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时代农业的特性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探析
Ⅰ. 绪论
本文研究传统时代韩国农业的特性，探索继承传统农业文化遗产的同时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本文采取了分析最能代表前近代农业性质的朝鲜时代农业的研究方法，考察韩半岛农业的特殊性及传统的农耕方式对现代农业所做出的贡献。
一直以来，有关韩国农业史的研究方向侧重于围绕资本主义制度的成立阐明世界史的普遍性或解释个别的农业现象，而围绕邻邦国家开展的韩国农业特性研究几乎没有系统整理的先行研究资料。
仅从纬度上不难发现，中国的领土分布在非常广泛的气候带上，具有丰富多样的耕作方式和农产品。因此，要想在如此丰富的中国农业特性面前找出韩国农业特有的因素并非易事。但是，由于农业是一个地区的生态、文化及风土的产物，因此，适当的农耕方式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传承，形成了该地区特有的农业传统，所以，透过最能代表韩国传统面貌的朝鲜时代农业的特性，观察韩半岛农业的独特要素，探索可持续发展方案。
众所周知，韩半岛山多平原少，大多数农业在溪谷间的斜坡上展开。地势呈现东西窄、南北长；白头山（长白山）下4月份结霜，而南部的济州岛冬天都不用穿防寒服；韩半岛的气候春旱夏涝，冬季里大多数农作物都无法正常越冬。这种农业环境与处在同一纬度线上的中国华北地区有很大差别[1]。
据统计资料显示，十五世纪的水田面积约为耕地面积的19%[2]。当时普遍栽培的农作物依次为黍、大豆、稻，其次就是麦、稷、麻等。由此可见，旱田农业占据着朝鲜前期农业的主要地位。截至朝鲜初期，由于旱灾、水灾、风灾等气候原因或无法确保水资源而国家法令禁止移秧法，直到进入十六世纪中期，移秧法才逐渐成为普遍的水田耕种法[3]。由此可见，朝鲜时代的农业在从旱田转为水田的过程中，气候、施肥、劳动力的应用及土地利用法等成为最关键的因素。与此同时，探索这种农耕方式与传统生活文化之间的链接模式是韩半岛农业特点的首要课题。
随着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大规模经济开发，韩国的传统农业除了机械化和离农现象之外还出现了破坏农业生态环境、耕作方式转变等深刻的变化。而且，价格低廉的进口农产品使本土农作物几乎消失殆尽，除大米之外的粮食自给率也急剧下降[4]。特别是随着农产品进口依赖度的增加和进口食品安全问题的频频发生，韩国社会对传统农业即有机农业的期待越来越高。在农村环境急剧变化的当今时代，确保安全的农产品供应源的社会观念使人们对传统耕农法的看法发生了改变[5]。本文试图从韩国传统农业的变化过程中寻找农业危机的解决方案，并探索未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Ⅱ. 史前年代韩半岛农作物与耕作方式
韩半岛从史前年代起存在与中国大陆不同的农业传统和价值观，这对判断韩国农业的特性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将在农作物和农耕方式的起源方面简单论述几点重要的资料及遗迹。
1.稻作的起源地：韩半岛
韩半岛四季分明，气候宜人。据考古学家发现，韩半岛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栽培各种谷物。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稻和大豆。根据生物学及考古学资料，在源自亚洲地区的稻的原产地学说中，最有力的一种就是印度阿萨姆地区、中国云南和长江中游地域的说法。但是，印度、东南亚等地也有独立的栽培稻，因此也有人提出稻的“多中心起源学说”[6]。
关于韩半岛稻作的起源说有下列几种：一种是认为从中国华南、华中地区经由黄海传入韩半岛西南部的说法；另一种是主张从长江下游地区经由山东半岛传播到韩半岛的说法，更有一种见解韩半岛的水稻是从河北经由辽东地区传入的[7]。不过河北地区至今未发现史前年代的栽培稻，而经过海路传播的途径也没有得到考古学的验证。因此，可能性最大的传播途径应该是长江下游-山东半岛-辽东半岛-韩半岛-日本九州。韩国和日本的早期稻作农业遗址中几乎没有中国史前年代的文化遗迹，由此可以推测出，稻作农业经过海路流传到韩国和日本的可能性几乎为零[8]。
1994年，忠北大学博物馆对清原郡小鲁里地区进行两次发掘后，对找出稻谷的上中下泥炭层实施了考古研究。出土较多稻谷种子的是中间泥炭层，研究小组将其中的8粒种子送到美国 Geochen Lab进行深入研究，而将另外6粒种子送到首尔大学AMS研究室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这些稻谷种子的年代为12500~14620BP。另外，出土古代形Japonica的土碳层的年代被确定为15000BP，是现存的世界最早的稻谷种子[9]。
对出土稻壳中的13粒进行实验的结果表明，其中的12粒为Japonica，其余1粒为Indica形态；前者的长度为6.2～8.8mm（平均 7.19mm），宽度为2.3～3.6mm（平均3.08mm），平均长宽比为2.36mm。后来，在牛岛、金浦佳县里（4010±25BP）和一山城底里地区（6210±60BP，4330±80BP）也陆续发掘出新石器中后期的Indica和 Japonica稻壳[10]。夫余松菊里（公元前850～410年）或平壤南京（公元前1270～860年）住宅遗址中也出土过碳化米。除此之外，在金海农所里贝塚的土器中发现稻谷的plant-opal。由此可见，韩半岛南部在新石器后期（3500~3000BP）就已经开始栽培稻谷[11]。
松菊里出土的青铜器时代的碳化米的形态为长度4.2±0.013㎜，宽度为2.4±0.008㎜，厚度为2.0±0.009㎜，呈现出后三国时代长宽比小于2.0的短粒型[12]。 虽然不能与小鲁里出土的稻谷直接进行比较，但是其淘净前后的形态和长宽比都有所不同[13]。这就说明两种稻谷具有不同的传播途径。
与小鲁里稻谷类似的遗物有公元前5000年中国长江流域的稻壳。长江下游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稻谷长宽比为2.62mm，屈家岭、石家河等新石器遗址（公元前3000～2000年）中出土的稻谷长度为7.5～6.8㎜（平均6.97㎜），宽度为3.8～3.0mm（平均 3.47㎜）[14]。仅从形态上也可以看出这些稻谷与韩半岛的稻谷有类似的特征。
小鲁里遗址中出土的稻谷需要进一步考证，但从外型上可以判断已处于半栽培或初期农耕阶段进行驯化的稻壳[15]，其年代比中国早。这说明小鲁里稻谷是韩国稻谷的祖种，韩半岛也是稻谷栽培的发源地之一[16]。
2.戎菽和高丽豆的故乡韩半岛
《齐民要术：大豆篇》的开头对大豆起源的论述中有“高丽豆”和“戎菽”出现。众所周知，山戎是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戎菽是该地区栽培的大豆。当时，东北地区具有最适合菽栽培的环境和条件，这些事实在已出土的文物中可以得到论证。“高丽豆”一词的含义是“高句丽特产大豆”，与地域接近的戎菽产地相联系，故成为高句丽地区的特产。由此可见，中国东北地区很早就因大豆起源地而受到关注。《管子》对戎菽的记载中称，齐桓公带来戎菽并传播到内地，这些都充分说明大豆是从东北地区传播进来的[17]。
韩半岛中部忠北大川遗址中出土了比吉林省永吉县[2590±70BP]更早时代即公元前3500~3000年的稻、大小麦、栗、麻、大豆等农产品[18]；公元前2000年前后，咸镜北道会宁郡五洞居住地出土了各种农具和与现代的大豆和小豆相似的谷物[19]。不仅如此，韩半岛南部陕川凤溪里和晋州大坪里玉房的青铜器时代田地和住宅遗址中也出土了包括五谷在内的、属于耕作初期阶段的大量的野生大豆（Glycine soja）和小豆（Vigna angularis）[20]。简言之，仅从出土的大豆遗物判断，韩半岛的大豆耕作比中国的东北地区更早。
各地出土的大豆从外形尺寸上判断，应该是韩半岛中南部地区在青铜器时代开始栽培的野生大豆和栽培中间阶段的大豆[21] 。这些大豆的形态比现在的栽培豆小，看起来像野生种，不过这些大豆很有可能是当时已进入正式栽培阶段的大豆，或者至少是以食用为目的而采集的大豆[22]。不仅如此，韩国本土种的遗传变异与中国不同，有着自己的固有特性[23]。因此可以说，韩半岛与中国东北地区都是大豆的起源地之一[24]。
3.史前年代的旱田与作亩法
史前年代韩半岛的耕种方法主要显现在青铜器初中期的旱田耕种方法中。晋州大坪里玉房地区的青铜器时代的田地遗址中发现当时的人们已经利用甽（40-60cm）和垄（50-90cm）进行耕作[25]。田间遗址中出土的粟、稗、黍、大小豆、绿豆、大麥等种子表明当时的人们通过在甽中条播（或点播）或散播（或点条播）的方式进行耕种[26]。这些作梗方式在后期农耕文青铜器中显现的耕作方式中亦可得到进一步验证[27]。
