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基本经济区的黄土地区与黄河中游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第五章

　　正当中国在公元前三世纪结束古典封建时期，秦始皇征服各国并使整个中国置于单一的统治之下的时候，中国也就第一次形成了统一的局面。【1】秦国是在泾水和渭水流域（即现今中国北部，黄土地区的中心一一陕西省一带）逐渐强盛起来的。司马迁曾意味深长地把秦国这种成功的秘诀归因于在泾河流域发展了灌溉事业，特别是因为在公元前246年【2】（即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的26，年）开凿了郑国渠。

一、秦与郑国渠

　　关于郑国渠的故事，是一件似非而是的事；但是，在动荡的大变革时期，在统治者之间，发生这类事情，也并非偶然。在《史记．河渠书》中，【3】是这样讲这个故事的：

　　“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闻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4】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5】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日：‘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6】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种。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7】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考察这个故事，就会明白，这个工程开始吋所处的微妙的环境并不是偶然的。韩国的统治者之所以采用这种汁谋来愚弄秦国，表明在那时，还从未有过这种大型灌溉工程的实践；还表明，各封建国的统治者，对于这个工程究竟能否完成，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所以，韩国的政治家就自然想到了这个以热衷于改革著称，但又经验不足的暴发户秦国，会容易在修建庞大灌溉渠道这件事上受骗的。

　　秦国虽然中计，但未必会吃什么亏。为建设这一工程，尽管曾役使了成千上万的达到服役年龄的农业劳动力，这虽有碍于已经强大了的秦军队伍的扩大，并且在工程施工期间，秦国征服别国的力量可能也略有减弱。但是，这个庞大的灌溉系统一旦完成，就会象血管布满人体一样地遍及秦国的领土（今陕西省），秦国的粮仓也一定会充实起来，司马迁把发展灌溉与秦国的成功这两件事直接联系起来了。可见他理解到了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意义之所在。而韩国因忽视了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也就难免于灭亡。

　　若干世纪以来，郑国渠为陕西中部地区的灌溉系统打下了基础。它使陕西中部成了中国的基本经济区。事实证明，经过秦国的经营管理，郑国渠成了征服其它国家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但是又要看到，对基本经济区的控制，只能看成是在物质上取得了一种优越性，只能看成是获得了一种成功的条件；因为这既不能确保获取胜利，也不保险能战胜在暂时胜利之后所遇到的挫折。倒为政治的与社会经济的原因可能导致起义运动的发生，甚至将统治者赶出基本经济区并取而代之。

　　在秦国发生的情况就正是这样．【8】中国历史上第一一次把私人土地所有制合法化，并把国家在郡县制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秦朝．，从古典封建主义的枷锁中把新兴的私人地主阶级解脱出来，因而加快了农民间阶级分化的过程，增加了对于实际耕种土地的劳苦大众的压力。结果就使得成千上万的农民，在始皇帝时期，被剥夺了借以生存的土地，而由剩余劳动者组成的军队，则从事对于统治集团很有吸引力的大型土木工程的建设，例如阿房宫与长城，伺时还从事向外征服渚如反对鞑靼人的扩张战争。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一次强有力的人民群众的起义，与那些由各灭亡国的贵族及其随从组成的反秦运动，同时并起推翻了秦的统治；又经过不同派系的反秦集团之间几年的斗争之后，汉朝（公元前206一公元220年）作为一个统…中国的新统治者出现了，它把从秦胡那里取得的基本经济区一一关中，作为其政权的地理与经济基；础．

二、关中与汉朝的兴起

　　秦朝灭亡之后，汉朝的创始者刘邦，全靠他对关中的控制，才得以最终战胜其强有力的对手楚国的项羽。刘邦精明地委托其：主要政治助手肖何经营这个基本经济区，在战争最紧急的关头，肖何曾为汉军提供了稳定而丰富的供应。肖何的同辈对他所作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汉朝建立之后，在朝廷中讨论刘邦的各个主要支持者的功绩时，肖何被评为第一名。

