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主义与中共的命运——对90年历史的沉思（上）
【编者按】奚兆永同志这篇长文，内容比较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90年的漫长历程。文章涉及长期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等问题，特别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如何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如何认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认识“粉碎‘四人帮’”，如何认识毛主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如何认识改革开放，以及如何认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问题，作者均有自己的观察、分析与评述，因此，很值得大家一读，值得共同探讨。因文章比较长，大约14.5万多字，兹分上、中、下三部分发完。
【作者说明】本文写好后曾在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网、东方红网上发表，得到广大网上读者的支持与鼓励，也有不少读者对文中误植的错别字太多提出了批评。对此，我十分感谢。根据读者的批评，我又对文字进行了校订，改正了一些错别字，同时又作了一些增补，添加了一些新的论述和评论性的文字，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对于这个修订本。我希望读者继续给以批评指正。
前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我不是共产党员，但从1949年解放起就接受共产党的教育，而且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因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前途自然十分关注。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谈谈我多年积累的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历史的一些思考，当然也包括对于中国当前现实和未来走向的一些问题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成立之时起，它就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后来又确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90年的历史一再证明：只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前进，党就会走向胜利；而如果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要遭遇挫折，党就会遭致失败。这已经成了一条屡试不爽、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里我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人可能不以为然。现在主流媒体都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了，也不讲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表现——路线斗争了，但是，历史和现实却清楚地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路线斗争也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承认是不行的。一些人之所以不承认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欺骗人民；我们如果也不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那就会在斗争中吃败仗，给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点是我们所万万不能掉以轻心的。
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和爱护，我写了这本小册子，作为对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一个献礼。希望它能够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同时也希望能唤起广大民众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上下一心，群策群力，使党和国家沿着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所指明的正确道路胜利前进。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是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1、十月革命前中国志士仁人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毛泽东在1949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现在有人提出异议，说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还有人搬出历史说，在十月革命之前国民党元老朱执信等就宣传过马克思主义。经他们这样一说，好像毛泽东的说法是不对的。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在这里，我们要指出，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毫无疑问，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正如斯大林所说的，“不要忘记，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整个时代，和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不能不是列宁主义的极重要的任务之一。”不是别人，正是列宁，领导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复活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埋没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185页）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以把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呢？
至于说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国就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毛泽东对此当然也很清楚。他在1945年4月21日所作的七大预备会议报告里就说到，“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总之，那时我没有看到过，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11月7日俄国发生革命，11月8日中国就知道了。”（《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在这里，毛泽东提到了梁启超、朱执信，还提到一个翻译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译者。这些人，实际上还有马君武和孙中山，他们虽然各不相同——梁启超曾与康有为一道发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成了保皇党，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甚至提倡学校读经；朱执信是同盟会的干才、国民党的元老，也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他主张革命，且能身先士卒，35岁就死于战场，孙中山称赞他是“革命的圣人”。那个翻译恩格斯著作的译者名叫施仁荣，他的译文在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机关刊物《新世界》上连载，估计是中国社会党的成员；马君武，同盟会成立时他是首任秘书长，曾与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一道制定同盟会章程，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也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他还曾以其在日本留学所学的应用化学知识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研制无烟炸药，民国后曾任实业部次长，其后又任非常大总统府秘书长，后因反对国民党改组和实行三大政策，被国民党二大开除党籍。晚年转向翻译和教育，曾译达尔文的《物种原始》、黑格尔的《一元哲学》等著作以及拜伦等的诗作多种，1927年创办广西大学并任校长，还担任过大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公学等校的校长，于1940年病逝，周恩来的挽词称其为“一代宗师”。至于孙中山，他先后组织兴中会、同盟会，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制，后又主张“以俄为师”，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都缺乏深入的研究，往往是“浅尝辄止”，更没有树立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因此所作介绍也就难免有失客观公允，有些说法甚至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比如梁启超在1902年10月2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大抵中世史纯为干涉主义之时代；十六七世纪，为放任主义与干涉主义竞争时代；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之上半，为放任主义全胜时代；十九世纪下半，为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竞争时代；二十世纪，又将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文章称，“帝国主义者，干涉主义之笔名也。”文章同时认为，“社会主义者，其外形纯主放任，其内质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梁启超：《干涉与放任》，《新民丛报》第17号。）在这里，他虽然说了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二十世纪”这样称道社会主义的话，但把社会主义与“中世史”、“帝国主义”都归入所谓“干涉主义”显然是有违于科学社会主义主义的精神的。同月18日，他又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将麦喀士（即马克思）与与英国进化论者颉德相提并论，虽然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却说颉德所著之《人群进化论》比马克思还要高明。文章称颉德是“进化论之传钵钜子，而亦进化论之革命健儿也。自达尔文之种源论出世以来，全球思想界忽开一新天地，不徒有形科学为之一变而已，乃至史学、政治学、生计学、人群学、宗教学、道德学，一切无不受其影响。”（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新民丛报》第18号）他在文章里还将马克思与尼志埃（即尼采）相提并论，说二人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此贬低马克思，拔高尼采，故意混淆是非。梁启超还大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他在《自说》一文里明白无误地写道，“我根本不相信中国有所谓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峙 。若勉强要找中国阶级的分野，或者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还成个名词。有业阶级，如真的农人、工人、商人和在官厅、学校、公司……里拿自己的脑筋或气力换饭吃的，这些人无论有产无产、产多产少 ，都谓之有业。无业阶级如阔军人阔官僚、阔少爷……乃至租界里的流氓，学堂里及其他演说场里高谈什么时髦主义的大小政客，这些阔人们人人有产不消说了，那些流氓及时髦政客们并不见得无产——也许自命代表无产阶级的人便有不少产，这些人通通叫做无业阶级。如其说中国必须有阶级战争，那么，只有有业阶级起而奋斗，打倒无业阶级，便天下太平；若无业阶级得以横行，便更加永沉地狱。至于从‘洋八股‘里贩来有产、无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中国绝对不适用。”（梁启超：《饮冰室主人自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 138页）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说成是 “洋八股”，企图用有业无业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有产无产，这除了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和有意制造混乱以外，是什么也不能说明的。试问，商人特别是大商人是靠用脑筋和气力换饭吃的吗？失业工人是有业还是无业？难道我们可以用商人特别是大商人这样的有业阶级来打倒失业工人这样的无业阶级吗？可以说，梁启超充其量也不过是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同时附带也介绍了一点被他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其实他对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根本谈不上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他只是“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准确的。
孙中山是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所处的时代与太平天国相距不远，他的家乡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离洪秀全的家乡花县及洪秀全首义之地广西桂平金田村相距也不远，幼时受太平天国的影响很大，被称为“小洪秀全”。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最初实际上来自洪秀全的平均主义思想。1903年12月17日，他在复某友人的信中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弟所主张在于平均地权，此为吾国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盖天下万事万物无不为平均而设，如教育所以平均知识，宫室衣服所以平均身体之热度，推之万事，莫不皆然。”（《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8页）当然，孙中山曾侨居海外，游历欧美和日本，也受到国外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19世纪90年代，他曾与流亡于伦敦的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有所接触，也受到他们思想的影响。1905年5月中旬，孙中山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第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并与其主席王德威尔德、书记胡斯曼进行晤谈。孙在谈话中曾说，“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主张“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他还说，“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之中了。”（《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3页）这显然是一种民粹主义的观点。孙中山此访的目的原是想让他领导的党能够成为第二国际社会党的一员，但是由于他的思想和王德威尔得、胡斯曼的思想观点不一致 ，这个目的没有能够达到。后来，孙中山又想与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携手。1911年11月5日，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在上海成立，号称有52万党员，还有一些名人如顾颉刚、叶圣陶参加。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孙中山曾于1911年12月30日与江亢虎晤面，并稱自己有“欧美最新社会主义名著多种”，希望中国社会党内“精晓西文者代为译述，刊行为鼓吹之材料。”（同上，第580页）二日后，孙托人交江亢虎书籍四种，即《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之理论于实行》、《社会主义发达史》和《地税原论》，其中没有一本是马恩之原著。由此也可见孙中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都还是间接的，还缺乏直接的深入的了解。在这四本书中，《地税原论》当是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所作。孙对亨利•乔治的地价税说十分推崇，认为可以用此税实现他的“平均地权”的主张，他甚至把亨利•乔治放在马克思之前加以推崇，说“社会主义家莫不主张亨、麦二位之学说，而为多数工人谋其生存之幸福也。”（《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6页）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虽然想与江亢虎的社会党合作，但当时考虑更多的却是军事问题，所以与江并未深谈，而将合作之事留之于“来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国际各党纷纷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二国际实际上已经破产。而此时之中国社会党也为袁世凯、段祺瑞所不容。后来江亢虎的社会党想参加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但因其所持政治观点而为列宁所未允。之后江在政治上日渐堕落，最后甚至参加了汪伪政权，任考试院院长，成为一名汉奸。至于孙中山，他在晚年虽然仍旧推崇马克思，说 “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没有哪一个不是崇拜马克思做社会主义中的圣人”（《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0页）而同时又批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和关于剩余价值的学说，说“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的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而马克思“说资本家的盈余价值从个人的劳动中剥夺来的”也是错的，“忽略了社会上其他各种有用分子的劳动。”（同上，第369页）实际上，阶级的存在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阶级斗争是社会的常态，而绝不是社会的病态，正是阶级斗争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至于劳动创造价值，纺织品的价值显然也不是包含纺织厂工人的纺织劳动，它还包括此前农民种棉花的劳动，机器厂生产纺纱机、织布机的劳动，但是，这些创造生产资料价值的劳动已经在此前实现了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它们只能将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纺织品的价值中去，而不可能在纺织这个生产过程中再创造新的价值。这些道理，马克思都是说得很清楚的，只不过孙中山因为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而有所不知罢了。我们知道，孙中山有不少藏书，但是他的藏书里只有一本英译本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的著作，至于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则皆付诸阙如。一个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人而想批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显然是很不郑重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没有提到孙中山曾宣传过马克思主义也是非常正确的。
