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史革命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影响
——《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第六章
第六章 新经济史革命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影响[1]
新经济史革命产生了两个学派，一个是以福格尔为代表的计量学派，另一个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这两个学派对中国的影响不一样。计量学派的影响相对较小，而新制度学派的影响相对较大。学者们之所以乐于追逐新制度学派，在于新经济史研究传入中国时，正值中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这种转轨告知了学者们，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工具，研究中国经济史，易得到学界认可。计量学派对数据的重视态度引起了中国经济史学者的关注，其定量研究方法也影响了他们。
第一节 中国经济史研究传统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卷帙浩繁的典籍，其中不但蕴藏了丰富的经济史资料，而且包含了系统的经济史记述。不过，从经济史学科的发展看，最值得注意的是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和《十通》中的“食货门（考）”。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中就有关于经济史的专篇——《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平准书》记述了汉朝建立至汉武帝以前的财政演变，《货殖列传》记述了春秋战国以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工商业家的活动和各个经济区域的特点及其相互联系等。班固的《汉书》在《史记·平准书》的基础上创立了《食货志》。其篇名取义于《尚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班固的解释是：“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中国古代还没有形成近代“经济”的概念，以“食”和“货”分别代表社会的生产和流通，“食货”相连，即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经济”的概念。从《汉书·食货志》开始，中国古代开启了经济史记述之传统。它们是研究中国经济史最基本的材料。中国古代虽然有着丰富的经济思想，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立的经济学理论，因此这期间的经济史记述还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经济史。
西方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在中国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启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从这次论战的内容看，它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史论战。同时，它也导致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社会经济史”传统的形成。在中国经济史第一次高潮中，活跃在经济史坛的主要有三股力量，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二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与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三是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以及与其有所联系的一批学者。中国传统经济史研究的临产之时正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因此，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受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影响下，郭沫若从1928年至1929年先后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一系列论文，并于1930年汇集出版，题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最初尝试。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差不多同时，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展开了一场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支持郭沫若肯定中国经过奴隶制阶段的观点。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以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却与郭沫若有不同的意见。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二书中，认为商代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商代已经进入奴隶社会。食货派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之后形成的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为研究旨趣的学术团体。代表学者是陶希圣，他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是经济史研究的阵地。《食货》半月刊于1934年12月创刊，至1937年7月停刊。陶希圣在《食货》创刊号中表明这个刊物的目的：“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比互相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2]据陶氏本人的统计，它在刊出的两年半中发表了包括150多位作者的345篇文章[3]。《食货》是中国第一个经济史的期刊。它的影响相当大，印行量一度达到4000份。它在日本拥有相当一部分订户和读者；《食货》学会中还有日本的学者。总之，《食货》半月刊在组织和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其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不同风格的流派，就其方法论而言，有偏重于历史学的，有偏重于社会学的，也有偏重于经济学的。但不管哪一个流派，都不是只就经济而论经济，而是十分注意经济与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有机联系，因此，它们都没有脱离社会经济史的轨道。傅衣凌重视对民间文书、碑刻、乡规民俗等的搜集和使用，把对地方社会的细部研究与整体研究结合起来。