　　与肖何同时代的显官鄂千秋是这次讨论的发起人，他对于为什么要给肖何作这种评价的原因，有过明晰的叙述。他说：“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9】，军无见粮。肖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肖何常全关中待陛下，此万世功也。”【10】

　　刘邦集团中最杰出的谋士张良，也承认关中地区在和平与战争时期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把关中描写成“沃野”【11】，并讲到“南有巴蜀【12】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13】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张良便建议把首都定在关中。

　　在汉朝，关于关中地区在经济上的优越性，司马迁给了我们一个相当确切的概念，他说：“故关吋I之地，于天下【14】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5】

三、汉武帝时期的水运与灌溉

　　然而，统治政权又从来都不是单靠基本经济区的供给以维持其生计的。每当国家在保持了一个时期的统一与和平之后，统治集团的奢望也发展了：用商品货物去满足其增长着的需要的要求增加了；征服邻近领土的欲望也增加了；而更为迫切的是需要有岁收的新来源。

　　前汉时，向首都贡纳谷物的补充地区是黄河流域下游，【16】在汉初，每年贡纳谷物几十万担，【17】而到了公元前ll0年，则增加到六百万担的惊人数字。【18】于是，关中地区农业生产和黄。渭的水运问题的忧虑，便降临在当事者的眼前了，而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更为严重。

　　公元前134年至公元前131年期间，大司农郑当时曾建议开凿一条连接首都长安与黄河的三百余里长的渠道，这一渠道可以缩短2／3的漕运距离，旅途所需时间也可减少一半。【19】

　　在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大司农就周到地指出了这一工程有着双重的作用，这种作用也是中国大多数治水工程普遍具有的特征。他说，除了运输以外，这条渠道还能使“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他最后说：“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20】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并指派齐地的水工徐伯表负责兴建。据历史氾载，为完成这一工程，曾经征调了“卒数万人”，【21】三年竣工。

　　约在问一时间，河东（指黄河以东，即今山西省）太守番系，提议建造一条引汾水灌溉皮氏（今山西省河津县）和汾阴（今山西省荣河县），同时还引黄河水灌溉汾阴与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县）的渠道．

　　为了论证他的建议的正确性，这位太守说：“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22】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壩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23】

　　武帝采纳了这个计划，并派遣了几万士兵开挖了这条渠道。几年之后，由于河道的变迁，致使渠道废毁，最后，被开拓的全部土地亦重归荒芜。

　　武帝初期所建造的这两项治水工程，从根本上说来，是为了懈决运输问题，了解到这一点很重要。对手一个以调拨与集中漕粮为宗旨的国家来说，这样作也是自然的。只有当政府越来越缺乏粮食的时候，只有当由于过分的掠夺与生产的低下，迫使农民不得安宁并要起来造反的时候，才会因为耍解决这些问题而指望发展生产，才会去着手发展灌溉工程，并把它作为首要关切的任务。

四、汉武帝关于灌溉的诏令

　　公元前111年，武帝发布了诏令，表明他对灌溉事业的重要性是确信无移的。诏令说：

　　“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24】

　　这一诏令是因为接受了左内史儿宽的奏疏而发布的，他建议为郑国渠开六条辅助渠道，以灌溉郑国渠傍高仰的田地。【25】在这一诏令中，武帝提出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问题，这就是；要合理地利用水与管理水；同时还要承认国家在生产方面的主要经济职能，就是建造与维护公共治水工程。恰切地理解这两个问题，是一个有作为的中国政治家不可缺少的条件。

五、防洪与基本经济区

　　在开凿六辅渠的时候，黄河在河南与山东已经泛滥了一段时间，瓠子决口亦未予堵塞。武帝不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显然更为重要的黄河堵口任务上，而准许优先去开凿六辅渠，这一事实，激怒了清朝的一位历史评论家康基田，他批评武帝不顾黄河堤岸失修，也不顾5或10郡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危，而热衷于搞“一隅之利”的事业。【26】