应该说，在国民党的元老中，马君武和朱执信是做过一些比较认真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的。1903年2月16日，马君武在留日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文章写道，“社会主义者，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佛礼儿（即傅里叶），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即路易• 勃朗）布鲁东（即蒲鲁东），极盛于拉沙勒（即拉萨尔）、马克司（即马克思）。由圣西门以降，社会党人皆以为人群生计之发达，自古至今，经三级焉。三级者，谓由家奴变为农仆，由农仆变为雇工。由是观之，人群生计（日本谓之经济）之发达，必不止于今日之雇工而已。社会者，发达不息之有机体也。其必有一日焉，打破近日之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于一切平等之域。此社会党人所共信也。”文中还谈到了他对唯物论的看法。文中说，“予著有《唯物论二巨子学说》（此‘二巨子’系指狄德罗和拉梅特里），登《大陆报》第二期。欲救黄种之厄，非大倡唯物论不可。”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文章说，“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第2年第11号；载《马君武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83、84页）文末还“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书记”共列圣西门、傅里叶、路易•勃朗、蒲鲁东、拉萨尔、马克思所著社会主义著作26种。不过马君武的这一说法并不正确，因为圣西门、傅里叶、路易•勃朗、蒲鲁东、拉萨尔都不是社会党成员，更说不上是“社会党巨子”。其所说马克思著作5种，是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实际上也不准确，因为《英国工人经济状况》的作者是恩格斯，而并非马克思；而《共产党宣言》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所作，并非马克思一人所著。不过，在当时能够列社会主义的26种文献，特别是能够列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五本主要著作来，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人们不能不承认，马君武对于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了解较之于梁启超和孙中山明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与此同时，他还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圣西门之生活及其学说（佛礼儿之学说附）》，介绍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里叶的学说。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了解还是比较全面的。当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还谈不上深入，这不仅从上面提到的两次将作者弄错可以看出来，而且从他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里大谈马尔萨斯的“民数”（即人口问题）也可以看出来。后一件事表明，他对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马尔萨斯及其“人口原理”的批判实际上还处于浑然不知的状态。在这方面，朱执信也与马君武有类似之处。他在1906年1月在《民报》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一文，文章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部分内容，但是他把马克思与拉萨尔相提并论，还批评《资本论》里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则是完全错误的。他在文章中说，“马尔克之为学者所长也，以《资本论》，然世之短之亦以是。是亦马尔克立言不审时，或沿物过情之为之累也。约翰•穆勒论之，一味张皇夸大，盖亦有由也。夫资本固非一切为从掠夺得，蓄积之事，往往亦自劳动。此虽经济学者之一家言，然于事实恐无以易也。”（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民报》第二号；载《朱执信集》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18页）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完全符合历史实际。民间有言，“不穷千家，不富一家”，不剥夺或剥削众人，那富人能够“发”得起来吗？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论述特别提到了“圈地运动”，它用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叙述了这一历史过程，可以说，那段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成的。事情当然会有例外，但是，即使有个别资本家是所谓“劳动起家”者，而经过多次的再生产过程，其原始之资本也将会被置换：其原有资本已被资本家消费殆尽，而他之所以仍然能够保持其原有的资本额不过是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资本的结果。这个道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得非常明白：“如果资本家把自己预付资本的等价物消费掉，那么这些资本的价值只代表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总额，他的原有资本的任何一个价值原子都不复存在了。”（《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5页）而朱执信却看不到这点（或者他根本就没有系统地读过《资本论》），却去沿用以“调和那不能调和的东西”而著称的约翰•穆勒对马克思的“批评”，实属大谬不然。另外，钟家栋、王世根主编之《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称颂朱执信“全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和最后一段话”，其实，这十条措施还不足一页的篇幅，用“全译”来称颂显然已属过头，而问题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就已指出，“不管最近25年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现在还是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在今天，这一段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1848年以来大工业已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组织也跟着有了改进和增长，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249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后来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里又重申了这一观点。看来，朱执信没有注意到马恩1872年写的这个序言，也不知道恩格斯在1888年的重申，他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原理的实际运用之间的区别，把原理的实际运用看得比原理本身更为重要，称那十条措施就是“《共产主义宣言》之大要”，这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重要意义在认识上是严重不足的，同时也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在掌握上也是很不完备的。当然我们也不要苛求于前人。如果说，朱执信当时还不能认识这一点是一个不足，还可以原谅，但是，今天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的人如果仍然不懂得这一点就很不应该了。
2、十月革命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
当然，我们在考虑十月革命前在中国介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时，不仅要考虑介绍者的主观因素，更要考虑当时的客观条件。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现代工业很不发达，工人阶级人数很少，社会还没有产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需求。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发生了了很大变化。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中国的工人阶级也有了极大的增加，而作为工人阶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就有了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爆发的十月革命更给了全世界工人阶级也给了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震撼。过去，由于第二国际社会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人们已经很久不讲社会主义革命了，但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如同一声春雷唤醒了他们的觉悟。知识分子是很敏感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当然也不例外。他们过去总是面向着西方，从西方寻求救国的道理，但是先生总欺侮学生，他们失望了。在失望中，十月革命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使他们认识到到要“走俄国人的路”。“走俄国人的路”其实就是走马克思主义的路。于是乎，自十月革命以后，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于报刊之上，而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事也紧跟其后。五四运动的爆发，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更极大地推动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为首的、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他在1918年7月1日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声言：“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的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以后他又陆续写出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是在1919年5月和11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他摘译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部分论述，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还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资本论》里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原理。
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比李大钊要晚一些。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与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周刊。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曾在“名著介绍”栏内刊登《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最后几段译文，并加有按语，译者署名舍。标题是《共产党的宣言》。其实，朱执信在1906年即已翻译过这段译文，也许这就是译者署名为“舍”的原因。不过这件事也说明，虽然经过了十多年，中国人对于《共产党宣言》的认识水平仍然相当落后，当时的人似乎仍然不知道马恩1972年为（宣言）德文版写的序言，仍然不懂得一般原理和它的实际运用的区别。
陈独秀在 1919年4月20日《每周评论》上发表的《随感录》表明，继李大钊之后的是陈独秀。陈独秀此时对于十月革命已经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他在该文里写道：“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这是陈独秀第一次公开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肯定十月革命，也是他对社会上否定十月革命的一些论调的有力回击。
1919年2月，北京《晨报》副刊进行改组，增加了介绍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和“译丛”两栏。李大钊应邀作为副刊主编参加《晨报》副刊的工作。在“自由论坛”和“译丛”，李大钊 以“守常投稿”的名义发表了多篇文章。5月以后，李大钊还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更突出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副刊的撰稿人除李大钊外，用笔名“渊泉”写作的陈溥贤也有几篇译作：4月1日起用5天时间连载了《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一文（据说是河上肇《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文 的译述）；5月5日起以三天时间连载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据说是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一文的译文），后来从6月到11月间，他还翻译了柯祖基（即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原名《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据说是根据高堺素之的日译本转译的）在《晨报》副刊连载。应该说，陈溥贤在五四时期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是有贡献的。但是现在有人却夸大陈溥贤的作用而贬低李大钊的作用，说什么“陈溥贤作为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值得充分重视”，“李大钊自1919年夏至同年秋写下了他那篇有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如部分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福田德三《续经济学研究》（同文馆1913年出版）等写成的；而河上肇的这篇论文，如前所述，此前已经由陈溥贤翻译并用‘渊泉’的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进行过介绍。考虑到李大钊与陈溥贤关系之密切，李大钊不可能不知道《晨报副刊》上的那篇文章。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推断，李大钊之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陈溥现在资料方面的帮助，或者在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方面的帮助。”（[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6-17页）其实这些话都是石川祯浩的主观臆断，并无事实根据。说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本文前已述及，马君武早在1903年2月即已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其人和社会主义的书目26种，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著作5种；朱执信则在1906年即已向国人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部分内容，并且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里的十条措施；而那个早在1912年就翻译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施仁荣，其所译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的著作，远非河上肇或考茨基所著的通俗读物所能相比。他们都没有被称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而陈溥贤又有什么理由被称为“开路人”呢？问题当然还不仅在于时间的早晚。关键在于，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他不是一个普通作者或译者，他是一个走在时代潮流前面的马克思主义的领路人。早在1916年8月15日发表的《晨钟之使命》一文，李大钊就向世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稘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际此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稘黎明中当尽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一扣发一一声，一一声觉一一梦，裨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的民族的自觉，一一彻底，急起直追，勇往奋进，……。”（《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曾将这一警句登在《晨钟报》第6期上，后来还写成对联送给章士钊，其实这副对联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写照。像上面提到的这样撼动整个中华民族心魄的文字自是陈溥贤那样的人所写不出来的。至于说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工作，李大钊也明显早于陈溥贤。早在1918年7月1日所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一文里，李大钊就认定法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非可同日而语”；而当世人欢呼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联军胜利”之时，李大钊则著文说，“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的功业、陀罗慈基（Trosky）、郭冷苔（Collontay）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我们对于这桩世界大变局的庆祝，不该为哪一国或哪些国里一部分人庆祝，应该为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庆祝，不该为哪一边的武力把哪一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同上，第172页）这样的认识陈溥贤有吗？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陈溥贤发表于《晨报》副刊的河上肇的两篇译文加以对照，就会发现，李大钊的文章视野更为开阔，论述的范围更为广泛，其中许多内容是陈译河文所根本没有的，这样的文章怎么可能是依据经陈溥贤翻译的河上肇的那两篇文章写的呢？更不用说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河上肇”的文章写的了。具体来说，比如对于《资本论》的介绍，陈译河文只是介绍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过程和如何克服困难进行写作的精神，并没有涉及《资本论》的具体内容，而李大钊不仅介绍了《资本论》第1卷的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还介绍了第3卷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又如在介绍唯物史观时，陈译河文只涉及《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而李大钊的文章除了引述这两本书并且旨趣也与陈译河文颇不一样外，还引述了《哲学的贫困》的文字。而且我们看到，即使是引述同一段译文，其所引的译文也常有不同。应该说，由于当时这些著作的中译本还没有出版，通晓日语的李大钊引用日译本当然是可能的，但是，这和所谓受陈文影响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如果要说受影响，那也是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影响，而不是受某个也曾引用同一译本者的影响。这个本末显然是不能颠倒的。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李大钊不仅通晓日语，还通晓英语，因此他参照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英译本本来也是很自然的。我在《李大钊文选》里看到，他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里曾提到“本篇所用之参考书报”，其中五种参考书报中只有一种是日文著作，三种是英文著作，还有一种是中文著作。可以看出，参考英文著作是当时李大钊获取有关资料的一个很重要来源。石川祯浩对此本来也是清楚的，但是他却在这种情况下认定李大钊的文章是从陈溥贤那里间接得到资料的，这显然是故意的，武断的，经不起推敲的。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钊的文章长达3万余字，而陈译河上肇的两篇文章加起来也不过几千字，陈文怎么能够成为李文内容的主要来源（所谓“在很大程度上”）呢？还要指出的是，陈溥贤的这两篇文章后来都被李大钊和自己的文章即《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以及其他几个人文章一道编入《新青年》第6卷第5号，辑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如果李大钊真的利用了陈文的资料，他还会这样做吗？再说，李大钊当时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如果他有什么问题不清楚需要请教，这样的人在北大就有，如陈启修当时就在北大法学院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主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陈还是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资本论》的导师，二人也是老朋友，并经常一道进行演讲，李若有问题完全可以就近向陈启修请教，又何必舍近求远，远道去向陈溥贤求教呢？这说不通嘛。总之，李大钊在这件事情上是光明磊落、无懈可击的，而石川祯浩的说法则明显缺乏根据，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对李大钊的诽谤，完全是一种犯罪行为。
