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日本史学界的明清史研究
【作者简介】渡边美季，日本神奈川大学外国语学部（日本横滨）。
【译者简介】阿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京），2011．1．61—68
绪论。首先要说明的是，本稿选取的约120种研究明初至19世纪上半叶（鸦片战争前后）的论著中，有关中国与其他地区关系的研究成果占到半数以上。这种潮流的出现，很可能是受到“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东京大学“特定领域研究”）、“东亚文化交涉学”（关西大学“全球化COE”）等大型研究计划的影响，但仅此也并不足以阐明其根本原因。对于我们来说，应该如何面对这种潮流呢?带着这个朴素的想法，笔者将进行如下的回顾。对于专著，本文仅作简单的介绍，具体内容详见其他专评。
国际秩序。近年来十分活跃的国际区域秩序中的朝贡与互市研究势头在2009年继续火热。檀上宽《明朝的对外政策与东亚的国际秩序》（《史林》92—4）认为明代的国际秩序具有爵位秩序与宗法秩序一体化理论武装的朝贡一元体制的特征。他对于将清朝与互市国旧有的华夷秩序称为“互市体制”这种泛化框架的妥当性提出了质疑。另一方面，岩井茂树《帝国与互市》（笼谷直人、胁村孝平编《帝国与亚洲网络》，世界思想社）阐述了源于明代朝贡一元体制的互市在清代与朝贡相分离，作为以自由加盟为前提的贸易管理体制（互市体制），从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过程。他由此认为，将清代的对外通商、外交体制看成是朝贡体制的说法并不恰当。乍看之下，两人的观点大相径庭，但实际上也非完全不能调和。廖敏淑《清代的通商秩序和互市》（冈本隆司、川岛真编《中国近代外交的胎动》，东京大学出版会）认为以往的朝贡贸易体制论虽然用来说明作为通商制度的互市实态并不合适，但对于乾隆朝以后清朝政府主观的将外国视为“外夷”、将互市事务称为“夷务”这种现象，朝贡贸易这种说法也可以限定使用。此外，吉尾宽《近年来日本关于“隆庆和议”的研究视点》（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研究论集》6）整理了包括海域在内的东亚国际秩序变动中的明蒙内陆和议的研究状况，试图从互市与朝贡等通商秩序以外的视角（如民间层面文化交流的扩大）来探究秩序的变动情况。岸本美绪《“中国”的抬头》讨论了本来不具有被抬头书写资格的“中国”一词在明末以来的各种文书中被抬头书写的现象，她指出这可能是随着朝贡体系的崩坏，而流露出的对“中国”这种文化群体进行维护的危机意识。很希望能够从这一视角出发将秩序论研究推向更深一层。
明朝的对外政策。谷井阳子《明初的对蒙军事政策及其结果》（《史林》92—3）揭示出明朝政府被迫陷入与蒙古的军事胶着状态下，以维持这种状态为前提在国内开始进行制度整备的情况。伴真一郎《关于明初东西方的佛教交流和青海藏传佛教寺院》（《内陆亚洲语言研究》24）通过对青海敕谕碑的分析，说明了永乐皇帝通过向西方佛教文化圈宣传自己的佛教功德这种形式，在外交政策中引人大乘佛教。山田敕之《明代云南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周边地域势力扩张及其意义》（《史学杂志》118—7）分析了明与西藏之间的云南木氏土司积极地利用土司制度向周边地域扩张势力的情况。城地孝《关于陕西互市的实施》（《东方学》117）以新出版的《兵部奏疏》为据，揭示出当时中央驳回了地方官员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禁止互市的奏请，具体地说明了互市实施的过程。井上彻《明朝的对外政策与两广社会》（《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东亚海域世界的交通、交易与国家的对外政策”）认为由朝贡一元体制转化而来的抽分制（外国船附搭货物的征税制），从一开始就与两广地区的其他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对立激化、附带的财政问题、推进汉化的士大夫世论等交织在一起。他不仅说明了国家的政策在地方会发生变化，而且揭示出陆域、海域及内政、外交等具有紧密连动关系，其研究极富启发性。