傅先生开创了他和他的弟子们共同称之为“社会经济史” 的流派。如今，厦门大学的经济史研究期刊还留有这个流派的特点，该刊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另一位先生梁方仲在开创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同样功不可没。梁方仲早在1934年便开始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术生涯。该年5月，他与吴晗，汤象龙等人在北平成立“史学研究会”，并在天津《益世报》、南京《中央日报》开辟《史学》副刊园地，编辑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不久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梁方仲是《史学》副刊和《集刊》的积极撰稿人，并一度任《集刊》主编。他组织和发表了一批较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史学术论文，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梁方仲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特别致力于明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如今的中山大学还铭记梁先生的教诲[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些学者比较重视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有人称之为经济学的经济史。代表学者为吴承明。他擅长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但他同时也很推崇并吸取傅衣凌的研究成果，并在晚近的研究中十分重视对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综合考察。因此，经济所学者所从事的也是社会经济史研究。该所创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原来打算命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只是由于厦门大学先前创办的同类刊物已经用了此名，才改用现在名称[5]。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是中国传统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二节 对新经济史革命及其方法论的相关评述
新经济史革命发轫于美国，之后广布世界。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新经济史研究方法也传入中国。一批学者相继发表评述文章，比如何顺果发表了《从“苦难时代”一书看美国“历史计量学派”》（《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期），何培忠摘译了芝井敬思的《现代历史学与数量方法》（《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陈春声发表了《统计分析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学术研究》，1985年第3期），彭泽益发表了《中国经济史计量研究的基础》（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史论文集》）等。对这种新方法，有的持欢迎态度，有的则比较审慎。持欢迎的学者对新经济史给予了较高评价，持审慎态度的学者则强调“史无定法”，主张切莫局限于某一单一方法。比如刘佛丁说：“这种新方法的运用，开辟了许多过去无法进行研究的新学术领域，并可以检验以往历史研究中那些未经计量的定性判断，使那些符合或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得到证实，而把那些错误的结论加以纠正，提出科学的新见解。”[6]张宇燕认为：“福格尔的整个推理过程——即假定、模型和对原始统计数据的修正——毫无例外地均可被检验，也恰是从这一意义上看，福格尔作为一位经济史学家，至少在我看来，其成就与其说是以某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为历史赋予了新的意义，倒不如说是为我们思考历史、评价社会进程提供了一种思路或方法。”[7]持审慎态度的学者较多，以陈振汉、吴承明为代表。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史学者虽然认可新经济史研究方法，但不主张把其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中国的经济史学者认为，经济史研究需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需要把经济学理论尝试着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去，但不能把经济史研究变成经济学理论的推导和经济学模式的演绎。经济史学科应该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应该立足于史学。经济史要凭材料说话，经济史资料的收集整理是第一位的工作。
一、陈振汉：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是失败的
在《西方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一文中，陈振汉对福格尔和计量学派的方法进行了评述。他批判了福格尔的“反事实度量法”，指出“反事实度量法”只是根据一些简单理论假设的逻辑推理，不是研究历史的方法。福格尔正因为只是根据经济学理论而不是从历史实际出发来研究铁路问题，所以福格尔的考虑是不周全的。在他看来，“铁路的间接经济作用要比直接作用（国民产值的增加）重要得多和复杂得多，不能用简单的新古典经济学概念来予以分析”[8]。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和概念来分析和描述奴隶制经济并且把当时种植场棉花生产的赢利完全归功于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归功于奴隶主和奴隶双方的优越资本主义本质。陈振汉认为这是完全按照经济学理论的要求，把原始历史资料割裂开来加工处理之后再行利用，并且忽略了社会伦理道德等多种因素，该书是一部完全脱离了原来社会历史面目的历史学。因此，陈振汉认为，以福格尔为代表的计量学派在60-70年代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方法研究经济史是失败的。借助于为《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译本写序，陈振汉表明了自己对历史计量学派方法的总体态度：“在史学观点和方法上，历史计量学派的主要特点是：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对不同社会历史上的经济成败及其缘由作数量的分析研究。他们认为经济史研究不止是搜集、考订、分析史料和叙述史实，更重要的是要能解释史实，说明其中彼此的相互关系。” [9]