　　康的批评，从人道主义的理由来说，完全是正当的，但也暴露了他对基本经济区在半封建中国中，对经济政治的枢轴作用是一无所知的。诚然，六辅渠只是“一隅”之利，但是，那是重要的一隅，重要到足以能看成是基本经济区。受洪水破坏的这5或10郡，也许有较多的人口和较广的耕地，但这些地方与首都相距太远。在武帝采纳开凿六辅渠的计划时，他对这两个地区两项水利工程的利害关系所作的估价，表明了他对基本经济区的重要性有着多么深切的理解。

　　为了加强关中的经济地位，武帝还开通了连接相距约100里的褒水与斜水的褒斜道。按照原来的意图，是想将漕粮由汉水流域的南阳，经沔水运到褒水，然后由褒斜道陆转至斜水，最后经渭水运至首都。路倒是修成了，但因在河道中出现大量的漂石而不能通航。

　　除了这次对汉水流域的开发遭到失败之外，皇帝对龙首渠【27】的建造也失望了。龙首渠是一项有上万士兵参加兴建的、利用洛水进行灌溉的工程。不过“作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28】在这两项工程都遭到失败之后，武帝就将其注意力转向了位于瓠子口处的黄河堤防，而且在他的亲自督促下，最后终于堵住了决口。这是在堤防溃决20年之后的一次成功的修复，并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誉为一次重大的成就。

　　皇帝个人在这一堵口工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为庆祝这一成功所出现的隆重场面，这些，就理所当然地使得国家机关深深地感到作为公共职能的水利工程的建设是多么的重要。

六、西北与淮水流域的灌溉工程

　　“自是之后”【29】，引用历史学家班固的话说，“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30】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灵轵、成国、津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31】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佘顷。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

　　这些灌溉工程所遍及的范围，是很有意思的。在西北，农业垦殖事业已经发展到了现今的甘肃、宁夏和绥远省【32】，而在东南，渭水和淮河流域也得以开发【33】。毫无疑问，这就为这些地区迄至双末为止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七、白渠及其他工程

　　然而，在这一时期的最大的成功，要算位于关中基本经济区、心脏部分的白渠。它是在当时已被淤塞，而且实际上已不发挥作用的郑国渠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白渠是在郑国渠开凿l06年之后，和六辅渠建造16年之后即公元前95年，在白公的建议之下开挖的。

　　它在靠郑国渠起点的上游处的谷口（今泾阳县）引取泾水。．它以比前者为陡的坡度，在栎阳【34】注入渭河。该渠约长200里，灌溉4，500余顷土地，并因其发起人白公而命名白渠。有一首民歌，讲到了人民为歌颂这条渠道给他们带来了幸福。后来这支歌就成了一首最为古雅的杰作，为后来的著作家，作为灌溉事业能产生有益效能的例证而经常引用或传述。歌词是：“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35】

　　上述的关于武帝时期的治水发展的大部分资料，都可以从班固的《前汉书·沟洫志》中找到。司马迁的《史记》，也有着类似的内容，但不完全。在《史记·平准书》中，司马迁还记述了连接首都长安与华阴的直渠以及朔方的由“数万人”开凿的大型渠道。这两项工程部进行了二、三年，“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36】

　　司马迁认为，由于以上原因和其他类似的开支，造成了武帝时期在财政上的困难，以致不得不发行“鹿皮”货币【37】。难怪在武帝之后，汉朝的治水工程，不管是由中央政府直接出面兴修的，还是经中央政府批准在其监督之下兴修的，其规模再也不是很大的了。在武帝之后，鉴于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对较大的公共治水工程提供资金，关中地区的灌溉事业也因而被忽视，并引起了基本区的经济衰退。