石川祯浩还认为，“五四时期中国各地大量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这件事本身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而其之所以成为可能，同时期日本出现的社会主义高潮是其外部条件。”（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石川此说也极偏颇。五四时期中国大量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不可思议吗？非也。中国在20世纪初就有人宣传社会主义，但影响甚小，何也？因为那时社会还没有这种需要。而五四时期就大不同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中国对于世界和历史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从俄国的巨大变化里找到了希望，认识到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而要走俄国人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也就产生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极大需要。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虽然恩格斯的这句话是对自然科学说的，但是，它也同样适用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石川之所以感到不可思议，正在于他不懂得十月革命所激发起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巨大需要。如果他看看五四时期出版的一些报刊，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就以我们一再提到的《晨报》副刊来说，上面的文章差不多都与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有关，至于反映日本社会主义高涨的文章不能说绝对没有，即使有恐怕也是凤毛麟角，是很不起眼的。人们关注的焦点显然不是日本的社会主义高涨，而是俄罗斯这个革命的发源地。就以我手头复印下的几张1919年4月和5月的《晨报》复印件来说，4月1日的副刊，“自由论坛”栏登载了觉天写的《破坏与建设》（四），“名著新译”栏登载了志希译的《大战后之民主主义》（三十），名人小史登了渊泉译写的《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一），“革命宝话”登载了可叔译述的《地底的俄罗斯》（十三），剩下的就是“小说”栏了；5月5日的副刊版面略有变动，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栏，登了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妇女问题”栏登了徐彦之的《男女恋爱问题杂谈》（续），“名著新译”登了志希译的《俄国革命史》（十六），“革命宝话”栏登了可叔译述的《地底的俄罗斯》（六十四），再就是“小说”栏。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四时期中国报刊所关注的依然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并且由此而引起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石川硬说中国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是日本社会主义高涨引起的，这显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
除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宣传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还有陈望道、瞿秋白等人。尽人皆知，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是陈望道翻译的。不过陈望道最初并没有想到要翻译此书，最初想译此书的倒是后来成为国民党右派的戴季陶。戴在日本留学时，适逢《宣言》日译本于1906年在《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上发表。他买到了一本，并于回国时带到了国内。五四时他在上海办《星期评论》杂志，想将《宣言》译成中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但是在他真地要翻译时才知道此事之不易，终于不得不放弃此念。当时担任《民国日报》主编的邵力子知道后，决心物色人选从事此事。他想到了他的同乡，当时正在杭州浙江一师任国文教师并且为一篇学生作文（《非孝》）而卷入风潮之中的陈望道。陈不仅中文造诣深厚，而且为了去欧美留学而曾在上海补习英语一年，后又曾赴日留学，英语和日语水平俱佳，还在日本结识河上肇等进步人士，对马克思主义也有相当了解，是翻译《宣言》的最佳人选。于是邵力子写信给陈邀他翻译《宣言》，陈接信后欣然同意。邵力子向他提供的是戴季陶的《宣言》日译本及一些简单的资料。陈感到仅凭这些材料显然是不够的，他要求邵力子通过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关系，让李向北大图书馆借阅《宣言》的英译本，作为翻译的底本。陈、李当然给予了大力支持。这样，陈就回到家乡义乌农村进行翻译。译稿于1920年4月完成，经陈独秀、李汉俊校订，于1920年8月正式出版。这个译本虽然只出了1000册，但其影响十分巨大，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家都曾受到它的影响。解放后，陈望道到北京开会，周恩来看到他时曾说，“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就此而言，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确实功莫大焉。除了翻译《宣言》，他还翻译了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虽说此文在1919年5月5日至7日的《晨报》副刊已经连载过（由渊泉即陈溥贤翻译），大概是因为陈望道觉得渊泉的译文尚不够准确理想，于是他在一年后又在1920年6月17-20日的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连载了他的新译文。（见《陈望道译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至于瞿秋白，1920年末，他以《晨报》赴俄罗斯特派记者的身份与上海《时事新报》的俞颂华、李宗武一道访问苏俄。当时的苏俄正处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到处都是战痕累累，百孔千疮，人民食不果腹，衣不保暖，俄罗斯被称为“饿乡”。瞿秋白却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它的未来，用极大的热情正面地报道他所看到的一切。他曾以记者身份参加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写了长篇通讯介绍这次全俄共产党大会，从1921年6月22日到9月23日，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他还见到了列宁，听到过列宁的报告，列宁的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匆忙中他还与列宁有简短的对话，列宁在指给他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后就道歉分别了。由于瞿秋白非常景仰列宁，这件事令他异常激动。在苏俄期间，他写了两本散文集——《俄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可以说，他是向中国读者系统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的一位先行者。瞿秋白于1923年1月回国，李大钊原想让他到北大俄文系教授《俄国文学史》，但受到一些当权者的反对而未果。瞿秋白后来到上海，受中央委托筹办《新青年》季刊，并主编《前锋》杂志，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国际歌》也是他最早翻译并配歌的。以后还在上海大学任教授和社会学系主任，向学生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当然，他在1935年被捕后在狱中写下了《多余的话》，虽未出卖同志，但有悔过求饶之嫌，是不足为训的。
3、“两结合”论的科学性和石川祯浩的“直接原因”、“日本中介”说
一方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增加，一方面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而广泛的传播，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物质的的和精神的条件。这两个条件本来就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它们必然会互相结合，而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创造条件。五四远动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特别是在六月三日以后，中国的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走上了政治的舞台，更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成为现实。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但是，有人却却要标新立异，写文章说，“中国共产党不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对“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的再认识》，《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这种论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批评，也没有什么人去理会它。可是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又重新捡起这种错误论调，说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见解，中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个见解由大处观之的确如此。……可是在追觅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具体过程，特别是与日本、朝鲜共产党成立比较时，我们不禁会产生一个单纯的疑问，即共产党在东亚成立，为什么是循着朝鲜、中国、日本这样一个顺序？日本一大是在1922年，即中共一大一年之后召开，至于高丽共产党，尽管由于存在分别成立于伊尔库茨克和上海的两个派别，情况要稍微复杂一些，但也都成立于1921年5月，即中共一大之前的两个月。”（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他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经过‘社会主义的严冬时期’之后的再次高涨的形势是分不开的，必须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置于整个东亚的社会主义思潮范畴之内来把握。进一步地讲，日本和中国在共产主义思想方面结成的链条应该视为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近代思想的历史的一环，甚至应该将其置于世界规模的思想交流这样的背景中来理解。”（同上，第6页）他还说，“引发共产党成立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如果说何种程度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充分条件，无产阶级的人数和工人运动的规模也不是直接左右共产党成立的实践的要素，那么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就显得重要起来。”（同上，第7页）
在我看来，各国成立共产党的时间迟一点或早一点，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它和共产党成立的内在原因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石川企图以成立共产党的迟早的外在因素来取代成立共产党的内在原因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指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并不是一个什么“见解”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一个根本原理。我们知道，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提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6页）不过在当时，无论是物质武器还是精神武器都还没有锻造完成。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是上层阶级的运动，与工人运动不仅没有关系，而且在二者之间还存在很深的鸿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马克思研究了哲学，发现了唯物史观，还研究了经济学，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他的这两大发现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也为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提供了可能。《共产党宣言》在1847年底问世了，第一国际在1864年成立了，第二国际在1889年成立了，这些都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重大事件。但是，有关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这两者结合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在理论上加以论述，直到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才由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对这个“结合”问题进行了论述。考茨基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的第五章（“阶级斗争”）的第十节（“工人党”）、第十一节（“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和第十二节（“社会民主主义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里论述了这个问题，并且强调：“为了使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彼此协调，把两者结合起来，而形成一个统一的运动，社会主义就必须超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界限。这一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应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奠定了新的、现代的社会主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科学基础。他们由此把社会主义奠立在坚固的基础上面，使它由好心的幻想家的美丽梦想变成了严肃斗争的目标，进而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自然而必然的结果。他们使战斗的无产阶级明确地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并指出它能够以最小的牺牲直接走向预定的目标。”（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86页）考茨基曾将爱尔福特大会的情况向恩格斯作了报告，恩格斯回信说，“不管怎样，纲领的理论部分现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要知道，主要的是要使纲领在理论上没有任何引起争论之处，这一点基本上做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4页）
继考茨基之后，列宁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怎么办》等著作里也对“结合”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它的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每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设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之处政治任务，维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工人运动脱离了共产党，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也为之从事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其他的牌的尾巴，背叛‘工人的解放应该说工人自己的事情’这一伟大遗训。”（《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之后，斯大林在1905年写的《略论党的意见分歧》一文里有再次对“结合”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在这篇文章里，斯大林多次引用考茨基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里的论述，强调：“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永远是些随便说说的空谈”；而“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一种工联主义的摸索，固然它有一天也会导致社会革命可是要付出磨难和痛苦的代价。”（《斯大林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就是这样一个受到马、恩、列、斯肯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根本原理，石川却把它说成只是一种“见解”而要加以否定，这是不是太轻率了呢？