对于《西方世界的兴起》，陈振汉一方面肯定了诺思说明西方世界兴起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分析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特色。他认为，诺思和托马斯“他们只是就历史事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明显相互关系立论，而不是要探索历史发展动力或事物之间的前后因果决定性关系。”[10]对于《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他也同样认为这是分析经济史的框架。也就是说，诺思的这两本著作本身都不是历史，而是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史学理论。“它们的特点是把传统经济史家根据经济学理论而建立的经济内外部因素的界限拆除，把有些如同所有权、国家组织和意识形态等过去属于法学、政治学或文化社会学领域的问题，一律纳入经济史学的范围，用经济学理论，即便不是新古典派理论，也是根据理性选择、交易成本等基本经济原则推导而得的经济学理论，而不是法学或政治学理论来作解释，所以两书只能说是经济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的经济史理论。诺思1981年的书甚至可以说是一套新经济史观，一套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历史的历史理论。”[11]
在评述了新经济史革命及其方法论之后，陈振汉提出了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看法。在《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的发达和落后及其原因》（1987）小引中，陈振汉强调“经济史是经济科学的一个分支，但它是跨学科的，是介于历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学科，可以说它的本质或主体是历史。经济史所担负的科学任务主要是一种历史学的任务，它自然同时是一门历史科学。史学不同于理论学科，它要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说明事物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规律），也可以是一种彼此间的相互关系，互为因果关系。经济史要称得起是科学，那就不只是描述具体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要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事实，要解释其中的关系，从而使人们获得经验教训。”[12]在明确了经济史学的任务之后，他提出：经济史的研究不能述而不作，不能没有自己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不能没有史论；经济史的研究要有数量概念；要有比较研究[13]。他在《西方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我们的经济史研究是历史学研究；我们应与社会史学家密切合作；可以运用数量分析的采用数量分析，但不是唯有数量分析。
对数量分析，陈振汉一方面强调，一方面也指出辩证看待的重要性。他指出“经济史不同于政治史、思想史和历史人物传记。要说明经济上的演变发展，必须有一个数量的概念。没有一个数量的概念，所作的判断就很可能是不确切的。”[14]但过分强调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的应用，会让研究者忽视经济史研究中的“历史研究”成分，因此陈振汉在《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中表露了对数量分析的辩证态度。在《西方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一文中谈到数量分析和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时，他认为经济史的研究目的，是用历史事实，特别是政教文物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社会风俗和日常生活习惯等方面变化的史实来看是否对生产技术和国民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因此在这些历史因素中，有的显然无法彼此区别，因而对之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数量分析；有的在很长时期里停滞不前，它们的社会经济影响但凭经济观察就能了然无遗，无需什么数量分析。总之他强调了经济事件只能在某种社会环境中发生，所以数量分析不能背离时代历史进行。他还重视经济史学中的比较研究，认为“不经过比较，概念就不容易明确，论断就不容易符合实际。比较包括同一地区不同时间的比较和同一时间不同空间（不同国家、地区）的比较。只有通过比较研究，对问题的认识才能够准确中肯。”[15]
总体来说，陈振汉是不太赞成新经济史研究方法的，他认为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是失败的。由于过多地专注于经济因素，忽略了其它因素，新经济史学家得出的结论也很难说正确。陈振汉认为，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以借鉴新经济史研究的定量方法，但一定要有辨证的认识。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应该以历史方法为主。
二、吴承明：新经济史方法论的良窳
20世纪80-90年代，吴承明在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上有很多研究。吴承明赞扬严中平重倡“四新”之举[16]。他认为研究经济史应根据不同对象和史料条件，采取不同方法；方法论有新老学派之分，但没有高下、优劣之别。他主张：文献学、考据学、历史唯心主义、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地区经济和周期论、社会学以及系统论等都是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对于计量学派中所运用的“反事实度量法”，他认为福格尔在发表《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后之所以批评踵至，在于“铁路的社会文化效益不能进入其所设模型”。同样，从《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一书得出结论：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农业的效益高于北方自由劳动者的农业，经济增长率也高于北方，也缘于“自由平等人权价值不能进入史学家的模型”。如果这些因素不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那么，“何足以言历史?”[17]
