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成长、高风险态势下的银行治理——一个金融史的视角
【内容提要】通过比较近代中国（1911后）和未来（2020年）上海银行业业态特征发现，二者存在意识形态差异上的“竞争和发展”的国际经济主题、高成长和高风险的业态特征以及近似的业态格局等相似点。从非主流的、金融史的视角，采用历史—现实分析方法，研究近代中国上海商业银行业相关文献资料，归纳出近代中国上海银行外部治理经验主要在于：杰出金融人才的培养和选用、国家政策制度和行业治理规章以及开放宽松的外部环境。在假定银行外部治理与金融人才、制度建设和外部环境之间存在函数关系的前提下，探寻预期未来（2020年）上海银行治理中应对“高成长和高风险”的路径选择；构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银行治理长效机制。
【关 键 词】银行治理；上海银行业；近代；未来
【作者简介】占治民，硕士，西藏民族学院（712082），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方向:经济史偏金融史。
一、引言
为建设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成长速度，我们通过比较和总结近代上海三类商业银行治理经验，预期未来（2020年）上海商业银行治理的业态特征和路径选择。主张构建“以人为本”的有中国文化传统的银行治理模式。
（一）研究背景及相关文献
1，研究背景
在后危机时期，在“竞争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在构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并预期未来上海金融关系的复杂多变，银行风险以系统性风险为主的多态分布，包括系统外风险。具体说来就是“狼来了”，我们怎样更好更快更优地应付未来复杂多变环境及不可忽视的可能的局部动荡。《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强化了公司治理环境和外部治理机制对商业银行行为的约束。”
预期未来中国金融关系的构建中，特别是上海银行业将面临“高成长+高风险”的 双高压力。因而探求多变态势下具有“双高”特征的有中国特色的银行治理机制将是十分必要的紧迫的任务。回顾中国近代史上上海钱庄和江浙财团等在动荡复杂的环境中“与狼共舞”又“与狼共争”的情景，并给未来中国银行将面临的复杂多变局面。可以肯定，从金融史的视角出发，通过研究借鉴中国近代史上以上海钱庄和江浙财团兴衰存亡的历史经验，将对我们解决上述复杂课题提供更优路径。这就需要构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银行治理机制。
2，相关文献
曾康霖（2005）主张中国银行治理应有中国特殊性。反对照搬西方公式定理。王流芳（2000）主张研究中国银行治理问题，不可忽视历史经验的借鉴。
同时，曹廷求（2010）认为商业银行治理第三阶段的特征为从金融中介等基础理论出发，研究商业银行公式治理问题。并提出“治理机制与风险承担”等研究话题的启发性建议。正是这样，我们回归历史，回归货币银行学基础理论，从商业银行“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理论基础出发努力探寻中国自己的商业银行治理路径。并从非主流的视点借助金融史知识从系统外治理进行研究。
相关的研究还有：对外部环境的研究，何维达（2010）认为外资进入能够刺激竞争，提高国内银行盈利能力，但其“摘樱桃”效应也可能增加国内银行风险行为。冯科（2010）从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2005年提出的“流程银行”的角度给出了应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难题的建议。王倩（2010）探讨了不同法律环境下商业银行股权机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周小川风险指出，中国银行业形成的不良资产，除了经营管理之类的原因外，主要是外部环境所致。严格来说从金融史角度研究银行治理的较少。其中，薛念文（2004）博士论文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研究和宋雅南（2004）博士论文从对上海钱庄的研究探讨现阶段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对我们的研究有直接的启发作用。宋雅南(2004)认为，“一些专家学者从国外民营银行的理论和经验中寻找理论依据和制度借鉴，对民营银行的建立和发展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种研究方法无疑是十分重要而有益的，为中国民营银行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横向参照坐标。此外，从金融史观的角度进行研究，在历史的经验中寻求民营银行建立和发展的规律，也是非常可取的一种研究方法。”
（二）问题提出
当前的上海金融经济大环境与100年前中国近代商业银行高成长局面有惊人的相似。我们预期未来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已经建成，上海银行业将面临“高成长和高风险”的行业态势。在重新审视国际经济生活以“竞争和发展”为主题同时，我们努力探寻 “高成长与高风险”的有中国特色银行治理路径，以及如何应对这一业态。并拟以上海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如何构建有历史路径依赖的有中国特色的银行治理机制。
（三）两个前提假设