石川强调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直接原因”是所谓“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在我看来，这个“直接原因”也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而绝不应该是是所谓“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因为前者是内因，而后者充其量只是外因。按照“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道理，显然不能以外因来取代内因。
至于石川所说的“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再次高涨的形势是分不开的”和所谓“应该视为东亚各国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的历史的一环”等等，更属于主观臆测。须知，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潮再次高涨，其实与中国一样，是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事情的源头在俄国，而不在日本。事实上，五四时期的中国人非常痛恨要强占青岛的日本，而对于爆发了十月革命的俄国则怀有极大兴趣。尽管俄国横跨欧亚，地域辽阔，去俄国路途遥远，但是人们对赤都的向往之心却很高，好多人都想到那里去“取经”。就在这时，俄共和共产国际为培养东方各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在苏俄筹办了东方大学，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柯庆施、肖劲光、彭述之、俞秀松、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曹靖华等都在这所大学的中国班学习过，瞿秋白还在那里讲授过俄语，担任过政治理论课的翻译。甚至蒋介石也很想去苏俄，还为此动过学俄语的念头，而后来他也确实去了一趟苏联；这之后，他还把他儿子蒋经国送到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去学习。由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为纪念孙中山而开办的，在这个学校学习过的人也很不少。像张闻天、伍修权、刘伯承、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王稼祥、邓小平、杨尚昆、陈昌浩、刘英、章汉夫、孙冶方等都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著名翻译家曹靖华、吴亮平、焦敏之等也都在这里学习过。应该说，他们的马克思主义都直接来自于苏俄，根本谈不上“以日本为中介”。对于这样的一些事实，恐怕是石川所不能否定的吧。
至于石川把马克思主义视为近代西方学说的一环，这就混淆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学说，贬低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这更是不应该有的错误。当然，一些中国人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以日译本为底本，那是因为中国过去留日的知识分子较多，而日文本里有很多汉字，一些译名来自中国古籍，可以借鉴。但这些与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高涨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还要看到，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学英语的更多，一些人在留日之前已经有较好的英语基础，像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的英语都很好。有的还通晓法语（如瞿秋白、陈启修）。他们在利用日译本翻译时往往也同时会利用英译本和其它译本。就以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来说，事实并不如石川所说只是以日译本为底本进行翻译的。这一点，只要读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的，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在陈望道的译文里，我们看到，他认为一些译名读者可能不清楚时，他都会用英文（他称之为“原文”）加以标注，如在“有产者”之后注上“原文Bourgeois”,在“无产者”之后注上“Proletarian”,在“自由民”后注上“Freeman”，在“奴隶”后注上“Slave”，等等。（见《陈望道译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这些都表明，陈望道不仅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曾经参考了英译本，而且在他看来，由于英译本曾经过恩格斯校订，他甚至把英译本看成就是“原文”，是比日译本权威得多的版本。当然，把1888年的英译本看作是“原文”是不准确的，《宣言》的原文应该是德文本，而穆尔翻译、恩格斯校订的1888年英译本，由于考虑到美国读者的理解水平不高，在文字上做了某些修改，与德文德文版是有出入的。以最后一句话来说，德文原文是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1888年的英译本将其译为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陈望道在翻译最后一句时所标出的“原文”就是1888年英译本改动过的，并不是马恩的原文。似乎可以这样说，陈望道的译文在某些地方曾经参考了日译文，如将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译为“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啊！”（见《陈望道译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把Working men不是译为“工人”而是译为“劳动者”就是受了日译本的影响，但是他翻译的主要底本应该说还是英译本。石川强调“以日本为中介”，现在中国也有人说日本是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这里还要指出，有些日本人写的通俗读物，包括河上肇和高堺素之的一些著作在正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包括一些错误，甚至有人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还引用河上肇《经济学入门》中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当然，这个错误应由引用者来负，但也不能说原作者就没有任何责任。
二、大革命的失败：党还在幼年时期，对马列尚知之不多
1、陈独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观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开办上海大学，建立黄埔军官学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内部以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一帮国民党右派组成了西山会议派。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公开暴露，但是后来，蒋介石执掌了总司令的大权，他自认为羽翼已经丰满，反革命的野心也越发膨胀，先后发动了中山舰事件，提出了党务整理案。有人指出了蒋介石的野心，但是，共产国际和作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却生怕得罪蒋介石，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这当然是错误的，也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与反对。但是，陈是总书记，又以老师自居，他把自己当做家长，根本听不进青年人的意见。只是到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之后，他才认识到自己对蒋介石态度的错误。他在1927年6月15日写的《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一文里说，“蒋介石之反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上是一大损失，因为他个人性格之有决断肯负责任，和袁世凯一样是中国有为人物，可惜走到反革命而不走到革命，这也就是我们所以自去年三月二十到今年四月十二始终牵就他向他让步拉他向革命路上之一个原因。我们一年余忍耐牵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屠杀民众屠杀共产党的代价！”他还说，“那时就有一位同志批评蒋介石是一位危险人物，未必始终忠于革命。我曾问他何以见得，他说，蒋氏此时言论固然很革命，即行动也向着革命路上走；唯隐微中时时表露其个人英雄主义，表露其个人之权与力超于党之上，离开党的个人英雄主义，没有党的制裁，便会走到反革命，中国历史上这种英雄很多，恐怕蒋介石也是一个。现在看起来，这些话可算是对于蒋介石终身的刻骨批评！”（《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可惜陈独秀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是在事后即所谓“现在看起来”才有了这种认识。
毫无疑问，大革命的失败，首先是由于蒋介石的背叛，同时也是由于陈独秀的错误领导造成的。但是，如果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认识又是远远不够的。应该看到，大革命的失败的原因，不只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从党的主要领导人到一般党员对马列主义还缺乏深入了解。这一点，我们从当时陈独秀所发表的一些言论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比如他说：
“中国国民党目前的革命使命及其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1923年4月25日，《向导》周报第22期，《陈独秀文选》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212页）
“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和学生农民不同，有他自己的阶级的特殊利害，所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何态度，乃是一个极重大而极复杂的问题。
“工人阶级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而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之压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即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旦感觉得这种革命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进的先锋，况在国民革命，工人阶级更是重要的分子了。
“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联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中国革命革命和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日《前锋》第2期；《陈独秀文选》第236页》
“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之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而决定。1917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但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同上，第239-240页）
总之，在陈独秀看来，当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阶级当然应该是资产阶级，而工人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幼稚，在质量上也幼稚，还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革命如果取得胜利，也只能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工人阶级还必须在若干年后进行“二次革命”。
2、瞿秋白、毛泽东与陈独秀的不同观点
当然，对于陈独秀的这些观点，当时也有不同的看法。比较突出的是瞿秋白和毛泽东。瞿秋白早在1923年6月为中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里就明确认识到：“国民革命这种革命自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但是在这个革命中间，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因为其余阶级多为列强的经济力所束缚，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有些还困在宗法社会的陷阱里。至于农民，当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117页）后来他还说，“尤其重要的，是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之职任；五卅以前无产阶级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准备取得其领导权，认定革命的目的，是在于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独裁制，而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五卅以后，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问题，更加成了实际斗争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毛泽东也力主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应该是一个领导的阶级。他在1925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说，中国“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对于农民，他也十分重视，先后在广州和武汉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还亲自领导了湖南农民运动，并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瞿秋白对此书亦非常重视，为之写了序言，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澎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瞿秋白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4页）
但是，他们的思想在当时都还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陈独秀的右倾就机会主义思想。从客观上来说，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当时还没有译成中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无缘接触列宁此书所阐发的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的思想。虽然瞿秋白精通俄语，当时已经开始运用列宁此书的一些思想，但是就整个中国共产党而言，对这一思想还很不了解，更谈不上就此形成共识了。
3、列宁的《两种策略》给出了大革命失败原因的答案
我们知道，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是1905年6、7月间写的，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没有中译本。直到1929年才有一个名叫陈文瑞的人将其译成中文。由于当时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书名就叫《两个策略》，作者被称为V.I.Ulianoff即弗•伊•乌里扬诺夫，作为中外研究学会丛书出版，由上海华兴书局印行。但是，由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处于被敌人封锁的状态，人们并不知道此书的出版，更无从获得此书。1932年4月，红军打下漳州，毛泽东才在漳州中学图书馆获得此书。他大喜过望，如获至宝，于是带着大革命的失败教训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关于所谓“两个策略”，列宁说：
“一些人说，你们要把革命推向前进，进行到底，而不要去考虑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会起来反抗或采取消极态度。
“另一些人说，你们不要去考虑独立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否则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会退出革命。
“这难道不是两条根本相反的道路吗？这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策略，前一种策略是唯一正确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而后一种策略实质上是解放派的的策略，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7页）
“两个策略”的不同，关键是对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的态度，对此，列宁非常尖锐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的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9页）列宁教导无产阶级说，“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彻底的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为无产阶级当前的需要、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同上，第558页）
列宁用非常严厉的言辞批评马尔丁诺夫的右倾机会主义说，“请看，不要加入临时政府，以为加入临时政府就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这完全是纯粹而彻底的新火星派的哲学，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我们应当崇敬资产阶级的庸俗思想，给这种思想让路。如果我们按照——哪怕部分地，哪怕一分钟——我们参加临时政府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这样一种想法行事，那我们就会因此把革命领导权完全交给资产阶级。我们会因此把无产阶级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去支配（虽然还保留了充分的‘批评自由’！！），为了使资产阶级不致退出而迫使无产阶级采取温和柔顺的态度。我们会阉割掉无产阶级最迫切的需要，即经济派及其仿效者们从来没有很好地了解的政治需要。我们会完全离开在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范围内为实现民主制而进行革命斗争的立场，而转到和资产阶级搞交易的立场，以背叛原则、背叛革命来换取资产阶级的欣然同意（‘不致退出’）。”（同上，第600页）
《两个策略》里有一段用黑体标出的话，讲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其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这段话说：“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一边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任务，而新火星派在他们关于革命规模的一起议论和决议中，却把这些任务看得非常狭隘。”（同上，第606页）
