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浓故土情：土尔扈特东归深层缘由
乾隆三十六年（1771）夏秋之交，在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和有夏都之称的承德，发生了两件轰动一时、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大事：一是东归的土尔扈特人在伊犁河流域与清军相遇，完成了艰难险阻的东归征程；二是在承德木兰围场，乾隆皇帝隆重地召见了渥巴锡等土尔扈特东归首领。
难忘的历史场景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771年7月8 日），东归故土的土尔扈特蒙古前锋部队在策伯克多尔济率领下，在伊犁河流域察林河畔与前来相迎的清军相遇。六月初五（7月16日），清军总管伊昌阿、硕通在伊犁河畔会见了刚刚抵达的渥巴锡、舍楞以及土尔扈特的东归主力部队和家属。十三日，渥巴锡、巴木巴尔、舍楞等一行抵达伊犁，会见参赞大臣舒赫德，舒赫德将专门从北京“六百里加急驰递”的《乾隆谕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敕书》交给渥巴锡等。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初八（1771年10月15日）傍晚，渥巴锡于当日抵承德后即赶赴木兰围场觐见乾隆皇帝。次日，乾隆皇帝设盛宴款待渥巴锡等人。10天后，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再次召见渥巴锡一行，之后又在四知书屋和卷阿胜境单独召见渥巴锡，与之长谈，渥巴锡面述了悲壮的东归征程和祖辈的光荣历史。
东归故土的土尔扈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卫拉特四部之一。17世纪30年代，为开拓新的游牧地，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下远徙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流域，经历了七世八代的汗王统治。1771年l月17日，在渥巴锡领导下，土尔扈特人及和硕特人破釜沉舟、义无反顾举族东归，历尽艰辛，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回到了他们称之为“太阳升起的地方”。这场横跨欧亚大陆、震撼中外的历史活剧在血与火的搏击中启开序幕，在理想与信念、生与死的冲突中落下帷幕，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思索，令人惊叹不已。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土尔扈特人的悲壮之举不是消失在历史上的传奇交界地区的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人类永恒地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一个真实范例，是值得我们传诵的一篇伟大叙事史诗。”（［美］芮弗：《土尔扈特》“前言”，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
追寻东归原由
任何一次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动因，土尔扈特东归的直接原因是沙皇政府的高压政策以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清政府对土尔扈特人的礼待，而深层缘由则是根植于几代土尔扈特人内心的浓浓乡情。土尔扈特西迁后，虽然远离故土，寄居异乡，但他们依然千方百计地与祖国进行接触，特别是与清政府建立起了紧密的政治联系。这种联系如同一条无形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纽带，紧紧地维系着双方，以至于最后使这个远离母亲的游子重新投归祖国的怀抱。也就是说，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联系的建立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土尔扈特蒙古作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成员，与卫拉特蒙古各部及其他民族在开拓祖国西北边疆的战斗中，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尽管他们之间也有过矛盾和冲突，但这并不是主流。至于土尔扈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是源远流长。从元、明时期起，包括土尔扈特在内的卫拉特蒙古各部就归附于当时中央政府的管辖，与中原地区的各族人民进行了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形成了它们对中央政府的亲和力与向心力。这种力量植根于土尔扈特人民心中，形成了他们热爱家乡、民族和国家的思想感情。正是在这种爱国思想的推动下，土尔扈特蒙古西迁伏尔加河流域后，不仅依然与祖国建立起紧密联系，而且时时眷恋着故土与亲人。早在他们西迁不久，就几次想重返故土，但因路途遥远、旅程艰辛而未能如愿。据俄国档案记载，阿玉奇汗曾经“两次蓄意出走中国”，而他的后人“敦罗卜旺布和敦罗布喇什也有此意图”。因此，1771年渥巴锡率部重返祖国，正是土尔扈特人民为反抗沙俄民族压迫而采取的伟大爱国行动。
综上所述，土尔扈特蒙古与祖辈故土一个半世纪的交往联系，乃是我国各民族之间长期形成的巨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体现，东归这一伟大壮举正是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集中反映。通过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关系，可以更好地看到，中华民族构成紧密的整体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绝非偶然，而是各民族之间关系经过长期发展的结果。
弘扬东归精神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东归精神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一是对沙俄奴役的反抗、对自由的追求；二是对以祖邦故土的朴素热爱为核心积聚而成的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以及由此升华而成的对中华故土的政治认同、国家认同。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而东归精神是我国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可以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显露，但在紧要关头、重大事件中，更容易瞬间爆发。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可以在平时的生产生活中逐步成长，但更能在生与死、血与火的熔炉中显现本色。一个民族的精神取向，可以从英雄人物、典型代表那里找到答案，但更应在广大群众的普遍行为和社会实践中得到张扬。
文化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凝聚力，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一旦形成，必然会持久地支配每个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动。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同一民族通常都具有共同的精神结构、价值取向、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人们正是在这种共同的文化背景中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文化认同始终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黏合剂”，是培育社会成员国家统一意识的深层基础。国家统一固然取决于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但文化认同却是物质力量无法替代的“软实力”，是一种更具基础性、稳定性、深层次的战略要素。因此，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
加强东归历史的研究与普及是弘扬东归精神的必要之举。东归不仅是中国民族史上的一件大事，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疆历史的研究中，可发掘有利于“五观”（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和文化观）教育的生动历史素材，利用扎实的研究成果，展开普及教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四个认同”教育，即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在新疆历史的研究和普及上应着重于五大问题，即：1.历朝历代对新疆的治理；2.新疆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园；3.多种宗教在新疆地区碰撞中并存；4.多元文化的共存、交融与互补；5.屯垦戍边是治理新疆的有效之策。以此为重点，深化研究、普及知识、教育群众。
所谓发掘生动历史素材，是指要将新疆历史上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灿烂文明的事件和人物充分研究、大力普及。其中，新疆各族人民（包括上层贵族）为保卫和开发新疆创立的丰功伟业，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历史上的和好关系均应成为研究和普及的重点。土尔扈特东归故土的壮举理当成为今天研究和普及的重中之重。
为此，我建议：1.继续下大力气发掘新资料，有关土尔扈特蒙古的满文、藏文和俄文档案，应作为发掘重点。2.开拓新视野，加强普及性历史读物的出版。就研究而言，17—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历史变迁仍应是重点，同时还应将视野扩大至19—20世纪，除了政治史外，还应从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多角度进行全方位研究；就普及而言，应在充分依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组织编写通俗小册子、连环画册和电子读物。3.采取有力举措，让学术研究成果走向群众。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党委和政府，结合本地特点，弘扬土尔扈特人“东归”、察哈尔蒙古人“西迁”的爱国精神，举办“东归”节、“西迁”节是一项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的重大举措，应持之以恒地举办下去，并力争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之真正成为群众的节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2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