据中国《汉书：食货志》记载，从后稷时代就已经有称为“后稷始甽田”的耕作法。不过从后期的资料可以推测出，先秦时代华北地区的甽不过是单纯的放入种子的播种溝。在《代田法条》中，唐朝的颜师古对縵田注解道：“縵田，谓不为甽者也”，由此可见，在实施《代田法》的汉代以前，农耕中没有制作甽，主要采取散播或在广亩上做出浅浅的地沟播种并覆土。如果是这种甽，覆土之后连痕迹都没有。而且縵田中种子和肥料的浪费很大，除草也非常困难，种子的根系无法深深扎入土中，无法经历风灾和旱灾[28]。当然，这是根据当时华北的气候、土壤及起耕工具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选择，与之相比，韩半岛南部地区的作亩法虽然费力，但是利用深耕进行排水的方法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农法。
大坪里玉房地区耕作图
另外，与此相关的令人关注的是玉房3地区史前遗迹的作亩形态。如图所示，田地遗址中发现了连环的小型壕，而且小型壕的位置与以往作亩相同的层位里反方向重复形成[29]。换言之，圢和畴与小型壕相互交替。这些分明是同时栽培各种作物或收获前播种其他作物的确凿证据。如果这些假设是事实，那么当时下田中的土地利用率可能要比我们所了解的更高。
这些农作物的重复栽培现象在玉房6地区南江处田地遗址中尤为明显[30]。这种现象在战国时代的《管子：治国篇》和《荀子：富国篇》的“轮作重复制”[31]以及《吕氏春秋：任地篇》的“今玆美禾，來玆美麥”等史料中都有记载。不过，我们亦不能排除上述现象在韩半岛更早出现的可能性。
终上所述，韩半岛从史前年代就已经是稻、大豆起源地之一，推测从新石器中期开始生产五谷，具备了适合农作物栽培的生态环境。另外，我们在韩半岛发现了很早就已将垄、畎等作亩法和重复法用于谷物栽培的历史痕迹。降雨量比中国华北地区更多的韩半岛南部地区为栽培旱田农作物而采取的独特的耕作法令人瞩目。
Ⅲ. 朝鲜时代农业的特点
与上述考古学成果不同，韩半岛十世纪之前关于农业的文献史料几乎没有保存下来。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农业时代为朝鲜时代。因此希望能通过朝鲜时代的农业揭示韩国农业的特性。
1.朝鲜的农器具与耕作技术
（1）朝鲜的犁和播种法特点
朝鲜的犁是最具代表性的农耕工具。朝鲜犁的机构简单，特点是根据使用者的动作有很多不同的用途。代表旱田的犁是无鐴大（铧）犁。朝鲜时代初期开始仅凭一个犁就可以负责起耕、做条及中耕等农活[32]，完全可以代替中国長床耕犁和耬犁（plow with seed box）的所有功能，因此并不需要类似中国的耬脚等农具。
朝鲜的犁耕法的特点是通过往复耕（旋耕）方式制作畦的畦立耕。初期采取浅耕的平畦耕，后期随着深耕逐渐转变为高畦耕法，夏耕是播种在畦上，冬耕则播种在畦沟中。朝鲜初期使用无鐴犁时采取倾斜一侧进行翻土，到后期随着使用有鐴犁得以实现反耕基础下的精耕细作，田沓通过熟地的使用增加土壤的肥力。与此同时作物的轮作成为可能，并且随着两年四耕、两年三耕等土地利用率的增加逐渐形成称为广作的田地经营集中化[33]。
《齐民要术》中记载的旱田的播种是耧种的甽中条播，《农事直说》中记载的朝鲜播种法，除了麦田之外大部分都考虑雨季里的排水问题，在亩（畝）上进行播种。中国华北的农法以劳（无齿耙）、挞和耬锺为象征的“保湿农法”。而且需要在短时间内碎土和覆土，因此需要适合的农器具。不过韩半岛的农法受到降雨量多的影响，具有考虑保湿和排水的两面性。因此土壤的状态也与华北地区不同，碎土和覆种用的摩田工具有木斫和鉄齿耙。由此可见，虽然进行相同的旱田农业，处于相同的纬度，但因韩半岛和华北地区气候条件的不同，作亩和播种方法及摩平工具也不尽相同。而且，韩半岛因土地不足采取“间种法”，实施一年二作。另外，从此时开始利用牛犁实施作条、中耕及覆土，因此并不需要耬犁。
（2）锄的出现和除草
韩半岛耕作面积虽然狭小，但是与华北地区相比降水量丰富，因此土地生产性很高。不过高温多湿的气候有他的劣势，就是刚开始不彻底除去杂草就无法扩大耕作规模的局限性[34]。因此，除草作业在朝鲜时代农事中最为艰难，也是最耗时间的农活。《农事直说：种稻条》中的“禾谷成长有来锄功”或“锄头比肥料有效”等内容充分说明以上现象[35]。不仅如此，比如“水稻听着农夫的脚步声成长，旱田随着锄头走”；“宁可荒废水稻也不能荒废旱田”；“任杂草长一年，要吃七年苦”等说法亦充分说明了过去农谚对除草作业的重要性的认识。“没有比蹲在烈日下除草更加辛苦的农活”等俗语也表明除草作业虽然辛苦但确实是不可或缺的农活。
除草有其适期，俗话说“粗略的两次除草比细心的一次除草强”，这是指，细心地除草费很长时间，这时，已除草的地方会长出新的杂草，会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36]。
朝鲜时代的旱田和水稻的除草作业中锄头（homi）是最典型的农具。锄头作业不仅仅是单纯的除草，对于整苗和培土、保泽也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过高的杂草会妨碍谷物的生长，因此在农耕中锄头作业是非常重要的作业。
根据《农桑辑要：种谷篇》记载，“春锄以保湿，夏锄以除草为中心”的原则在朝鲜时代一直延续。《农事直说》记载的“锄头尖上结百谷”充分说明锄头作业对收成起到的关键作用[37]。
朝鲜初期从直播法逐渐转变为移秧法，水田的除草作业逐渐减少[38]，不过依然是最重要的农事之一。如果自家的田地里杂草茂盛，会被人认为是懒惰的农夫，所以不得不辛勤地挥动锄头。
韩半岛的锄头不同于钁[39]或中国的長柄鋤，其特点是是锄刃尖细锄柄短小的短柄锄[40]。而且这种三角形锄头在青铜器时代已经在韩半岛北部平南孟山地区出现，朝鲜初期的《农事直说》中也可以找到使用这种锄头的记录[41]。在山间和朝鲜北部的咸境道等地也曾使用过长柄锄，直到朝鲜中后期，其使用者大大减少，逐渐以短柄锄代替。
这种锄头的出现与韩半岛的播种方式有一定关系。即，将种子播撒在亩上或密播，种子的发芽状态肯定会不规则。这时如果用宽大的长柄锄不适合除草，刃小尖利的锄头可以在不伤到作物根茎的同时进行除草并调整苗之间的间距[42]。而且韩半岛的降雨量比中国华北地区大，杂草比较容易生长，因此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除草问题，需要借用短柄锄。这也与朝鲜农业从粗放农业转换到集约农业的过程有关[43]。
最令人瞩目的是十八世纪禹夏永的《农家总览：种大小麦篇》，据其记载，当时有在牟麦田里间种豆太的代耰法。这一方式是在牟麦田的亩上用锄头刮土并播种豆太，在因风害、旱灾及涝灾无法耕种时使用尤为有效。锄头展现了替代耰耕提高土地利用力的另一种功能。
朝鲜锄头的结构致使劳作时只能以蹲坐的姿势除草及加土。由此可以预料到，生活在床上的西方人和中国人在生活习性上很难使用这种锄头。相反，韩国人习惯地炕上的蹲踞生活，所以，长时间蹲坐劳动也不成问题。这些特点都充分显示了短柄锄是适合韩国人习性的农具。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利用锄头的农活基本上以女性为主。使用锄头是心细的农活，女性更适合从事使用锄头的农活。且不论细心与否，整日坐在烈日下劳动对于重视一家之主面子的韩国男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不难发现朝鲜女性不仅履行了男耕女织的传统职责，而且还积极参加各种农耕作业。
2.人粪尿的再利用
根据十五世纪撰写的《农事直说》记载，当时有草木炭混合人粪的粪炭、廐粪、草粪、人粪（熟粪、生粪）等施肥法。说明当时通过这种施肥维持土壤的地力。除此之外，还有对种子直接施肥的漬种法、连枝杼叶粪、蚕沙、尿灰、客土等等[44]。1517年发行的《农书辑要》中出现为了给贫瘠的土地施肥而储存粪尿的“粪收贮法”和给种子施肥的“粪种法”，由此可知，当时的人们已广泛应用粪尿。
考察《农事直说》的施肥体系可以发现，旱田主要以灰粪为主，水稻主要以生草粪、牛马粪、人粪和廐粪为主，两者的施肥体系各不相同[45]。尤其是随着十七世纪移秧法的推广，对施肥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水田的施肥法得到关注。这些都说明当时对秧基的施肥得到了强化，与此同时越来越重视对人粪的应用[46]。
《农家月令》（1619年）详细说明了早晚收集窕下灰（木灰）的方法。即，《正月雨水条》中记载的“焚烧杂草制作灰，在冷却之前与大小便搅拌用于小麦春耕播种的底肥”[47]，还有“清明节用生草混合大小便堆放或放入牲口棚中让牲口踩踏制成肥料”等方法。随着 十七世纪有机肥料原料的增加，追肥的范围从秧苗种植扩大到稻田以及麦田。《山林经济》（1700）中对稻田和麦田的追肥农法有详细记载；另外，《增補山林经济》（1766）中也阐述了用大小便制造肥料的方法。
随着粪灰用途的多样化，为了更好地收集灰肥和人粪，修筑茅厕成为一种对策[48]。甚至流传“到邻居家串门，需要方便的时候跑回自己家”；“宁给一碗饭不给一撮灰”等谚语，由此可以窥见当时社会对人粪和灰的推崇[49]。随着粪灰和厩肥生产的普遍化，发展到了对整个耕地施肥的程度[50]。因此，十八世纪禹夏永在《千一录》中写道：“乡家百物，无非粪田之具”。终上所述，朝鲜时代的施肥法随着土地利用法和稻麦轮作体系的发展而越来越具体化，其中令人瞩目的是对人粪尿的利用[51]。