朝鲜与明。桑野荣治《关于朝鲜中宗三十年代的对明外交交涉》（《久留米大学文学部纪要》国际文化学科26）详细地论述了围绕着修改《大明会典》中有关李成桂的错误记载问题的朝鲜对明交涉原委。荷见守义《华重庆的路程》（《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以1556年被倭寇俘虏的明人华重庆由朝鲜保护送还的事件为例，探讨了明代的宗藩关系与海防体制之间的关系。该氏《“宗藩之海”和冬至使沈通源》（中央大学《人文研纪要》65）分析了护送华重庆回国的朝鲜使节在从明朝获得褒赏后，却在归途被盗的事件，指出其背景是贡使的走私贸易问题。铃木开（（1620年朝鲜燕行使李廷龟一行的交涉活动》（《东洋学报》91—1）阐明了因为李廷龟的对明交涉使得朝鲜与后金有了继续交涉的余地。
琉球与明。2009年正值日本支配琉球的契机——岛津氏入侵琉球四百周年，以冲绳县为中心、相关的学术研讨会络绎不绝。相继刊行的上原兼善《岛津氏的琉球侵略》（榕树书林）、纸屋敦之《理解历史的间隙——萨摩与琉球》（同）、上里隆史《琉日战争1609》（ボ一ダ一インク）等都回顾了这一事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再次强调要从东亚国际关系的角度去把握侵略琉球的最主要原因（明的朝贡国琉球充当了日明贸易的中介）。渡边美季《琉球侵略与日明关系》（《东洋史研究》68—3）也从同样的立场分析了琉、日、明的动向，考察了以往研究并不充分的明朝方面的反应（例如科举考试中以侵略关系为试题）和琉球向日、明两国展开的外交努力。此外，内田晶子、高濑恭子、池内望子《亚洲的海与古琉球》（榕树书林）依据汉文史料，多角度探究了明代的琉球概貌。
日本和明。郑洁西《万历时期被编人日本侵朝军队中的明朝人》（《东亚文化交涉研究》2）与《明代万历时期丰臣秀吉的形象》（《史泉》109）集中探讨了万历时期的日明关系。中岛乐章《十六世纪末的九州——东南亚贸易》（《史学杂志》118—8）考察了加藤清正派遣唐船到吕宋一事，指出这是日本人利用华人帆船同东南亚进行贸易的开端。该氏《关于西洋渡航朱印状》（《东方学》117）指出朱印状中所说的西洋就是明末的“西洋”船路沿线地区。
清代的外交政策。村尾进《港市的离散化》（《中国文化研究》25）考察了广州、珠江、澳门空间的形成过程及其意义，指出当时的广东官僚在排除基督教与实行外国人分居过程中，可能参照了当时日本长崎的情况，该文紧紧地抓住了当时的国际关系，提出了新的（而且是重要的）看法。藤原敬士《十八世纪中叶广州行外商人贸易相关布告的分析》（《东洋学报》91—3）分析了广州当局发布的布告，明确指出了取缔行外商人从事交易的制度改革并不存在，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通说进行重新审视。
清代的国际关系。沈玉慧《清代朝鲜使节与琉球使节在北京的邂逅》（《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7）概述了在北京的朝贡使节之间的接触情况。对于没有直接外交往来的各国使节之间“接触外交”如何定义将是今后研究的关键。梅木哲人《萨摩藩、琉球国与中国贸易中日本银的筹措》（《冲绳文化研究》35）总结了对清贸易的资本——日本银的筹措方法及其背景。《中国福建省琉球关系史迹报告书》（琉球大学《人的移动与21世纪全球社会》报告书）全面地介绍了当地保存下来的清代各种相关遗迹。三王昌代《清代中期苏禄与中国之间的文书往来》（《东洋学报》91—1）对照了清朝政府送给苏禄国国书的爪夷原文与汉译文，指出了双方相互认识中存在着“偏差”。田中玄经《稻米连接的世界》（《史学研究》264）分析了清朝与阿育陀耶王朝时代的泰国进行米谷贸易的中国史料，指出皇帝的政策和承担米谷运输的中国商人以及泰国的国内状况影响到了米谷的输入。村上卫《十九世纪中叶厦门苦力贸易的盛衰》（《史学杂志》118—12）认为当时沿海的地域情况促成了清朝地方官员与英国领事进行共同统治，在此过程中，清朝政府将移民管理等业务委托给英方（对英方来说，是无偿的业务负担）。有关内陆亚洲的研究，涩谷浩一《1723—1726年清与准噶尔的议和交涉》（《满族史研究》7）认为清朝政府是抱着同俄国交涉的念头而出席同准噶尔的谈判。野田仁《中亚的俄清贸易与哈萨克草原》（《东洋史研究》68—2）揭示了作为非正式俄清贸易中介者的哈萨克角色的变化。盐谷昌史编《帝国的贸易》（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收录了该氏《通过恰克图输往俄国的中国茶叶》、森永贵子《从恰克图贸易看俄清商人的组织与商业习惯》和刘建生、丰若非《山西商人与俄清贸易》等关于俄清贸易的论文，探究了恰克图贸易的实际情况。