列宁在该书的“补充说明”中还强调说，“革命已经是大家都承认的了。现在的任务是确定究竟应该由哪些阶级建造新的上层建筑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要不确定这一点，那就根本谈不到先进阶级的先进的民主主义的任务，而用来确定这一点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页）
我相信，当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大革命来读列宁的这些论述时一定会感到十分震撼。列宁的论述其实已经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给出了答案，而这个论述同时也是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无情批判。一年后，毛泽东把《两个策略》这本书寄给彭德怀，并用铅笔写道（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在这以后不久，毛又给彭寄去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时得到的），幼稚书上写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险性。”（同上）这里说到了“左”的危险性，显然是针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说的。王明的第三次酌情冒险主义的错误统治的时间最长，造成的损失最大，曾使红军损失90%，白区工作损失100%，毛泽东对此当然是刻骨铭心的。这个“左”的错误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才得到了清算，会议撤换了错误的领导，被打击的毛泽东重新走上了领导的岗位，从而，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实践证明，像陈独秀那样对马列主义不缺乏足够的了解不行，像王明那样用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列主义也不行，我们一方面要重视马列主义的学习，改变对马列主义知之甚少的情况，另一方面还要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中国革命才有成功希望。
4、关于所谓“重新评价陈独秀”问题
讲到大革命和陈独秀，就有一个如何评价陈独秀的问题。近几年来，不断有人提出要“重新评价陈独秀”。上个月，《炎黄春秋》在第七期上，发表了徐学江写的《应正式重新评价陈独秀》译文，据说这是他写的要求“重新评价陈独秀”的第五篇文章。在此，也想谈谈我的看法。
毫无疑问，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有其巨大的历史功绩的。这一点，现在似乎并没有人加以否定。毛泽东在七大时就曾经这样说过陈独秀：“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这个运动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等，是起了大作用的。”他还说，“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但是，他在大革命期间，在政治上所犯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也不必讳言。毛泽东说，“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忘记过领导权，忘记过农民群众。所谓领导权，你总要有一个东西去领导，有被领导才发生领导的问题。你不要农民，小资产阶级跑了，自由资产阶级也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中力量来打我们，无产阶级就从台上滚下来了，鼻子也跌烂了。”（同上，第308页）这里所说的其实就是陈独秀。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苛求于陈独秀个人，本文在前面已经指出，大革命时期的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对于马列主义还知之不多，不独陈独秀个人如此，整个党除极个别人以外，马列主义的水平都还不高，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党，大规模的失败是不能由陈独秀一个人来负责的。
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把陈独秀人为地拔高，完全脱离了历史的真实。如徐学江最近写的那篇文章说：“综观陈独秀的一生，他始终保持了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铮铮铁骨和真正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他是个对封建制度和反动派充满恨、对劳苦大众充满爱的人；是个忧国忧民，有强烈使命感的人；是个勇于冲破黑暗、追求光明的人；是个性格鲜明、意志坚强、宁折不弯的人；是个能站在革命前列，振臂高呼，冲锋陷阵的人；是个正直的人，有骨气的人。他一生五次被捕入狱，从清朝政府到北洋军阀、到法租界、到国民党政府，面对反动派的软硬兼施，他视死如归，从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屈服妥协。”
事情显然不是这样的。陈独秀在1940年9月写给西流的信中曾有这样的话：“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页）如果我们从1940年9月向前倒推“六七年”，应该是1933年或1934年，那时陈独秀在哪里？那时国民党政府的高等法院已对其进行终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8年，他正在南京监狱服刑。看来，陈独秀的“沉思熟虑六七年”是从一进国民党监狱就开始了的。至于他的所谓“沉思熟虑”前后思想的转变，这里不妨略举数端于后：
其一，对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仅仅在两年多前的1932年11月，陈独秀还肯定地说，“在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之下，有充分的保证，能够实现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三个根本条件：推翻帝国主义的控制，解放农民和肃清官僚制度，所以只有她能担负得起复兴中国的大责任；所以苏联五年计划的初步成功，已在事实上表示社会主义的经济方法之优点与伟大力量非资本主义所可企及。”而对国民党政权则批评说：“现时代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国民党政权，它不但不能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大责，它还正在极力为帝国主义服务，为帝国主义剿灭能够复兴中国的共产党。”（《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345页）但是，陈独秀入狱后不久就在1935年1月写了一篇《学史大林不可学得这样快》的文章，调子就大不一样了。由于现在出版的陈独秀《文选》、《选集》、包括新近出版的六卷本《著作选编》都未收录这篇文章，我们还难以深入研究此文的思想，不过就是从标题上我们也能够看出此文决不是肯定斯大林而是否定斯大林的。如果把斯大林作为正面的形象，那么要做的应该是“见贤思齐”，积极向他学习，当然是愈快愈好，不存在“太快”的问题；如果把他作为反面形象，那学习本身就不好，“学得太快”就更不好了。显然，他这样说，无论是对斯大林还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一种恶意的攻击。
其二，对民主主义的态度。陈独秀原来是这样说的：“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它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们打倒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是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符合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两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俩阶级的感情利害完全不同，从哪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不论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阶级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313页）应该说，这些观点都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的观点。但是，陈独秀入狱后，完全改变了过去对民主主义的批判态度，他1936年3月在狱中写的一篇题为《无产阶级和民主主义》的文章里，竟然大批斯大林“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而在1940年7月写给连根的信里更批评包括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0页）其在1940年9月写给西流的信中还说，资产阶级民主制“不仅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不幸十月以来轻率底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同上，第354页)在这里，不仅论述的内容已经完全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从语言和感情色彩来说，也已经完全站到了敌对阶级的立场上去了。
其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陈独秀原来对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完全肯定的。他曾在一封信里说，“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说很容易，做起来着实是一件艰难的大事业，千头万绪，不是容易可以实现的，尤其在中国更不容易实现；因为我们的天性生来不喜欢什么首领，什么指导者，然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但是，“沉思熟虑”后的陈独秀再不说“无产阶级专政”了，他张口闭口就是“独裁”或“独裁制”，而且把苏联和德国、意大利并列，把斯大林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相提并论，大加反对。说什么“一般无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更加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创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从此崇拜独裁的徒子徒孙普遍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大家看，陈独秀对于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列宁和斯大林，已经仇恨到这样的程度，简直是破口大骂了。
陈独秀进入国民党监狱后，经过“沉思熟虑”所发表的这些言论不是对他先前信仰的背叛又是什么？怎么可以把这样一个叛徒说成是“始终保持了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铮铮铁骨和真正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呢？
这样一个毫无信仰可言的人，后来跟张国焘一样堕落为国民党中统局的特务，领取其津贴，也就毫不奇怪了。
前年，我在一篇批驳《炎黄春秋》发表的《重新启蒙：五四运动90周年的反思》的文章里曾讲到陈独秀接受国民党中统局津贴的事。当时是因为写文章需要，翻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新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编》，结果在第5卷发现其中有一封陈独秀于1942年1月29日致国民党中统局局长朱家骅的信，感到此信很重要，很能说明陈独秀的政治态度，就在那篇文章里谈了这件事。该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骝先先生台鉴：
国焘兄来津，奉读手教，并承赐国币八千元，远道将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简单，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接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并谢高谊，余不尽焉。
弟独秀启 [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骅档案》（《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79页）
陈独秀这封写给朱家骅的信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第一，国民党中统局局长朱家骅是通过投奔国民党的叛徒并且后来进入军统、中统特务机关的张国焘把钱送给陈独秀的。我们知道，张国焘原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后曾任红四方面军的政委，由于有个人野心，在长征途中曾加害中央，犯过另立中央的严重的政治错误。由于王明曾与他谈过四方面军某些干部的托派问题，更使他寝食难安，于是决心叛逃。1938年4月4日国共两党准备共同祭扫黄陵，张国焘由于担任陕甘宁边区代主席，于是借口参加祭扫黄陵逃到西安，以后又跑到武汉。虽然经过周恩来等的多次劝说，张最后还是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成为一个叛徒。张国焘叛变后先在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手下建立了一个所谓“特种问题研究室”，专做共产党的策反工作。他曾提出策反八路军129师，但结果失败。军统因他是叛徒而看不起他，此次失败更加对他不屑。他在那里呆不下去了，就利用过去在北大与朱家骅相识的关系又到了中统，在所谓“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担任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实际上，朱家骅就是通过张国焘去做陈独秀的工作的。所以每次发放津贴也都是通过“张国焘同志”进行的。而陈独秀在信里也亲切地称张国焘为“国焘兄”，说他“远道将来，不敢辞却”，表明他们两人的关系显然很不一般。实际上，陈独秀与张国焘已经是一路货色，他从张国焘拿到的这个钱自然是很不干净的，说白了，拿的就是特务津贴。陈已经堕落至此，还有什么“清白”可言？！
第二，国民党中统局局长朱家骅给陈独秀送钱不是一次，而是多次。不仅1942年送了8000元，而且在1942年的“去年”即1941年也送过一次，从“今又增益之”看，1941年所赠数目稍小于8000元，当就是台湾学者郑学稼所说之“予以拒绝”的5000元。另外还有材料说，此前他还收到过1000元。这三笔钱加起来就是14000元。这当然不是一个小数字。按照当时的购买力，当时100元的购买力可以买一头猪，那14000元就可以买140头猪，那是很能够派一些用场的。时常给他接济的杨鹏升，每月之薪金也只有300元，陈独秀获如此数额之巨款，有人还说他晚年过着“清贫”的生活，者符合事实吗？
第三，朱家骅给陈独秀的钱，陈独秀都悉数收下用了，并没有“拒绝”。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从郑学稼说“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也可以看得出来：“却之不能”，本身就说明没有“却”，因为这是“不能”的；“受之有愧”本身就说明事实上已经“受”了，只是“有愧”而已。而从1942年1月29日的回信中说的“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一语里，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该款不仅已经“受”了，而且还“用”了，只是还没有“用罄”而已。实际上，1月29日信中也有“远道将来，不敢辞却”之语，同样是照收不误，只不过是为自己收下此钱找一个好下的台阶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朱家骅给陈独秀送去巨额津贴还与蒋介石有关。我们知道，1932年陈独秀被捕，蒋介石当然认为是件大好事。陈入狱后，蒋曾派何应钦、宋美龄、顾孟余等去监狱劝降，陈在监狱的待遇也大有改变，远非其它政治犯所能相比。陈表面上似乎很还很硬气，但实际上思想已开始变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开始进行“沉思熟虑”的反思。他经过“沉思熟虑”发表的文章，蒋介石当然也是看到的。可以说，要给陈独秀“厚赐”的，正是蒋介石。这样说也不是我的猜测，而是有事实作根据的：1942年1月17日，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有蒋介石的“文胆”之称的陈布雷给朱家骅写了一封信，要他以私人名义“一次补助”陈独秀8000元。陈布雷只是蒋介石的幕僚，自己并无实权，这样的事更不会自作主张，这显然是在执行蒋介石的旨意。朱家骅对此也是心领神会，知道是蒋介石的意思，接信后不敢怠慢，随即于20日复信陈布雷，报告“当即派张国焘同志送去”。（同上，第380页）此项津贴，如果陈独秀不是在1942年5月27日病逝，一定还会继续不断地“补助”下去，数目还会加大，因为这次已经是第三次了，而且三次的数目都是一次比一次“增益之”，对陈独秀的这种不断递增的“补贴”早已成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惯例”。
像这样一个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并且投靠于国民党中统局而接受其巨额津贴的人，理应如实地将其看作是叛徒和特务，哪里还能看作是共产党的“英雄”？还有什么“正式重新评价”的问题？！当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由于有了新的史料发现，对其作新的评价，也还是有其必要的，它可以让人们知道他的真面貌，避免上一些政治骗子的当。
在我看来，根据上述材料，完全可以明确陈独秀的叛徒和特务的身份。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陈独秀早年虽然有功劳，而且名声很大，但他晚节不终，应是一个不足为训的历史人物。在这方面，有人引用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作为重新评价陈独秀的依据。我们当然不否认，毛泽东确是讲过“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但是那也只是说他在五四时期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对于他后来的言行并没有任何的肯定。相反，我们倒是看到，当毛泽东在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里再次提到陈独秀时，就对他作了极其严厉的评判，认为“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如果毛泽东知道陈独秀居然还领取蒋介石和中统局给他的巨额津贴，那对他的评价还不知会是怎样呢！
三、“新民主主义论”将马列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共产党走向成熟
1、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源头
毛泽东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这固然与他用《两个策略》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有关，同时也表明他是在学习列宁的《两个策略》以及其它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后将其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所进行的伟大探索。
关于“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是这样概括的：“现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实际上，“新民主主义”之所以“新”，关键就在于它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用列宁在《两个策略》中的话说，就是“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就进行到底而奋斗”；就是“现在的任务是确定究竟应该由哪些阶级建造新的上层建筑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要不确定这一点那就根本谈不到先进阶级的先进的民主主义的任务，而用来确定这一点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在这里，列宁用了“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一词，用了“先进阶级的先进的民主主义”一词，还用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一语，以区别于旧时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列宁的这些提法和观点对于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无疑是有极大启发和深刻影响的。