15~16世纪，将生粪、生尿直接与草木灰搅拌并堆放一定时间，然后将固形或半固形的熟粪作为底肥放到田地中，最后进行犁地达到深层施肥的效果[52]。随着有机肥料需求的增加，从十七世纪开始，生粪尿不仅作为肥料，而且还作为制作速成肥料的发酵材料来使用。为了更加有效地收集粪尿，在修建茅厕时增加了贮溜设施。将粪尿同时储存为液肥与灰混合，作为培育秧苗或旱田的底肥使用。
直到十八世纪施肥原料的日益丰富 [53]，更加注重粪尿的肥料价值，不再混合贮溜粪尿，而是分别贮溜人粪和人尿，也不再与灰混合[54]，而是以液肥状态发酵。将熟粪用于贫瘠的稻田，而人尿用于麦田追肥[55]。
一般在解冻时分对麦田施加人尿，为此还出现了浇麦车[56]。通常，粪尿等液肥在施肥之前要稀释水分。大部分情况下在茅厕或大型粪尿储存桶里放入水或利用雨水稀释后使用。
朝鲜时代人粪尿可以成为肥料的原因是，人们对人粪肥料效果的理解[57]和灰肥的存在。《林园经济志：本利志-营志-分壤篇》中详细说明了储存并使用人或家畜粪便的方法。即，大粪的气韵旺盛，因此需要在坑中储存后使用，如直接使用会导致种子或秧苗腐烂，如与灰等火粪混合使用有助于滋润土壤。人或家畜的粪尿称为“溷粪”，“滋润贫瘠的土壤最好的方法是用人尿，柔化硬质土质最好的是牛马溷”等句子明确指出粪尿与土壤的关系[58]。除此之外，还介绍了施肥的时机（“用粪时候”）、储藏（“粪宜收储，储粪杂法”）、制作茅厕（“作粪屋法”）、草木粪、家畜粪、穀皮粪、火粪、泥土粪、雜粪、禽獸毛羽粪等。
1885年受到日本和欧美农书的影响而出版的《农政新篇》[59]对人粪做了如下描写：“人粪含有温润的脂肪和蒸发不见的盐分，具有极强的农作物养育效果。有助于增强草木的发芽和旺盛的生长” [60]。因此，用人粪和土壤或水混合后制成肥料。当时将粪尿和灰搅拌使用的目的是除去恶臭和外观上的问题。与此同时，利用灰的碱性防止病毒的传播以及方便运送。
粪灰、尿灰等灰与粪尿的结合与韩半岛的土炕生活密不可分。众所周知，韩半岛从公元前开始利用土炕进行室内供暖，不仅如此，还利用地下热气和锅中产生的蒸汽开发世界上最早的温室，在冬天种植蔬菜[61]。而且将土炕的灰与人粪结合为农作物的肥料[62]，形成朝鲜特有的集约农法的基础。
3.生态导向型的朝鲜时代农业
（1）“旱田为主，兼顾水田”的生态农业
中国的华北和江南地区的农业划分为“北粟南稻”，北边的旱田种植粟，江南的水田中种植稻，韩半岛的农业与此不同，具有下田以旱田为中心兼备水田的特点[63]，而且历史悠久。
1992年，对公元一世纪的光州新昌洞遗址的田地土壤进行分析，其结果检验出稻谷的plant-opal成分，首次确认了种植陆稻的事实。这是证明公元前后时代栽培陆稻的具体物证，被推定为水稻的陆稻化。其原因不仅是由于耕作条件的变化，还与人口增加、铁器的出现所引发的确保耕地等社会经济因素有关[64]。对于这些情况，《隋书：东夷条》中有“新罗田甚良沃，水陆兼种”的描写，介绍了新罗“水陆兼种”的耕作方式。这说明，根据水资源情况，在水田中或旱田中播种[65]稻[66]。 即，利用水田和旱田的轮田来解决水资源不足和水源争抢现象。
而且，轮田可以合理分配劳动力，控制仅生长在水田或旱田的杂草，诱导多种微生物的生长，合理对应气候变化[67]。这种传统在《农事直说：种稻》中有以下叙述：“春旱无法水耕时，应该旱耕”[68]。十六世纪《农书辑要》（1517年）中将《农桑辑要：水稻条》里介绍的《齐民要术：稻作》的有关“岁易农法”的史料解释为朝鲜式的田和沓的轮沓农法。这说明确实存在根据每年的气候条件进行田谷和水稻交替栽培的耕作体系即“回换农法”。这种方式就是后来的韩国特有的农耕方式[69]。
1429年撰写的《农事直说》中将朝鲜时代水田的播种方式划分为水耕、干耕、移秧法。其中，“水耕法”是直接将稻种播在水田的方式，是当时最常见的耕作方式。其次，“干耕法”是在无法进行水耕的条件下，作为抗击春旱的干沓直播法，主要用于晚稻的栽培。移秧法普及之后也会因为自然条件和水资源的匮乏而使用天水沓，尤其是18~19世纪的《各司誉录》记载道，京畿道、平安道、忠清道沿海地方及汉江中游的部分沿岸平原上使用“干沓”、“干播沓”等词汇。这些是在春天像旱田作物一样耕作，到夏天雨水量充足的时候放入水，像水稻一样管理的干沓法。不过，这些方法都需要不少除草工作的劳动力，因此很难应用。最后，“移秧法”（苗种法）曾出现在高丽时代，到了十六世纪后期才得以普及。移秧法将除草次数减到一般，提高稻的劳动生产力，受到新兴地主阶级的强烈推崇[70]。
与此同时，十六世纪还出现了结合移秧法和乾耕法的、制作秧苗苗圃的乾秧法。这是十七世纪初从直播法转变为移秧法的有力证据[71]。
关于直播方式的具体史料并不是很多，比如中国在《齐民要术》或《王祯农书》时期进行原始的漫撒，清代之后还存在穴种或条播等区种直播。后者虽然在播种的时候需要很多劳动力，但能节省种子，播种后的田间管理和除草作业便利，有利于作物的通风和采光[72]。韩半岛也应该经历了与之相似的发展过程，不过从制作垄甽的传统看，除了人口少、经济落后、水旱灾贫乏的地区之外，在《农事直说》出版之前就已经克服了漫撒的直播法。
综上所述，韩半岛的农业在山多平野少的地形特点和播种期水源不足、夏天降雨量集中的气候特点下，形成了适当兼用旱田和水田的农业传统。
（2）顺应天地的自然农法
朝鲜时代农业的另外一个特点是顺应生态循环和宇宙秩序的自然农业。换句话就是将作物的种植空间和时间与生态和宇宙秩序相结合。《林园经济志》中写道：“上天造物根据时机。时机适合贫瘠的土地也能收获双倍的收获，放过时机肥沃的土地也是白辛苦一场” [73]，这些充分说明朝鲜时代对天时的认识。
朝鲜初期《撮要新书》或十七世纪《穑经》等农书已经超过授时的范畴，另辟《占候篇》积极应用于经济和农业活动中。十八世纪撰写的《增补山林经济》和《课农小抄》等农书参考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的叙述方式，对自然现象作出更加符合逻辑和实际的解释[74]。尤其在《增补山林经济：田家占候条》中，对占候以“非常正确”、“即将被证明”、“肯定”来表现，表明通过经验对长期气候变化的周期和形态有了切实的验证[75]。
加上十八世纪末期的农书《课农小抄》中，“授时和占侯篇”出现在最开始的篇幅中，可见当时对自然现象的重视程度。其中，“占候篇”中对32种占候方法进行了详尽的叙述，描述“雨暘风雷”对农业非常重要，以物化类推、方术相考就很容易明白[76]。同时强调“人类明白飞禽走兽的需求，因此人类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大”[77]。这些都表明生态界的活动与人类有形成的有机关系。
十七世纪之后，朝鲜社会非常注重占侯，而且之后的农书中也有持续刊载，表明当时非常信任物候等生态界的活动。但是要想回答占侯问题并不简单。因为占侯中具有的非科学的内容并不比他具有的科学合理的内容少。
虽然受到相同气候的影响，但是明清时代的农书与地方志的记录不同，很少提起其气候变化。清代也有《相宅》、《相墓》及占侯，但是其数量很少，而且《清史稿：艺文志》中收录的占侯记录也比过去少。虽然如此，因为农事最重要的是“提前做好一切准备”，因此用周围常见的草制作草历，观察物候等自然现象用于农时的方法依然令人眼前一亮[78]。
虽然受到相同气候的影响，但是明清时代的农书与地方志的记录不同，很少提起其气候变化。清代也有同相宅、相墓一起记述的占侯，但是其数量很少，而且《清史稿》艺文志中收录的占侯记录也比过去少。但是朝鲜的《穑经》中另设篇幅，对气候变化进行预测而开展农业生产活动，这就是它与中国农书最大的差异[79]。这也是17~18世纪朝鲜时代农书中出现的重要特点之一。从积极层面分析，可以看作是预测气候和自然生态界的变化，确保农业的长期持续发展[80]。实际上，十八世纪末撰写的《课农小抄》的开头编写了“授时·占侯篇”。徐有榘的《林园经济志：本利志》卷3的“审时篇”中指出，为了结合天时和地理务农，首先需要注意天文、节侯、物候和各地区的经纬度，阐明了自然耕农法的重要性。
我认为，朝鲜时代的人们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和占卜术克服困难的意志是非常强烈的。这也验证了十七世纪后朝鲜时代农书中占侯篇占重要比重的事实。这也是间接叙述不规则的气候现象频发的“小冰期”特征。对占侯的过度关心，导致了政府的开荒政策，从而推进了朝鲜时代农业的持续发展[81]。
4.相互扶助和集约农业
（1）村落共同体和相互扶助的传统
十七世纪后期，随着水稻移秧法的扩大，为确保除草劳动力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村落村民相互扶助的共同体即“轮番代工”[82]。轮番代工就是圈子，即包括自己在内的圆形共同体。在这里，“我们”（Wuli）的概念比“我”更重要。现在在韩国社会也很自然地使用“我们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妻子”、“我们村子”、“我们的国家”等叫法，说明土地虽然是私人财产，但是共享劳动力的意义下，轮番代工在这里就是村落共同劳动组织。通过轮番代工，拥有者和非拥有者相扶相助，共同解决需要很多人力的农活的方式[83]。轮番代工的主要劳动是水田·旱田的除草、插秧及中耕除草等农活，甚至还包括繁杂的家务和冠婚丧祭。完成自己的劳动之后，在任何时间通过劳动进行偿还。
