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佛山冶铁和铁器铸造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二章第五节
第五节 广东佛山治铁和铁器铸造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矿冶业投资大，使用劳动力多，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较早的部门之一，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有重要作用。但其中采矿和冶炼两者情况不同，历史文献往往矿冶并称，造成一些笼统概念。据我们考察，明后期，在个别地方的铁的冶炼中已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而在铁矿的开采中则不能作此判断。铁器的铸造，在介别地方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迹象，但其情况又与冶炼不同。至于铜、煤和其他矿冶生产关系的变化，明代史料不足，我们放到清代去考察。不过，为了对本业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条件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本节对于明代各种矿冶业的生产技术、明政府的矿业政策和官手工业，都作些综合的介绍，然后再研究在铁的采矿、冶炼和铁器铸造中的生产关系。
一、明代矿冶生产技术的发展
矿冶生产技术的发展，在采矿和冶炼这两方面是不同的。
采矿方面，长期以来在技术上没有重大的突破。在探矿上，仍是凭经验识别地势、土表，依靠露头、苗引。如铁矿，是靠“土面浮出黑块”或“有黄水渗流”【1】等。至于一些“望气”和五行运算的识矿法，多属无稽。由于缺乏地下勘探，往往开采不久即行报废。采矿工具，仍不外锤、尖（长四五寸的钢钎）、凿（有木柄的钢钎）三种，人力凿挖，用筐、袋背出。但在明代，有一项重要发明，即“烧爆法”。“旧取矿携尖铁及铁锤，竭力击之，凡数十下，仅得一片。今不用锤、尖，惟烧爆得矿”。【2】怎样烧爆则未详。近人研究，大约是火烧水淋，利用矿石热涨冷缩，发生爆裂。【3】又有记载说，万历二十四年（1596），河北唐县开矿，“或火爆石裂”，以至“山灵震烈”，“鸟惊兽骇”，【4】就又有点象火药爆破了。但这些爆破法在后来清代的史料中未见，大约并未推广。明代的铁矿多是露天矿，亦有挖至数十丈者。硐、银、锡矿，除采收散沙外，是穴山为确，怄偻入硐开采，至于硐内的支架、通风、照明、排水设施，未见记载；可能铜不甚深，适可而止。【5】惟明代已发展采煤，因而已有竖井，是采矿一项进步。据称井深可五丈许，并在井内开横巷，“随其左右阔取，其上置板，以防压崩”。不过都是单井，其通风只是用大竹筒插入井内，导出“毒气”。又有一条记载颇有见识，即煤挖空后应用土将井填实，据说“经二三十年后其下煤复生长”【6】；虽不属实，但不破坏地态。冶炼方面，我国发展甚早，春秋末期已能炼生铁，先于欧洲1，700年。冶炼生铁须摄氏豆，150—ｌ，300度高温，最重要的工具是高炉和鼓风器。这两方面，宋代都发展到较高水平。
从发掘的宋代冶铁遗址考察，宋代炼铁炉高达4米，内径0.9－2.6米，傍坡崖建造，使炉体坚稳，并可以从坡上平台进料，而从下平台出铁、鼓风。炉内并已用高岭土、黄泥、谷壳或瓶砂、白瞻、炭民、麦穗混合制成的耐火材料。【7】明代高炉，见于《天工开物》所记，仍是宋制，用盐泥砌成。官营最大的遵化铁冶，其大鉴炉（炼铁炉）丐深一丈二尺，广前二尺五寸，后二尺七寸，左右各一尺六寸”。这里“一尺六寸”大约是二尺六寸之误，否则几不成炉。即使如此，其容积也比宋代高炉相差甚远。【8】且用方炉，只是砌造方便，不符合燃烧原理。这种高炉可用90天，然后拆除或大修。
但是，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记广东铁冶，则大有改进。“炉之状如瓶，其口上出，口广丈许，底厚三丈五尺，崇半之，身厚二尺有奇。以灰砂盐醋筑之，巨藤束之，铁力、紫荆木支之。又凭山崖以为固。”鼓风、出铁“二口皆镶水石。水石产东安大绛山，其质不坚，不坚故不受火，不受火则能久而不化，故名水石”。“下煤矿时，与坚炭相杂，率以机车从山上飞掷以入炉”。将历来的圆柱体改为瓶状，以及火口镶水石，机车装料，都是重要的革新。并加高炉体，其容积远远超过宋代高炉了。【9】
《广东新语》成书于清代康熙初年，但依作者自序，所记可视为明末之事。【10】按《天工开物》所记炼铁炉，每炉装料2，000余斤，“旦昼六时，一时出铁一陀”。按每10斤名铁砂出生铁3斤计，六个时辰（12小时）可出铁600斤，若在不息火，日夜可出铁1.200斤。广东的瓶状高炉，“几十二时，一时须出一版，重可十钧30斤，即十二个时辰（24小时）可出铁3，600斤，比《天工开物》所记大三倍。可见广东高炉是颇为先进的。这种高炉还可加大装料，加强火力，使产量增加一倍；不过这样炉的损伤就大了。
掌握炼铁温度主要靠鼓风。古代鼓风用皮囊，即素。我国很早即用排囊，是炼铁技术发达的原因之一。宋代使用风扇，是一大改进。即建密室，其一面为门扇，开合门扇即成巨风，从鼓风口导之入炉。【11】明代乃有活塞式风箱，这是一项重要发明。这种风箱今天尚有使用，其式尽人皆知。惟炼铁所需风量甚大，《天工开物》所绘风箱图式，几乎有一人高，据说凤压可达300毫米水银柱【12】，须二三人推拉。而在《广东新语》所述，则仍用风扇。“炉后有口，口外为一土墙，墙有门二扇，高五六尺，广四尺，以四人持门，一阖一开，以作风势。”【13】大约广东高炉甚大，风箱风量不足，故用风扇，但已比宋代改进，使用双门。这里需要研究的是水力鼓风。我国东汉时即使用水排，三国时魏国用水排于冶铁。元末王祯《农书》所示卧轮水排鼓风机已甚精巧，水轮转动一周，风扇可启闭多次。水力用于冶炼，意义重大，欧洲人于十四世纪炼出生铁，即与发明水力鼓风有关。但是，明、清以来，有关文献则都是人力鼓风，近代各种冶炼，亦未见应用水力。这和宋、元以后水磨、水难、水硝之逐渐罕见一样，我们曾作讨论，【14】其故仍待探索。