应该说，也不只是列宁在《两个策略》讲到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就已经明确指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这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后来常说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原理。对于这个原理，后来列宁在《四月提纲》、《十月革命四周年》等著述里又多次加以阐明。如他在《四月提纲》里说：“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而在《十月革命四周年》里，列宁更说了这样的名言：“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我们知道只有斗争才能决定我们（最终）能够前进多远，能够完成无限崇高的任务中的哪一部分，巩固我们胜利中的那一部分。”（《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63-564页）
和获得《两个策略》一书时的困难情况不同，毛泽东探索和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进行的。此时国共正在实行第二次合作，尽管还有摩擦，还有“封锁线”，但是它已不能阻止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不少国统区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者也正是此时来到延安的。此时的延安，能够翻译经典著作的人手多了，印刷出版马列著作的条件也日益具备。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要获得以上所举的那些论著当然也就不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了。我们看到，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里，为了说明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就引用了斯大林1818年写的《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和1925年写的《再论民族问题》，而在引用后一篇文章时实际上间接引用了列宁在1916年 10月发表的《民族自决权讨论的总结》一文中关于“民族问题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点，已不是一般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已经变成一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了”的论述。（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9页）
在这方面，20年代井冈山时期红军医院的负责人、30年代初任厦门中心市委秘书长和闽南党委组织部长、并曾和毛泽东一道到漳州龙溪中学图书馆找到《两个策略》等书的已故革命老人曾志在《谈谈我知道的毛泽东》一文中说，毛泽东在1939年时曾对她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1页）毛泽东对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是如此，对与“新民主主义论”研究关系密切的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也同样如此，不知反复读了多少遍。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对于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重视、勤奋和执着，知道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的源头其实就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人们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当然，也不仅是毛泽东一人，联系前面曾提及的瞿秋白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农民的作用的观点，应该说，瞿秋白对于“新民主主义论”的形成也是作出了贡献的。
“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对于中国革命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纠正了陈独秀不相信工人阶级，不相信农民，而只重视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错误，也根本改变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农民革命、资产阶级改良和资产阶级革命只是把眼光向着西方，一心模仿资本主义的做法，开辟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途径，使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领导、强大的动力、明确的目标和和光明的前途，因而使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不仅如此，“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对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对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也提供了新的范例，大大推进了世界革命的进程。
2、对“新民主主义”的正解和错解
人们对于“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解并不一致。在中国，有人把“新民主主义论”理解为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在提出“新民主主义”之初就明确指出，“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是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的阶段。”（《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当然，毛泽东在七大所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里曾说，“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并说，“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且报告里也说明了有三种经济成分。”（《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这其实也就是说，除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这些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实际上，毛泽东说“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他说，“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页）这一点，在《论联合政府》里讲得非常清楚。在那里，也和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一样，引用了孙中山的话。他说，“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上述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页）这说明，“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并没有否定“节制资本”这个原则。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七大之所以提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从1927年到1945年，国共两党经历了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十八年的战争使生产力遭到很大的破坏，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他们要求有一个和平的环境而不希望再有内战。蒋介石也装出爱好和平的样子，在1944年9月的国民参政会上表示要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毛泽东于9月27日代林伯渠起草了一封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对蒋介石的表态“表示欣慰”，并且提出了“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举行了七大。作为七大的政治报告，以《论联合政府》为题进行论述是很自然的；而在这个政治报告要对蒋介石作出一些让步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提法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但是，由于蒋介石讲和平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他要消灭共产党的决心早已下定，后来虽然三邀毛泽东赴渝谈判，双方达成了“双十协定”，还在1946年1月召集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并在1月10发布了停战令，但是，内战还是爆发了。蒋介石多次向我解放区进攻，尤其是在东北，规模更大，形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46年7月20日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解放战争由此开始。由于“和平民主新阶段”没有实现，联合政府没有形成，这样曾经设想的“资本主义广大的发展”自然也没有付诸实行的可能。应该说，这其实是一件大好事。它避免了许多婆婆他*的事，大大加快了革命的进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把国民党反动派打得落花流水，赢得了解放战争的基本胜利。
为了准备新中国的成立，1948年9月8日到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研究革命胜利后的一些重大问题。刘少奇在13日的会议上，着重就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作了发言，指出：“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上述各种成分，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刘少奇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对于刘少奇的这一发言，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给予了高度评价：“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可以宣传。……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页）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谈到建国后对资本主义的态度问题时说，“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1432页）这个提法和《新民主主义论》里“节制资本”的提法是完全一致的，而与《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所说的“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则有所不同，那是因为历史条件变化了，因为与国民党的联合政府没有能够形成，已不需要通过让步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共产党当然也就可以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了。关于国家的前途，他说，“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上，第1437页）在这里，毛泽东说得非常清楚，目标是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建设什么新民主主义国家。
3、是刘少奇改变了观点，还是毛泽东“放弃了”新民主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要做的，当然是恢复国民经济和继续完成尚未最后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这主要是新区的土改，镇压反革命和对付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抗美援朝运动。这以后，又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到了1952年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提上了日程。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适时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他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页）但是，一些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变论，不懂得不断革命论与就没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道理，就像毛泽东所批评的，“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同上）最典型的是刘少奇，他提出了个“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口号。本来，从他在1948年9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看，他对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刘在1951年3月的一个讲话里却提出，“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同年7月，他又不经过毛泽东，在山西省委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报告上批示，把山西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说成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题注）显然，这些说法与他自己在1948年9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及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是相矛盾的，甚至与第一届全国政协通过党的《共同纲领》也是矛盾的；当然，也是与毛泽东1939年提出“新民主主义”之初就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的阶段”的观点相矛盾的。因此毛泽东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时，对刘少奇这些观点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得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时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2页）
关于这个总路线，毛泽东还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做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结论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3年8月。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60页）
这里的事实很清楚，明明是刘少奇在解放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却硬要说是毛泽东自己改变了看法，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持这种看法的人很不少，我先后曾写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关系问题》（载《长白学刊》2003年第4期）、再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关系》（载《长白学刊》2005年第1期）、《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辩论与中国革命的转变问题》（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弟6期）三篇文章加以批评，在网上也发表过几篇评论。在这方面，甚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与金冲及的《毛泽东传1949-1976》也持类似的看法。看来，这一看法是“有来头”的。但是，我们研究历史，探讨理论问题，只能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只能以历史和事实为依据，而不能跟着风跑，否则就成了“跟风派”，而谈不上是真正的党史研究了。这当然不是一个小问题。因此，在这里，我想特别谈一谈上述两本书里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说，“新中国建立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没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此作了说明：‘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 ’。他同时指出，‘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在这次会议期间，曾有党外人士向毛泽东询问，要多少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毛泽东说，大概二三十年吧。而在党内的场合，包括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七届二中全会和建国后几年的多次党内干部会议，估计至少要十年、躲到十五年到二十年。那时的设想大致是，经过这样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步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经济的的集体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我认为，这里存在有明显的歪曲事实之处。我们知道，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确定了由周恩来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起草好的《共同纲领》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又经毛泽东的审阅和修改，然后作为草案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对这个《共同纲领》，周恩来于1949年9月21日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那天，作了一个题为《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周恩来说到了“新民主主义的总纲问题”，他说，“总纲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个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周恩来：《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起草的经过和纲领的特点》，《新华月报》1949年第１卷第１期，第２５页）周恩来的说明合情合理，而且与过去毛泽东有关“新民主主义”的论述，和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保持了一致；特别是，周恩来说到了“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更用事实清楚地说明了《共同纲领》所具有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周恩来的这个报告是一个代表政协筹备会说明《共同纲领》起草情况的“官方”报告，和《共同纲领》一样，是一个正式的文件，后来被编进《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不知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没有采用周恩来在这个报告里对《共同纲领》草案所作的正式说明，却去引用了刘少奇早一天在政协会上的讲话？本来，刘的讲话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以极端愉快和和热烈的心情庆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庆祝即将由这个会议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的，具有“致辞”的性质，但是他讲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问题，并说了这样一段话：“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做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写上这一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页）很明显，刘少奇的这些话与周恩来后来在报告里对同一个问题所作的说明是大相径庭的。周恩来的说明肯定了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 “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肯定了提出这些意见的委员们是正确的，只是认为“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刘少奇的话则是对此种意见完全持批评的态度，说什么“这还是不妥当的”，“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等等。这样批评提出这一意见的人显然是不正确的，而且在一个致辞性质的讲话里作这样的批评也是很不适当的。问题还在于，所谓“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这一提法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里都是没有的，这种把个人意见作为全党共识（因为他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致辞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由于刘少奇的致辞在前，而周恩来来对《共同纲领》所作的正式说明在后，人们可以认为后者具有纠正前者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却故意回避周恩来的正式说明而执意采取刘少奇的说法，显然不是光明正大的做法，是很不应该的。
