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原序
本书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这对了解中国经济史是大有裨益的。通过对灌溉与防洪工程以及运渠建设的历史研究，去探求基本经济区的发展，就能看出基本经济区作为控制附属地区的一种工具和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所起到的作用，就能阐明基本经济区是如何转移的，就能揭示基本经济区同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问题的重要关系，因而也就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发展史中的一个方面，给予了一种具体的同时又具有历史表述的分析。总的说来，本书的宗旨并不是对中国历史赋予新的解释。然而，如果基本经济区的概念，证明有助于解决中国历史中基本问题之一的话，那它就不会不对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理解与阐释产生影响。为了把这一理论摆在恰当的地位并阐明其可能的引伸与进一步的应用，也许讲清楚一下作者对中国历史经济研究的一般想法会更好些。
人类撰写自己的历史，不只是在借用历史留传给它的各种条件下进行的，而且还要对过去的历史加以再写。这是因为历史本身是历史的，各个时代只能按照它自己的经验去理解，也只对它自己有用。新的经验会导致新的历史见识，而根据新的见解，又可以阐述新的问题，可以重新审查新老论据，可以从大量似乎无用的资料中挑选出颇有意义的事实来。因此，历史必须不断地加以再写，才能满足各个特定时代中人们的需要。再写历史是人类为驾驭历史力量所作努力的一部分，而在历史过程的每一转折点，这一任务都变得特别迫切。
自从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开放”以来，不仅在中国的知识界，而且在整个世界的知识界，就隐隐约约地提出了再写中国历史的问题。由于资本家的国外贸易与投资——通过它在世界市场的剥削——便产生了一种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不同民族参差不齐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便投进了世界历史的动荡潮流。中国的历史，不再只是一个国家的历史，也汇入了世界历史的洪流。“西方的”各种制度，已经严重地侵入了中国的生活；而中国的生活也成了“西方。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状况的深远后果，就集中地体现在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和它后来的发展，从而在若干世纪以来第一次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些最根本的重大问题。
经济史或者说辩证经济学，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今天的根本问题，不能只靠研究当代的情况来了解，还必须历史地去进行探索，也就是还要试图解决那些由于我们时代所需要而提出的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发现那些左右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然而，综合与分析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且不能机械地分开。综合表征着合成或组合，而分析则意味着细分或分割。但是，由于两者都排斥混乱与任意的行为，因而就很清楚：如果不是在最初就分成了细目，并且理解了各部分的涵义，组合就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果不是在最初就有了关于部分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观念，分割也是不可能的。应用这一原理于历史著作，就意味着，综合是对于从分析研究特殊问题所获得的一些主要观念进行的系统的合成；而分析，如果没有一个总的想法作指引，要钻通枯燥乏味的资料迷宫，也不可能有成效。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明显矛盾，实际上是它们的辩证关系的一种反应；两者都代表同一科学考察过程的不可缺少的方面。一本书，可以是以综合为主的著作，也可以是以分析为主的著作，但一项科学考察，只有当明言地或不言而喻地确认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密切联系之后，才会有成果。
虽然作者研究经济史的最终目的是综合，但是，本书基本上述是一部分析的著作。本书试图通过对隐藏于地方志、中文“水利”专著以及正史中大量未被接触过的原始资料的分析研究，去探索中国历史上灌溉与防洪的发展。作者研究的总方向，自然决定于他的预想以及总的探索方法，而特别是决定于他对中国历史上灌溉与水道运输的重要性的领会。然而，这只有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中周密地查阅了大部分有用的资料之后，关于治水对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性的信念才得以肯定下来，同时，关于基本经济区及其同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关系的概念，也才在作者的心目中得以发展。本书（除了某些无关紧要的改动之外，按照实际情况来说，写成于1934年4月）表述了作者对以下几方面所作的初步努力，即：定义基本经济区的概念，研究中国的水利与经济区划的地理基础，以及简要地探索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等方面的问题。
对水利史的原始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概念，这种概念转而又可用来规定水利事业发展的进程。然而，一种概念就象一盏灯——一经点燃，就不会只照亮房间的一角，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也必然会将其光辉投射到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基本问题上。这一概念着重强调中国经济的局部性和地区性。秦始皇帝（公元前221-—210年）成功地消除了战国时期各国间的封建障碍，但是，他建成的统一是一个松散的统一。它不象现代国家那样是用经济纽带联结成的整体，而是通过控制基本经济区的办法，用军事与官僚的统治组合而成的国家。这样的统一是不能持久的，而且当基本经济区的优越地位一旦受到挑战，统治势力就会失去其立足之地与供应来源。于是，分裂与混乱的现象就将发生，这一现象一直要延续到一个新的政权在一个基本经济区中固定下来，并成功地利用这一基本经济区作为重建统一的武器时为止，这就是古典的中国格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包含的道理。这是一个铁的法则，这一铁的法则准确地描述了从第一个皇帝起到上世纪中国孤立状态被打破为止时中国历史上半封建时期【1】中的一个基本运动。