一是，国际经济生活主题以竞争和发展为中心。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2005）认为“全球化是发达国家试图建立‘世界新秩序’用高技术、暴力实行全球专政的工具，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并且“人类在其整个历史上必将走向统一，走向一体化，这是正常的不可抗拒的进程。”这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和谐全球”是有共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渊源的。与马克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是一脉相承的。这些正义的呼声应该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全世界人民争取正义、公平与发展进步的“和”的旋律。
一是，近代和未来（2020年）上海商业银行格局。根据我们的研究，在国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的前提下，假定近代上海商业银行格局和未来（2020年）上海商业银行格局基本相似。预期未来上海商业银行格局是，以国有四大商业银行为中心，与官方紧密联系的商业银行、民营中小商业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并存。这与100年前大上海银行业态格局（以中国、交通银行为中心，钱庄、“南三行”、“北四行”共存）基本相近。如图：
我们的研究就是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判断进行的。一是，基于对国际主题的解读为“竞争与发展”，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更是表现为“抗争与发展”。二是，基于对近代和未来（2020年）上海金融关系中银行业格局基本相似。并企望通过采用历史现实比较研究法，从历史沉重的经验中去探寻为未来上海银行业发展治理的新路径
二、近代中国银行治理经验总结
100年前的今天，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历史的真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以获得发展机遇。民族资本经济高增长，银行业高成长。其中以近代上海国际经济金融中心的特殊优势，上海银行业获得空前发展。并且一度出现“政治北伐，经济南伐”的局面。表现为北方的票号和商业银行大都南迁，云集上海，竞争发展。上海钱庄、南三行和南迁的北四行的经营发展情况能有代表性的反映当时作为具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大上海的金融关系和金融生活。他们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都是难得的具有历史现实意义的宝贵财富。
（一）近代钱庄、“南三行”、“北四行”比较分析
1.钱庄治理经验
钱庄是近代有中国特色的银行机构，其中上海钱庄最具特色。上海钱庄经营银钱存贷业务，以向广大中小工商业者提供无抵押信用贷款和对客户提供无限期责任而在中国广大的中小工商业者中保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行业威望。同时，以钱业公会为组织的长期操纵上海银钱货币市场兑换交易定价机制的影响远远超过同期的中外大的商业银行。其所经营的票据清算也一直未其他商业银行提供有偿服务，且业务成熟，时间、空间范围广泛。总之，近代上海钱庄无论其业务范围和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完全可以算是有中国特色的民间银行。值得说明的是上海钱庄较之于同期影响相当的山西票号有适应形势灵活调整经营策略的优点。这也是它比山西票号得以较长时间存在的地方。我们选取近代上海福康钱庄的工业放款（1899-1907年）情况资佐实证。
表1表明：第一，福康钱庄不仅经营传统的信用放款，而且经营近代商业银行业务，抵押放款。具有实质意义的近代银行性质。第二，就其营业份额看来，以信用放款为主，并且工业信放占额呈上升趋势。是有中国特色的近代银行。第三，业务量整体上涨，营业额大，这是同期国内商业银行无法比较的。近代上海钱庄势力民国初期是与外商银行相抗 衡的。这充分显示其高成长态势。这在下图3有更直观的显示。
经验总结：成功的经验，一是适应形势灵活经营；二是行业内部团结互助。不足的是：一方面，上海钱庄自身吸收存款的量不大，资金流动方面对同期中外大的商业银行有一定的依赖性。从而造成流动性环节的致命弱点，且容易受制于人和市场的双重波动。至于其盈利和安全由于有广大的工商业客户做支持，比较其他商业银行要好。另一方面，近代上海钱庄，单凭一个商业经营性质的钱业工会为依托，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到政府的支持帮助，相反是多受限制、排挤和掠夺。
2．“南三行”治理经验