应该说，刘少奇的这一提法，也是直接违背马列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的，前已指出，《共产党宣言》在讲到革命转变时用的提法是“立刻”，列宁的提法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而按照前引毛泽东的说法，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的阶段。”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所谓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等若干年后再搞社会主义的思想不仅不符合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思想，也不符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本身关于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的提法。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作的引述和概括不能认为是正确的，而某些人据此做出的毛泽东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更是完全错误的。
同样，《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也说，“毛泽东，还有中国共产党其它领导人，原来这样设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里，首要任务不是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的组织、经济、文化形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为中国稳步地有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这就是说，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视情况，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直到1950年，毛泽东还是这样设想的。他认为，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他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过一篇《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开门见山就说，“毫无意义，任何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还说，“政权问题既不能回避，也不能撇开不管，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决定着革命发展中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58页）显然，讲革命转变问题而不和政权问题联系起来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又经过了三农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全国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毛泽东早就指出，“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5页）这段话，《毛泽东传》虽然也引用了，不过该书紧接着说，“但是，何时转变，怎样转变，转变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是什么，这需要根据情况的的发展在实践中解决。”（《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应该说，这些问题早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已经在原则上解决了，而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和1949年9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更得到了具体的解决。比如在《共同纲领》第四章《经济政策》里就明确规定:“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还规定，“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对私营经济,则增加了限制词，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同时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开国文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２８１-２８２页）所有这些，都是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作出的具体规定，体现了没收官僚资本，发展国营经济，通过合作社经济改造农民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平地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表明《共同纲领》具有明显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毛泽东传1949-1976》所谓的“原来设想”的论述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至于说毛泽东在1950年6月的讲话，那时由于新区土地改革还刚刚开始，台湾和西藏还有待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仍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还有待肃清，社会上还有许多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需要救济，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基本好转，国家还有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讲话，要求大家“不要四面出击”，“要把人民中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21、22页）接着，他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号召大家“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毛泽东传1949-1976》引用的那段话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讲的。在那个具体形势下，毛泽东讲那段话虽然比较低调，说“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但是其精神还是积极的。在同一个讲话里，他讲到“只要战争关、土改关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同上，第27页）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在土改完成后下一关就是社会主义改造一关了，显然并没有把这一关推到“很远的将来”的意思，只不过在当时具体条件下讲话比较低调罢了。实际上，从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人们看到，毛泽东对于未来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很乐观的。他说，“中国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很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1434页）1950年6月开七届三中全会时，虽然困难很多，毛泽东认为要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需要相当时间”，他估计“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页）后来又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但是，我国还是在1952年底就很好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毛泽东是一个“只争朝夕”的人，他说“将来”和“很远的将来”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长，许多事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必须指出的是，刘少奇先是提出“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这个说法，后来又提出“为巩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不仅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是矛盾的，而且与他自己过去的观点也是矛盾的。我们知道，1948年12月25日，刘少奇曾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上作了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他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力求发展的方向是过渡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过渡性质不能长久，但有一个时期，中国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在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阶段中，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好采取不流血的、逐渐削弱它的手段，按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包围，争取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和平地消灭资产阶级是可能的。”（《刘少奇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还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传》引用的毛泽东的话，讲的是“走进社会主义新时期”，这和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不是一个概念，因为过渡时期本身就是一个转变的历史过程，只有在过渡时期结束才能叫做“走进社会主义新时期”，把过渡的开始和过渡的完成混为一谈显然是不正确的。
4、评胡乔木对毛泽东“一句话”的否定
应该说，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还是《毛泽东传1949-1976》，上述观点都与一个“大人物”有关，他就是被称为“中共一支笔”的胡乔木。胡在一个关键时刻（1981年5月19日举行的是一届六中全会）和关键场合（利用作《关于〈历史决议〉的几点说明》的机会）讲了一段批评毛泽东的话：“中央并未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讲过1949年建国就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只是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在修改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过这样一句话。但是在1949-1952年中，中央从来就讲新民主主义，否则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新民主主义秩序能否巩固问题也就不会发生了。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到1949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贯彻实行的党的威信，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年版，第158页）对于胡乔木的这些话，许多人（也包括于光远、胡绳、逄先知、金冲及、龚育之、石仲泉等著名的理论界和党史界人士）都接受了他的这一观点。胡乔木有“中共一支笔”的美誉，曾经赢得过人们对他的尊重，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他这“一支笔”所写的东西在任何情况都是正确的。对于毛泽东，人们尚且反对对他搞“凡是”，对于胡乔木搞“凡是”就更没有道理了。如果我们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衡量，他的这段“名言”其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中央并未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讲过1949年建国就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吗？我们要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难道说不上是“中央的正式文件”？毛泽东后来在回顾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时说，“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二中全会也讲得很清楚。决议上说，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和反限制 ，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他还说，“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决议分明说：‘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上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巩固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这里所说，不是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什么呢？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这些内容都写进了开国大法《共同纲领》之中，在《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部分都有明确的表述，怎么能说“只是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在修改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过这样一句话”呢？问题在于，毛泽东的“这样一句话”既然已经“加到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广泛地、大规模地宣传，这个提纲是不是党的“正式文件”？还有，毛泽东的“这样一句话”所表达的“1949年建国就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的是过渡时期总路线，而这个由毛泽东亲自提出并且亲自加以改订的总路线不仅在1954年2月举行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得到批准，为全党所接受，而且还被庄严地写进了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部分，为1954年9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所通过，试问，七届四中全会批准的总路线和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不是“正式文件”？如果这些都不能称为“正式文件”，还有什么能够称为“正式文件”？
“1949-1952年中，中央从来就讲新民主主义，否则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新民主主义秩序能否巩固问题也就不会发生了”吗？这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毛泽东在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之初就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是“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的阶段”。实际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一篇文章的上篇和下篇的关系，抓住上篇文章不放，拒绝作下篇文章，这绝不是坚持“新民主主义论”的正确观点。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即将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就理所当然地把他们的目光转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实际上， 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其重点都已经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而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本来就是错误的。本来就不应该提出，因此他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也就毫不奇怪了。事实也远不像胡乔木所说的那样，“1949-1952年中，中央从来就讲新民主主义”，其言外之意，就是中央在1949-1952年从来也不讲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说符合事实吗？前面已经说过，周恩来在1949年9月举行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对《共同纲领》草案所作的说明就明确地讲了社会主义前途问题，而毛泽东在1950年6月举行的政协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也讲了“过社会主义关”的问题。1951年的“三反”“五反”是因为资产阶级搞“三害”和“五毒”，首先发动了对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而无产阶级则通过“三反”和“五反”运动打退了他们的猖狂进攻。这个运动也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上了日程。毛泽东在1952年3月23日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说，“此次‘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我们必须达到以下目的：