吴承明认为，诺思的经济史理论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短期经济现象，把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制度安排都视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外生变量，不予考虑；这是非历史的。诺思改变这种观点，把它们都纳入经济史研究范围，完全正确。他提出以制度安排为核心，研究各时期的结构变革和经济组织的有效性，并审定其实际绩效，这是经济史方法论上的一大启发，但在应用上不可胶柱。在诺思的具体经济史、特别是古代史的著述中，经常可见人口和移民、战争、技术以至黑死病等非制度因素的重大作用，而他的著作也命名为“结构与变革”而非“制度与变革”。再则，制度变革，如希克斯《经济史理论》所说，常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在国家理论上，吴承明以为不宜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作为利益交易关系，这只能解释部分经济现象。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诺思的观点就更加狭隘。总之，吴承明认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制度变迁等概念可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但应注意具体的研究对象与资料。
吴承明认为经济史研究必须有历史学的修养和经济学的基础。对于经济学，他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18]“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19]吴承明提出经济史研究不能只讲“纯经济的”现象，应该有整体视野，比如他认为经济史学家应有历史学修养，应能从自然条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诸方面，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研究经济发展与演变。因此，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有价值。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他从六个方面对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梳理。一、进一步肯定了实证方法的基本性。他说：“实证主义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20]尽管“对历史的认识有相对性（卡尔）、时代性（克罗齐）、思想主观性（柯林武德）”，但探求历史真实、对认识不清楚的实践不断重新认识还是经济史研究的第一要务。对历史模式论、逻辑实证主义、决定论和目的论的研究法，他均不赞同。二、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学理论只是一种方法，经济史是源、经济学是流。“经济史研究的东西，包括体制、制度、社会结构、文化思想以致习俗惯例，远比经济学广泛，而且是活生生的。”[21] 经济史为经济学提供材料，拓宽视野。三、关于结构主义和整体史观。他认为，整体史观是必要的，但对中国的经济史研究来说，“分工合作，先专后宏”才是入手的办法。布罗代尔的结构主义也可资借鉴。三个层次中，布罗代尔本人注重长时段的结构史，中时段的动态史。而吴承明认为，事件史对于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也作用很大。而且，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以史带论”或者“论从史出”的叙述笔法很高明。四、关于经济计量学方法。他主张：“凡能计量者，应尽可能做定量分析。盖定性分析只给人以概念，要结合定量分析才具体化，并改正概念的偏差。”[22]。然而，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明中叶以前不适用计量，因为古代文献不准确、记载不连续。此后可以用，但资料必须可靠。而且，要注意：不同时代的度量衡可能不同，数据资料不能直接运用。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述略》，就是使用了系统论述与计量分析结合的方法。另外，经济计量学方法不适于研究生产关系，因为其只见量变不见质变，可用于检验定性分析，但不宜建立新理论。经济史研究不能单凭计量学方法做出结论。五、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他认为：“历史是复杂的、多元的和多因素的，不能把制度安排作为唯一的原因。”六、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社会和文化属于经济史研究中的非经济因素，但若要对经济发展路径有很好的理解，这两个方面应纳入研究视域。吴承明认为经济发展——制度变迁——社会变迁，在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文化思想的制衡。
总之，吴承明对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有着深刻的理解，指出了这种方法的优缺点。在他看来，计量方法、制度分析等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都不是万能的，都有一定局限性。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要多层次、多角度、多方法。
第三节 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方法
对于计量方法如何具体运用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上，中国经济史学界有两种倾向性意见：一种意见强调尽量使用。比如张仲礼认为：“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在计量方面应比一般的史学有更高的要求，能用数量统计的应尽量用数量统计，以显示事物量的变化过程，能定量的尽可能作定量分析，以确定事物变化发展的程度。只有建立在大量扎实的资料工作基础上的研究工作才是真正扎实的。经得住考验的研究工作，其成果也必定是坚实可靠的。”[23]另一种意见则强调“谨慎”。比如，唐传泗对有关近代经济史的数据资料的搜集、考察、审定和加工整理等提出了具体意见，认为数据错误比文字错误“往往更不易为人们所察觉”，因而工作上必须精细小心，强调搞计量研究应先要打好数据资料基础工作[24]。章有义也从农业史计量研究角度提出了类似的告诫。他说：“计量材料的缺乏给我们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但绝不能采取‘饥不择食’的态度，而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对已有的不准确的材料，逐一进行细致的审订和校正，变无用为有用。计量分析对于历史尤其经济史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必须有比较切实的数量可据。”[25]台湾也有学者阐述了计量方法应用在经济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事项。在此，选取彭泽益和杨聨升的文章为代表来进行说明。
一、彭泽益：中国经济史计量研究中的数据问题