如前所叙，“一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时空间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银行业得以高速度地空前发展，表现为“高成长”。所谓“南三行”是指江浙财团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他们是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化商业银行并且与西方商业银行在管理运营体系和机制上大体相当，竞争发展。银行业务从小到大，不断进步。经营的广度和深度都很可观。其中金融奇才陈光甫创办的上海储蓄银行最为成功，最具代表性。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上海银行）1915年创办，是一家很不起眼的“小小银行”。由于总经理陈光甫的“奇才”创新经营。“服务社会”的“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理念。首推“一元开户”；“柜员制”改革（由行员一人负责从验票到付款的全过程，方便顾客）。与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建立“特殊关系”。如董事、监事相互兼职、相互投资；“三家银行相互对开户头，票据自行扎帐互相抵消”。“辅助工商”扩张资本。银行资本1915年仅10万元，“1919年上海银行的实收资本已达到100万元，1921年又扩大到250万元。”到1926年存贷款余额分别为3244万元和1919万元，较1915年的存款57.7万元和贷款51万元，分别增加了56.22倍和37.63倍。“跃居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第五位”。详见下表：
表2详细的表明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1927年的经营业绩。13年内，实收资本较1915年定比增加12.5倍，存款定比增加52.57倍，放款定必增加31.64倍，汇款定比增加579.5倍，纯益定比增加37.05倍。这些都取决于成功的银行治理。下图4有直观的显示：
经验总结：上海储蓄银行的成功在于：金融奇才陈光甫的突出贡献；创新经营理念；成功的外部环境支持，包括来自官绅势力集团的资源和同行业的团结互助。
3．“北四行”治理经验
所谓“北四行”是与“南三行”相对而言的。主要指近代中国与北京政府有密切联系的商业银行。他们是金城银行（1917年）、盐业银行（1915年）、中南银行（1821年）和大陆银行（1919）。北四行的经营各具特色，盐业银行大股东多是军阀、官僚，特殊关系和信息优势使他们得以获取高额利润和风险规避。金城银行“始终坚持存款保证金制度”并特别关心人才培养。中南银行有悠久的历史和“独有兑换券发行权”。大陆银行的上海“储信部”专做公债。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开拓业务，“四行联营”。北四行的业务经营逐渐南迁；他们与南三行“私交甚深”，殊途同归，最终走到一起。这一方面表现为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经济金融的发达，即高成长；另一方面表现出上海金融市场，特别是银行业的竞争激烈，即高竞争，高风险 。
经验总结：强大的政府、官方支持，使得北四行基础扎实；能因势利导，南迁并与南方同行合作发展，使得他们后劲有力。其中，中南银行董事和总经理关系即理论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处理成功。通过代理人参股方式，消除道德风险。不足的是：对官方依赖强，业务重点单一且因时局动荡而不稳定，安全性和流动性较差。
值得特别例证的是中南银行成功的处理“委托—代理”关系的经验。中南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并在北京、天津、汉口、厦门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特别注重国外汇兑和华侨汇款。在“其发行的纸币以十足的资本金准备，设专库办理，信用良好。中南银行创办时额定资本2000万元，先收25%即500万元开业。其中华侨商人身份的董事长黄奕住一人出资350万元。业务情况如下表3所示：
下图5更直观的反映了中南银行的业务发展情况：
以上三个具有代表性的银行统计数据传递了近代中国商业银行机构“高成长”的信息。一是，各类银行的展业情况。各行在从事传统银行存款、放款的同时，也都进行各自的证券经营业务。行业经营广度可观。二是，各行就资本量和存、贷款余额的增长情况从初年到1927年都有大幅度增加。行业经营深度良好。这些比较充分表明了1911年以后上海银行业成长快。银行盈利性、流通性、安全性比较好优化的业态局面。
（二）风险应对
1．战争风险应对
100年前的今天中国国内的战争形势相对和缓。应对战争的突发风险，近代银行家们相互帮助，团结合作，共度难关。如20世纪20年代，上海钱业因江浙战争预期影响发生危机。华资银行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以大局为重，调剂余缺帮助钱业度过难关。
作为“合作抗争与发展”历史时代主题的银钱业联手合作，应对危机的情形。是有其深刻地历史背景的。一方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饱受西方列强欺侮的华人，在团结合作，一致对外的意识形态领域是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银行业务的拓展方面，在面临西方银行特权支持下的势力扩张的形势下，钱庄在上海有声有色但在资金方面对外资银行存在相当依赖性，而新生的华资银行尽管资本不菲，但尚未形成气候，要在群龙混杂的大上海发展必须借重钱庄的支持。这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2．白银风潮的应对
时间是1934年前后，与我们讨论的范围有点出入，但熨平时间差后并不影响问题的研究。因为它对中国这样一个不产或少产白银而又把白银作为本币的国家来说具有特别典型的代表意义。白银风潮是美国一手操纵的公开的金融欺骗。就是紧紧抓住了中国少产白银的致命弱点。尽管以宋子文为代表的近代银行家谙熟金融和西洋事物，也无论他们的朋友是否美国政府要员，在意识形态对立的大是大非面前，美国的银行家和所谓的朋友毫不手软，放任中国金融的恐慌，白银的外泄。而后又被迫高价买回。其损失之惨令人发指。中国没有办法应对。可以大胆预测，如果有一天中国还与白银紧挂钩，同样的风险还是无法解决。哪怕事先已经预见到该风险的来临。