“㈠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
“㈡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肃清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
“㈢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
“㈣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
“㈤消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到有力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㈥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 经营的制度。
“㈦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㈧这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7-58页）
我们要问：这些事实是不是只“讲新民主主义”而与社会主义革命无关？实际上，这里说的许多东西已经不是“讲”社会主义了，而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步骤了。对于这样一些事实，胡乔木又怎么能够否定呢？
至于胡乔木说“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到1949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贯彻实行的党的威信，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其实，这只能说明他对新民主主义理解的偏差，而丝毫无碍于党的理论的威信。《新民主主义论》是公开出版的，那上面已经清楚地写明了新民主主义是一个“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的阶段”，社会主义前途写得清清楚楚，这完全是光明正大的，怎么会损害党的威信呢？同样，在《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部分也把各种经济成分的地位和发展方向写得清清楚楚：“国营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是引导个体经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引导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型的经济。在这里，共产党也是光明磊落的，并没有欺骗任何人，又怎么会损害党的威信呢？从1940年到1949年，就全国来说，还没有推翻三座大山，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未在全国取得胜利，当然谈不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但是，共产党一旦取得政权，哪怕仅仅取得一部分地方的政权——建立了根据地，其经济也就具有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根据地政府掌握的公有经济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试问，发展这些经济怎么会损坏“党的威信”？至于说“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我要说，马恩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也公开宣称，新民主主义是“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的阶段。”因此，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把私有经济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应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怎么会有胡乔木所说的“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呢？这说不通嘛！
值得一提的是，胡乔木提出的这套“高论”，其目的是要否定毛泽东“1953年底在修改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的“一句话”的，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竟然没有引述毛泽东的这“一句话”，这是很不严肃的。列宁说，“要批评一个有名的作者，要答复他，就不能不完整地引用他的文章的观点”。（《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7页）实际上，即使是对一个无名作者，你要批评他的观点，也应该完整地引用他的原话，这不仅是对论战对象的尊重，也是保证批评有的放矢和准确无误所必需的。更何况毛泽东对我们来说是一位伟大的导师呢！文革期间，林彪搞“四个伟大”，后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毛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甚至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其它一概辞去。”（《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对于胡乔木来说，毛泽东更是他的名副其实的老师。因为胡在上世纪40年代就是毛泽东的秘书，长期直接受到毛的教导，更应该执弟子之礼。当然这决不是说学生不能批评老师，但是，批评的态度应该郑重，而不应该轻率。像他那样连原话都不引的批评显然不能认为是郑重的。
话说到这里，当然有必要把胡所说的“只是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在修改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过这样一句话”全文摘引出来了。毛泽东的话是这么说的：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们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在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316页）
我们知道，毛泽东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将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是非常明确的，但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还有一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还有待完成，因此在一段时间并没有大力宣传革命转变的问题，致使在革命队伍内部人民群众中对于过渡时期总路线还有不少模糊的认识，特别是对于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人们还有不少疑问，因此，进行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是一个很重要也很迫切的问题。毛泽东亲自抓这件事，并且在宣传提纲里加写和改订了三段文字：第一段文字就是上面摘引的，阐述了革命转变论的基本原理；第二段文字是改订了的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表述；第三段文字则是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这对于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正确认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来说，无疑都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第一段，也就是胡乔木说的“这样一句话”，由于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原理，为了把问题说透，毛泽东更用了较大的篇幅进行了阐释。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懈可击的，前面我们曾经引证列宁关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论述，胡乔木作为一个理论家，不会不知道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是决定一切的道理。实际上，历史上的一切革命都是以取得政权为其标志的。不同的是，过去的阶级一旦取得了政权，其目的即已达到，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前引《共产党宣言》说，“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列宁解释说，“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样现成的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业而很少触及农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页）《宣言》还说，“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作为国家的及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当然，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而且必然会遇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遗留下的问题。这是因为，资产阶级虽然有进行民主革命的积极性，但是由于他们本身也是私有者，也是剥削者，他们怕如果革命过于彻底反而可能对自己不利。因此差不多一切资产阶级革命都具有不彻底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当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往往还有一个附带的任务，就是要完成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的革命任务，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打扫奥吉亚斯牛圈”的任务。奥吉亚斯牛圈是一个神话故事，说的是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在牛圈里养了3000头牛，但是他30年从未打扫过牛圈，以至牛粪堆积如山。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时说，“到1917年，俄国农奴制究竟还有那些主要表现、残余或遗迹呢？还有君主制、等级制、土地占有制、土地使用权、妇女地位、宗教和民族压迫、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牛圈’——顺便说一下，一切先进国家在125年和250年前以至更早以前（英国在1649年）完成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都在很大程度上留下了没有打扫干净的奥吉亚斯牛圈——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拿出任何一间来，你们都会看到，我们已经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从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到解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这十来个星期里，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立宪民主党）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执政的八个月里所做要多千百倍。”（《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4页）难道我们可以因为十月革命以后在“十来个星期里”做了“打扫奥吉亚斯牛圈”这些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内容的工作就可以否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吗？事情当然不能这样。我们看到，列宁的文章是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他绝不会纪念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这个象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日子。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同上，第566页）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也应该这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当然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一些遗留问题，但它也是作为副产品是在新的革命阶段“顺便地解决了”的。实际上，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本身就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因素，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也明显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有说明。他说，“中国的现代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家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页）这些对于胡乔木来说应该都是很清楚的。
从胡乔木的后面的讲话看，当时就有人对他的观点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他在讲话中说，“1949-1952年所进行的民主改革，特别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地区的土地改革这样块钱的民主改革，也不能解释为附带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其实，土地改革早在十年内战时期就已在各个苏区根据地普遍地进行了，只是在抗战时期才改为减租减息，而在解放战争时期，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解放战争能够取得迅速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和支前的积极性。陈毅说，淮海战役是翻身的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正是土地改革的功劳。土地改革显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而是早就开始、一再实行并且是行之有效的反封建的革命内容，为什么不可以把解放后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说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呢？
胡乔木还说，“至于列宁宣布十月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必照猫画虎。但这个问题只在决议稿中说了一句，今后也没有多加讨论的必要。”胡这样对待革命导师列宁和十月革命，也是很轻率的。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等是那样热烈地欢呼和赞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后来毛泽东又是那样肯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而胡乔木竟然置这些于不顾，说什么“我们不必照猫画虎”，这样对待革命导师列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显然是不郑重的。至于说什么 “今后也没有多加讨论的必要”，在这里，胡乔木只有断语而没有论据，只有命令式的语言而没有讲任何道理。这种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的态度，哪里还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说他像一个高高在上喜欢发号施令的官僚不是更准确吗？
实际上，胡乔木真正要反对的并不是毛泽东的“一句话”，而是毛泽东亲自提出和改订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因为那“一句话”就是阐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本来，胡乔木自己就参加过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的起草工作，还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为什么当时不提出不同意见，而是到1981年即28年后把它拿出来说事呢？这也是很值得人们深思和回味的。
应该看到，关于新民主主义问题的争论，绝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而是一个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问题的政治之争。一些人对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总是心有不甘，而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却总是念念不忘，于是就利用新民主主义的旗号做他们的幌子，实际上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恐怕才是问题的实质之所在。前不久，在网上读到胡绩伟的一篇文章，大讲新民主主义就是新的资本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并说这是毛泽东的观点。在他看来，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种把新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完全等同起来的观点根本就不是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一再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新”字，就是为了分清它和一般的民主主义或旧的民主主义的区别。对于所谓“新资本主义”，毛泽东在1944年3月22日的《关于陕甘宁编曲的文化教育问题》一文里的确也曾使用过，但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里就已明确地指出了这一提法是“不妥当的”。他说，“我们的政权的性质前面已经讲过，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 、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的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其决定作用的。”（《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在这方面，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抗战胜利后政策的变化。抗战时，由于民族矛盾地位上升，阶级矛盾地位下降，党的政策也有所调整，前面已经提到，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的政策抗战时期就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也相对地较过去采取了比较和缓的政策。但是到解放战争期间，情况自然又有所变化，解放区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同时又开始了对官僚买办资本实行没收政策。这些变化应该是是不难理解的。
（未完，待续）
来源：东方红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