八、武帝之后的淮河与汉水流域的水利事业

　　然而，武帝之后，在一些有作为的地方官吏的倡议下，出现了一批引入注目的地方工程。很有意义的是，这些工程大部分都集中在汉江的北部支流和淮河的上游，即今河南省；这就意味着将要出现一个能与正在衰退着的关中经济霸权相抗衡的经济区了。在公元前38年至公元前34年间，南阳（河南南部，太守召信臣曾下令，要在汉水北部的一条大支流清水上砌石筑坝壅水，结果建成了钳庐陂。又在坝旁开了六道石砌的水门，以控制用水。这个水库的灌溉面积，总计有二万顷。【38】

　　这项工程在中国史册上，是由于它首次建立了用水管理制度而著称，其创始人召信臣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用水管理之父，除了这一具有历史名声的工程之外，大约在同一时期，还有许多其他的水库与水坝，分布在整个河南南部的广大地区之内。【39】在《汉书》中还记载了被称为鸿隙大陂的蓄水工程，这一工程使位于河南东南与安徽西部的汝南郡成了富裕的地方。【40】

九、河内的防洪工程与河内的开发

　　中央政府对关中地区灌溉事业的发展忽视了，而有事业心妳地方官吏，便沿着汉江的北部支流及淮河上修建了若干灌溉工程。与此同时，历史还记录了黄河下游广为发展的防洪工程。班固《汉书·沟洫志》中的大部分内容，如实地记述了在朝廷中议论黄河防洪问题的详细情况。【41】从这些议论中，特别是从贾让向皇帝提出的奏议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一时期，在现今河南省一带的水利发展与农业兴起情况之一斑。在哀帝（公元前6—公元前1年）的诏令下，贾让起草了他的奏议。下面就是他在奏议中所描述的当时河南北部复杂的防洪情况；

　　“……今堤防陋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近黎阳南故大金堤，从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头，乃折东，与东山相属。民居金堤东，为庐舍，[往]十余岁更起堤，从东山南头直南与故大堤会。又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余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所见者也。东郡白马故大堤亦复数重，民皆居其间。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42】

　　贾让之所以要在其奏议中写上当时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的状况，是为了说明在河道上如果设有多余的堤防，就会增加防洪的困难。而且上面所讲的复杂的堤防系统，其本身也要有足够的抵御洪水的能力。贾让在同一奏议中指出：“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可见这些工程的庞大程度了。

　　当想到黄河下游的治水问题，不单是一个运渠的开凿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防洪与排水问题时，那么，对标志着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精心建筑的堤防的重要意义，也就容易理解了。关中对运河开凿的忽视，由于黄河泛滥而出现的精心建筑的防洪工程，以及河南的开发，这一切就标明了经济政治的重心已经转移，标明了河内（即现今的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与山东西部）在前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末期，已由原来的次要地位上升为主要的基本经济区，从而取代了关中的地位。

　　从贾让所揭示的黄河堤防的紊乱状况，就可看出地方官吏的势力，已经不听从中央的调配了。因而，随着这个地区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地方统治者的政治力量似乎也在增长。虽然不是在名义上，然而在实际上，已不同程度地脱离了关中的中央权力而独立了。

十、河内与后汉的建立

　　后汉（或称东汉）王朝的创立者刘秀，对主要基本经济区由关中向河内转移的意义是深有领悟的。在出征作战的关键时刻，刘秀以其政治家的谋略夺取了河内，并指派他最可信赖的部下寇恂为该地太守，并行使大将军的职务。

　　刘秀把河内一事委任给寇恂时对他说：“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43】留肖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励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渡而已。”【44】

　　当刘秀同一些曾经反叛过王莽（前汉或西汉，与后汉或东汉之间的篡权者，其统治时期为公元9—23年）的敌对集团，经历了一段为时不长的军事对垒并统一了全国之后，他就选定位于黄河下游的洛阳而不是渭河流域的长安作为首都．【45】这一变化很有意义。虽然关中在经济上仍然很重要，但是，黄河流域下游以及汉水与淮河流域，已经注定耍在中国历史上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了。