轮番代工不仅是单纯的协同劳动。个别劳动结束后只有休息，但是进行像轮番代工这种共同劳动的时候会一起进行农乐、农谣及各种娱乐，以提高生产效率并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其实，劳动和娱乐的关系是既对立有密闭可分的关系。逐渐发展成为应对灾难和冠婚丧祭、制作契进行相扶相助的风俗，利用农乐和祝祭型活动进行充分的休息，并提高劳动效率。
轮番代工和联合劳动的差别（裵永東，1999）
| 区分 | 相互劳动关系 | 时间 | 强制性与否 | 参与者 |
| 轮番代工 | 共同劳动 | 农忙季节(插秧,除草) | 多少具有强制性 | 村落的小农民（地主以佣人代替） |
| 联合劳动 | 个人或亲戚之间的劳动力交换 | 不分季节的所有农活 | 平等的劳动交换很少强制性，主要靠自律性 | 〃 |
（2）集约的小农中心
在人均耕地面积很少的情况下，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只能最大限度地投入劳动力以提高生产力。集约农法以投入大量劳动力到农业活动为原则。《齐民要术·杂说》中很早就提出“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表示投入很多劳动力获得更多收成的愿望。
实际上，集约小农社会的生产目的并不是市场经济中的追求利润，而是以家族和亲戚的生存为目的[84]。小农了解独自生活的困难，因此一旦发生生存危机，为了追加劳动不惜自我剥削式的劳动。因此，即使农地再少，只要辛勤劳动就可以养活自己。
这种依靠集约农业的小农社会形成的确切时代虽然不得而知，但是就像《隋书：东夷条》中记载的，“新罗用水路兼种法交替种植谷物、维持土地的气运、同时进行不间断的农业生产”和高丽时代旱田中广泛轮作麦、豆的事实中可以发现，合理的集约型生产方式很早就已经存在[85]。不过从十五世纪韩半岛的犁和农具的分化和共同劳动程度极其削弱推断，当时有可能还是粗放型农业。真正的小农经营从集约农业的形成开始，朝鲜大概在十七世纪后期开始了小农经营。因为在当时，为了北伐将奴婢转为良人或军丁，随着隶属人口的减少出现了小农社会。尤其水田的耕种中集约型家族劳动比奴隶或隶属的劳动更加适合[86]。鉴于此水稻的移秧法促进了劳动的集约化，小农为了家族的生存追求多角经营[87]。
随着家族农的成立，作为地主的士大夫阶层渐渐离开农村而失去了独自的基础。他们虽然是统治阶层，但是并没有获得对土地的特权。尤其是国家权力为了掌握小农民加强国家支配意识形态，掌握了对土地的支配权。其中集约农业的发展和小农社会的成立于朱子学具有有机的关联值得注意[88]。 这种小农中心的集约农业是亚洲农业的特征，也是朝鲜农业的特征。
综合以上先行研究，朝鲜时代的农业特征是利用适合韩半岛风土的朝鲜犁或锄头进行有效的保湿和除草作业，通过劳动力相互扶持的传统进行自给自足。特别是对依靠占侯或物候预测天时表现出非常高的积极性。而且利用人粪的生态农法和其循环作用是，容易堆肥、提高土地生产性、可进行集约农业的亲自然的生态农业。还有，这种韩国式农业的很多部分与韩国的火炕生活紧密相连也是值得注意的特征[89]。
Ⅳ. 传统农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方向
以上朝鲜时代的农业特征作为农业文化的遗产一直维持到二十世纪中期。不过，随着1970年代之后的产业化进程的离农现象以及农村社会引进机械、化肥、农药及塑料大棚栽培法，土壤被污染、农村共同体的功能也开始急剧衰退。特别是WTO或FTA协商之后，随着国家之间贸易壁垒的小时，争相种植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剩余部分大多依赖进口。产业化和都市膨胀现象导致耕地面积逐渐减少。离农现象和农产品收入的减少引发废弃土地面积越来越多的离奇现象。而且进口农产品中残留过多的农药成分，甚至被检验出遗传变异因子（GMO），这些都直接威胁人们的健康和生命。这种不合理的农畜产品进口政策一方面遭到市民团体的强烈抗议，并且很多人强烈要求生产亲环境农产品。但是在保护本国农业，确保农产品安全性方面，至今没有找到合理的方案。在这种环境下从朝鲜的农业文化遗产中找出适合在今天的环境中也能持续发展的农业，并诊断未来农业的发展前景。
1.农业共同体功能的恢复
农业不像工厂一样反复制作一种产品，如果认可“生态农业”是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农业的这一事实，那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恢复农业生产的现场，即村落共同体的功能。尤其是耕地规模较少的东亚农业，依靠机械的农业意味着村落的解体。朝鲜时代以村落为单位，在劳动力和农具方面进行互助，而机械替代劳动力的今天的农村，已经转变成互相争抢农活的惨淡地步。不仅如此，农村人口的流失导致对农业和农村的眷恋。因此，拯救农村的捷径是调整农业政策，使所有对土地有迷恋的人们聚集到村落。这样才能使互相帮助、共同劳动和生活的共同体，即轮番代工等功能得到恢复。
之前通过机械和化学品的使用，提高了劳动生产性，但是因此产生的游休劳动力没有再次投入到农业中，而是纷纷离开农场。而且随着机械替代人力劳动，农民渐渐躲避辛苦的劳动。不仅如此对土地的眷恋和细心工作的努力也逐渐减少，由复合经营转变为单干的经营模式。其结果，闲置的农用耕地越来越多，农民只对特种植物等收益性高的栽培感兴趣，每年从土地中生产的谷物生产量反而逐年递减。
而且依靠机械的工作能提高劳动效率，但是无法完全替代农活。例如用机械移秧时存在每棵的苗数量很少，角落需要人工重新种植的不便。而且倾斜度较大的天地中无法使用机械。尤其是利用机械对水田进行除草有其局限性，因此只能依赖除草剂[90]。加上机械作业存在农家支付现金的困难，因此轮番代工的必要性重新被人们提出。
农业的专业化使城市和农村的消费差距日益减小，在离农现象逐渐增加的现在是恢复村落共同体的最佳时机。重要的是转变以往的认识，积极创造年轻人参加农业的渠道。为了回归农田的人（归农民）的顺利定居和持续发展，需要政府和地方团体的关心和支持。不过在变化的社会，即较少劳动力和机械化的农村恢复轮番代工等共同体功能、平衡农家收支并成长为可持续发展的农业，需要全新的变化。例如以往个别家庭为单位的村落结构，应该捆绑成一体化的营农单位共同产于农活，并且转变为技术集约的形态。即，个人持有股份的情况下共同参与的股份型营农形态。今后的农业是跨越单纯粮食供给的生态产业和未来产业，因此更需要如此。
2. 环保农耕技术的导入与水田保全
以上农业结构的变化是硬件措施。那么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所需的软件措施是什么呢？那就是通过前近代农业学习的亲环境农耕方式。
农业环境急剧变化的如今，无法完全回归到传统的农耕方式或采取像中国部分少数民族的农耕方式一样采取几千年一成不变的自然农法。变迁的农村应该摸索利用发达技术恢复生态农业的方法。为此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将生物生态的原理适用于农业或保全这种方式。为此提出以下几点方案。
（1）利用鸭子的农耕法
“鸭子农法”是在水田里放牧鸭子而实施有机农业的农耕方式[91]。利用鸭子的食性用于农业，防止和减少农药和化肥对土壤和水质污染的农法。
鸭子在移秧的稻苗之间游走时吃掉各种小苗、杂草及病叶而吃掉杂草，减少水稻的不断分蘖。而且还能捕捉各种虫子和蝗虫，减少和预防病虫害，它的排泄物还能增进自然土壤的地力。同时鸭子在水田里游走的过程中掀起的水浪能供给充足的氧气，鸭子的羽毛刺激水稻，还能起到保护水稻健康成长的作用。不仅如此，鸭子的活动增加田间的通风和光线，降低湿度，防止和降低稻热病的危害。同时，成长的鸭子还可以成为农家的另一收入来源，因此“鸭子农法”能够得到多样的效果。
最近，作为生态农法的一个环节，实施鸭子农法的农家逐渐增多受到广泛关注。重要的是从田地中同时获得健康的有机农产品和高品质动物蛋白质的这一点上，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92]。
（2）田螺、稻田养鱼、桑基鱼塘农法
“田螺农法”亦是利用田螺除草的农耕技术。移秧后大约7天，杂草开始发芽，此时放饲田螺，就能达到98.6%以上的除草效果[93]。这与与鸭子农法一样，以自然生物的习性为基础的有机生态农法。而且是具有环保、提高农户收入的高效的未来型农业方法。
水田中养殖鱼的“稻田养鱼”的方式也有类似的效果，而且后汉代时代就已经存在这种方式。这不禁让人联想起汉代楚越地区“饭稻羹鱼”，是一种稻和鱼共生的农耕方式。换句话说就是种植技术和养殖技术的结合，是解决江南地区土地不足的紧张关系而产生的农法。
宋代出现的“桑基鱼塘”[94]也是蚕业和养鱼产业相互补充的农耕方式[95]。即，利用鱼塘肥沃的淤泥对桑树施肥，利用桑树的叶子养蚕，蚕屎喂养与汤中的鱼，是利用循环生物链的农耕方式。该农法为谷物播种和养殖的结合，明清时代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