西藏、蒙古与清。岩田启介《拉萨汗即位前后的青海和硕特部》（《社会文化史学》52）介绍了拉萨汗即位后青海和硕特部对清、准噶尔两方面外交平衡的动摇过程，齐光《“罗卜藏丹津反乱”前后青海和硕特部的动向》（《内陆亚洲史研究》24）着眼于青海和硕特部与西藏、准噶尔、清朝的关系来考察反乱发生的主要原因及其演进。栗本阳子《清朝雍正年间招请章嘉三世的原委及其意义》（《史境》58）追溯了清朝平定青海的契机——招请章嘉三世到北京的原委。柳静我《康济鼐暗杀与清朝的应对》（《满族史研究》7）指出了亲清派康济鼐被暗杀为导火线而引发了清朝政府派兵人藏，而清军人藏的目的并非支配西藏，而是为了阻断准噶尔、达赖喇嘛之间的联系。片桐宏道《甲本考》（《东洋史研究》68—1）认为西藏历史内在的发展造成了武官甲本地位的上升，清朝对此并没有根本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重新评估1720年以后清朝的“影响”。村上信明《乾隆五十二年蒙古旗人出任伊犁将军的背景》（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11）指出藩部统治中蒙古旗人任官增多的背景是当时的清朝皇帝对藏传佛教的热情不断高涨。相关的研究专著则有楠木贤道《清朝对蒙政策史研究》（汲古书院）、佐藤宪行《清代喀尔喀蒙古都市研究》（学术出版会）。
异文化交流。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亦丰富多彩。伊藤幸司《日明交流与云南》（《佛教史学研究》52—1）追寻了洪武后期日明关系断绝以后、被移送到新征服地——云南的日本人明僧足迹。该氏《外交与禅僧》（《中国——社会与文化》24）对于东亚文化圈中日本禅僧的作用进行了整理分析。关于出版文化，贾晋珠（Lucille Chia）（高津孝译）《中国出版、书籍文化的巨变》（同）指出了菲律宾虽然是东南亚最早出版中国书籍的地区，但后来并没有接受中国文艺文化，这与中国系麦士蒂索人基督教化有着因果关系。松浦章《江户时代唐船运回中国的日本书籍》（《东亚文化交涉研究》2）指出《知不足斋丛书》中收录的一部分从长崎输出到中国的日本刻书引起了当时清人的关注。关于日中间的情报传播，该氏《从海外情报看东亚》（清文堂出版）分析了唐船带给日本的情报（唐船风说书）的内容与准确程度。楠木贤道《从〈二国会盟录〉看志筑忠雄、安部龙平对于清朝、北亚的理解》（《社会文化史学》52）介绍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日本存在着的将清朝看成是蒙古帝国的继承国的观念。松浦茂《文化五、六年松田、间宫的北边调查》（《亚洲史学论集》2）介绍了日本人从18世纪末对于邻接并保持交流的萨哈林岛（库页岛）受到清朝统治这一事实毫不知悉到19世纪初逐渐认识到这一点的过程，日本人对“清”的认识障碍之高出入意料，令人印象深刻。关于船与航海，安达裕之《东中国海的航海时期》（《海事史研究》66）主要探讨了清代日中两国唐船航海情况，考察了出发地域不同造成的航海时期差异及船的大小、耐久性对航海的影响。关于基督教与传教士，末冈宏《清代的中体西用论与西学中源说》（《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50）指出作为中体西用说的补充，西学中源说并非西洋冲击之下的产物，而是明末清初接受西学（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学、数学）之际思维逻辑的翻版。王凯《清朝宫廷郎世宁的早期绘画及其活动》（《国学院大学纪要》47）分析了郎世宁的早期作品，说明了康熙、雍正两位皇帝要求的不同也对其作品风格的变迁与确立产生了影响。仓田明子《关于中国早期新教传教的历史》（《亚洲文化研究》35）俯瞰了19世纪前半期新教的传教情况。此外，东亚地域间交流研究会编《唐船往来》（中国书店）一书中收录了桥口亘《关于近世萨摩中国陶瓷的流人》、荒木龙太郎《海域之街·长崎》、中村春作《江户时期儒者的琉球观》、吉田洋一《福冈藩的医学》、坂田进一《魏氏明乐》、加藤彻《中国传来音乐与社会阶层》、若木太一《李德容》7篇论文，分别从瓷器、儒学、医学、音乐、小说等不同角度描绘了东中国海域文化交流的百态风貌。