十一、淮河流域的两个蓄水工程

　　从公元25年到220年统治中国达196年之久的后汉，并不以治水成就著称。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相比，范晔的《后汉书》就未单独编入有关治水内容的“书”或“志”，不过这些内容从范晔这一著作的其他地方，以及通过其他的途径还是能搜集到一些的，因而对这一时期的发展趋势，也就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在前汉末年，就已经着手继续恢复河南南部及淮河流域的灌溉工程了。据《王景传》，王景在公元78年至83年任庐江（在安徽省）太守期间，就重修了据说是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公元前481年）为孙叔敖首创的芍陂。于是境内获得丰收。王景还教农民使用牛耕。【46】

　　在公元198年【47】，广陵（安徽省之南与江苏省之北）太守陈登建造了一个陂塘，这一陂塘由沿寿县（在安徽省）以东所筑的一系列堰坝进行调节，萦纡90余里，汇集了出自西北山区的36条水道的水流。它可以灌溉一万余顷田地。【48】但是，这还不是淮河流域高度发展的时期，因之，还要在下一章加以讨论。【49】

十二、两汉时期的基本经济区

　　就两汉时期说，农业生产的中心仍然是在淮北。安帝在公元115年发布的一个诏令中，偶尔说出了大力发展农业的全部计划，因而也透露了他所控制的最富裕的地区。在诏令中，他命令宰相和太守修理三辅（陕西中部）、【50】河内（河南北部）、河东（山西南部）、上党（山西东南部）、赵国（山西中部、西部与河北中部，东部）和太原（山西中部）的旧渠与水道。【51】

　　换句话说，安帝发布这份诏令，就意味着他特别关注这个国家心脏地区的生产与运输机能。虽然西汉着重发展关中，而东汉则更多地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河内，但是，包括泾水、渭水和汾水流域，以及黄河的河南一河北部分在内的这一整个地区，却构成了一个基本经济区，这一基本经济区，是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整个两汉时期的主要供应基地和政权所在地。

注释：

【1】参阅顾颉刚《古史辨》，北平，1930年，第2卷，第1″–16页。

【2】司马迁，前引书，第l5卷，《六国表》，第425页。该表称这一年为“始皇帝元年”．这里指的是那个被称为“政”的人（他后来成了始皇帝）登位并成了秦王的第一年。历史学家把这一年记为乙卯年。这个乙卯年是公元前246年，而不是政成为皇帝时的公元前221年。

【3】司马迁，前引书，第29卷，第3页。

【4】现陕西省泾阳县。

【5】现陕西省风翔县的漆水与沮水。

【6】在《汉书》中是这样引用司马迁的《史记》内容的：

“‘……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以为然。……”班固，前引书，第29卷，《沟洫志》，第3页．

【7】司马迁，前引书，第29卷，第1页。

【8】当历史进展到公元前350年即秦孝公l2午时，井田制就正式宣布废除，土地买卖合法化了，而秦国在行政上则分成了41个郡县，每一郡县由皇帝指派一人统治．两年之后，即公元前348年，就开始实行土地的“赋”租制丁。司马迁，前引书，第5卷，《秦王本纪》，第22—23页：和箔68卷，《內鞅传》，第4—5页。司马迁没有明确地叙述井田制的废除，但是在班固，前引书，第24卷，《食货志》第7页讲到了。又：一般所说的4l郡，当不包括秦都咸阳附近的内史。清朝王国维提出应补7郡，即共48郡（见《观堂集林”，卷12，“秦那考”）。谭其骧对王的提法加以修正，提出只应加5郡，即共d6郡（见《浙江学报》，第2卷，第1期）。（以上摘自《学术月刊》，1957年，第2期，生哭：“秦帝国的主要交通线”。）一一译者