最近陆续出现利用自然循环农业原理，将耕种和畜牧产结合的耕蓄农法。即，稻草和青大麦用于家畜的饲养，家畜的粪便作为有机肥料的农业。其特点是把农业作为自然生态系循环的一部分，通过土地的立体化和循环利用，提高其利用率。当然在其过程中天地人紧密结合的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实践亲环境农业的一种尝试。
3.转变“水田=天然湿地”的观念
东亚农业与西方农业最大的不同点是，东亚农业是以水田为中心的农业。最近国际社会中认为水天是湿地，其生态价值很高，所以需要得到保护的论议是值得关注的变化[96]。而且认为水田不仅仅是谷物生产地，更是繁殖多种生物的生存空间，因此可持续亲环境农业的维持是有可能的。
众所周知，水田不仅可以可以防止土壤侵蚀、防止盐分的积累，还可以利用蓄水功能防止洪水、提高地下水的水位。而且水田的水可以调节空气湿度和气温，遗址杂草的生长。而且水田中栽培的稻子，可以增加氧气排放，减少大气中碳含量，甚至给水生生物和候鸟提供栖息地，起到维持生态均衡的作用。而且令人联想广阔草原的稻和田园风景，是维持农村景观、协调城市和农村生态界的重要桥梁，并且提供闲暇时安逸的活动空间和氛围。除了这些环境因素之外，长久以来水田提供了亚洲人的主食大米，而且水田的栽培过程具有与朝鲜民族文化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历史性。因此，水田超越主食生产的层面，在维持环境生态界均衡，提供健康食物的方面可以说是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农业。
4.朝鲜时代农耕经验深层分析
首先需要传统水稻直播技术的引进。过去直播法的实施是降雨量不足而只能进行移秧时引进的方式。在水源确保和除草作业简便的今天，应该更加关注旱田直播法，而不是费时费力的移秧法。
实际上，最近在旱田里种植秧苗并利用直播机移秧栽培播种方式正在迅速蔓延。后者将收割后的稻草遗弃在田野中，第二年春起耕时进行平坦作业并直播后覆土，这种直播法可以省略育苗和移秧工序，节省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只是，播种之前如果有其他前作物，为了不耽误稻子的播种必须开发成熟期较早的品种。
如果传统播种法结合现代的科学营农技术，可以减少很多劳动和费用，将会对占绝大多数耕地的韩国旱田农业带来全新的变化。
而且，间作和套种的旱田轮作方式也应该根据现代科学技术进行检讨。从朝鲜初期农事直说时代开始“土地不足的人在收获两麦之前浅耕亩间，进行大豆播种，收获两麦之后撮碎麦根对豆根覆土，之后在大豆田中进行秋麦间种，在麦田中间种栗”[97]，以两麦-大豆、两麦-栗、大豆-秋麦的顺序进行栽培，提高土地使用率。如果这种间种农法结合现代营农技术，扩大到林木、果树、谷物、豆类、蔬菜及杂草等作物，不仅可以有效利用窄小的土地空间，还可以生产多种杂谷，并且减少相关农产品的进口。这样可以提高农家的收入、防止农民从农村的流失、恢复轮番代工，并且实现集约农业的持续发展。
另外，应积极开发人畜粪的再活用与有机农法。朝鲜时代的小农像前面叙述的一样利用人畜的粪尿提高地力，通过劳动力的相互扶助形成集约农业。进入产业社会之后，随着肉类消费增加和畜产业的大型化，家畜粪尿的量也越来越多。如果不进行合理的处理将会导致河流的污染，粪尿将成为环境污染的主凶。这种现象在小农中也并不例外。过去在农村家畜是动力和堆肥生产的重要资源受到爱戴，随着最近农业机械化进程和化肥的使用，自然住宅的结构也有了很大改变。因此家畜从家庭中逐渐被疏远，甚至被认为是环境污染的来源。
目前家畜粪尿废弃物虽然根据处理法进行处理，但是与朝鲜时代的适当处理方式还有很大差距。实际上家畜粪尿含有大量有机物，因此作为肥料的资源有很大资源再活用和减少环境污染的意义[98]。人粪处理有着同样的意义。不再是单纯厌恶的对象，如果合理利用科学技术进行再处理和应用，不但改善农村的环境和卫生，还可以确保有机农业资源。而且可以对提高农业生产性和提供健康的安全食品做出巨大贡献[99]。如果利用好这些朝鲜时代开始传承下来的智慧，一定可以实现未来指向性生态农业。
Ⅴ. 结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终上所述，通过朝鲜时代观察的韩半岛农业的特点是，史前年代开始已经是稻和豆的原产地，当时的耕作方式非常先进。与中国不同，使用朝鲜犁和锄头（HOMI）进行起耕、覆土及除草作业，最重要的是朝鲜的农业属于生态型农业。利用稻草取暖，剩下的草灰与人粪混合进行田地施肥，保持地力并提高农业生产力。顺应天地，通过物候或占侯应对自然变化，进行农业活动。尤其是兼耕水田和旱田，提高土地利用率，灵活应对气候变化。不仅如此，在村落居民的相互扶持下进行农活，虽然是小农，但是通过劳动力集约和间作等复合营农方式抚养家庭。这种朝鲜时代的农耕方式与韩国的居住方式暖炕（溫堗）文化密不可分，在传承到今天的历史性上不愧为韩半岛农业的特色。
这种朝鲜时代的农业转入到现代社会后，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诸多变化[100]。众所周知，最近围绕着农业的周边环境有很大的变化。首先离农现象使劳动力大幅减少，对机械和化肥的依赖度越来越高。而且农产品进口的自由化使复合营农的田地转变为特种植物、果树等收益性栽培基地，水田变成单纯的水稻生产地。其结果，以往丰富的田地作物，只能依靠进口。
而且谷物的大量进口也伴随着许多问题。首先是加入WTO之后出现的生产者的收入减少和食品安全性问题。虽然对进口农产品有非常复杂的通关程序，但是国外农产品进口与工业产品的出口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规定的严格实施在现实上还有其局限性，因此进口农产品依然威胁着人民的健康。
因而出现的是社会对本土生产的农产品的关心。社会需要利用传统有机农法生产的安全的食品。朝鲜时代的农业遗产受到关注也是这个原因。但是在变化的现实中，保证农民收入的同时持续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并非易事。因为需要同时满足农民-国家-WTO（FTA）。
朝鲜时代的所有农业情况已经变化的现在，拯救健康农村和农民的方法之后恢复健康的村落共同体。只有农民拥有稳定的经济基础，才可以进行拯救农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生态农业事业[101]。
为此，本文中提出过“利用生态界原理进行农耕的亲环境农耕法”。应积极关注鸭子、田螺农法、“饭稻耕鱼”、“桑基鱼塘”等同时考虑生态环境、农业资源及经济效果的亲环境农业。而且应该共享朝鲜时代再活用人粪等资源为有机肥料原材料的智慧和通过复合利用土地的农业经验[102]。
最重要的是必须结合这种传统经验和今天的科学技术，追求复合当代人需求的亲环境农业。技术成为克服农业的障碍、提供满足现实收入需求继续前进的动力。尤其是利用遗传学开发全新品种或制作微生物肥料和各种发酵剂，需要生物工程学方面的技术支持。而且，为了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东亚水田农业中存在的水资源的持续利用和保存方法，除草作业不再依靠农药和机械，减少环境污染等方面问题都需要工学方面的研究。
进而超过机械化生产方式，在流通和宣传方面广泛利用IT技术。利用信息通讯技术，确立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网络，建立消费者直接参观生产现场、挑选安全食品的学习和观察的场所。各地区需要营造自己的营农特色，可以考虑将规模扩大为村落以上单位。为此村落共同体的相互扶助方式也应该做出相应的变化，而且还需要国家层面的支持。
事实上，农村本身具有修养审美性价值（rural amenities），越是产业化和个人主义加速发展，越需要农村资源。在这里生产的食品保护着我们大家的健康，农村是我们要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财富[103]。之所以农业是生命产业、环境产业、未来产业的原因就在这里。而且为了农业跨越当代的需求，传承到子孙后代，需要不断适应农村环境、资源、经济及社会的要求的原因也在于此。
注释：
[1] 崔德卿，“中国古代的自然环境与各地区农业条件”，《中国古代山林保护与环境生态史研究》，新书苑，2009
[2] 李镐澈，“朝鲜前期农法的传统与变化”，《农业史研究》第3册1号，2004，p.30；《万机要览》（1808）阶段，水田面积达到农地总面积的36.3%。
