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溉——《中国稻作史》第四章(五)

第四章 中国古代的稻作技术

五、灌溉

  水稻的灌溉用水最初必是利用天然的河流,如《诗经·小雅·白华》的“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和《战国策》:”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等。故《诗经》资料中只有灌溉资料,却无排水的记述。但《周礼·地官》中却有发达的排水系统记载:”稻人,掌稼下地”,下地即泽地。”以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泻水,以涉扬其芟,作田。”讲的是怎样在积水的泽地,通过开挖大小沟渠(浍为大沟,遂为小沟)和坡塘蓄水(潴)及用堤防(防)止外水侵入等措施,开辟成可种稻的稻田。已经是相当完善的农田水利工程。如果视之为西周时代的技术显然不相称也不可能,一般公认《周礼》实际是战国时伪托之书,还掺入汉代的内容。这里的潴、防、沟、遂、列、浍很可能是前汉时的技术水平[1]。则完全可以理解。

  王祯指出“天下农田灌溉之利,大抵多古人之遗迹”。他列举了秦汉时期的重要水利工程如郑国渠、白渠、右史渠、钳卢陂、芍陂、鸿隙陂、雪陂、镜湖、萧河堰、都江堰等[2]。说是“皆能灌溉民田,为百世利,兴废修坏,存乎其人。”是很正确的,典型的是都江堰,修筑于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可灌溉成都平原十余县的农田500万亩。已经使用了2000多年,是四川粮仓的基本保证,估计每年的修理费用仅约当年农田收益的千分之一[3]。

  水稻生产的重点在南方,秦汉时期南方未充分开发,所以水利兴修都在北方为主,到唐宋以后,全国经济重心移至长江流域,人口增加,稻田开辟,水利条件的保证也随之很快发展。表4—1是唐至元代南北水利兴修项目的对比统计。北方黄河流域自唐至元共有水利项目263项,只占全国总的16.17%,而南方光是长江流域即有799处,占总数的49.13%。南方三个流域共占总数的83.80%,明显大大超过北方。

  正如《宋史·食货志》所指出的:“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表4—1中宋代全国1046项水利中,北方仅78项,占7.45%,南方则达968项,占92.55%的绝对多数。所以宋代的一本《农书》[4]说:“唯南方熟于水利,官陂官塘,处处有之,民间所自为溪堨水荡,难以数计。大可灌田数百顷,小可灌田数十亩。若沟渠陂竭,上置水闸,以备启闭。若塘堰之水,必置<氵囝>窦,以便通洩”。这是指水源高稻田低的场合。

  如果是田高水低的场合,则用翻车,筒轮,戽斗,桔槔等“挈而上之”。翻车即龙骨车,据《后汉书·张让传》,系毕岚所发明(图4—14)。筒轮是将竹筒缚在水轮上,随着轮转提水,然后倒水(图4—15)。戽斗和桔槔是最简单的提水工具,桔槔早在《庄子》中已有介绍,利用杠杆原理提水,大大节省劳力(图4—16)。如果是地势曲折水源又远的场合,则有槽架、连筒、阴沟、浚渠、陂栅之类,“引而达之”(图4—17)。王祯总述了各种水利设施后说:“水田,制之由人。人力修则地利可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利也。”王祯的话是积极乐观的[5]。

  关于稻田的灌溉技术,早在西汉《氾胜之书》中即有精辟的叙述:“始种稻欲温,温者缺其堘,令水道直;夏至后大热,令水道错。”意思是说,稻苗在春季天气尚冷时,水温应保持得暖一些,要让田水留在田间,多晒阳光,所以进水口和出水口要在同一直线上。夏天为了防止水温上升太快,则让进水口与出水口交错,使田水流动,有利于降温(图4—l8)。灌溉技术在考古发掘方面也获得一些证据。如四川成都东汉墓出土的陶水田,长方形54×37厘米(图4—19)。中间为一条横沟,内有游鱼。两边为稻田,上边的A区又分出8区,系为了保持水位相等。B区有两个方向不同的流水口,其作用可能类似《氾胜之书》的含意。四川各地东汉墓葬都出土有陶水塘模型(彭山、乐山、重庆、遂宁、绵阳等丘陵和山区的汉代墓葬普遍有陶水塘模型或图象),有的陶水塘还有水闸、水渠,包括拦水、排水、引流灌溉等[6]。在秦汉时称陂塘,其实即现代所谓小水库。秦汉时的“都水长丞”即是“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的官吏。

  南方稻田的灌溉技术显然受北方影响,《氾胜之书》所说的调节水温原理,在明清农书有变通应用。如徐光启指出:“为山田者,宜委曲导水,使先经日色,然后入田,则苗不坏。”[7]清《潘丰豫庄本书》说:“三伏天太阳逼热,田水朝踏夜干。若下半日踏水,先要放些进来,收了田里的热气,连忙放去,再踏新水进来,养在田里,这法则最好,不生虫病。”