明代冶铁的另一创造，是以莹石为熔剂。我国汉代冶铁已用西大石为溶剂，这是从发掘汉代铁生沟遗址中证实的。明代关于寨化铁冶的记载则有：“黑沙为本，石子为佐，时时旋下，……妙在石子产于水门口，色间红白，略似桃花。大者如解，小者如拳，捣而碎之，以投于火，则化而为水。石心若燥，沙不能下，以此救之，则其沙始销成铁，不然则心病而不销也。”【15】这种略似桃花的石子，当是莹石。
燃料在冶金中甚为重要，不仅用于发热，也是一种还原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河水篇》中，即有用煤炼铁的记载。以后屡有记述。《天工开物》中更说，碎煤有两种，“炎平者曰铁炭，用以冶队入炉先用水沃湿，必用鼓随后红，以次增添而用。”【16】煤的缺席，在于含硫大，杂质多，气孔度小，若非干馏成焦，是很难直接用于炼铁的。事实上，如上面《天工开物》的记载，不是用煤炼生铁，商是用以溶化已炼之生铁，供锻铸之用。然而，明代有一笔记说煤，“臭者烧熔而闭之成石，再凿而入炉曰礁，可五日不绝火。煎矿煮石，殊为省力。”【17】这分明是于馏焦炭用以炼铁了。这是冶金史上了不起的事情，欧洲到十八世纪才有此发明。但是，其应用如何，是十分可疑的。明、清冶铁文献，仍是用木炭烧成“坚炭”，未见有用煤焦记载。
生铁是含碳2%以上的铁金属，性硬而脆；要制造器具，须先将它经高温退火，得到一种合碳量较低、具有一定塑性和冲击韧性的铁，即可锻铸铁。这个过程，是将生铁入炉熔化，然后锻打而成，俗称熟铁，【18】业此者在广东称炒铁业。如果把生铁熔成液态、半液态，使所含硅、锰、碳氧化，含碳量降低到2%以下、0.05%以上，就成为钢。自东汉以来，我国即用不断搅拌的办法使半液态生铁脱碳得铜，故称炒钢。炒钢多为低碳钢。【19】还有一种办法，是将合碳较高的生铁熔化，浇到含碳较低的熟铁上，使其合碳量恰在钢的范围以内，叫做淋钢或灌钢。这可得到优质的高碳钢，但须有高度技巧。
可锻铸铁（即熟铁）的炼制，《天工开物》中说：“若造熟铁，则生铁流出时，相连数尺内低下数寸，筑一方塘，短墙抵之。其铁流入塘内，数人执持柳木棍排立墙上，先以污潮泥晒干，舂筛细罗如面，一人疾手撤滟，众人柳棍疾搅，即时炒成熟铁。其柳棍每炒一次，烧折二三寸，……”。【20】首先，这里是使炼生铁和制熟铁连续作业，免除生铁再熔一道工序。不过，这在实践上是难以推广的。因炼铁多在深山大林，而制铁器多在市镇；如佛山之炒铁业用本省生铁，然亦须重新溶化。其次，制熟铁时用筛细泥灰作媒剂，可能是明代的创造。其在近代则是用精矿粉，起还原作用。文中所说柳木棍，也有这种作用。
灌钢的技术，在明代也有改进。灌钢最早见于北朝东魏、北齐间（550年前后）的泰毋怀父，所用即淋浇法。宋代，是把生铁嵌入盘屈的熟铁条中，用泥封住，人炉冶炼。明代，照《天工开物》所说，是“用熟铁打成薄片，如指头阔，长寸半许，以铁片束包尖紧。生铁安置其上，又用破草履盖其上，泥涂其底下。洪炉鼓鞴火力，到财生钢先化，渗淋熟铁之中，两情投合，取出加锤，再炼再锤，不一而足”。【21】原来灌钢的要点就是要有剧烈的氧化过程，使熟铁中的较氧化物氧化生铁中的碳，还原得铜。生铁在上、用草鞋、不封泥、熟铁打成薄片等，都有加速氧化的作用。后来清代著名的苏钢，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进而成。
钢铁以外，如铜的冶炼，仍是旧法。有的记载，须反复烹炼六七次，其20余昼夜【22】，对比清代的情况，还是相当落后的。不过，白铜和黄铜的冶炼，可能在明代有了进步。白铜是铜和镍的合金。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都有用砒石、砒霜炼赤铜为白铜的记载，砒是一种镍矿。黄铜是铜和锌的合金。黄铜有较好机械性能，易于加工制器。锌古称倭铅。《天工开物》中有把炉甘石封人泥罐炼取倭铅之法，这大约是明代才有，和现代的甘锅炼。缺原理基本一致。【23】
二、明代的矿冶官手工业
明初沿元制，采取禁民开矿和开办官矿、官捐的政策。但这是有一定范围的，并逐渐弛禁，而民矿、民冶发展颇快。白寿彝同志。对明代矿业有专门的研究【24】，给我们很多教益。
明代矿禁的重点是有色金属，尤其是金银矿，它的开采，是和王朝财政分不开的。明律：“凡盗掘金、银、铜、锡、水银等项矿砂，每金砂一斤折钞二十贯，银砂一斤折钞四贯，铜、锡、水银等砂一斤折钞一贯，俱比照盗无人看守物准窃盗论。”【25】金银矿都是官矿，以浙江、福建、陕西、云南等省为主。规定各地每年上缴矿产数量即矿课。自永乐元年（1403）到宣德九年（1434），全国金课由50两增至355两（多时达5，000余两），银课由80，185两增至327，608两。宣德十年（1435），诏罢各处金银铜铁官矿。以后时采时闭，银课最多时也不及过去半数，金课更少。嘉靖和万历年间，屡令开采，以济财源，但无成效。万历三十三年（1605），只好下诏：“今开（金银〕矿年久，各差内外官俱奏出砂微细。朕念得不偿费，都着停免”，所有金银官矿，至此全部“封闭”【26】了。
铜也是货币材料。明代前期，产铜主要在江西，由官矿开采，宣德年间，年产五十余万斤。明中叶以后，云南产铜渐多，也设官矿，但开采成绩不佳。“嘉靖、隆、万间因鼓铸（铜币），屡开云南诸处铜场。久之所获渐少”【27】。据白寿彝同志估算，嘉靖三十四年（1555），云南铜产量不过156，000斤。崇锁时产量更少，只好熔古钱铸币。
铅多是与铜矿并生，也开官矿。铸币时，有时是铅占四成，铜占六成。其官矿情形与铜相似，嘉靖以后，大多停采。锡的史料甚少，开采情况未详。
关系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是铁。明初实行官铁政策，禁民间开采。洪武七年（1374），命置官铁冶13所，分设江西、湖广、山东、广东、陕西、山西等省，规定炼铁岁额共7，430，987斤【28】。洪武十八年（1385），内库存铁已多，罢各处铁冶。其后又开，而洪武二十八年（1395），内库存铁更多，“诏罢各处铁冶。令民得自采炼，而岁输课程，每三十分取其二”。【29】就是说，铁的矿禁不过30年，即开放民营了。
