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精神的当代价值”笔谈(上)

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对话关系

王吉鹏

  鲁迅研究的当下意义,是一个有着强烈现实感的问题。有人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鲁迅研究转入古典化的范畴,逐渐远离现实,我们不必阻止这种趋势。这一认识实际上迎合了所谓“鲁迅已经过时”的观点。我们处于什么时代?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这一时代,正是从包括鲁迅在内的一批“先进的中国人” 那里起步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还是鲁迅时代,鲁迅和我们一样同居于“现代”。以“立人”为宗旨而奋斗一生的鲁迅,正是为了致力于“人的现代化”,这也正是当下的重要任务。我们的鲁迅研究,应努力寻求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对话关系。

  鲁迅是抱着为人生的态度开始他文学创作生涯的,他善于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揭露出来,深切地关注民生疾苦与民族危难,他总是执著于现实人生,把人类生存、温饱和发展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这样提到中国共产党人:“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将鲁迅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鲁迅“为人生”的宗旨和中国共产党为劳苦大众而奋斗的光辉理想的一致。寻求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对话关系,就要发扬鲁迅关注现实人生,关注民众疾苦的精神,为“下等人”说话,为弱势群体呼喊。记得2001年秋天,在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的日子里,我去瞻仰鲁迅墓。在墓前,除了花环之外,我还看到了一包中华烟,一个打火机,下面压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先生:这是国产的最好的香烟了,已经买不到‘老刀牌’了,你用吧!你是为我们说话的人。”落款是“一个下岗工人”。人民大众是最爱鲁迅的,懂鲁迅的,比起某些“专家”“学者”来,他们更知道鲁迅的价值。鲁迅的小说,体现了他的平民立场、平民视角、平民姿态和平民书写,他描叙着底层人物的暗淡人生,真实地表现他们的苦难和不幸,充满了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鲁迅的杂文更是代表着人民大众说话,他赞扬人民大众的勇敢和智慧、劳动和创造,抨击着对人民的诋毁和迫害、剥削和掠夺。面对人们精神生活出现的空虚和庸常,我们总是会想起鲁迅。我们的鲁迅研究应执著现实人生,为人生而学术,避免“纯学术”而带来的囿限,避免凌空蹈虚,避免“玄学化”倾向,改良人生,改革社会,向奔腾的时代大潮全面开放。

  探求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对话关系,还要注重鲁迅立足于社会公平和正义基础上的和谐文化资源研究。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民族和谐文化资源”时,提了两个“大力弘扬”:一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二是“五四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对前一个传统,必须强调“优秀”,不是什么都拿来“弘扬”。现在有一种怪现象,就是不分精华和糟粕,什么都来“弘扬”。确实有很多严肃的学者在发掘着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是令人起敬的。但是,从小品明星“三跪九拜”的“拜师礼”,到大学里的“天价国学班”,再到穿戴“汉服”的读经“私塾”,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是假借“传统”敛财和作秀。上世纪20年代,面对北洋军阀政府和文化保守主义者提倡读经,鲁迅写过一篇杂文叫《十四年的读经》,指斥提倡读经的“阔人”、“聪明人”的虚伪和欺骗,指出“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战士出于反封建思想的启蒙目的,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摧枯拉朽式的攻击,促使了人们尤其是青年作为真正的人的觉醒,否则,我们民族早已在默无声息中衰亡了。

  鲁迅的和谐文化资源是立于社会公平和正义基础上的,我们应该认真发掘,大力弘扬。鲁迅青年时代提出过建立“人国”的社会理想,后来他又号召青年“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这个“人国”、“第三样时代”同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是一致的。鲁迅关注“弱势群体”,代表“下等人”利益的情怀,鲁迅对“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官本位”体制和由此而产生的“主奴意识”的批判,有利于人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在小说《故乡》中,有感于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可悲的厚障壁”,希望“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从未经历过的”。 鲁迅在这里表达了对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的追求和渴望。鲁迅关于荒漠化和水资源缺失的忧虑,有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鲁迅在《〈进化和退化〉小引》中说:“沙漠之逐渐南徙,营养之难以支持,都是中国人极重要,极切身的问题,倘不解决,所得的将是一个灭亡的结局”,“林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这段话对我们今天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时,有多么强烈的警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鲁迅的这些“民族和谐文化资源”,我们不应视而不见。有些人总是以为鲁迅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就不“和谐”了。殊不知,鲁迅对一切反动、黑暗、腐朽势力及其帮闲文人的斗争,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正是为了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而不是那种“布告三界:地下太平” 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的伪“和谐”。鲁迅的“民族和谐文化资源”其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并不比孔子逊色。

  探求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对话关系,应努力开展对当下中国有着强烈现实针对性的鲁迅文化精神的研究。毛泽东在70年前说过:“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今天,鲁迅的方向依然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当下中国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几乎都毫不例外地推崇鲁迅,以鲁迅为师,从不同方面继承和发扬着鲁迅的文化精神,坚持着鲁迅的文化方向。作为新时期文学开端的“伤痕文学”,鲁迅《狂人日记》中的“救救孩子”的呼喊,又一次冲破专制和愚昧的桎梏,在其中发出激越的回响。早在50年代,王蒙在病中大量阅读鲁迅并大受启发,可谓与鲁迅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心灵对话。他的文论《〈雪〉的联想》是读鲁迅散文诗的体会,他的杂文《论“眼不见为净”》脱胎于鲁迅的《论睁了眼看》。王安忆多次表示对鲁迅的敬仰,称赞鲁迅“在这庸常的人生的头顶上开拓了一片高远广阔的精神天空”。张抗抗尊鲁迅为“思想和人格的导师”。张炜自称“相伴着鲁迅的精神”而创作。余华曾说他和鲁迅在“内心深处”“非常接近”。此外,针对当下艺术舞台上的低俗化倾向,我们尤有必要研究鲁迅对“媚俗”艺术的批评。众所周知,鲁迅曾经多次论及梅兰芳及其舞台艺术,实际上,鲁迅并未骂过梅兰芳,对梅兰芳也并无失敬之处。鲁迅只是通过他透视中国艺术家的命运,特别是中国人的艺术欣赏趣味和审美心理表现。鲁迅确实对中国观众欣赏“男扮女”的兴趣有所讽刺,其是非当然可以讨论,但在梅兰芳等艺术家那里毕竟还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艺术。而当今天一位小品新人的“娘娘腔”却受到热捧时,我们不能不为此忧虑。忧虑我们艺术走向的迷途,忧虑我们国人灵魂的缺失。在我们这样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时代,我们应该提倡什么样的文艺,摒弃什么样的文艺,我们都可以通过对鲁迅文化精神的研究找到答案。

  探求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对话关系,是鲁迅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也是鲁迅研究一个更加广阔的天空,一个无比诱人的辉煌前景。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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