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成果：《巴蜀文献要览》述要

　　巴蜀地区是人类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摇篮。这里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有丰厚的文献典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巴蜀文献至少在5000种以上，现存约3000余种，其中富有创造性、系统性，并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不下500种。《巴蜀文献要览》一书本着“撷其英华、详其旨归”的精神，系统回顾了巴蜀文献发生、发展的历史，品其精华，评其优劣，揭示巴蜀学人积极进取、推陈出新的勇气，大度恢宏、集杂为醇的气度，学术精深、文采飞扬的风格，以及铁肩担道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既为研究中国文化史提供可信史料，也为建设当代文明发掘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智慧。

　　巴蜀学术与文献的发展，大致呈现六个阶段，巴蜀文献的演变也与之大致吻合。

　　先秦是巴蜀文献的萌芽期。考古发现的三星堆祭祀坑及青铜器、金沙玉器和金器，都显示出极高的艺术造诣和精神诉求；出土的春秋战国兵器所带刻符，表明巴蜀地区已拥有文字。文献记载“三皇五帝”曾与巴蜀先民发生过多种联系：“生于石纽”、“兴于西羌”的大禹，曾得“《洪范》九畴”，继承“伏羲氏《河图》”并演以为《连山易》。汉以来流传《山海经》系“禹使益疏记”的说法，经今人考订，证明《海内经》4篇出自蜀人、《大荒经》5篇出自巴人，《五藏山经》和《海外经》4篇出自受巴蜀文化影响的楚人，可视为巴蜀文献传世之最早者。

　　两汉是巴蜀文献初盛期。文帝时，修仙道之术的胡安在邛州“居白鹤山传经”，司马相如曾从之学《易》；景帝时，相如为武骑常侍，已凭借其铺张扬厉的大赋称雄当代。景帝末年，文翁入蜀，在成都设校，遣张叔（宽）等18人前往长安从博士学“七经”，归来教授，推行儒化。蜀士欣欣向学，“学徒鳞比”，正式形成“蜀学”，史书有“蜀学比于齐鲁”之称。汉武帝大为赞赏，遂“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加速了儒学向基层的传播。汉代“蜀学”初盛，而以经学、小学、文学见长。“汉赋四家”蜀据其三，相如、王褒、扬雄皆其名家。蜀中易学、天学、训诂学均居全国首位，初步奠定“蜀儒文章冠天下”、“易学在蜀”、“天数在蜀”、“小学在蜀”的基础，至东汉未泯。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是巴蜀文献的持续发展期。魏蜀吴天下三分，既而南北对峙，但巴蜀学术文化仍在持续进步，涌现出博综经史的谯周、精于《易》学的蜀才和卫元嵩及史学宗匠陈寿、常璩。隋唐时，蜀中持续安定和物资富庶，引得天下诗人、书画名家以及缁流仙侣纷纷入蜀，诗文、艺术、佛教、道教及印刷术飞跃发展。陈子昂、李白之豪放雄奇，唐求、薛涛之一隐一艳，都是唐诗中的奇葩。李鼎祚辑录汉至六朝35家《易》说而成《周易集解》，赵蕤《长短经》融通三教、涵纳百家。道士王玄览、高僧马祖道一、宗密，著书说法，大畅宗风。晚唐、五代巴蜀图书出版成就卓著，毋昭裔倡刻《石室十三经》，碑越千数，堪称“石经”之最，儒家“十三经”因而定型。墨客骚人吟诗作赋，推动“词”体成熟，赵崇祚在成都汇刊了第一部词集《花间集》。

　　两宋时巴蜀文献达于极盛期。由于唐五代的积淀，蜀学在宋代进入第二次高潮。巴蜀雕版印刷最为发达，杨慎说：“宋世书传，蜀本最善。”13万版的“开宝大藏经”即在成都刻成。巴蜀藏书家如成都经史阁、阆州蒲氏清风楼、眉山孙氏书楼、蒲江鹤山书院等，动辄藏书万卷至十万卷。“古文运动”的“八大家”有三家为蜀人（苏洵、苏轼、苏辙）。陈抟、龙昌期、苏洵、苏轼、房审权、张栻、李心传、魏了翁等各撰《易》著，程颐有“《易》学在蜀”之赞。“三苏”史论、苏辙《古史》、范祖禹《唐鉴》、王称《东都事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朝野杂记》、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为宋代史学之干城，刘咸炘有“史学莫隆于蜀”的定评。“三苏”代表的“蜀学”、二程的“理学”及王安石的“新学”共同构成北宋学术三大主流。

　　医药界的“川药”、“蜀医”亦有天下居首之势。唐代昝殷《经效产宝》是人类第一部妇产学专著；严龟《食法》、昝殷《食医心鉴》是最早的食医著作；梅彪《百药尔雅》例解中药性释味；定居蜀中的波斯人李珣撰《海药本草》首次介绍海外药物；韩保升《蜀本草》首创给药物绘图法；陈士良《食性本草》专记食疗药物。至宋，唐慎微撰《证类本草》，第一次将药物学与方剂学结合；峨眉女医发明了人工接种流痘预防天花技术。科技上，王灼的《糖霜谱》是世界上第一部讲述甘蔗制糖工艺的专著；秦九韶《数书九章》中的代数运算法领先世界500年。

　　元明及清初巴蜀文献进入相对低迷期。受宋蒙（元）长期战争破坏，知名的蜀学人物大多流寓外地，元代蜀学因而一蹶不振。至明代，巴蜀文献虽至800余种，但较之汉唐宋已是风光不再。明初，除苏伯衡、杨基、徐贲等人稍有事迹可陈外，在当时具有影响的学派中，蜀人身影甚微。明正德时，新都人杨廷和为宰相、其子杨慎高中状元，才有所改观。蜀人熊过、任瀚跻身“嘉靖八才子”，“西蜀四大家”杨慎、赵贞吉、熊过、任瀚驰声学林。可惜，不久的“大礼议”使蜀学严重受挫。幸而杨慎撰书400余种，号称明代著述第一；来知德《周易集注》以“错综”方法振起《易》学于微绝；末年又有唐甄《潜书》，斥责专制，章太炎誉为“上继孟荀、下启黄宗羲”。

　　明末清初，四川连年战乱，学术荒芜。康熙时在文翁石室遗址上重建锦江书院，蜀学稍有复苏。清初有巴蜀文献700余种，具有全国影响者则有彭（端淑）张（问陶）、费氏（经虞、密、锡璜、锡琮）、李氏（化楠、调元、鼎元）等。李调元辑刻《函海》实为巴蜀文献整理之冠。

　　晚清至近代是巴蜀文献大放异彩的时代。光绪初，四川学政张之洞创办尊经书院，以“绍先哲，起蜀学”为宗旨，以纪（昀）、阮（元）“两文达之学”相号召；其后王闿运自湘入蜀，又以经学、辞章相勖勉，晚清蜀学进入第三个高度发达期。巴蜀学人如杨锐、刘光第、骆成骧、廖平、宋育仁、吴之英、张森楷等人沿着张之洞启示的“自小学而经学、而史学、而辞章、而经济”的道路，在考据、义理、辞章、政事诸方面，皆焕然成章。近代“蜀学”顺应“以复古求解放”的潮流，宣扬“托古改制”，严格区分“今古文”，在前人所复“许郑之学”上，成功复至西汉“今古文学”，进而脱却一切师法、家法，回溯到先秦的“子学”、“古史”，实现学术研究的彻底解放。巴蜀文献至清代猛增至3000余种，乃为蜀学复兴之重要标志。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巴蜀全书”首席专家、四川大学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09月15日第2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