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板凳安清冷,半句文章莫放空”: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瑚

  在6月10日通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名单中,近代史研究所李瑚研究员荣列其中。得知这一消息,他平静地说:“设置荣誉学部委员称号,是国家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尊重社会科学家劳动的重大举措,对社会、对学术界都是十分有益的事。我已耄耋之年,获此殊荣,对此将终生难忘。”熟知他的为人与学问的同辈晚学,由衷钦佩他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在魏源以及中国经济史等领域研究中作出的贡献,钦佩他严谨笃实的治学态度。

  “颇得援师三昧”

  1926年,李瑚出生于书香门第。九一八事变后,他全家由锦州迁至北平;七七事变后,北平又落入魔爪。在日伪统治下,他感伤家国罹难之惨痛,发愤读书,阅二十四史,用文言文作文,立志学成报国。

  1945年,日本战败,举国欢庆。同年,李瑚考入辅仁大学,先后在历史系和经济系学习,师从陈垣、张星烺、方豪、赵光贤等先生,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其中,尤从陈垣(字援庵)所授“史源学实习”、“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等课程获益为大。他勤于读书,用心琢磨,完成了《宋代经总制钱考》、《“法币”发行与崩溃》两篇学位论文,颇受先生赞许,历经6年获文学士(历史及经济两专业双学士)。

  1951年8月,李瑚步入东厂胡同1号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入所工作的历史系毕业生。

  在迎新会上,所长范文澜勉励新同志要认真学习理论,多读《列宁主义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及《新民主主义论》等书,坚持严谨求实的学风,多积累资料,多写作。范老的殷切勉励,深深印在李瑚的心里。

  不久,李瑚被分配到经济组,承担《中国资产阶级》一书中“中国银行资本”部分的写作任务。1958年5月,根据完成百万字《中国近代史》的总体规划,原经济、政治、外交三组合并为近代史组,他接受了撰写“鸦片战争前清代的经济”部分的任务,惜因“文革”爆发,此书撰写工作中辍。他还参与了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的编写、与荣孟源先生研制《中国近代史历表》等工作。

  李瑚铭记范文澜所长“坐冷板凳”才能“吃冷猪头肉”的教导,在近代史所严谨学风和革命传统的影响下,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频仍,劳动下放不断,潜心研究诚非易事,稍不留神可能就受到“只专不红”的责难,“鬓添华发惊时逝,笥少佳章愧业嬉。九域勤劬学马列,十年生聚轶桓伊”,或许是李瑚当年生活、工作和内心世界的写照。

  潜心魏源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瑚陆续接触到魏源的资料,深感这个人物很值得研究。他逐渐认识到,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在中国由封闭走向世界的转型时期,魏源以其卓越的才识,呼唤国人开眼看世界,是最早具有近代意识的民族觉醒的代表,是中国近代爱国思潮的开创者,他把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社会思潮推向一个更新的境界。然而,当时海内外有关魏源的研究十分薄弱,有分量的论文屈指可数。

  李瑚从考证魏源的诗文时间、揭示其思想内涵入手,廓清其人生道路、思想脉络及与当时社会变局和政治、思想、学术发展的联系。“文革”前,他便写成《魏源诗文系年》,之后又完成《魏源事迹系年》。这两个成果的突出特点是考订细密、言必有据,姚薇元称之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思想史的必读书。之后,李瑚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作。2002年,他将自己的相关成果裒辑成册,出版了《魏源研究》(2008年再版)一书,从中清晰可见李瑚的研究道路和心路历程。杨柳曾评价道:“或称其著作‘周密精详,严谨深邃。行文雅畅,言必有据,旁征博引,博收精掇’确是不易之论。”

  李瑚的魏源研究起于“文革”前,而勃发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观点已为学界所认可。用当下新锐眼光来看,李瑚的观点并不新奇,或说早为人知。但稍有学术史素养的学者会发现,在20世纪末之政治与学术背景下,这些今天看似平淡的心得,源于李瑚对庞杂史料的精心考订、梳理、辨析,以及对清代社会变局和思想学术发展的准确把握。他努力实践了恩格斯对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其成果奠定了后来魏源研究的基础,无怪乎刘乃和先生说他“颇得援师三昧”,表明其功力与眼光异乎常人之处。

  在从事魏源研究的同时,李瑚还参与完成了《中国史稿》、《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常识》(明清部分)、《中华文化辞典》等撰写工作。

  “诗文梳理欲何为?惟惜余晖”

  李瑚相当部分的研究成果是在退休后完成的。然而由于晚年精力有限,特别是在患脑梗塞后,他自感记忆力减退,无论是写作或校勘,都增加了困难。但他借用《说苑》中师旷劝晋平公晚年读书和《颜氏家训》的话说:“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盛年已失,犹当晚学,不可自弃。”他以此自励,宵旰攻苦,集腋成裘,在退休后的20多年间,推出了更多力作。

  李瑚对中国经济史,特别是清代经济史有深入的研究。1986年,他出版《中国经济史丛稿》,收入其经济史论文11篇,涉及宋代的财政税收,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前经济制度改革和战后社会经济制度变化,清代的商业、货币和银行,以及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时期的工业和军费等多方面内容。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看过此书后说:“足下勤于收集材料,并善于利用这些材料,于考证辨析中有新意。”2007年,李瑚出版《晚学集》,汇集35篇杂文,包括感旧、校注、论述、序跋和京华琐谈等,凡40万言。

  李瑚于诗词有很深的造诣。2002年,《凌河诗词稿》问世,收集他60年间所作诗词260首,既有旅游写景,亦有读书志感、怀人抒情,纪念历史和当今的人物与事件。他自谦道:“我既无天赋的诗才,又少推敲的功力,把它呈现在诗人词客、行家里手面前,不免有班门弄斧之诮。”但读过其诗词的人,无不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深深的爱国情怀、浓浓的师友情谊,欣赏到作者意境隽永、字句凝练的诗词佳作。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回顾自己学术研究的60春秋,李瑚感慨万分:“老去方思治学功,读书精一更须通。寻源探始无抄袭,炼意修辞戒懈松。渔竭泽,璺求穷,名言有助陟新峰。终身板凳安清冷,半句文章莫放空。”这是李瑚的治学感悟,也是对晚学的殷切期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29日第2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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