但永乐间，又设四川龙州、顺天府遵化、辽东三万卫3个铁冶；正德间，设广州铁冶，嘉靖间，设建宁、延平铁冶。遵化铁祖是明代最大的官铁冶。最初产量不多；成化十九年（1483）起，年产定额为、300，000斤；正德以后情况如下。
表2—12 遵化铁冶生产情况
| 正德四年（1509） | 正德六年（1511） | 嘉靖八年（1529） | ||||
| 开工炉数 | 产量（斤） | 开工炉数 | 产量（斤） | 开工炉数 | 产量（斤） | |
| 大鉴炉（炼铁炉） | 10 | 生铁 486，000 | 5 | 生铁 486，000 | 3 | 生铁板 188，800 生碎伯 64，000 |
| 白作炉（炒钢炉） | 20 | 熟铁 288，000 钢铁 62，000 |
8 | 熟铁 288，000 钢铁 62，000 |
熟铁块 208，000 | |
资料来源：《大明会典》卷一九四，冶课。参见：北京钢铁学院编：《中国冶金简史》
遵化铁冶每年生产六个月，十月开工，次年四月放工。“夏月采石，秋月淘砂，冬月开炉，春尽炉止。”【30】从上表可以看出，它的生产效率并不高，正德六年，平均每炉每日产540斤，嘉靖八年，降为349斤。
明代官矿的劳动大量使用卫军和坑冶户，但因开闭无常，季节性生产，实际常以农户充役，多不脱离农业生产。他们原负担的税粮仍需照纳，原有差德则全免或半免，甚至不免。遵化铁冶是比较正规的，它最多时匠大达2，500人。以正统三年（1438）为例，它的劳动力构成如下：【31】
烧炭人匠 71户（该木炭143，070斤）
陶砂人匠 63户（该铁砂447.3石）
铸铁等匠 60户
附近州县民夫 683名
军夫 462名（岁办柴炭、铁砂）
顺天府、永平府轮班匠 630名（岁分4班，按季办柴炭、铁砂）
法司送来囚人 无定额（每人每日炒铁三斤）
其中民夫民匠上工时月支口粮三斗。军夫军匠月粮六斗，行粮三斗，并给布匹。轮班匠纯属摇役，自备薪粮。囚人分发铁冶，按明律应每日炒铁三斤，不算在正课之内，日给粟米一升。这样组织的劳动力，或属摇役制，或属军役制，或属征用农民的工役制，都是强制劳动。他们的劳动效率当然不高，他们的生活极端困苦。曾有人说：“蓟州铁冶，皆鬼薪城旦耳，顾十九毙命。”【32】并且由于规定有生产定额，若不足额，劳动者须陪补。这在银矿，尤为普遍，因矿脉微绝，煎办不上，典妻子鬻子陪纳无已的记载，时常有之。
从表2－12可以看出，遵化铁冶的岁课，正德间是486，000斤，到嘉靖八年（1529）已减为188，800斤。嘉靖三十四年（1555），将建宁应缴的铁改征折色，即纳银。万历元年（1573），遵化铁冶也大量裁减人匠，改向民夫征银。万历九年（1581），将遵化“山场封闭，裁革郎中及杂造局官吏，额设民夫匠价、地租银征收解部，买铁支用”。【33】其过程，和丝织官手工业相似。官矿的衰亡过程，也就是民矿的发展过程，尽管铁对维护封建统治统治十分要害，最后也改官冶为向民间市买了。
成化年间在有人说：“山泽之利，官取之则不足，民取之则有余。”【34】在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这就是必然的。同一个矿，官营总是失败，民营就能获利。嘉靖十五年（1536），有人建议便官矿改变办法：“金家业殷实者为矿甲，熟知矿脉者为矿夫。所获矿银以十分为率，三分为官课，五分充雇办费，分归之甲夫人等，练用酬其劳，则彼此皆毕力于矿而所获自倍矣。”【35】这是指银矿。这办法有点象丝织官手工业中的“签报”，利用民间“殷实者”来复兴官矿，仍要依靠封建强制，但也要给民户以经济利益。这办法大约未曾实行，即使实行也不能挽救官矿的危机，因为民间私开银矿的利益，要超过这20%的酬劳。到万历年间，明廷中还有开矿派和禁矿派争论不休，但官矿的没落，已成定局了。
总的看来，明代的矿禁政策，并不是很严厉的。除金银外，很早就开放民昏有时严行查禁，不过是害怕人民聚众犯上管矿、官冶虽有起伏，但宣德以后，总是下降的趋势。官家仍致力于铁冶，而正德以后，也迅速衰落，以至停闭。大约只有云南铜官矿坚、将到明末，但已改为雇工开采了。有人说：“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36】，明代的官矿、官冶，大体是这样。
三、民间矿冶业的发展
金、银矿是禁止民间开采的。但这只是法令规定而已，历朝“盗矿”之事，史不绝书，而且遍及各省，大都是银矿。他们有的确是在深山偷挖，有的则凭借势力占领官家的矿场，有的更建立武装公然和官府对抗。正统七年（1442）起，叶宗留聚众强采福建、浙江的官银场，达七八年之久【37】。景泰二年（1451），“云南军民及诸处逃来军匠常相啸聚，千百为群，盗矿于诸银场”。【38】而在广东顺德，有“豪强”勾结“势家”经营银矿，达30年之久。干过，集少成多，占数量最大的，恐怕还是民间的零星偷采，只是没有系统记载而已。明初行宝钞，禁止金银作货币流通。而到明后期，商业发达，白银成了主要通货，斯时官银矿已十分凋敝，若非民间有生产，需要量日大的货币自银又何从而来呢？
铜和铅，也属官矿，但很早就有民营。民间开采须经官批准，缴纳一定实物，亦称矿课。自永乐元年（1403）到宣德九年（1434），每年钢课在2，100斤到3，000斤之间，变动很小；铅课则在20，700斤到27，000，000斤之间，起伏极大。这种矿课，是每年摊派各省的税额，不是实际缴纳之数，不能反映产量，其变化主要是开征地区变动所致。不过，看来钢课是缓慢增加的，而铅课剧变，原因不明。宣德十年以后无记载。但铜的开采，后期转盛。民间铜器制造，当是出自民矿。官手工业厂库存钢；亦列有铜价。即使朝廷铸币，也仰仗民铜了。据嘉靖间记载，铸币“黄铜照例行户部买办”，【39】以至有时‘“铜价太高，得不偿费”。【40】到万历时，有人说：“天下废铜在民间为供具什器者，不知几千万亿。其产于各处名山者，豪姓大贾负败以擅厚利，又不知几千万亿。”“今云南、陕西、四川、广东各省有铜矿，为奸商专擅。”【41】
