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里的推土机》与环境史研究的新视角
城市环境史研究在环境史于20世纪70年代开创之初并不占据显著地位，其原因与环境史中的西部史传统以及环境史开创者的个人研究趣旨直接相关。80年代以后，在乔尔·塔尔（Joel Tarr）和马丁·麦乐西（Martin Melosi）的领导下，城市环境史研究正式得以开展，但是位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郊区却一直是环境史研究的盲点。《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以下简称《推土机》）聚焦郊区，对环境史研究无疑有开疆拓土之功。
引领环境史关注新领域
《推土机》一书于2001年问世之后，立即受到学界的热烈赞誉，连续获得美国历史学家学会颁发的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奖和美国城市地区设计史学会颁发的刘易斯·芒福德奖。此书更是环境史学者书架上的必备图书和环境史研究生讨论课上的必读书。
作为第一本揭示郊区蔓延与环保运动之间关系的著作，《推土机》关注到以往环境史研究遗忘的区域与问题。它所进行的讨论，不仅有益于厘清环保运动本身的发展脉络，而且有助于理解当代消费社会的物质需求与精神内核，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环境冲突与社会矛盾。该书的研究将郊区引进环境史的领域，由此拓宽了环境史研究的外沿，使得城市环境史的研究进入成熟阶段。同时，罗姆对数量及种类都极为可观的原始与二手资料的应用，特别是对专业科技、建筑、规划文献的解读，呈现了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色，加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对话。
《推土机》讲述的是一个美国人习以为常以致难以进入史学家视角的故事。它的大部分故事发生在美国历史上富裕、康乐的战后20年间，在车房俱备、和谐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中，在夏有凉风、冬有暖气、窗外鸟啼花香、屋内敞亮便利的郊区住宅里。对于一贯描述历史风云的史学工作者而言，这是在一个颇为单调的环境与稍嫌沉闷的时代里，演绎的过于平淡的故事。
然而，在罗姆看来，当开发郊区的推土机令一片片曾经生机盎然的土地陷入生态上的寂静的同时，美国式的梦想与价值观也被推往摇摇欲坠的边缘，传统的自由、民主、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在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濒临失衡的时候，开始经受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这一挑战究竟能行多远，它是否能够变更人们对土地的开发与使用方式，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个人与社会对待土地的态度，这正是罗姆所力图解析的问题。
战后郊区住宅发展带来环境问题
二战之后，方兴未艾的郊区开发一度是实现美国梦想的福音，推土机是发展与兴旺的标志。遭受战争困窘的人群要求实现他们所捍卫的自由与富庶，一片土地与一栋房子是这个要求最直接、最实际同时也是最稳固可靠的反应。与此同时，战后的经济复苏要求来自消费者的鼎力支持，购置新房则是消费社会购买力的最大体现。生产方与消费方的需求一拍即合，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政府对郊区开发的巨额投入则被视为对其社会承诺的履行。因此，政府、各类经济集团与公众之间的三方协作使得推土机的早期开拓畅通无阻，皆大欢喜。
但是好景不长。漫溢在郊区住宅后院的化粪池污水，自来水管中流出洗涤剂大大超标的水，社区附近山林的迅速消失，洪涝灾害、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给在“生态敏感区域”居住的人们带来的财产损失，使得推土机制造的环境灾难直接进入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广大公众与各类专业人士对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忧心忡忡，进而发起运动，予以抵制。推土机的进步形象也开始遭到质疑，在20世纪60年代，它已被视为“一种狂妄自负的工具，是这个国家对大自然无所顾忌和摧毁一切的象征”。而那些依赖枉顾自然极限的各类开发而获取的所谓“进步”，在这一时期，也被标上了引号，环保主义者往往将其与“蹂躏”、“掠夺”、“谋杀”等行为相联系。罗姆在书中精辟地分析了美国主流消费者——中产阶级，在消费成为基本生活方式的时代，为了追求更健康、更美好、更永恒的生活质量，为他们所生存的环境所作的奋斗，以及这些发生在百姓日用的土地上的斗争对环保运动的推动。
然而，罗姆进而指出，消费者对环境质量的追求有他的底线——环境质量不能与其切身的经济利益相抵触。罗姆嘲讽地说道：“消费者的目光是短浅的：房产主只关心环境的某些部分。”《推土机》对环保运动的研究使得这场运动不再是简单的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对抗，而是各种不同力量之间的角力与协作的结果。在环保运动勇往直前的表象之下，隐匿着很多尖锐的甚至不可调和的矛盾。
注重自然科学与环境史之间的交流
《推土机》不仅对一个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也以新的视野与角度推动了环境史这门新兴学科的成熟。它保持并且强化了环境史学科建立时的初衷——历史学者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对话。环境史始创时具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即它对自然的历史性解读并非局限在史学研究者习惯的道德、审美与哲学方面，而是通过科学家的眼睛理解自然，运用科学家的数据、实验结果甚至是理论方法帮助解读文化与自然之间的交互历史。
但是，在很多年轻一代的环境史学者中间，这种与自然科学的积极对话态度开始变得淡漠。从1990年开始，环境史出现了被唐纳德·沃斯特称作“环境史的语言学转变”的潮流，诸多环境史学者殚精竭智于数个关键词语，如自然、荒野等词的解构。环境史与土地之间的亲密联系日渐疏远，这个学科开始流入自然的文化史范畴，它的部分研究者对自然科学的认知也陷入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泥沼。与此同时，许多年轻的环境史学者急于求得主流历史学科的认同，对社会不同阶层、种族、性别的执著远远超出了对土地共同体的兴趣，环境史在很大程度上绕回到文化政治学的圈囿之中，环境史学者同时遗失了本学科在创立之初对历史学既定规范与权威的批判精神。
《推土机》一书的出版适逢环境史向语言学转变的呼声方炽之际，因此罗姆对自然科学与环境史之间的交流的坚持显得尤为可贵。在《推土机》的研究中，罗姆发掘了大量的从未被历史学家注意使用过的科学、技术、设计方面的资料，内容涉及生态、土壤、水文、动植物、卫生、能源、景观与城市设计等各个方面。也正是由于对这些材料的应用，罗姆得以关注到被以往环保运动史研究者忽略的群体与矛盾，使得环保运动的历史呈现出更为完整、深邃的画面。《推土机》也以它的成功证明环境史与自然科学对话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09月20日第22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