（三）小结
综合上所述近代上海钱庄、“南三行”和“北四行”及其代表行生存发展情况，可以看出近代银行治理特征：在一般的银行内部治理的同时，加强以优秀金融人才培养选用、制度安排和外部环境治理为重心的银行业治理将更有历史和现实意义。三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无法量化，且用直观的模型表示如下图：
从上图6可见，近代上海商业银行外部治理三要素中明显存在人才，特别是有民族品格和金融才能的高素质人才占优势，外部环境相对宽松，明显不足的是制度的保障功能残缺不全。理想的比较优化的银行外部治理要素结构模型如上图7所示。即在充足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基础上合理加强必要的制度建设和外部环境建设并辅以其他必要措施。我们把这一理想模型假定为一种函数关系。即：
F(g)=aE+bI+cS+O（1）
其中,g代表银行外部治理（governce），E代表精英人才，I代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institution），S代表外部环境（surrounding）,O代表其他要素（others）。a,b,c为相应权数。由于现有数据工具缺失，无法量化。且用图7的理想模型表示。而E,I,S中由于人的因素是第一为的，事在人为，“以人为本”，我们假定E是I和S的函数。即:
F（e）=pI+qS（2）
p,q为参数。这样，方程（1）可表示为：
F（g）=tf(e)=tf（pI+qS） (3)
以上方程（1），（2），（3）分别表示：银行外部治理是人才，制度和环境的函数；人才是制度和环境的函数；银行外部治理归根结底是人才整合的函数。这是建立在“以人为本”观念指导下的特定函数。
对上面理想模型的历史检验可以陈光甫主政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例。没有政治背景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创办时仅有资本10万元（实收20万元）。到1927年实收资本250万元。居国内银行第五位。算是成功的范例。在理想模型中I可以忽略不计（0）。
则有：F(e)=qS
在相同的时空背景环境下，一个弱小的后来者，其初始环境S的比较优势是肯定处于劣势的。在近代中国复杂动荡的条件下，没有政治制度的背景而能通过商业运作由弱变强，排除其他意外可能的话，在理想模型中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精英人才E的杰出贡献。大量的有关陈光甫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研究成果充分表明，该行的脱颖而出完全在于杰出人才陈光甫的灵活创新经营与治理，以及爱国爱民的金融品格。这样理想模型中函数（3）即，F（g）=tf(e) 就不难理解了。表示银行外部治理是人才为根本的制度和环境整合的函数。
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
纵观近代三类银行机构的治理情况发现，无论是钱庄的灵活治理、陈光甫的创新治理还是中南银行的综合治理都集中表现为三大块：一是，杰出金融人才的培养和选用，在国际抗争发展的复杂环境中，具有民族气节和国加大局意识的优秀金融人才将是难能可贵的。事在人为，成事在人。人才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业务能力和民族品格都是重要的。二是，独立完整的国家政治经济主权的珍贵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近代历史是刻骨铭心的。相关的经济金融政策制度和行业规章对近代中国国内银行的合作抗争与发展影响深远。这无论是银行业界的成长发展还是风险的应对化解都是中国近代历史珍贵的记录。三是，相对宽松和开放透明的系统外环境，对近代银行业的存兑、融资、拆借、汇划、上市、交易和风险规避都是有力的必要的支持。三者中最核心的还是人才的培养教育和选拔任用，制度建设和环境创造最终还在于人的综合素质。
三、未来（2020年）上海银行治理趋势
（一）预期未来（2020年）上海银行业特征
既然当前国际经济生活中的主题是“竞争和发展”，那么可以预见上海未来金融中心建成后（2020年），世界各国诸多银行、财团和国内大大小小的银行，钱庄云集上海，群雄争霸的大环境中，银行业地高成长与高风险必将是并存的。一方面，金融的开放搞活与创新将大大推进上海银行业地高速，高倍成长壮大；另一方面，银行业在竞争中发展，在发展中加剧竞争。未来上海银行业激烈竞争中的高风险势所必然。简单的说，“高成长和高风险”将是未来上海银行业的业态基本特征。自然，如果能在今天预测，并在今后10多年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更加审慎，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地考虑到来自系统内和系统外的各种风险，特别是诸如突发事变（不排除战争可能）的不可预知性风险，并能结合中国近代史上复杂多变动荡局势下银行业如何应对“高成长与高风险”的历史经验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上海银行业的网络格局。那将是历史的贡献和现实的创新。