明代的政治。前田尚美《明代的后宫与后妃、女官制度》（《京都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究纪要》史学编8）详细地论述了后宫女性的构成与职责，特别是该文清楚地说明了后宫中最下层宫人的存在与实态，这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关于同属后宫的宦官，进藤尊信《明代宦官的经历与宦官集团的变化》（《集刊东洋学》102）指出以掌印太监为顶点的宦官集团阶层构造是对应了皇帝统治的长期化、安定化而形成的。城地孝《丹阳布衣邵芳考》（《东洋史研究》68—3）考察了帮助首辅人阁而又无位无官的邵芳的事迹，结合内外两方面的情况说明了在野之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作为政客的立场，这种具有开放性的政治环境在明代后期开始出现。谷口规矩雄《明代官僚的贪污》（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研究论集》7）以同时期的州县官为中心，分析了明代地方公事中贪污行为的性质与实态。
清朝国家与初期的政治。试图理解、把握清朝国家的研究在2009年积累了大量的成果。承志《大清国及其时代》（名古屋大学出版会）充分地利用了满语史料分析了大清国的实态。冈田英弘编《所谓清朝究竟是什么》（别册《环》16）中由14名研究者对大清帝国的性质进行了考察。杉山清彦《大清帝国的支配构造与八旗制》（《中国史学》18、2008）从作为满洲国制的八旗制出发，探究了清朝时期的国家结构特征。该氏《贰臣与功臣之间》（《明清史研究》5）考察了从明朝降兵到汉军旗人的李永芳及其一族被编入后金、大清政权的过程。关于清朝初期的政治，增井宽也《满洲国“四旗制”初建年代考》（《立命馆东洋史学》32）在四旗制的存在与成立年代等方面补充并加强了自己的学说。矶部淳史《顺治朝皇帝、旗王关系一考察》（同）指出皇帝谋求通过婚姻关系将权力渗透到旗王势力之中。内田直文《清朝人关后的内廷与侍从集团》（《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7）揭示出内廷与侍从集团的形成是以皇帝为顶点的集权体制确立的一个过程。三宅理一《努尔哈赤的都城》（兰登书屋讲谈社）从建筑史的角度追寻了早期清朝都城的特质与变迁。岸本美绪《关于清初的{文武相见仪注）》（《东洋史研究》68—2）从王朝制定的交际礼仪考察了清初文武官员的地位变动，指出清代并没有抬高武官地位的意图，而是在保持文武官平衡的同时，明确两者在地方的统属关系，从而置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
法和秩序。大岛立子编《前近代中国的法与社会》（东洋文库）刊行，其中岸本美绪《明清契约文书研究的动向》与李季桦《台湾契约文书的研究动向》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明清契约文书的研究情况，山本英史《清代的公牍及利用情况》介绍了清初的公牍史料及其研究情况。该书同时收录的小川快之编《宋至清法秩序民事法关系文献目录》，网罗了日、中、英、韩的相关研究成果。山本英史另外还撰写了《关于清代康熙孤本公牍三种》（《史学》77—4）一文。赤城美惠子《清代服制案例一考察》（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55）详细地探讨了亲属间犯罪案件，指出通过构建反映秋审中刑罚的减轻、加重事由的框架模型，使和法律规定不一致的刑罚判决在体制上具备了可罚性。伍跃《清代捐复制度的成立》（《东洋史研究》67—4）揭示出捐复（通过捐钱来减免官僚的处分）在清代中期制度化的过程，指出作为弥补人事考课缺点的捐复，在以后的考课中逐渐形式化，促进了督抚人事权的强化。
地方社会。酒井惠子《明代正统、景泰年间的义民旌表与纳粟人监》（《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33）指出了伴随谷物捐献奖赏内容的升级，明代前半期的义民旌表（善行表彰）成为获得官位的一种手段。该氏《近世中国“守节”的女性们》（《历史的理论与教育》131）探讨了从元至清旌表制度的变化与实态（社会机能）。陈春声《明末清初潮州海商及其在宁波港周边的活动》（《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指出潮州海商的社会身分与地位常常随着国家制度与地域社会的变化而改变。井上彻《华与夷的边界：汉族社会的成立》（《历史科学》198）通过对于珠江三角洲其他民族汉化的事例说明了中国的父系血统网络型社会的特点。小林幸夫《地方志的编修、刊行与地域社会》（熊本大学《文学部论丛》100）分析了清代中期以后，随着地方官参与的减少，新兴的地方势力纷纷寻求记录与本族相关的事情而积极地参与地方志的编纂活动，从而与旧的世家名门产生了对立与冲突。相田洋《桥与异人》（研文出版）是一本比较独特的专著，该书以茶馆、旅店、桥、异人（保镖与无赖等）等“对象”为线索来注视中近世中国社会。
