汉墓中所出的谷仓模型,不论木质、石质或陶质,底部都有支柱,仓底离地。如支柱已残缺,也在仓底留有四个或六个安插支柱的圆孔。这件陶仓的底部无此类圆孔痕迹,是唯一的例外[9]。该墓葬地在高度不一的岗峦上,系南越赵氏王国贵族官僚的葬地。  

注释:

[1]陈文华等;《新干县发现战国粮仓遗址》,《文物工作资料》。1976年第2期。

[2]万良田:《江西丰城出土宋代稻谷》,《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第112页。  

[3]曾雄生:《江西水稻品种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史》,《农业考古》,l990年第l期,166~171页。

[4]阮应祺:《高州县陈仓米的初步调查》,《农业考古》,l984年第l期,第263页。

[5]《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l976年第l0期,第32~34页。

[6]游修龄:《西汉古稻小析》,《农业考古》。l981年第2期,第25页。

[7]梧州市博物馆:《广西梧州市近年来出土的一批汉代文物》,《文物》,1977年第2期,第71页。

[8]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前坪战国西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第15~147页。

[9]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淘金坑的西汉墓》,《考古学报》。1914年第l期。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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