加快民间中小型银行的开放和发展是2011年两会上金融界代表的积极呼声。估计我国银行业对内对外开放将是同步进行的。通过主流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预期到2020年上海商业银行的业态格局将是：以国有四大商业银行为中心，与官方紧密联系的商业银行、民营中小商业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并存。这与100年前大上海银行业态格局（以中国、交通银行为中心，钱庄、“南三行”、“北四行”共存）基本相似。局部的不一致，我们借助经济学理念来进行理论上的修匀。而未来外国银行近代的优势将再次凸显，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信息封锁、权力寻租和道德风险，导致腐败将与经济金融的发展而共存。如何在未来上海银行业竞争加剧的高成长态势下优化配置这些银行资源，将是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
1.民营中小型商业银行运行情况
到2020年民营中小型商业银行将会异彩纷呈。有影响力的银行扮演的经济角色将十分接近近代上海钱庄。作为联系纵深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广泛，灵活机动，业务空间深度广，时间深度长，与中外大商业银行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并在资金缺口上对二者存在严重依赖性。但其信用和机动又使其生机活泼。
与近代上海钱庄不同的是：第一，他们成长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政治经济的估计主权是完整的，独立的。这是根本区别。因而，民营中小型银行法律地位较近代钱庄高且经济法人资格完整。第二，现代网络等资源将为他们所普遍应用。第三，未来中小型民营商业银行在上海货币资本市场中的地位将低于钱庄。第四，由于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的退化，他们相互之间难以进行深度的合作。
未来上海中小型银行所需要的是：政府政策、法律的大量支持并加以必要的规范与保护。以促其健康成长，有效运营。出现中小型民营商业银行与国有银行争利的情形是必然的。我们应该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在维护主权利益的前提下，规范和关怀中小型民营商业银行并促其参与更多公益事业和投资公共事业。
2.与官方联系的商业银行情况
与官方联系的商业银行其主体是已经并且继续出现的大型商业银行集团。他们通过与官方的复杂关系得以生存和成长。也因为路子广而深入广泛，成长更快。业务深度和广度都是中小商业银行无法比较的。风险也更大。成为国有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角逐的对象。内外压力大，是未来三大主体商业银行中最高危的患者。不确定性最大。
3．国有四大商业银行情况
国有商业银行即四大商业银行，他们具有天然的优势和劣势。其优势来自中央政权的倾力保护。劣势是派生的，因为优势而滋生的复杂的腐败和私欲膨胀。
4.民间金融机构运营情况
随着金融开放搞活，国内多元化的民间金融机构将逐渐快速成长。表现为有中国财团文化特色的当铺、金店、银铺及私人放款机构等。他们规模不大，但生动活泼，有助于丰富未来上海的金融生活，分销金融风险并联系纵深，拓宽银行经营渠道。是需要倾情关怀和鼓励的对象。
（二）未来（2020年）上海银行治理预期
理论上说来，主流的银行治理大多研究基于公司治理的银行治理。我们从非主流的、金融史的角度，研究商业银行外部治理的历史经验和相关对策。用以服务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更优化发展。并且努力回归银行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即银行的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研究。认为当前上海银行业安全性高估而流动性估计不足。表现为，开放搞活的步子过慢，特别是对内开放明显滞后。我们以为对内的放开，放宽应该优于对外开放。特别是对有民族特色的中心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的展业入口应该更宽松一些。鼓励、引导再规范其发展。其中对中青年金融人才的金融创业应给以更多的人文关怀。
1.当前上海银行业就我们分析的三大板块来说，存在明显不足。具体情况有：
一是，高素质（业务能力+民族精神）金融人才的严重缺失。刘明康（2008）指出，在2008年，整个上海大约只有10万金融领域的专家，而同期伦敦有25万，华尔街有40万。陆肖马（2010）业指出，目前上海的人才库规模比其他金融中心要小得多。朱文生（2010）强调指出，“上海金融人才集聚规模有待进一步扩大，特别是既东国内金融有懂国际金融规范运作的金融人才奇缺。”
二是，制度建设方面面临的两难窘境。一方面为适应WTO要求 ，加快金融改革开放，引致风险。随着上海金融业的纵深发展，联系近代历史的情景，未来大上海的金融火爆与银行业的竞争，风险将是空前的。另一方面，加强攻占与保守可能阻止国内银行业的现代化，国际化发展，可能丧失机遇。就金融业来说。范博宏（2010）指出，中国现有经济体制是市场机制与官僚体系交叠的体制。成功的挡住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风暴。但也将因封闭而使行业缺乏外来竞争的压力，有碍激励、留任与时俱进的专业人才，容易形成权力集中导致的系统性腐败。尹振涛（2010）在评析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时指出，“对中国而言，目前最棘手的问题并非金融监管不力，而是监管过度，并导致创新不足，国际竞争力薄弱。”提醒我们金融监管的目的不是要制约、管制和限制金融体系发展，业不是要彻底消除金融危机。不能因为监管二损失金融效率。