现略谈一下云南的铜矿，以后我们还要专论这方面的资本主义萌芽。明中叶起，云南采铜渐多。正统十年（1445），云南路南侧面用课是1，080斤，【42】几乎合宣德年间全国铜课的半数。弘治十六年（1503），明廷令云南设局铸钱。而官矿成绩不佳，已如前述。嘉靖六年（1527），令向民矿征课，“十取其三”。民矿纳30%的税后，余铜可在市场出售。嘉靖三十四年（1555），以两京铜价太高，提出每年以盐课二万两在云南购黄铜26—30万斤，供铸币之用，这大约实行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43】此外，滇铜最有利的市场是销往安南（越南）制造武器；但成化以来，明廷就厉行禁止，私贩者严惩。后期则销贵州，万历间，“滇产如铜、锡，斤止值钱三十文，外省乃二三倍其值者。由滇运至馈州）镇远共二十余站，皆肩排马赢之负也。”【44】镇远是个集散地，再经长江运出。这说明云南铜矿固然是以作货币材料为主，但仍有其商品市场。据天启《滇志》所载，明末云南罗次、晋宁、蒙自、宁州、路南等州县的铜课共折银477两，绿丰、易门、大姚、顺宁等县包括铁课、商课达1，280两。这时云南已有19个铜场（清代盛时约40个人其中后来著名的如汤丹、碌碌、凤凰坡、狮子尾、香树坡等铜场，明代都已开发了。不过就滇铜产只说，明代还是小试其利，比之清盛时期相差远甚。
关系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是铁。如前所述，明廷于洪武十八年（1385）罢官铁冶，开放民营。事实上，在这以前就已有民营铁冶了，官府对民冶征收十五分之一的铁课。从洪武元年（1403）到宣德九年（1434），这种铁课由80，000斤递增至550，000斤。折合成产量，约如表2—13。从中可以看出民营铁冶的发展，近30年间年产量由113万斤增长到833万斤，增加近7倍。
表2-13 明前期民营铁冶的发展
| 年份 | 铁课 | 折合产量（斤） |
| 永乐三年（1405） 永乐八年（1410） 永乐十三年（1415） 永乐十八年（1420） 洪熙元年（1425） 宣德五年（1430） 宣德九年（1434） |
75，720 79，709 389，605 489，166 527，264 529，757 555，267 |
1，135，800 1，195，635 5，844，075 7，337，490 7，908，960 7，946，355 8，329，005 |
资料来源：白寿彝：《明代矿业的发展》，收入《学步集》。
宣德十年（1435）诏：“各处山场、园林、湖池、坑冶及花果树木等件，原系民业，曾经官府采取，见有人看守及禁约者，自今听民采取，不许禁约，其看守内外官员人等，各回原职役”。【45】这种笼统的诏令，未必贯彻，但民营矿业的声势已大，可以想见。这以后的铁课无系统记载，但铁矿区日趋扩大。如天顺五年（1461），山西阳城县“每年课铁不下五六十万斤”【46】，折合产量达700—900万斤，已达宣德时全国产量。正德间（1506—1521），浙江铁课有74，500余斤【47】，折合产量亦达110余万斤。又据李龙潜同志研究，嘉靖元年（1522），广东潮州、惠州等处的铁课是银5，576两，税率是产铁万斤交银三两，这样折合铁产量达1，858万斤，超过宣德时全国民矿产量一倍半；嘉靖十年（1531），同样计算，更增至2，763万斤，10年间又增长了48%。【48】
煤是明代新兴的矿业。大约自始就是民营，仅知在北京附近的门头沟曾有过一、二座官窑。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对民煤十分取二，由抽分局征收，其课甚高；永乐十三年（1415）改定为三十分取一，其税又远较金属矿为低了。以后，如正统间在大同等处，同化、天顺间在浑河、大峪山，正德间在和州含山县牛首山，都常民间采煤的记载。【49】大约是万历以后，开采才渐广，矿税也已改为征银。万历二十五年（1597）朝廷偷旨说：“煤乃民间日用之赐，若官督开取，必致价值倍增，京城家户何以安生”，【50】这是指京西的门头沟矿区。万历三十一年（1603），这里曾发生一次采煤矿工、运煤脚夫拥进北京城，“填街塞路，持揭呼冤”【51】的事件，足见该地民矿已不少。不过，整个说来，煤的开采在明代还是很有限的。
最后，还可提一下万历二十四年（1596）的开矿运动。这次运用，是由于明廷连年用兵，陷于财政危机，于是派太监十数人分行、经省，“大开矿桐”。而实际是以开矿为名，大规模的勒索，故史称世矿税之祸”。有人描写当时情况是：“不论地有（矿）与无（矿），有饱矿包税之苦。不论民愿与否，有派矿派税之苦。指其屋而挟之彻，彼有矿，则家立破矣。指其货而吓之曰：彼漏税，则立倾矣”。【52】多么苛虐，但反映一个事实，即这时的所谓矿，包括当时敲诈最甚的银矿，已尽在民间了。由于这次开矿运动，在各省激起20多次以反税监为主题的“民变”，上述门头沟的事件，不过其中之一。
四、采矿业中的雇佣劳动
采矿总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在官矿，是利用坑冶户或农摇役，一处矿场甚至有役使几十万人者。民营矿场，又是怎样组织劳动力呢？文献中没有系统的记载，我们只能从一些事例中进行分析。
史料中看到最多的，是“聚众偷开”“逃民聚采”的说法。也称他们为“矿徒”，矿徒入山，流徙不定，一个地方可以“矿徒数百，倏忽千万”。【53】这大多是指露天采砂的银、铜矿。这些矿徒大都是个体的小商品生产者，或农民兼营，不必有什么组织。有段记载，可为代表：
“滇中凡土皆生矿苗，其未成碉者，细民自挖掘之，一日仅足衣食一日之用，于法无禁。”【54】
但是，在人数更多的矿场，或主要是逃亡流民开采的地方，就会出现首领、头目之类的人，他们和徒众之间是什么关系，未见记载，但总不会是雇佣关系。熊廷粥经略辽东时曾提出招他们当兵，矿头目能结聚千人者署都司，能结聚五百人者署守备【55】；可见头目的力量还是不小的。
再进一步，就是具有武装的所谓矿盗了，史记甚多。如正统间，福建的马大王，领众500余人，约官军“定限某日大战”。后来官军擒获马大王等八名矿首，招抚男女流民8，309人，【56】可谓众矣。这种人，当然也不会是雇佣来的。又叶宗留的故事：
“处州庆元人叶宗留，盗掘小阳坑，雇矿手二百余人，开矿大作，官不能禁。采数月，得矿不够食用，弃之。正统十二年（1447）九月，领其众往云和地方，有坑场处悉发掘，皆无所得。……还庆元七都山中。住数日，往政和，掘小亭坑，矿薄，亦不给用。……遂掠政和县及村落。……小民从之者皆给财物，从者益众。”【57】