彭泽益认为经济史计量研究很重要[26]。经济史“研究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等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因而不能忽视数量关系和数量分析。”[27]然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现状总的来说是不大注意数量概念，缺少定量分析。经济史文章，一般是定性论述和论断比较多，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得不够。实际上，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有很多数量统计资料。这些可以为数量分析提供方便。梁方仲先生编着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就为经济史计量研究作出了贡献。20世纪50年代，在严中平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纂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同样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此外，汤象龙编著的《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也深具功力。然而，这些资料对于严格的数量研究还不够。有些资料“不是地区不全，就是年份项目不齐，或者是计量单位不统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28]。
在严格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统计资料后，彭泽益提出了几个在应用中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要注意区别虚数和实数。所谓虚数就是指一种象征性地而非确定地使用的数据。这在古代文献中很多。清代学者汪中在所著《述学》中有一篇《释三九》的文章，就讲到“三”和“九”在古代文献中多是虚数[29]。彭泽益举了两个例子。其一，广州十三行的名称由来。过去国外学者有一种意见，认为它代表着行商的数目是“十三家”。然而，通过考证发现，从康熙到鸦片战争之前，行商数量只是在个别年份才是“十三”，其余都不是“十三家”。这说明“十三”并不是一个实数。其二，明清时期松江土布上市量问题。有的文章估计嘉庆时期约为二千五百万匹到三千万匹，明后期大约也有两千万匹左右。经过合理推断，彭泽益认为这个数据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显然是一个虚数。另外，还要注意，即使是实数，还要考察这个实数的可靠性如何，因为在政治利益的驱使下，人口和土地数量的数据很可能都不实。
第二，要准确地弄清历史上的经济计量单位。中国历史上很注重度量衡的统一问题，但由于利益集团的利益和老百姓的习惯等问题，中国历史上的计量单位混乱的现实也是较为普遍的。这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显然不利。彭泽益对各地区农工商各业曾经使用的各种特定的计量单位进行了说明，比如盐引、盐票；茶引、蓖、圆、筒、件；篓；墨；块、合以及亩、晌、绳等。通过比较，他发现，虽然有时单位相同，但所包含的意义不同。比如，关外东北田土不计亩而以晌计，一晌有等于六亩，也有等于十亩的，各地不一。彭泽益得出的结论就是计量单位很复杂，研究时一定要审慎。
第三，要精心考订名称相同的计量单位，并注意可比性。在历史资料的记载中，有很多相同的计量单位。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能按字面理解。这是因为同样名称的量词在不同时间和地区可能代表不同的数量。他举了亩的例子。明清以来，由于步尺参差，所以，亩有大小之分。各地州县向上级汇报工作时，可能采用大亩，而在下面征收赋役时，则按照小亩来计算。另外，他还强调数据的可比性，即数据在计算范围和计算方法上的可比性。
第四，估计要有可靠的基本数据。科学的估计推算是统计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统计并不排斥估计。但是，估计必须要有可靠的基本数据，不能拿“合理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同时也不能用后期或当代经济生活中的某种比例关系来代替历史实际。
总之，彭泽益认为计量方法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很有裨益，但是一定要注意它的复杂性。他说：“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尽量避免把中国经济史的计量研究流于数据游戏，那不仅不会有多少科学价值，而且无补于揭示历史的实际。”[30]
二、杨聨升：计量研究中的数据问题
杨聨升认为中国史料中数据很多，这是个好事，然而，文献中数词和量词的一些用法也增加了处理数据的难度。对于经济史研究者，一定要加以小心。有四点值得注意[31]。
第一，要留心查出印刷及书写上的错误。汉字的一、二、三等非常容易被弄混淆，因为它们仅仅相差一横。四的古体字写成四横，也增加了混淆程度。七和十也很容易被弄错。因为，在古文中，七和十的书写都是一横一竖，只不过十的那一竖来得长一些，因此，需要多加注意。另外，千和十也只有一撇之差，这也是容易犯错之所在。量词的印刷错误中，最重要的是“升”误为“斗”或“斗”误为“升”（升、斗是容量单位，一斗等于十升）。从敦煌发现的中世手稿中，可知这两个字的行书写法非常相似，使得读者极容易把它们搞混。抄写的错误可能是历史学家本身从文件中抄录数据时不够小心而犯下的。这种例子有[32]。实际上，不仅是传统的史料文献中有此错误，就是在近代学者的权威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谬误。
第二，要留心区分虚数和实数。杨聨升指出，象征性地而非科学地使用的数据是虚数，因此，不应从字面上的意思来了解。例如“千金”这个措辞，通常仅用来指一大笔财富，而不一定要指一千个单位的黄金或白银。相反地，某些看来像是虚数的数据实际上却是实数。以“半”为例。根据《后汉书·职官志》，东汉时代官员的薪水一半是以现金，另一半是以谷物支付的（半钱半谷）。书中记载了九个不同等级的官员应得的现金与谷物的数量。九个等级中就有四个是不折不扣的一半一半。可见，在这个文献里，“半”为实数。另一个例子是“太半”（或“大半”，字面上的意思是较大的一半）和“少半”（或“小半”，字面的意思是较小的一半）这种措辞的使用，在一般近代文献中都用来表示比一半大或比一半小。可是汉代或者汉代以前，它们是用来表示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
第三，要注意史料中实数的可靠性程度有所不同。只有对其背景做过仔细的检查，才能确定它的可靠性有多少。人口数据与耕地的数据可能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大多数情况都是土地数量以多报少，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可能无法对那些豪强所拥有的土地加以登记的缘故。有少数的例子是地方官出于好意，而将数据少报——其目的是想要对一般百姓有所帮助。比如明代中叶时，通过土地调查，发现许多人拥有的土地比他们所登记的要多。地方官为了怕中央政府起意增加原本已经相当沉重的赋税，因此将标准亩折换成各种较大的亩，这样可以在报告中把他们的上司蒙骗过去。在人口数量上以少报多，这主要因为地方官员乐于伪造数据来取悦好大喜功的皇帝。
第四，要注意度量衡的问题。同样的量词在不同的时、地，可能也代表不同的数量。官方的度量衡标准在整个中国史中逐渐增高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有些时候甚至旧单位与新单位也同时使用。比如说，隋唐时代就有大尺与小尺、大斗与小斗、大两与小两之分。这三组各自的比率分别是一比一点二、一比三、一比三。在官方的标准之外，不同的地方性度量衡也曾在不同的地方，甚至相同的地方使用。近代对江苏省无锡县二十二个村落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至少有一百七十三种大小不同的亩制为人使用，从一亩等于二点六八三公亩到八点九五七公亩不等（标准亩为六又三分之二公亩）。这或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在同一个地方同时使用好几种度量衡则为常见之事。中国政府始终想在名义上把度量衡标准化，但从来就没有得到太大的成功。很显然，既得利益者从这些不同的计量单位中获取了好处。这种歧异性可能一部分是由于同一个大单位并不能等于同样数目的小单位这种事实产生的。比如说，清朝时候，土地丈量用的标准“弓”（或“步”，等于五尺），根据1751年（乾隆十六年）皇帝所批准的一个奏折，当时使用着好几种不同的“弓”，从等于三点二尺到七点五尺不等。官方每亩二百四十弓或步（平方步）的标准也难得被遵守。