【9】是3年。见司马迁，前引书，第l30卷，《太史公传》，笫20页。

【10】“万世”这句中国箴言，意指无限长的时期。班固，《汉书》，第39卷，《肖何传》，第4页。

【11】唐朝注释家颜师古说：“沃者灌溉也，言其土地皆有灌溉之利。”见班固，前引书，第40卷，《张良传》，第8页。

【12】由于在秦朝因李冰建造了一项大的灌溉工程而得以开发，见后。

【13】班固，前引书，第40卷，《张良传》，第8页。

【14】指中国。

【15】司马迁，前引书，第l29卷，《货殖列传》，第7页。

【16】这一地区被称为关东，包括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与山东西部。

【17】班固，前引书，第24卷，《食货志》，第8页。

【18】司马迁，前引书，第29卷，《乎准书》，第18页．

【19】司马迁，前书，第29卷，《河渠书》，第4页。大司农说：“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

【20】司马迁，前引书，第29卷，第81页．

【21】司马迁，前引书，第29卷，第8l页。

【22】位于山西省界处的黄河河道中的一种石礁。

【23】司马迁，前引书，第29卷．第81页。

【24】班固，前引书，第29卷，《沟洫志》，第7页。

【25】这一奏疏被采纳．渠道也开挖了。

【26】康基田：《河渠纪闻》，1804年，第3卷，第8页。

【27】原文为龙骨渠。此渠虽因在开挖中掘出了远古时期的龙骨化石而命其名，但通称“龙首渠”。——译者

【28】班固，前引书，第29卷，《沟洫志》，第5页。

【29】即瓠子堵口之后。——译者

【30】这些地方都位于黄河北岸的甘肃，宁夏和绥远省。

【31】兖州，山东省。

【32】汉渠尚有遗迹可寻。见《朔方志》，第2卷，第7页，及欧阳缨《各省地图集），第1辑，图35，宁夏灌溉部分，武昌，1933年。

【33】这些流域，在此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大大地开发了。

【34】见康基田，前引书，第3卷．第12页。

【35】班固，前引书，第29卷，《沟洫志》，第8页。

【36】司马迁，前引书，第30卷，《平准书》，第6页。

【37】据《史记》第30卷《平准书》有：“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绩，为皮币，直四十万。”——译者

【38】参阅班固，前引书，第89卷，《循吏传》，第14—15页。

【39】参阅康基田，前引书，第3卷，第16页。

【40】在丞相翟方进的建议下，成帝（公元前32—公元前7年）下令决毁了这个水库，以后失修并导致了水灾。在翟去世以后，从前曾受益于这个水库的乡里，就谴责翟出于恶意，横蛮无理地决毁了这个水库，因为在水库所在地并投有看到他许诺的良田。到了王莽（公元9—23年）时，这里常遭旱灾．则更加怨惜翟，甚至在农民中间还唱起了一首谴责他的歌谣。（这首歌谣是：“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见《汉书·翟方进传》。子威是翟方进的字。——译者）

【41】这些记载中丰富多采的，有关防洪技术问题的讨论，不属于本书的范围。

【42】班固，前引书，第29卷，《沟洫志》，第13&-14页。

【43】即刘邦，汉王朝的创立者．

【44】范晔，《后汉书》，第16卷，《寇恂传》。

【45】与建都在长安的西汉相区别，历史学家称此胡为东汉。

【46】范晔，前引书，《王景传》，第106卷，第8页。

【47】原文为189年。——译者

【48】康基田，前引书，第4卷，第19—23页。

【49】见第6章，第3节。

【50】在汉朝统称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为“三辅”。左冯翊管辖今陕西关中东部及商洛地区；右扶风管辖关中西部地区；京兆尹管辖京师长安。——译者

【51】范晔，前引书，第5卷，《安帝纪》，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