三是，相对拘谨、封闭的外部环境的限制与金融国际化所要求的宽松、开放的金融环境维护之间存在明显反差。中国金融业尽管改革进步不少，但长期的安全性高估和流动性低估的习惯导致在政策、法律方面的限制较多。表现为监管加强，市场准入过严。不能充分激励优秀金融人才的创业展业热情，更不能复兴发展多元化的民族特色金融中介体系。而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只有有中国特色的近代（现代）金融体系才能更好的应对风险。朱文生（2010）特别分析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发展环境的国内环境。着重强调法制环境、领导体制和机制、政策支持体系、人才培养和吸引等方面的建设。
2.简单模型假设，如下图：
上图8较清楚的表明了，当前上海商业银行外部治理过程中要素结构情况。与近代上海商业银行外部治理情况图6相反。近代人才的比较优势变为当前的劣势，近代制度方面的劣势变为明显的比较优势。外部环境有增有减，表现为当前的社会总体和谐与金融环境开放宽松不足。
上图9与图7一样，为我们预期的理想目标模型。即服务未来（2020年）上海商业银行外部治理的理想架构。坚持“以人为本”，加强以高素质金融人才培养和选用为中心整合制度与环境要素进行未来上海商业银行外部环境的综合治理。
3.预期“高成长”的引导
对民营中小型商业银行来说，克服旧时钱庄的致命弱点，加大政府政策法律的人文关系，引导、帮助、规范而不是限制发展。这将是长期的难题。同时，业界设法引导和组织有效的联合经营，以壮大自身实力，应对挑战。对与官方联系的商业银行，除了必要的关键的融资支持外，将是一个爱莫能助的对象。对民间金融机构需要积极引导和帮助。对国有商业银行，在“流程银行”（刘明康，2005）的理念下，加强反腐防腐将是重中之重的工作任务。
（三）预期“高风险”的应对
1.恶性事变
不敢说2020年一定会有战争把中国卷入。但诸如甚嚣尘上的恐怖袭击和网络恶意崩盘等恶性事件的发生是有理由相信的。届时，我们该怎么应对呢？在业界竞争疯狂，社会关系复杂多变，国民道德素质明显退化的2020年，业内团结互助将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政府救助在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中已经被证明失败。前期的预先防范将是可行的解决方案之一。陆肖马（2010）业认可“中国在学习全球金融市场的经验方面有其自身的优势，通过一系列前瞻性的思考和谨慎的开放制度。”
2.白银风潮
正如《吃惊!明清的真正灭亡原来是源于西方的货币战争》（2009，涉猎军情网）所说，“兴也白银，亡也白银。”上面已经说过，中国解决不了白银战争的矛盾。预期在美元长期持续萎缩的形势下，国际货币有选择硬通货的可能。所以特别提醒，千万不要把白银与人民币紧挂钩。当然可以让人民币与黄金紧挂钩。
总之，未来（2020年）上海银行业同样面临高成长和高风险的挑战。特许金融分析师陆肖马（2010）分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成立的经验与挑战。指出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陆肖马特别强调了未来上海高素质，多元化的金融人才的缺少。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除了传统的迟到的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以加强系统性风险防范为重点的银行内部治理外，从具有民族气节和大局意识的品德优秀的金融人才培养选用、独立自主的完整的政治经济主权制度和银行业界规制建设以及更加开放、透明、宽松的银行业交流合作与发展的外部环境三方面来强化治理将更有历史、现实和未来意义。从预期的目标出发，从现在开始提前防范并应对建设将是必要的，也将是重要的。
五、结论和对策建议
通过前面的假设、比较和预期，我们认识到随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对内的开放开发也将是同步的。这必然导致：一方面国内银行业的快速、多样发展，呈现高成长态势。另一方面在日益复杂、开放、竞争的银行业业界环境中，上海银行业的风险度将加大。呈现高风险态势。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竞争和发展时代主题下的“双高”态势。比较近代中国银行业在“合作抗争与发展”历史主题下的格局基本相似业态特征。未来上海银行业明显存在规模、技术、水平和层次的时代优势，但同样存在致命的弱点。比如，较之于近代中国上海银行业界的群体性具有民族忧患意识和大局意识的银行家团体的历史性断层，其修复将漫长的过程。这关键在于改革带来的思想品德教育的滞后。制度建设方面在权力寻租和腐败膨胀的现实面前将面临压力。外部环境建设可能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和诺斯新制度主义的两种意识形态观的两难境地。总之，未来（2020年）上海银行业将面临应对国际竞争和发展主题下的高成长与高风险挑战。在适应国际社会习惯的应对系统性风险同时，加强上述三方面的预期建设将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出于对金融学的浓厚兴趣和对历史的深重责任，我们选取上海银行业历史和未来比较研究的视角，非主流的期许从近代中国金融史沉痛的记忆中搜寻些许实证经验，以资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成后上海银行业更好更快更强的发展进步。下面的三点建议，纯属个人学习心得。且对时局的关心，祈望方家斥教。
第一，成事在人。道德品质的缺失将是未来中国青年健康履职的瓶颈所在。加强诸如近代中国江浙财团陈光甫等爱国爱民、敬业精业的银行家遴选，或可克服银行治理公司内部的“委托-代理”矛盾。具有民族气节和以大局为重的近代董事和代理人鲜有西方私有制经济体制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特色的徇私、寻租等不道德行为。加强代理人主人翁意识是重要的。同时，加强健全人格、心理和精神、道德素质的金融人才培养将是持久的计划。