总之，运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要时刻注意数据问题。否则，无论计量模型多么完美，也说明不了实际现象。
第四节 新经济史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实践影响
一、计量学派的实践影响
吴承明精通计量方法，重视运用计量方法作实证分析，并始终贯彻于经济史研究之中。他对近代中国工、农、交、商等各部门的收入、各类资本在不同时期的增长、国内市场的变化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分析，这些分析使人们对近代中国经济史上主要数量关系有了较为清晰而深入的了解。他在广泛考证了各种资料后指出，粮食、茶叶、蚕茧、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1840-1894年间年均增长率不足13％，但比起鸦片战争前已大大加速，1895-192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6％，1920-1936年间约为18％，他又用海关的土产埠际贸易统计和历年厘金收入、常关税等还原法估算1870、1890、1908、1920、1936年五个基期市场商品总值（包括进口货）分别约为104、117、230、661、1202亿两（规元），五个基期之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0％、114％、628％、289％[33]。这些数据使人们对中国国内市场不断扩大的状况有了大致清楚的了解。总之，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他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产值、市场商品量等估计的专题论文，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水平，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价，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
李伯重在经济史研究中，既强调理论的应用，也注重利用史料中的数据进行实证和量化研究。他于1978年开始致力于唐代江南农业的研究，并有专著问世[34]。1982年起，他专注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整体性考察，并逐渐将着眼点放在农业研究上，共发表论文和研究报告近20篇，并于1998年发表《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620-1850》（The Macmillan Press，Ltd.（England） & St. Martin’s Press， Inc. （USA）， 1998）。他对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率计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计算中国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能运用现代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的概念，在现代工业中，劳动生产率是按劳动日或小时计算，中国的传统农业则应该按年计算；现代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是以人为单位，而中国传统农业的计算应以家庭为单位；现代工业中劳动生产率所计算的是某一单一工种，而计算传统农业则须综合考虑大田和工副业多种劳动。根据这个看法，他运用史料中的数据对江南传统农业的大田劳动生产率进行了计算。除此之外，他还运用丰富的史料对江南早期的工业发展、人口统计学上的变化等进行了量化研究[35]。
萧国亮于1980年根据秦代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数据，对秦朝覆灭的原因给予了别样的解读[36]，于1983年借助于史料中的数据资料，对沙船业的年利润率和沙船主的剩余价值进行了量化研究[37]。除此之外，还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方法对松江府土布的产量和商品量进行了估计[38]。他根据“棉花的年产量必然制约着土布的年产量，而土布的年产量又必然制约着土布的商品量”之原理，从棉花产量入手，测算土布的生产量和商品量。并且还运用经济学原理对此进行了比较检验，发现结果可靠。萧国亮不仅在研究中应用计量方法，而且也阐述了对计量方法的看法。他认为，定量研究方法是极其有用的，在进行数量描述、计量相互关系、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上都很有用。在进行数量描述时，他强调三点：（1）要注意区别实数和虚数；（2）要准确地弄清历史上的计量单位；（3）估计要有可靠的基本数据[39]。
刘佛丁和王玉茹运用新方法，对中国近代的经济增长和周期性波动、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动、收入分配、消费和积累等进行了定量研究，意在阐明近代中国百余年间生产力的变化。该著作根据经济学理论得出了一些新结论：第一，依据大量经济变动的数据资料，首次判定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约周期为25年左右的中长期波动。第二，重新估算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一些代表性年份（主要为中长期波动的转折点）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从而计算出各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第三，对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各种所有制的比例关系、市场组织和交易成本、国民收入分配、消费结构、储蓄和投资的变动趋势进行了宏观的统计分析[40]。在研究的同时，刘佛丁还强调“呼唤新的理论和方法固然需要，但不能止于介绍和引进，更应着力于应用，以求有所发现。”[41]王玉茹也认为，理论是科学研究的灵魂方法，是科学研究得以实现的手段[42]。
陈争平认为，“计量方法是史学现代化的有力工具。它可以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电脑技术来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数量关系。它要求定性分析要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它可以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以尽量避免随意性定性判断，它还可以揭示多种变量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经济事物发展变化趋势，可以使人们对许多历史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特别是对于经济史领域深入进行历史连续性研究有重要作用。”[43]他还通过对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的研究，认为外国资本对旧中国国际收支状况影响极大[44]。