科举与士大夫。关于科举关系，渡昌弘《明代中期的国子监官员与监生》（爱知教育大学《历史研究》54、55）分析了担当指导监生任务的监官的指导情况与成果（进士合格率）。斋藤史范《明代建文、永乐年间的进士合格者与其出身地》（《樱文论丛》73）指出这一时期的进士考试合格者有明显的地域倾向。仓桥圭子《科举精英的再生产》（《史苑》69）尝试使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来测定科举地位的世代继承度，作者指出不仅父、祖父、母（的本家），连姐妹的出身也影响了科举地位的继承。水上雅晴《清代科举的策问》（《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纪要》128）认为清代的策问承担着一部分选拔的职能，特别是乾嘉时期考据学盛行的背景之下，存在着更加重视策问的倾向，该文极大推进了以往薄弱的策问研究。胡学亮《清代中国族塾的普及与主要原因》（《京都大学生涯教育学·图书馆情报学研究》8）揭示了宗族集团的教育机构——族塾开始的主要原因与理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科举合格）。关于士大夫关系，寺田隆信《明代乡绅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具体分析了与士大夫一脉相承的乡绅的实际形象。大木康《冯梦龙的文艺活动与明末苏州的都市、农村》（田仲一成、小南一郎、斯波义信编《中国近世文艺论》，东洋文库）揭示了文人冯梦龙参与城市、农村文娱活动的同时，也展开独自的文艺活动。村上正和《状元夫人考》（《史学杂志》118—2）考察了清代中期的士大夫（社会精英）和优伶（贱业从事者）的关系，认为剧场的普及，削弱了优伶对特定人物的从属性，获得成功的优伶帮助落魄士大夫这种“状元夫人”的逸事就是这种从属性变化的象征。此外，片冈一忠《从清朝的“方略”编纂与<皇朝武功纪盛>看赵翼的清朝观》（《历史人类》37）分析了赵翼通过查阅清朝的方略而编成的《皇朝武功纪略》，指出该书委婉地批判了乾隆皇帝的军事行动，认为作者赵翼对其生活的时代进行评论，使其成为了清代知识分子的先驱。
出版与思想。增田知之《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江南地方法帖刊行的实态及其变迁》（《东方学》118）揭示出明代法帖刊行的重心从苏州向松江转移并出现了以营利为目的的法帖制作的过程。大木康《中国明末的媒体革命》（刀水书房）是穿插书籍史与汉籍基础知识、解说明末繁荣的出版文化的入门书。二阶堂善弘《明清时期战神和神仙的发展》（关西大学出版部）追溯了至今仍广受信奉的具有代表性的战神、神仙在明清时期的发展与变化。伊东贵之《中国近世思想史中的个体与共同性、公共性》（《中国哲学研究》24）分析了明清中国的公私概念。该氏《明清交替与王权论》（《武藏大学人文学会杂志》39—3）考察朝鲜、日本的明清交替思想的波澜对此后两国的情况与特征产生的影响。佐藤文俊《<李闯小史>的性格》（《明清史研究》5）分析了明末清初包含有政治主张的时事小说《李闯小史》的内容，认为该书作者抱有正确地记述历史（信史）的态度。
财政与经济。专著方面有上田裕之《清朝支配与货币政策》（汲古书院）论述了清代前期的制钱（官铸铜钱）供给政策的开展，尝试通过货币问题动态地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川胜守《明清贡纳制与巨大都市连锁》（汲古书院）讨论了明清时期的人口、资源、流通、大城市等诸课题。中岛乐章《徽州商人与明清中国》（山川出版社）概要介绍从事长距离贸易的徽州商人的活动。论文方面有铃木真《清朝前期的权门与盐商》（《史学杂志》28—3）探讨了参与盐业而强化了经济基础的满洲贵族叶赫那拉氏的关联引窝（盐的贩运权），由于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而变成内务府管理的财源的过程。这是结合官僚个人与政权中枢来理解盐政的新视角。关于鸦片战争以前的情况，羽屋户英司《清代道光年间国内的鸦片问题》（《海南史学》47）指出主要是上流阶层吸食鸦片，而普通民众更关心鸦片的贩卖与收益。刘志伟《鸦片战争前的广州贸易体系中的宁波商人》（《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揭示了广州贸易体系中宁波商人活跃的商业活动。