第二，关于外部环境的建设。主要想提一下重建“上海金融午餐会”的想法。作为对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社区的配套措施，我们设想把浦东世博园原封不动的进行功能置换。将参展各国现有场馆以100年为期出租给相应国家，集中打造新的上海金融园区，模拟近代上海外滩商业空间的开放搞活，从国内外吸引金融大鳄聚集大上海。形成新的“产业集群”规模并期收到“产业集中”、“产业集聚”的特定区域经济效果。回顾近代上海滩远胜今天的生动活泼的金融局面，就会不以为怪。相信只要我们能吸引多一些民族意识，多一些大局意识、安全意识和忧患意识的金融人才就一定能提高未来上海金融的国际竞争力，优化未来上海金融生态环境，更好地实现银行业的治理效用。
第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信心相信中国政府在现在和未来能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上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同时，银行机构相互之间的不同层次的加强合作与规章建设也是必要的但是困难而有效的。因为我们的国民已经被边缘化到较典型“权钱交易”和“金钱交易”的历史现实主义境地。
总之，我们从历史—现实—未来的路径来梳理、总结有关国内商业银行外部治理的经验，希望相关方能预期未来（2020年）上海银行业的高成长和高风险态势，预期竞争与合作的复杂多变局势。理解并认同在人才、制度、环境的外部治理要素中归根结底还是决定于具有强烈爱国爱民精神的高品质专业人才，并籍以构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化银行治理机制。更好地发挥上海现代国际金融中心的内外辐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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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growth, high-risk situation of the bank governance
- A financial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Abstract: The article by comparing modern China (after 1911) and future (2020) Shanghai Banking format features found on the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existing between the two “competi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international theme, high growth and high-risk. The format features and structure similar to the forms and other similarities. from non-mainstream, financial history perspective, the historical reality of applic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analysis of modern Shanghai, China old banks, “the South three lines” and “four lines of the North” and its representation of bank documents, summarized the modern system of governance outside the Bank of Shanghai of China experience mainly lies in: the training and excellent selec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al and national policies and open trade control regulations relaxed external environment. Assumption that banks and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extern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 betwee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premise to explore the expected future (2020) Bank of Shanghai in the response to treatment of “high growth and high risk,” the path of choic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 of Bank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ulture characteristic.
Keywords: Bank Governance Shanghai Banking Modern (1911-1927) Future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