这里说“雇矿手二百余人”，但又说：“从之者皆给物财”。看来，叶宗留是另有大志的，开矿（银矿）只是作财政手段，为此招纳一些熟练的矿手也是必要的，是否是自由雇工，则很可怀疑。至少，叶宗留在采矿业上是失败的，没有起到扩大生产、积累资本的作用。但也有开采成功的例子：
“正德中，（广东）顺德豪民勾引势家，纠集逃叛及白水贼徒，伪捏朝旨执照，乃开（初矿采煎。村民初犹拒之，其后力不能胜，尽被屠戮，而淫其妻女，使供炊。每一岁得银渐至千余两。嘉靖甲辰（1544），苗脉已尽，贼徒乃散。”【58】
这种“豪强”“势家”开矿之事，明代大约不少。又有“中官以己出率百人开采”的记载，而中官（太监）当时是比谁都厉害的。万历间，还有山西五台人张守清，以“缔婚代藩潞城、新宁二王”非法开采之事【59】。这种矿究属什么性质，须具体分析。银矿原属禁矿，若单是凭封建势力取得开采权，那并不改变矿本身的性质。但从上引顺德的例子竟很难说这些“贼徒”是自由的雇佣劳动者，至少有部分劳动是靠暴力役使的。明代投靠依附之风还很盛，这种豪强矿主大约也与豪强地主差不多。
再一种是商人开矿，例如：
山东莱阳：“产锡，四方之贾群革其中，操其奇赢，役使大众，开坑三十余场，坑夫数万。”【60】
福建沙县：“铁岭多产铁矿，媒〔谋〕利徽人恒鸠结无赖，动逾千人，鼓铸其间。得利则扰害邻乡，鸡犬不宁；失利则盘据啸集，奔突四出。”【61】
广东：“龙门抵界，所在产有铁矿，……四方无赖一时蝇集。未几潜出为盗，商不能禁，既而转炽，胁商人以接济，遂合兰徒炭党（耕山种兰烧炭者皆英宁汀漳之人），四行劫掠，铁场遂为盗薮。”【62】
这里面的生产关系，颇费推敲。第一例的坑夫有数万，若都由商人发工资，似不可能。第二例是徽商开矿，逾千人。第三例说矿徒威胁商人，更属离奇。这种逾千、数万人集中矿场，很可能是个体小生产者，商人向他们收购矿砂，没有固定的雇佣关系。即使部分人有比较固定的关系，恐怕也是计件给值，或计日短工，如替商人储运之类。在这些深山僻野，自然也少不了亡命之徒；在采矿之余，也不免潜出为盗。而这些商人恐怕也不是好惹的，有他们的党徒势力。
矿业往往涉及土地所有权问题，因而会产生更复杂的情况。下面是广东的记载。
“凡韶、惠等处系无主官山，产生铁矿。先年节被本土射利奸民号山主矿主名色，招引福建上杭等县无籍流徒，每年于秋收之际，纠集凶徒百千成群，越境前来，分布各处山用创常住扎。每山起炉，……山主矿主利其租税，地克总小甲利其常例，土脚小民利其雇募。”【63】
这里山主、矿主是什么身份，没讲清楚。下面将看到，铁矿中有“凡取矿，先认地脉，租赁他人之山”的说法。若然，矿主向山主租山，然后招工开采，矿主本身就是经营者。但又说：“山主矿主利其租税”。看来，采矿劳动者都是外省人，秋后招来，春播大约又回去了，他们是外流的小生产者，山主矿主向他们收租税（矿产）而已、。地鬼总小甲，大约是地痞之类，从中勒索陋规。而上脚小民，则可能是雇佣的本地工人，用于冶炉，以下我们还要谈到。
从上面我们考察了明代采矿劳动的一些事例。总的来看，他们众都是个体小生产者，有的自有首领，有的依附于豪强势家，乃至授庇于绿林英雄。当然，也有的是受商业资本支配的，但不必是雇佣劳动。若说这些千百成群的矿徒都有人发给工资，那是很难想象的。大约只有云南铜矿的义夫，情况稍异，但又有其他原因，不能肯定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第五章第二节中再予详论。
五、冶铁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冶铁和采矿不同。明代的采矿，多是露天浅穴，很少有工程设备，一般没有分工。冶炼则需一定的设备，往往投资较大，有场内分工，并须熟练技工。下面是崇祯间关于炼铜的记述。
“每矿百斤，上者烧铜十五斤，次者十二、十一不等。一般用锤手并烧炉匠，共二十名；每日给工食，共银八钱。用造假运水夫二名，每日给工食六分。用帮扯提矿小夫四名，每日给工食一钱二分”【64】。
可以看出，各工种待遇悬殊。这是官铜冶的冶炼工。民营矿也是有分工的，下面是徽州冶铁的一段记载。
“既得矿，必先烹炼，然后入炉。煽者、看者、上矿者、取钩砂者、炼生者，而各有其任。昼夜番换，约四五十人。若取矿之夫、造炭之夫，又不止是。故一炉之起，厥费亦重。或炉既起，而风路不通，不可熔冶。或风路虽通，而熔冶不成，未免重起。其难如此，所得不足以偿所费也。”【65】
这段史料，常为人引用；但据考证，它实际是元代胡某的记载，明代该处已矿竭了【66】。我们仍把它录下，因为它所述冶铁的劳动力组织，比较详细。明代炼铁炉，除末年广东瓶型炉外，并不超过宋、元，故可为例。这里可以看出两点。第一，一炉之起，是“联费亦重”的，若风路不通，或熔冶不成，又得另造。明代史料也说：“塑造盐泥，穷月之力，不容造次，盐泥有路，尽弃全功。”【67】总之，需要相当的资本。第二，把采矿、砍柴、烧炭的除外，一个炼铁炉所需的工人是40—50人。其中煽风者，按明代记载为4一6人，若昼夜班恐须加倍。看火者是高级技工，人数不多。上矿者指装料工。取钩泥者是用钩取出凝铸的铁版，“沙”字衍。炼生者可能是指先将矿石烧碎，再人炉；这是来自炼铜的程序，明代炼铁似已废除此道工序。
总之，一炉用工是40—50人，分日夜两班。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明代史料，大都是把采矿工和冶铁工并称，以至每炉需有几百人为它眼务。其中占工最多的是采矿和烧炭，从前述分析看，他们大部分是个体小生产者，即使与炉主有比较固定的关系，也可以是按斤收购或计件给资，不必是雇佣劳动。说明这一点，下面再来考察一些事例。
山西潞州：“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于铁冶，业之。数世矣，多致四方之贾。椎凿鼓泻担挽，所借而食之者，常百余人。”【68】
福建蒲城炉主：“皆坊长大户，招集四方无赖之徒，来被问冶铁，每一炉多至五七百人，……。”【69】
福建政和县：“今据炉户何浦、程正大等告：起铁炉二庄于东平等处，……每炉一座，做工者必须数十百人，有凿矿者，有烧炭者，有煽炉者，其余巡炉、运炭、运矿、贩米、贩酒等役，亦各数十八是以一炉常聚数百人。”【70】
广东韶、惠：“山主矿主……每山起炉，少则五六座、多则一二十座，每炉聚集二三百人，在山掘矿，煽铁取利”。