[3] 廉定夑，《朝鲜时代农业发达研究》，大学社，2002，p.206。朝鲜后期移秧法的普及情况在《穑经》、《增补山林经济》、《林园经济志》、《课农小抄》等都有非常详细的描述。金容燮，“关于朝鲜后期的水稻作技术-移秧法的普及”，《亚细亚研究》7-1，1964中记载如下：《日省录》正祖23年 5月 7日，御史巡查湖南地区，发现只有100分之1的水稻采用直播法栽培。这说明直到朝鲜后期，移秧法才被普及和扩散，且当时全国的情况都相差无几。因此，国家除了对特定地区加以限制之外，不能阻止移秧法。移秧法的扩散背景如下：随着水利灌溉的发展，农民们能够调整移秧时机，这有利于除草作业和收割作业，有利于麦稻两作，除此之外，还能开发“干秧法”，减少种子的浪费。姜东镇，《韩国农业的历史》，韩吉社，1984，p.176~177； 朱奉圭，《韩国农业史》，富民出版社，1963，p.50。p.74。
[4] 以2004年为准，大米以外的其他农产品已完成对外开放。截至2003年，韩国的谷物自给度依次为：大米（97.5%）； 高粱（45.5%）；大豆（6.9%）；大麦（0.1%）；玉米（0.8%），谷物自给度非常低，是世界第十四大农产品进口国，在OECD国家中占第12位。其中，大米不仅是韩国人的主食，而且收获量较播种量多，是各种仪式普遍使用的食品，因此，对韩国人而言，大米是不可或缺的东西。李英相，“进口粮食的导入前期管理实态”，《韩国作物学会志》第49卷，別册2号，2004，p.53记载到：据2003年谷物自给度，在 2098万吨的粮食需求量中，韩国国内生产量仅为554万吨（同比下降10%），粮食自给度只有26.9%，假如除去饲料用粮食的话，该数据达到58.3%。
[5] 郑英祥等，“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对韩国的意义与环境保护”，《环境行政》1-1，1993，p.124记载道：观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水田的化学性质变化，土壤的有机物含量从1920年的4.4%减少到1980年代的2.3%，七十年代以后每年的降幅达到0.01%；
[6]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 第1～2期.
[7] 陈文华，“中国稻作起源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89年 第2期，pp..93～96：相传云南、福建的古月族在3000年前经由华南路线即琉球，将稻作传入九州。
[8]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再议”，《农业考古》1989年 第2期，pp..81～82.
[9] 朴泰植，李隆助，“从小鲁里稻谷发掘考察的韩国稻谷的起源”，《农业史研究》第3册 2号，韩国农业史学会，2004；这里还出土了1个印第加（INDICA）稻谷种子。
[10] 孙宝基等，“西海岸牛岛的先史文化”，《博物馆纪要》3，檀国大博物馆，1987年；任孝宰，“韩国原始农耕文化的开展”，《韩国的农耕文化》3，京畿大博物馆，1991年；李隆助·金贞姬，“韩国史前年代稻作的全新解释-以植物硅素体分析资料为中心”，《先史和古代》11，韩国古代学会，1998年；朴泰植·李隆助等，“韩国史前年代稻作的研究”，《省谷论丛》25-上，省谷文化财团，1994年；
[11] 郭锺喆等，“新石器时代土器胎土中检出稻谷的 plant-opal”，《韩国考古学报》32，韩国考古协会，1995年.
[12] 朴泰植，“韩半岛的三国（百济、新罗、高句丽）遗迹中出土的碳化米比较”，《农业史研究》 7-2，2008年12月，p.157；赵现锺，“我国稻作农耕的起源与稻作类型”，《农业史研究》3-2，2004年12月，p.98.
[13] 孙宝基等，“西海岸牛岛的史前文化”，《博物馆纪要》3，（檀国大学校 中央博物馆，1987年）记载道：发掘自江华牛岛贝塚的新石器时代的籾痕土器中贴着的稻谷的长宽比为2.15，可分类为长粒型Indica。
[14]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 第1期，pp.23～25.
[15] 水稻的驯化过程如下：采集狩猎→半栽培→初期农耕（栽培植物的驯化）→确立农耕（栽培品种的分化），小鲁里的稻谷属于第二阶段，由此可见韩国也是水稻栽培地之一。
[16] 朴泰植·李隆助，前面的论文，“从小鲁里稻谷发掘考察的韩国稻谷的起源”，p.129。
[17] 崔德卿，“《齐民要术》所载高丽豆与韩半岛初期农作法初探”，《中国农史》，2002年1月。
[18] 韩昌均等，“沃川大川里遗迹的新石器时代住宅发掘成果”，《韩国新石器研究》3，2002年4月，pp.60～62。
[19] 《会宁五洞原始遗迹发掘报告：遗迹发掘报告 7》（科学院出版社，1960年），p.58；朝鲜遗迹遗物图鉴编撰委员会，《朝鲜遗迹遗物图鉴:原始篇》1，东光出版社，1990年，pp.185~194中推测出三个时期文化层，其中第一文化层为公元前2000年前半期，第二文化层为公元前2000年后半期，第三文化层为公元前1000年初期。朝鲜遗迹遗物图鉴编撰委员会，《朝鲜遗迹遗物图鉴：原始篇》1，外国文综合出版社，1988年记载道：平壤南京遗迹[公元前2000年末～公元前 1000年初] 36号聚集地出土公元前999±72 [T1/2=5，570年]的大豆和农具。
[20] 李京嫦，G.W. Crawford，“玉房 1、9地区出土植物遗体分析报告”、“晋州大坪玉房 1、9地区无文时代集落”（本文·图纸），庆南考古学研究所，2002年11月，pp.447～452记载道：出土作物有稻、麦、小米、栗、大豆、小豆、黍等，大豆更接近椭圆形，体积较小，推测是耕作初期阶段的品种，植物遗体的数量仅次于栗和黍。
[21] 崔德卿，“大豆栽培的起源和朝鲜半岛”，《农业考古》 2004年3月；崔德卿，“大豆栽培的起源和朝鲜半岛”，《中国史研究》31，2004年，p.93。
[22] 李京娥等，“大坪玉房1地区遗迹与出土植物遗体”，《南江坝水没地区的发掘成果》，第七届永南考古协会学术发表会，1998年，pp.103～104。
[23] 权臣汉等，“韩国原产种及野生种大豆的Trypsion Inhibitor变异”，《韩作志（Korean J. Crop Sei）》35-2，1990年，p.174。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关于大豆遗传变异的自然科学研究。
[24] 崔德卿，“对大豆的起源和酱·鼓及豆腐普及的再研究：以中国古代文献与出土资料为中心”，《历史民俗学》30，2009年，pp.371～372。
[25] 庆尚大学校博物馆研究丛书第20辑：《晋州大坪里玉房2地区史前遗迹》，庆尚大学校博物馆，1999年。
[26] 崔德卿，“古代韩国旱田耕作法和农作制度考察”，《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第4期。
[27] 崔德卿，《中国古代农业史研究》，白山书堂，1994年，pp.100~102。
[28] 徐有榘（1764～1845），《林园经济志：本利志》，卷1，田制 诸田 代田条。
[29] 庆尚大学校博物馆研究丛书第24辑，《晋州大坪里玉房3地区史前遗迹》，庆尚大学校博物馆，1999年，p.ⅳ参考。
[30] 东亚大学校博物馆，“南江坝水沒地区内晋州玉房6地区史前遗迹后续（3次）发掘调查现场说明会资料”，1999年6月，<图版 2> 参考。
[31] 《管子：治国篇》：“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荀子：富国篇》：“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也，则亩益数盆，一岁而再获之”。
[32] 《林园经济志：本利志》卷10，农器图谱上：“铧与鑱颇异，鑱狭而厚，惟可正用；铧阔而薄，翻覆可使；老农云，开垦生地宜用鑱，翻转熟地宜用鏵。”
[33] 闵成基，“关于李朝犁的一考察（上下）”，《历史学报》，pp.87~88，1980年。
[34] 中国华北的干燥地区注重中耕保湿，逐渐发展为重视中耕除草的农业。
[35] 宋在鲜，“农渔俗谈辞典”，《东文选》，1995年，pp.207～208。
[36] 《衿阳杂录：和喷条》：“锄者农家之务全在提锄头 … 暂止息终至荒秽”。
[37] 《农事直说：种稻条》：“禾谷成长唯赖锄功”，“古语曰锄头自有百本禾”。
[38] 金容燮，“朝鲜后期农业中的广作运动”，《韩国史论文全集》5，一潮阁楼，1976年，pp.128~130记载道：与直播法相比，移秧法每年可减少2~3次除草作业，只进行2~3次作业即可。也许这正是除草艰难的直播法转变为移秧法的原因。
[39] 钁用于人口密度低、广作或粗放的农业，而且多用于加宽播种间距、干旱杂草较少的土壤中。
[40] 《林园经济志：本利志》卷10，“种艺之具：东锄条”：“锄，除草器也；陆田立耘，故锄柄长，即所谓耰锄头；东俗水陆田皆坐耘，锄柄甚短，海东农书”。
[41] 《农事直说：种稻条》：“苗生半尺，许又耘以锄； （苗强可以用锄） 耘时以手挼软苗间土面，耘至三四度”。
[42] 《课农小抄：（1799年） 锄治篇》： “凡五谷惟小锄为良（小锄者非直省功谷亦倍胜，大鉏者草根蕃茂用功多而收益少） 苗出垄，则深锄不厌数周，而复治勿以无草为暂停”。
[43] 裴永东，“农耕生活的文化日记”，《民俗苑》，2002年，pp.110～111。