基本经济区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制度与赋税方法的地理上的差异，同时，还加强了不同地区走向不平衡发展的自然趋势。基本经济区的存在，还影响到了商业资本的分布，并为其发展创造了各种不同的条件。土地制度、赋税与商业及高利贷资本发展程度的差异，意味着社会特性与各种地方统治集团的权力的差异，意味着剥削程度的差异，还意味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与劳动状况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存在于中国广阔领土上的实质上是同一类型的社会结构。但是，这些差异对阶级斗争各个方面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农民战争的影响，实质上是极其重要的。此外，基本经济区的理论虽然不说明大地主领地长久不变的状况，不说明商人资本的增长及妨碍它发展的阻力，不说明官僚、地主、商人同农民之间的对立，以及内部经济周期性的衰退与崩溃——总而言之，虽然这一理论不说明阶级斗争，但是，它却揭示了形成这一斗争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基本经济区对农民战争的影响。由于农民战争一向是中国社会危机达到顶点与最尖锐时的表现，所以，就值得将它作为中国历史的基石来加以研究。当一个社会经济周期（它通常与朝代的时期一致）临近终结时，当对农民的压榨加剧同时生产下降时，当骄奢与腐化削弱了统治政权时，以及当破产面临政府而饥饿降临于穷苦大众时，农民往往就要走上造反的道路，抗拒交纳地租、赋税与偿还债务，袭击富人并没收其财产，以及夺取政权与行政中心。这一类运动通常是从各个地区一系列的武装反抗开始。由于国家的地方自给自足经济的缘故，要巩固这种分散的农民力量是困难的，要迅速结束任何一场这类斗争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旷日持久的斗争过程中，地区的地理与经济条件，会限制某些集团的成长，而促进另一些集团的发展。这种斗争，既是一个反对政府的过程，也是一个在一些敌对集团间困苦的淘汰过程。通常，在地理与经济利益上得到了最大好处并获得了有力的领导地位的集团，就将作为局势的主人在斗争中显露出来。在这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与其说是从军事战略的观点来考虑的，还不如说是从经济的观点来考虑的。当具体地研究农民战争历史这个问题时（作者计划这样做），将可看出，基本经济区的理论，有助于理解很多迄今为止尚未得以解释的或受到误解了的事件。
因此，尽管地区关系问题事实上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心问题，而且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也不能是解释中国整个历史的主导观念，但是，领会如下一点是重要的，即。在地区自然经济条件下，这一理论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中国历史全过程的理解，并且为研究帝国主义入侵的后果和研究当代中国的问题提供了背景。为了领悟这一观点的完整含意，还必须先写出许多应用这一理论的专题论文与专著，仅仅在水利史的问题方面，作者就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比起作者现在加以利用过的资料要多得多。现在这本书只能看成是一个开端。它的主要概念仍然有待于检定，有待于与中国历史中的其他主要倾向性问题联系起来，也还必须努力解决在上两段中曾扼要谈到了的与基本经济区相关连的各种问题。在这些可能性的基础上，作者正在拟定新的研究计划。如果情况允许，作者希望在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其中大部分还没有被科学地鉴定过），能产生其他有裨益的观念，这些观念，很可能能证实，加强或修订这个基本经济区的概念。
作者愿向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特别是东方部主任A·w·赫梅尔【2】（Hummel）博士以及他的助手B·A·克莱特（Claytor）先生，坂西志保博士，和韩寿萱先生等表示诚挚的谢意，他们使作者得以利用馆内浩翰的藏书，实际上还为作者提供了查阅资料的方便条件。作者还深深感激V·G·西姆柯维奇（Simk hoviteh）、J·E·奥查德（Orchard）和古德里奇（Goodrich）三位教授，他们对本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评阅了全部原稿。作者还要感谢K·A·威特福格尔（Wittfogel）博土，他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历史方面，曾经作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成果，他的贡献，证明了他对于这一领域中的许多其他工作者具有重要的指导地位，承威特福格尔博士盛情阅读了全部原稿，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作者还应感谢朋友罗斯·马克斯·科（Rose Marcus Coe）夫人阅读了原稿的校样和弗兰克·弗吉尼亚·科（Frank Virginia Coe）先生阅读了原稿，而且他们对校样与原稿都提出了有价值的批评。作者受到《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编辑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先生的帮助简直无法报答。拉铁摩尔先生不辞劳苦地审查了全部原稿，提出了无数重要的和详尽的编辑加工方面的建议，并且盛情地推荐本书出版。作者也要感谢太平洋关系学会美国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本书是在它的秘书F·V·菲尔德（Field）先生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出版。如果没有作者妻子的关心与鼓励，本书就无法写成，对此，作者感谢不尽，并将此书献给她。
冀朝鼎
1935年2月于
纽约，布鲁克林（Brooklyn）
注释：
【1】作者在本书中所说的“半封建时期”，相当于我们现在所指的“封建时期”，而“古典封建时期”，相当于“奴隶社会时期”。——译者
【2】1927—1954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另有中文名恒慕义，为恒安石的父亲。——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