广东罗定等地：“铁矿既溶，液流至于方池，凝铁一版，取之。以大木杠搅炉，铁水注倾，复成一版。凡十二时，一时须出一版，重可十钧。一时而出二版，是曰双钩，则炉太旺，炉将伤。……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八九版则缩。”【71】
这里第一例山西，苗氏“业之数世”，当在明代，但他的炉连同采矿、打柴、运输才百余人，当属小炉。清代的小炉需冶炼工六、七人，可以是家属劳动，或小业主经营；因此，不能肯定其资本主义性质。
第二例福建，每炉五七百人，不知冶炼工多少，但规模似不小。惟炉主是“坊长大户”，就不知是否有封建势力了。第三例也是福建，炉主看来是商人。但每炉连采矿、烧炭还不到百人，那也是小炉了。因此，这二例我们也不能肯定其资本主义性质。
第四例广东，是前面采矿业中引用过的。每炉二三百人，当是中等规模。同时，这里暗示出炉场的概念。炼铁炉只能连续使用90天，要备有几座炉，成为一个经营单位，即炉场，才能连续生产。这里是以山为单位说的，少的五、六座，多的一、二十座；那些采矿、烧炭、运输劳动者可视为场外工人。这一例，虽矿主身份仍不明，基本上可以说具有工场手工业的规模了。
第五例广东比较完整。这里是使用颇为先进的瓶型高炉，其炉特大，可抵普通高炉三座，用工亦较多，尤其需加大鼓风。从记载看，这里一个炉场大约有高炉2—3座，投资10，000余银两，用司炉（包括各工种）200余人。场外的采矿、烧炭、打水、运输尚需数
百人，但不必是炉场雇工，例如那200头牛、50艘船都可能另有主人。算了一笔账：这样规模的炉场，若每天出铁20版，就能赚钱；如出不到10版，就要赔了【72】；若贪多，出“双钩”，损坏炉子，更花不来。这种炉场的主人是谁，劳动条件如何，仍然没有交待。不过，从其规模看，不可能是小生产者合伙组织；200余工人，工种不同，也不会是平均分配。我们还知道，它的产品是运销佛山，卖给炒铁、铸铁商户。它投资大，是为利润而生产，自不待言。从明末到清代广东铁业不断发展着，它还是有个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过程的。象这样的炉场，可以说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了。
明代，以冶铁致富之事，在安徽商人中还不少。如正德间，休宁詹安即“以铁冶起富”；嘉靖间，敏县的郑次公是“以铁冶起家”。不过，对于这种过简的文献，我们还需慎重。例如下面一个记载就很难说是雇佣劳动。【73】
“（朱处士）从兄贾闽，盖保铁冶山中，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去岁不登，处士贷诸佣人钱百万”。
总之，冶铁业中能肯定为资本主义萌芽的，目前还只有广东一事。
六、铁器铸造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铁器制造，到处都有。明代出现集中产地，如苏州的商村市，拒泽的植丘市，我们前已述及，但基本上还是属于小商品生产性质。就我们所见史料，能够看出有资本主义萌芽迹象的，还只有在广东南海县的佛山。
佛山在景泰初即是“工擅炉冶之巧，四远商贩辐障”。【74】它的发履，得力于上面所述的广东冶铁。“铁莫良于广铁”，尤其是罗定、大塘，“基炉铁最良，悉是铝铁，光润而柔。……诸护之铁冶既成，皆输佛山之埠。”【75】有好的原料，还要有好的技术。有个李广成，是在里水学得冶铁之法，到佛山开业，传代发家。【76】冶家对于技艺人，“必候其工而求之，极其尊奉，有弗得，则不敢自专，专亦不当，故佛，山之冶遍天下”。【77】
佛山距广州五十里，水运通东、西、北江，交通便利，也是一个条件。又与海运发展有关，船用铁钉、铁缆、铁锚，多由佛山供应。明朝廷造战船、军械，所需铁钉、铁练、铁线，向佛山各铁器行征调，叫“答应上务”。后以铁钉所需特多，“皆现给官银，悉照民价收买。”【78】这是崇被年间记载，当时佛山铁行业已在天妃宫建立议事机构了。【79】
佛山的铁器铸造业，天启年间就已分为炒铁、铸锅、铁钉、铁线、制针等行业。铁钉用量最广；铁线有大缆、二缆、上绣、中绣、花丝等型号；铁针是用冷作拉丝方法，制作精细。但是，它们的生产关系如何，明代全无资料可寻。我们的讨论，只能以炒铁、铸锅二业为限。佛山的炒铁业，是将生铁烧炼退火打制成可锻铸铁（即熟铁），供铸造、锻制铁器之用。因而又称熟铁业，或小炉，以别于冶炼生铁的大炉。目前所见史料，还只有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所记。
“诸所铸器，率以佛山为良。……其炒铁则以生铁团之入炉，火烧透红，乃出而置砧上。一人钳之，二、三人锤之，旁十余童子扇之。童子必唱歌不辍，然后可炼熟而为经（锅）也。”“计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一肆数十砧，一砧有十余人，是为小炉。炉有大小，以铁有生熟也。故夫治生铁者，大炉之事也；治熟铁者，小炉之事也。”【80】
这种小炉，各地都有，原是小商品生产。而在佛山，则规模甚大。“一肆数十砧”，可能有点夸大，即以“十数砧”计，也要用1150人左右。他们的劳动条件如何，并无记载。不过，他们有分工，有师父，有徒工，这我们许多人都见过。这样一个作坊，炉、砧和各种工具也不少，看来是可以肯定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了。佛山的铁锅，朋末即已出名，所谓“佛山之冶遍天下”，实际是指铁锅。铸锅的情况，据屈大均描述：
“佛山俗善鼓铸，其为铁大者日糖围、深七、深六、牛一、牛二，小者日牛三、牛四、牛五。以五为连，曰五口；三为连，曰三口。无耳者曰牛魁，四清古。时凡铸有耳者，不得铸无耳者；铸无耳者，不得铸有耳者；兼铸之必讼。……故凡佛山之镬贵，坚如石湾之镬贱，脆也。鬻之江楚，人能辨之。以其薄而光滑，消炼既精，工法又熟也。”【81】