陈春声通过研究发现，乾隆年间广州府米价的季节性变动要小于20世纪30年代广州市米价的变动，但根据多种因素分析，不能得出18世纪广州米市场的供给要比20世纪更为有效[45]。赵凌云运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资本、劳动、技术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分析，主要针对中国现代经济史[46]。
除了中国大陆，台湾也有一些学者采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方法来研究经济史。如全汉升和王业键对粮价和市场之间关系的研究。全汉升是最早研究清代粮价的学者，其论点一直指导着后人的研究。全汉升和克劳斯（A.Kraus）考察了1713—1719年苏州米价的季节变化，发现其变动幅度竟比1913—1919年上海米价的季节变动还小。粮价平稳的原因主要在于米粮的长距离贩运[47]。王业键[48]在1984年从若干城市（代表几个大区）粮价的长期趋势研究中，看出全国性的同步化，从而对流行的封建割据论和施坚雅（G.W.Skinner）的大区孤立性（autarkic）理论提出挑战[49]。随后，王业键以1738—1789年苏州、杭州、广州、汉阳、淮安（代表华北）米价的变动为依据，发现存在相当大程度的同步性或连动性。任何两地的相关系数均为正数，多数在0.6或以上；尤其苏州与各地的相关最为显著，反映了它在米市场上的中心地位[50]。接着，王业键又选择了15个城市（代表15个省）1738—1740年的米价进行研究。他发现由于运输改进、市场扩大和人口密度变迁，地区间米的价格差缩小了。他的结论是：在17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市场的整合程度要高于欧洲，但是，到18世纪中叶，欧洲经济的一体化已超过中国了[51]。
目前中国的经济史学界也有一些年轻学者致力于计量研究[52]。这对于丰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对于检验一些传统结论，对于历史研究的精确化，都大有裨益。目前，致力于方法学习者众，而钻到故纸堆里挖掘和整理数据者少。一则可能是古文功底所限；另一则可能在于数据挖掘的工作太过辛苦。这或许也是计量学派在中国影响力有限的原因。
然而，这并不是说计量学派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没有前途。中国有2000多年未曾中断，而且丰富多样的历史记录。正统的二十五史中都有专业记载赋税、田亩、人口以及其它经济情况的《食货志》，这些《食货志》中包括大量数据资料。在众多的地方志中，数据资料也很丰富。这些为计量研究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只要运用合理的理论框架，采用科学的计量分析方法，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计量方法还大有可为。
二、新制度学派的实践影响
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中国学术界渴望新理论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一定进展，思想上也进一步解放。这为新制度学派进入中国创造了条件。新制度学派是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进入中国的。1987年，威廉姆森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讲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引起了很大反响。1987年诺思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在中国翻译出版，诺思的名字开始被学术界所知晓。1988年，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发展与改革》杂志上。1990年，科斯的《企业、市场与法律》中译本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1年诺思的《经济史结构与变迁》中译本由两家出版社出版，并引起了学术界高度重视。1993年他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译本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一年，诺思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他的名字在中国学界变得“家喻户晓”。新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也引起了经济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学派的影响，中国学界出现了一批介绍性的文章和著作。比如，张军的《现代产权经济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把精力从介绍转向评论和批评，再到应用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进行分析。在这些学者的著述中，也包含了越来越多的独创性。比如，林毅夫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53]，汪新波的“对企业性质的重新思考”等。同时，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工具的专著，比如盛洪的《分工与交易》和张宇燕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到了9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几乎成为研究的时尚。1992年，《经济研究》召开了以制度经济学为主题的研讨会；1990-1994年，上海三联书店举办的年度经济学研讨会也主要以制度经济学为主题。1993年成立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公开宣称，它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背景，并着手进行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1995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称以研究过渡经济学为己任。他们中的许多学者，比如周其仁，姚洋等都对中国农地的制度变迁进行了深刻的研究。