[44] 《农事直说》等十五世纪撰写的农书中出现的施肥技术有：火粪、草粪、苗粪、粪灰、廐粪、杼叶粪、人粪、畜粪、蚕沙、渍种法、客土等。其中，只有灰和客土是无机质肥料。金荣镇·金利教，“朝鲜时代的施肥技术和粪尿利用”，《农业史研究》7-1，2008年6月，pp.31～33。
[45] 《农事直说》介绍的肥料有火粪、草粪、苗粪以及粪灰、廐粪、生草粪、人畜粪、客土粪等。閔成基，“朝鲜时代的施肥技术研究”，《釜山大人文论丛》24，1983年，p.9；李镐，“朝鲜前期农法的传统与变化”，《农业史研究》3-1，2004年，p.41记载道：十五世纪的这种施肥没有对生产产生很大影响。
[46] 在中国，《周礼》中已经有“土化之法”，可以确认先秦时代就已经利用家畜粪、草粪等粪料。而首次以单独项目的方式记载粪壤法的农书是宋代的《陈旉农书》。这本书介绍了“制造火粪”、“堆肥酸酵”、“粪屋积肥”及“沤池积肥”。另外，元代《王祯农书：粪壤篇》中出现了踏粪之法、苗粪、草粪、火粪和泥粪；明末的《补农书：逐月事宜篇》中介绍了江南水田地区的泥粪、踏粪法和买粪，不过利用人粪尿的施肥法并不是很多。
[47] 《农家月令：正月中雨水条》：“取庭內外杂草，烧以为灰（灰微寒和以大小便积置俟气蒸，用于春耕麰麦）”。
[48] 《农家月令：杂令》。
[49] 《农家月令： 杂令》：“溟州人，今江陵府，以二便为无价之宝”。
[50] 这种追肥未出现在《农桑辑要》中。
[51] F.H. King，《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or Permanent Ag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 （Organic Gardening press，1909）: 郭敏英 译，《4千年的农夫》，原野，2006年，p.179：“文明化的人类最值得瞩目的农业技术就是中国、韩国、日本延续几个世纪的人粪活用法”。书中处处对利用粪尿的施肥和其生态循环法赞不绝口。
[52] 《林园经济志：本利志》卷4，“营治粪壤条”记载道：“大粪勿用 … 若不得己而用大粪，必先以火粪久窖罨乃可用”，意思是不可使用生粪。而且引用明代《农政全书》，称大粪为“虽熟，不得过多；多用者，须腊月下之”，指出即使是熟粪也不可以使用过多。
[53] 《课农小抄： 粪壤篇》中首次将各种粪的施肥方式集中在一起论述。十八世纪的施肥原料较十七世纪增加很多，增加的原料有：枯枝、叶子、百草霜、盐、黍渣、陈年壁土、土炕黑灰、带草、豆渣等，认为任何东西只要仿效就可以作为肥料，将多种材料用于施肥原料。金荣镇·金利教，“朝鲜时代的施肥技术与粪尿利用”，pp.39～40。
[54] 《千一录：（1804年）农家总揽-取粪灰条》，《林园经济志：（1845年） 本利志》卷4- 粪壤条：“按大粪蒸熟，小便停久，或水和皆用之無忌，沙白强土非粪不化，大小麦田，非小便不佳，他粪三不當一也” 。尤其是 《林园经济志： 粪壤条》中详细说明了各种肥料制作方法和粪壤法。
[55] 金荣镇·金利教，上述论文，“朝鲜时代的施肥技术和粪尿利用”，p.43。十八世纪后，人粪不再与灰进行混合，据说为了减少氮的损失。赵伯显，《肥料学》，睿智阁，1971年，p.255记载道：粪灰没有恶臭，容易施肥，但氮成分的损失很大。储存时间越久，其损失更大。因此强调，灰和粪尿应该分离储存。不过，《补农书：上卷：连田地法》 pp.64~66 “校者按”中同时提出人畜粪尿与灰混合后的三个月之内，其氮成分灰消失45.8%，因而减少肥力的科学实验结果和认为厕间的粪尿与灰混合施肥，效果快，肥力长久，提高是松土作用的地区民的主张，并没有妄下结论。
[56] 《林园经济志：本利志》卷10，“农器图谱（上）： 种艺之具-附浇麦车条”。
[57] F.H. King（郭敏英 译），前书，《四千年的农夫》，p.180记载道：欧洲的Wolff和日本的Kellner分析人类排泄物的结果 2000磅[906kg] 人粪中的氮含量有12.7磅[1磅=453g]； 钾含量为4磅；磷含量为 1.7。 Carpenter假设每个成年人一天的排泄物为40盎司[1盎司= 28.35g]，以此为基础计算出100万人每年的排泄物达45万 6250吨，其中氮为579万 4300磅；钾为182万5000磅；磷有77万 5600磅。Hall在《肥料与追肥》中，在相同条件下计算出的氮量为794万磅[最多1200万磅]；钾为307万500磅；磷为196万 5600磅。
[58] 「林园经济志」本利志 卷4 营治 分壤 溷粪条.
[59] 《农政新篇》（1881年）是留学日本的安宗洙（1859～1895）撰写的农书，其中抄录了日本佐藤信渊的《培养泌录》和《十字号粪培例》，其中对来自西欧或在日本在使用的各种活物类、草木类及泥土、石头等施肥方式进行了介绍，尤其在活物类中，详细介绍了利用人粪、家畜尿粪、蚕粪、兽鱼的脂肪和羽毛制作施肥的方法。这说明19世纪中期之前日本利用粪尿的施肥法非常发达。而且，日本的津田仙（1837～1908）在1873年参加澳大利亚万国博览会之后遇上荷兰农学家Daniel Hooibrenk，并学习欧洲的农学后回来的第二年撰写的「农学三事」中，虽然并不具体，但是有不少将粪料埋进土地中是非的记录，因此可以知道当时的欧洲也利用粪尿进行施肥。
[60] 《农政新篇》 卷2 人粪。
[61] 《山家要录》（1450年） 冬节养菜 。
[62] 崔德卿，“温堗的普及与其对韩半岛生活文化的影响”，《农业史研究》7-2，2008年12月；崔德卿，“温堗的普及与其对韩半岛生活文化的影响”，《农业考古》，2009年第1期。
[63]中国南北地区的环境差异而出现的“北栗南稻”现象连耕作方式也有差异。北方的耕作忒系自汉代之前的耕-耰或耕-蔺发展为南北朝时代的“耕-耙-耮-壓-鋤”，随着唐宋以来南迁到江南地区，形成了适合南方水田的“耕-耙-耖-耘-耥”精耕细作体系。
[64] 赵现锺，“我国稻作农耕的起源与稻作类型”，p.107；赵现锺，“光州新昌洞出土炭化米测试”，《湖南考古学报》 30，2008年，pp.142～143。
[65] 对这一史料前述的 朱奉圭，《韩国农业史》，32页；姜东镇，《韩国农业的历史》，p.39中记载。“新罗在秋天将麦类种在天地中，翌年初夏多雨时节收割，将旱田改为水田种植水稻。”，由此可见实施的是二毛作轮作方式。
[66] 金容燮，“增补版朝鲜后期农业史研究”Ⅱ（一潮阁楼，1995年），p.11；金容燮，“朝鲜后期农业史研究”，一潮阁，1971年，p.6中记载道：池泳麟先生称，是指因水源不足而在吉州地区实施的轮沓。金荣镇，“透过农书考察朝鲜时代主要作物的作付体系”，《农村经济》8-2，1985年，p.75:稻虽然从三国时期就已经是南部地区主要作物，但并没有与高粱一起以二毛作形式栽培，而是以休闲的方式栽培。直到高丽末期，随着施肥技术的进步，发展为一年一作的水稻连作形式。
[67] 李春宁，《韩国农学史》，民音社，1989年，pp.96～98。
[68] 《农事直说：种谷》：“春旱，不可水耕，宜干耕”。
[69] 最近，曾雄生，“直播稻的历史研究”，《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中记载道：韩国的朝鲜农书中出现的干沓稻在中国十一世纪的宋代就已经出现。1980年代之前，黑龙江省的水稻直播法占70%，至今还在南北地区延续。而且，还认为韩国的直播栽培稻即干沓稻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目前还无法妄下定论，但正如前面所述，栽培稻的历史悠久，初期在低田或干沓进行直播是其共同特点。不过，朝鲜半岛干沓稻的特点是：随着环境的变化，与水田轮田进行，这种耕作法一直传承到朝鲜时期。
[70] 以上三种方法中，第一种是利用杷在亩上直播稻谷；第二种是打碎稻田的泥土整平直播。第一种是育苗后直播，第二种是在稻田干旱的状态下直接进行播种。 金荣镇，《朝鲜时代农业科学技术社》，首尔大学出版部，2000年。
[71] 金荣镇等，“十七世纪朝鲜的水稻移秧政策和干沓育苗技术”，《农业史研究》 3-2 ，2004年12月。
[72] 曾雄生，“直播稻的历史研究”，《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参考。
[73] 《林园经济志》 卷3：“审时-总叙-统论天时之宜”：“天之生物时而已；得其时，虽瘠土而收培；失其时，则沃壤而徒劳”。
[74] 《农政全书：农事-占候篇》中用了“论风”、“论云”等句子，但唐代 《四时篆要》使用“占风”、“占云气”等表现方式。
[75] 崔德卿，“17~18世纪朝鲜水稻耕作与占候”，《農業考古》，2005年第1期。
[76]《课农小抄：占候篇》：“语曰 巢居知风 穴居知雨 人则取诸巢穴 而为知人之知 顾不大与. 夫雨旸风雷之于农亦切矣苟静心者推之以物化按之以方术是安足不知哉”。
[77] 《课农小抄：占候篇》：“呼天可必乎 亦修其在人者而已”。
[78] 《林园经济志》卷3：审时- 物候-草历：“今採俚谚之占草木为播获之候者 著之如左 名之曰草历云. 杏蒲志”。
[79] 只有明代的《农政全书：农事占候篇》中出现关于气候的全论。
[80] 崔德卿，《中国古代山林保护与环境生态史研究》，新书苑，2009年.