牛锅是无脚的，相对于有三只或四只脚的鼎锅而言。按其大小，有多种型号。又有有耳与无耳之分，一家只能铸一种，“兼铸之必讼”。这好象是行会的规定。佛山铁锅业的既济堂建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这以前的情况不明。不过，天启间，佛山的铁器铸造业工匠曾有两次同炉主的斗争，一次在天启二年（1622），“炒铸七行工匠纠众狂噪”；一次在天启六年（1626），“耳锅匠并锯柴工与诸炉户斗争”【82】。看来，耳锅大约已单是一业。不论当时行会组织情况如何，这种禁止跨业的规定，尚不能限制作坊的规模。关于一铸锅业的规模，以及其雇佣劳动等情况，还没找到任何资料。但从清代的记载看出，佛山的铸锅业都是自设熔炉，将生铁和废铁熔化铸锅的，其炉数并较炒铁业为多。前引《广东新语》所述“童子必唱歌不辍，然后可炼熟而成馒也”，看来也是铸锅业的情况。再从其铸造工精，销路甚广和有劳资间的斗争来看，明东佛山的铸锅业大体也已有工场手工业的规模了。
注释：
【1】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下，五金。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铁。
【2】陆容：《寂国杂记》卷十四，五金之矿。又同卷“采铜法”说，先用大量禾柴“装叠有矿之地，发火烧一夜，令矿脉柔脆，次日火气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动锤尖采打”，此似非烧爆法。
【3】北京钢铁学院编：《中国冶金简史》1978年版，第185页。
【4】康熙《唐县志》赋役卷之十二，矿害。
【5】明代银、铜矿多称“矿场”，不称“桐”“井”，亦见其入穴不深。
【6】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煤炭。
【7】北京钢铁学院编：《中国冶金简史》1978年版第149页。
【8】朱国检：《涌幢小品》卷一，铁炉。我们估计容积，遵化铁炉按2.6×2.6×12=81.12计。来代高炉平均半径为（0.9＋2.6）÷（2×2）=0.875米=2.625尺，容积按π×2.62512—259.77计。
【9】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铁。因瓶之曲度不明，按平台体计。上平台内半径（10—4）－：－2—3尺，下平台内半径（35—4）÷2—155尺。容积按（3‘＋15.5‘＋3Ｘ15.5）Ｘ17.5—5，419．91计。
【10】《广东新语》序：“予尝游于四方，闹览博物之君子多就子而问焉。予举广东十郡所见所闻平昔识之于己者，悉与之语。语既多，茫无端诸，因而诠次之而成书也。”按屈大均于1658年（年29岁）离粤北游，至1669年秋返粤。所记当是1658年以前在广东所见所闻之事，而于遗游中答诸君子者。1658年为清顺治十五年，而岭南尚有明桂王小朝庭，即永历十二年。成书当在1669年即康熙八年返粤之后。
【11】宋代风扇见王桢：《农书》卷十九，水排所绘图式。
【12】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下，五金所绘图式。刘云彩：《中国古代高炉的起源和变化》，《文物》1978年第2期。
【1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铁。
【14】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15】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一，铁炉。
【16】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煤炭。
【17】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煤炭。
【18】熟铁应是指含碳量在5%以下的铁，其性软。但这是指碳的化合态。可锻铸铁的碳则不是化合于铁，而要大部分以自由石墨态存在，呈条状、团絮状或球状，这才使之有塑性和韧性；所以科学地说不是熟铁。不过，为适应过去文献，我们仍用俗称。
【19】可见炒铁可以是炒钢，也可以是只炒成可锻铸铁，即“熟铁”。我国古代所称“百炼钢”，实际是将炒钢反复折叠锻打，去其杂质，细化晶体，致密组织，得到较好的钢。
【20】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下，铁。
【21】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下，铁。
【22】参见陆容：《获国杂记》卷十四，采铜。
【23】宋代已知砒粉可以炼白钢，但尚以为是铜化为银，见何遂；《春港记闻》卷十。宋代也已知在炼铜时掺入炉甘石，但还未见从炉甘石取锌的记载。
【24】白寿彝：《明代矿业的发展》，收入《学步集》。
【25】《明律集解附例》卷十八，刑律，贼盗。
【26】明《神宗实录》卷四一六，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王寅。
【27】《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
【28】按13冶岁额加算。惟白寿彝同志算13冶共为9，052，987斤。又《明知卷八十一，食货五载：“凡十三所，岁捐铁七百四十六万余斤”。
【29】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二，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庚寅。
【30】《大明会典》卷一九四，冶课。
【31】《大明会典》卷一九四，冶课。
【32】商精：《蔗山笔谈》，转引自白寿彝：硼代矿业的发展》，载《学步集》。
【33】《大明会典》卷一九四，冶课。
【34】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二九，山泽之利下。
【35】明《世宗实录》卷一九四，嘉靖十五年十二月乙酉。
【36】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二九，山泽之利下。
【37】《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一，平浙闽盗。