山添启司《清代后期的两广盐政》（《东洋史苑》72）认为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之乱虽然一时造成了盐税收入减少，但伴随着广东市场圈消费的增加而来的私盐扩大，抵消了盐商的负担，盐政本身并没有疲敝、崩溃。对于和盐同属专卖品的茶叶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山本进《清代新疆的茶流通》（《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33）考察了嗜好品流通的实态及其与税制之间的关系。
水利与土木。町田吉隆《明代南京城墙砖瓦的生产与运输》（《立命馆东洋史学》32）指出官营砖瓦窑场的设立是为了解决城墙砖瓦在烧造、运输过程中的各种弊端。铃木博之《金龙四大王考》（《集刊东洋学》102）探究了代表性的河神（漕运神）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形成与其伴随治水工程而推广的过程。党武彦《清代直隶省的治水政策》（《东洋史研究》68—1）以乾隆前期为中心，分析了子牙河的治水、水利问题，考察了清朝政策变化与政策决定过程的模式。香坂昌纪《关于清代的漕船土宜的考察》（《历史与文化》44）考察了漕船附带的商货（土宜）免税的实态，指出大运河的税关仅对于管内起卸的货物课税的原则之外也采用变通的办法以谋求“（避免迟滞）漕运”与“（以漕船滞留为前提）税关”两者共存。这也就是所说的“清朝柔软性”的现象吧。此外，松浦章《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关西大学出版部）归纳整理了清朝内河水运诸相。
开发与环境。这是能够感到新潮流涌动的领域。中林广一《中国食芋习俗及其推广》（《史苑》70—1）与《移住、开发与日常饮食》（《上智史学》54）两篇文章以广东、广西、湖南等地为中心，考察了清至民国期间汉民族移住、开发对当地食文化的影响。村上信明《新疆北部达尔达木图山（哈图山）金矿的开采问题》（窪田顺乎、承志、井上充幸编《伊犁河流域历史地理论集》，松香堂）从乾嘉时期汉人流人与金矿发掘分析了准噶尔被平定后“新疆”的变化。华立《清代伊犁民人社会的形成与其百态》（同）探究了乾隆至咸丰时期伊犁地区的内地移民（民人）社会的形成过程。宫崎洋一《长江中游流域的水害发生状况》（《大正大学东洋史研究》2）是着眼于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作者从“人是如何认识自然的变化”这种观点出发，探讨了湖南省的水害发生情况，认为19世纪以后水害急增的背景是填湖造地与山岳开发。相原佳之《清代清水江流域的山林经营与大径木材生产》（《亚洲史学论集》2）也抓住了环境与人的关系，探讨了18世纪以后阔叶杉种植不断发展的贵州清水江流域大径木材的生产形态，阐明了当地山林经营形态的多样性与存在着的可持续经营的观点，认为这有助于改善森林的环境保护机能。
展望。本文的开始提到2009年明清史研究中有关国际关系、国际交流的成果占到一半以上，不过，这些成果的考察对象虽涉及多个方面，但各研究间的相关性并不十分充分，而且尝试对其他地域与中国国内问题展开的讨论也很少。我们似乎需要带着些许危机意识去实现更为深入的相互理解、共享对问题的关注、以及摸索共通的课题等目标。而作为达成这些目标的具体手法，需要确保在各论著的立场（在多重关系中对各种史料进行多维考察以求尽可能接近真相）和论点（相互认识的偏差，从外部看到的中国、双边外交等）中看到许多相似点与共通点。另一方面，在国际关系、国际交流以外的论著中亦可见到许多优秀的成果。特别是在反映现代问题、以及与开发和环境相关的论著中，似乎感觉到了超越既存框架的新的可能性。
不过，与成果本身具有很大的国际性相比，还不敢说在实际应用层面上具有国际性。在这一问题上，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史学研究会的主页上用英文（最好也能用中文）公开“回顾与展望”，实现来自全世界的浏览与利用，以顺应时代的巨变。在此，敬请各位提出自己的想法。
本文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岩井茂树、伍跃先生的指正，张玥及原作者渡边美季通校译稿，谨此致谢。
阿风编译自日本《史学杂志》第119编第5号《2009年的日本史学界》，转自《明清史》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