[81] 崔德卿，“17~18世纪朝鲜水稻耕作与占候”，《農業考古》，2005-1.
[82] 朱刚玄，“轮番代工农法和除草运动”，《韩国传统科学技术学术志》 2-1，1995年，p.82：轮番代工的原因看做朝鲜后期村界的分化与移秧法的扩散。
[83] 朱刚玄，“轮番代工农法与除草”，p.102记载道：轮番代工的农民一般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劳作到晚上7点。总共11个小时中，除了午饭和点心的两次之外，一天平均劳作9小时。轮番代工的劳动性上，除草作业如使用锄，一天大约除草一亩[200坪]左右，用手除草大约一亩半或两亩地。
[84] 李荣熏，“朝鲜后期以来小农社会的展开与意义”，《历史和现实》 45，2002年，p.45。
[85] 姜东镇，“《韩国农业史》的历史”，p.39； 朱奉圭，《韩国农业史》，p.74。
[86] 李荣熏，前书，“朝鲜后期以来小农社会的展开与意义”，p.23，pp.45～46记载道：朝鲜为了北伐将奴婢转为良人、军丁，随着隶属人口的消失，出现了小农社会。
[87] 现如今随着朝鲜时代移秧法的普及产生的社会经济变动分大致有两种解释。一个是移秧法带来劳动生产性的提高，依次为基础扩大经营规模（广作）或通过商业经营出现富农阶层，带来土地所有不均等或身份制度的动摇，使农村社会被瓦解。另一种解释是，移秧法通过劳动集约化带来土地生产性的提高，使脆弱的小农经济得到稳定，而形成了小农社会。 前者的代表人物有金容燮，后者有宮嶋博史。崔仁基，“关于拙斋柳元之的‘田事门’的农业技术-十七世纪末集约农法的到达点与省力农法的线索”，《朝鲜时代史学报》22，2002年，p.77。
[88] 宮嶋博史，“东亚小农社会论和思想史研究”，《韩国实学研究》 5，2003年，p.126。
[89] 樊志民，“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中国农业”《CHINA硏究》8辑，釜山大学校中国硏究所，2010.2：分析中国农业的特色为，1.人与自然的和谐 2.重农传统 3.有机农业的传统 4. 精耕细作技术体系 5.独特的丝茶文化 6.农耕文化为基础的礼乐文明 7.合理的饮食构造等。以上与朝鲜农业相比较，可以了解共同点和差异。
[90] 裴永东，“引入起耕用农机械后传统农法的持续与变化”，《农业史研究》 2-1，2003年，p.162记载道：山间农地或小规模农地[片地]不仅很难使用机械，反而因为机械的深耕效果破坏农田的水平。
[91] 根据中国农学家们的研究，鸭子农法起源与宋代“稻田养鸭养鹅”中，特别是明代陈经论的治蝗笔记中叙述了自己开发的“养鸭治蝗”方式。另外，有些人认为是从菲律宾引入甘薯的过程中传播到内地的农法。
[92] 朴荣学，“水稻作亲环境农法中的鸭子农法和田螺农法的比较”，韩国有机农业学会上半期学术发表及讨论会，2002.6.鸭子农法中每10坪农田需要一只鸭子，最佳放养时机为插秧后1~2周后。 这时需要给农田充足的水，一天应该给鸭子喂食两次。之外在水田周围设置防护网，防止外部野畜伤害鸭子。另外每900坪设置2坪左右的鸭子栖息地。
[93] 投放田螺时应将水位调高，使杂草淹没才能让田螺吃食。这时不能使用杀虫剂和农药。
[94] “桑基鱼塘”最早在《广东新语》中出现，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独特农耕方式。
[95] 徐旺生，“农业文化遗产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以稻田养鱼为例”，《AASA Beijing workshopon agricultural cultur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sia 2009》，中国科学院，2009年8月，p.83。
[96] 2008年韩国昌源举办的第十届Ramsar总会中建议认可东亚的水田为湿地，令作为生态空间的水田备受关注。
[97] 《农事直说：种大豆·小豆·菉豆条》。
[98] 郑英祥等，“韩国的持续农业开发的意义和环境管理”，p.134。
[99] 目前包括韩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受到食物垃圾的困扰。在韩国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中的65%为食物垃圾。根据环境部发表的数据，每年食品供应量的18.7%为食物垃圾，经换算达到15兆韩元。其中食物垃圾 的处理费用，以2007年10月为准达到4千亿韩元。如果开发分离食物垃圾，处理后用于牛、猪等家畜的史料，家畜的粪尿用于堆肥的装置.不仅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防止土地的酸化，能生产更多的有机农食品。
[100] 今天韩国农村最具象征性的变化是牛的角色变化。传统时期农村的牛市农家的主要动力和财产。如今随着机械替代牛的作用，不仅使牛的价值下降，反而让其成为危害农村卫生环境的障碍物。
[101] 朴正根，“韩国农业发展方向”，《东亚农业的传统与变化》，农业史学会，2003年，pp.326～330。
[102] F.H. King（郭敏英 译），《四千年的农夫》，p.16记载：“亚洲的田地毫不保留的用在食物、颜料、衣料的生产。能吃的全部进入人和家畜的肚子，不能吃和穿的东西全部用于颜料。人的身体、颜料及衣料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垃圾全部回归土地。”充分体现了东亚农业的生态特征。
[103] 为了从小培养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关心，在进行学校教育的同时，有必要将城市近郊的闲置农地分让给城市居民，让其直接产假农业活动。实际上，最近随着农业单作化和农业人口的减少，有很多闲置的农耕地。将这些城市近郊的限制农地分让给城市居民，教导他们直接播种和栽培。目前流行的周末农场的模式值得进一步推广。周末农场通过亲自参加农活，除了达到运动效果之外，使子女珍惜劳动的成果，进而亲身体验土壤的污染和破坏对农作物的不良影响，并扩大生态主义的实践。
The Legacy of Farming Culture in Choshen Period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pt. of History in Pusan National University Choi, Duk-kyung
Farming, the most primal kind of human/nature combination, is an industry which performs production activities using farming skills and appliances.
The traditional Korean farming has been suffering the serious disorganiza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by rural exodus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1970s, when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s started to become effective. The officializing of the 1994 Uruguay Round and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of the following year opened up the impo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jeopardizing any continuing cultivation of crops except for that of rice and almost exterminating the native crops like cotton and wheat.
The present state of Korean farming is defined as the full dependence on import for every crop but ric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import crops, the GMOs(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laden with the excessive residue of agricultural chemicals, are threatening the life and health of the consumers. Especially, the government has not, however, been able to devise reasonable countermeasures to protect the farming of the country and secure the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One of a few hopeful signs is that citizens who have accumulated financial wealth fro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now getting more concerned about health, preferring organic farming products to the imported crops as the Korean ancient phrase sintoburi(身土不二: ‘The domestic farm products are the best’), and even not refraining from expressing the collective protest by citizens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reckless policy of import of agricultural and livestock product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formed rural communities the following scenarios can be suggested:
① To contrive measures for trading fresh products at good prices and increasing mutual profit with the help of biotechnology and info-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② To necessitate market economical changes in rural communities, by making the farming population seriously understand and take advantage of market and information;
③ Ecological farming functions as the environmental preservation itself, providing rural amenities and guaranteeing our health, that, for the success of the two project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production of healthy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conversion from the growth-centered farming of the past to the environment-friendly farming of harmonious accord is indispensable.
Key words: traditional Korean farm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gacy, ecology, excretion, organic farming techniques, intensive agricultu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griculture
（作者系釜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载《亚洲农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