【38】明《英宗实录》卷二0七，景泰二年八月甲戌。
【39】《大明会典》卷一九四，铸钱。
【40】明《世宗实录》卷四二一，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戊寅。
【41】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七，宝源局，引郝敬要：《钱法议》。
【42】明《英宗实录》卷一三二，正统十年八月已卯，云南布政司奏，以岁人铜乏，要求将用课减半。
【43】《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
【44】王士性；《黔志》。
【45】明《英宗实录》卷二，宣德十年二月辛亥。
【46】明《英宗实录》卷三二九，天顺五年六月下酉。
【47】《大明会典》卷一九四，冶课。
【48】李龙潜：《试论明代矿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及其特点》，收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
【49】均见白寿彝：《明代矿业的发展》，收人《学步集》。
【50】明《神宗实录》卷三0七，万历二十五年二月丙子。
【51】明《神宗实录》卷三八0，万历三十一年正月两寅。
【52】冯琦：《人为灾旱异常，备陈民间疾苦……疏》，载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四十。
【53】嵇璜等：《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六，崇祯十二年记湖广临武、兰山间矿洞事。
【54】王士性：《广志绎》卷五。
【55】明《煮宗实录》卷八。
【56】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六，正统十年十二月乙已，卷一四八，正统十一年十二月壬戍。
【57】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九十二，坑冶。
【5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四十三册。
【59】俱见白寿彝：《明代矿业的发展》，收人《学步集》。
【60】顾炎武：《肇域志》第三十三册，山东，页五上。
【61】转引自傅衣凌：《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77页，原引自《沙县志》卷一，方舆。
【6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七册，广东上，页四十二上。
【63】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三十，晒印本，藏广州中山图书馆，引自李龙潜：《试论明代矿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及特点》，收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
【64】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十八，宝泉局。
【65】嘉靖《徽州府志》卷下，食货，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抄本。
【66】黄启臣：《明代冶铁业资本主义萌芽一则史料质疑》，《学术月刊》1980年第2期。
【67】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下，铁。
【68】唐甄：《潜书》下篇上，富民。
【69】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十，蠲赈前。
【70】万历时政和县知县车鸣时《申革炉议》，载道光《政和县志》卷十下
【71】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铁。
【72】20版铁，每版300斤，共6，000斤，按万历间北京官价（每斤1分6厘）合96两，如果每年生产6个月，可作171，280两生意，资本周转不到2次。
【73】汪道昆：《太函集》卷二十八，詹处士传，卷四六，处士郑次公墓志铭；卷四十三，海阳新溪朱处士墓志铭。
【74】景泰二年陈挪祖庙灵应词碑记》，载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二，金石上。
【75】屈大钧：《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铁。
【76】李广成，永乐二年生，自里水迁佛山，世擅冶业，七世孙李世昌，弘治四年生，以传冶拓其家。据《佛山李氏族谱》卷五。见王在民编：《佛山冶铁、纺织、阳瓷手工业史资料》第二编，第一章四十四（打字本）。
【77】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六，器语，铜铁器。
【78】崇祯八年的残碑拓片，佛山博物馆提供。
【79】崇祯元年，“天妃宫…词宇岁远渐湮，…，·诸铁商陈振样、周文伟等议为鼎新之计，醉金五百有奇”。吴荣光等。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二，金石上。
【80】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黄语，铁。
【81】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铁。
【82】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六，乡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