  稻田水层管理的另一重要技术为晒田,又称烤田,靠田等。最初见诸《齐民要术》水稻篇;“稻苗浙长,复须薅。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虽然还没有专门的称呼,实际上“曝根令坚”四字已概括了晒田及其效果。靠田的名称最早见于宋代:“浙人治田,比蜀尤精……大暑之时,决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根既固矣,复车水入田,名曰还水,其劳如此。”这是四川人高斯得的记述[8],看来宋时的稻田技术和劳动强度是以浙江一带为突出,如黄震的《咸淳八年(1272)春劝农文》就指出:“浙间三遍耘田,次第转折,不曾停歇。抚州(江西)勤力者,耘得一两遍,懒者全不耘。太守曾亲行田间,见苗间野草反多于苗。”[9]以后在明代的《便民图纂》中称为“稿稻”:“近秋放水,将田泥涂光,谓之稿稻。待土迸裂,水车还之,谓之还水。”这里的“稿”应作“熇”,也即“烤”。在浙江的方志和农书中称“干田”,如早于《沈氏农书》五十余年的浙江《乌青志》(今桐乡)云。“小暑至立秋,计日不过三旬有奇,或荡或耘,必以田干裂缝为佳。干则根派深远,苗干老苍。”《沈氏农书》的内容与《乌青志》差不多,多引用了一条农谚:“古人云:六月不干田,无米莫怨天。”类似的农谚还有很多,如“秋前不烤稻,秋后要烦恼”;“立秋不见底,有谷没有米”;“处暑不干田,白露莫怨天”等等。以上农书及农谚所说的干田都指单季晚稻,因为太湖地区都是单季晚稻和麦子,油菜的两熟制。单季晚稻的生育期长,前期容易徒长,所谓“秋前不烤,秋后要倒”。烤田是减少水分供应,抑制地上部第一二节间的生长,使茎细胞壁增厚,有利于防止倒伏。所谓“有谷没有米”,主要指倒伏以后秕谷增加的结果。但干田的作用并不简单地指可以防倒。田土晒干裂,可增加土壤的含氧量,氧化土壤中有害的物质(如硫化氢等),促进好气微生物的活动,使有机物质矿化,释放有效养料。又,地上部的生长因水分减少受到限制,就改变了稻株体内光合产物的运转方向,即向茎和叶鞘内集中,增加半纤维素的含量,是防倒的物质基础。干田一般在分蘖末期,有助于加速无效分蘖的死亡,促使养分及早转向主茎,使主茎在稻穗分化初期就有充分的营养。

  利用温泉水灌溉稻田,起了温室作用,南方即使冬季也可以种稻,便可有一年二熟至三熟稻。历史上记载温泉种稻的仅见诸南北朝宋的盛弘之《荆州记》(439)。但该书已佚,多转见他书的摘引。因而不免发生误抄误刻。而以清刘宝楠的《释谷》(1840)引文为最严重:“淮阳郡西北莱阳县,有温泉,其下流百里,恒资以灌溉。常十二月一日种,至明年三月,新谷便登。重种,一年三熟。”这一条引文反复被近人引用,以至以讹传讹。王达正确指出[10],荆州为古代“九州”之一,辖今湘、鄂两省及豫、黔、两广之部分,而淮阳郡属古徐州,在今豫东、皖北,苏西北,显与荆州地点不符。又,莱阳属古青州,在今山东胶东半岛,更与荆州相去甚远。一般在引用时多不注意地理位置的谬误,只着眼于温泉利用和双季稻种植。经查对有关征引《荆州记》的文献,以《太平御览·百谷部》的摘引最为正确:“盛弘之《荆州志》曰:桂阳郡西北接耒阳县,有温泉,其下流百里,恒资以灌溉。常十二月一日种,至明年三月新谷便登,重种,一年三熟。”可见《释谷》的“淮阳”乃“桂阳”之误,“莱阳”乃“耒阳”之误。汉时桂阳郡管耒阳,都在荆州以内。耒阳县在北纬26°5′,气候本来(远较莱阳为)温暖,有了温泉,便完全可以冬种水稻。又,《太平御览》所引“其下流百里,恒资以灌溉”也有错误,据《后汉书》注补及《湖广通志》,应为“数十亩资以灌溉”,较为正确。

注释:

[1]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11页。

[2]王祯:《农书》,灌溉篇第九。

[3]张含英,《我国水利科学的成就》,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l954,第6页。

[4]王祯《农书》灌溉篇转引《农书》云,不见于陈旉《农书》。

[5]俱见王祯《农书·灌溉篇》。

[6]刘志远:《考古材料所见汉代的四川农业》,《文物》,l979年第l2期。

[7]徐光启:《农政全书》(1620年),农事卷七。

[8]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

[9]《慈溪黄氏日抄分类》,转见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增补版第244页。

[10]王达:《关于<荆州记>温泉溉稻的辨析》,《中国农史》,l985年第l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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