制度变迁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流行，一方面在于中国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的丰厚的制度资源。中国经济在建国后走了一些弯路。直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其次是农业制度上的变化，促使中国经济从崩溃的边缘回转，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出现了持续增长。在这样的情境下，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自然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和接受。学者们乐于运用制度变迁理论解读中国经济出现的新变化。另外，随着中国体制改革的深入，一些问题不断地暴露出来，更艰难的改革任务也被提了出来。在这种局面下，改革迫切需要有针对性的、具体的制度变革理论作为指导。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迎合了这一需求。另外，中国是一个“制度”大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造就了太多的关乎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资源，也有诸多制度变迁教训。如何通过汲取历史经验提高中国经济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能力，也需要运用制度变迁理论重新解读历史。总之，诸多原因造成了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学派在中国学界的流行。
林毅夫认为，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型国家。因此，分析中国问题时应把技术和制度当作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来研究。《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实际上是林毅夫的一个论文集，包含10篇文章。其中《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运用博弈论解释了劳动积极性下降，农业生产率滑坡的原因：主要是农民失去了退社自由；《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从经验、科学和技术发明之间的关系入手，指出中国在古代之所以科学技术发达，在于那时候的发明主要源自工匠和农夫的经验，而在现代社会，发明主要依赖于科学知识，然而，由于采用科举制度使得中国科学革命不能发生，欧洲恰恰相反，因此，近代以来，经济发展走到了前边[5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林毅夫、蔡昉、李周）讨论的是有关经济发展、国家兴衰的重大论题。该书再现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的历史和现实。林毅夫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传统体制，是由于选择和实行这一战略的要求而内生地决定的[55]。《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一书是一部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农业和经济发展中的制度与技术问题的专著。林毅夫认为，农村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农民能自主经营，赋予农民使用经营权能激励他们创业[56]。
杜询诚在十年史料收集的基础上，运用制度变迁理论解读了中外近代的金融制度变迁史。他声明自己所用的方法就是最新的经济学理论。杜询诚认为，“过分追求资料细微末节的齐全，过分追求琐碎的资料考订，则无疑会遮掩理论演绎的光辉，甚至丢掉理论思维的灵魂。”[57]在这种研究思路下，他解读了中国金融制度的诱致性变迁、西方国家金融制度的诱致性变迁、意识形态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中国近代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西方国家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意识形态对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作用，然后又分析了金融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以诱致性变迁为基础的强制性变迁和不以诱致性变迁为基础的强制性变迁等。对比分析后，他引入“政治性周期”概念来解释中外金融制度变迁路径的差异。他的结论是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是政治性周期、世界市场经济周期和本国经济因素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58]。
周其仁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农村改革进行了研究。他解读了中国农地的所有权变迁过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改革，一方面是国家集中控制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弱化，另一方面是农村社区和农民私有所有权的成长和发展。新产权制度的形成不是国家主动赋予的，而是农户、各类新兴产权代理人以及农村社区精英广泛参与的结果，是国家和这些博弈群体讨价还价并达成互利交易的结果[59]。
盛洪致力于制度的结构、起源与变迁的研究。他的专著《分工与交易》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尝试之一。在一般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工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及问题，指出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和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经济制度决定的商品和要素交易的单位费用过高，导致经济主体宁愿选择非专业化的生产方式[60]。另外，他还主编了新制度经济学经典论文集《现代制度经济学》[61]。
此外，还有张宇燕对经济发展和制度改革的讨论[62]。樊纲对中国渐进改革的分析[63]。姚洋对中国农地制度的研究[64]。
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学派对中国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运用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前景也是非常令人乐观的。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较快，未来中国还可能有30年或更长的增长空间。长期的经济增长一定会使我们愿意面对过去、了解过去，了解制度演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是一个喜欢历史的民族，历史的思维方式渗透在每一个华夏子民的血液里。因此，与计量学派一样，新制度学派也大有可为。
第五节 关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新经济史革命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影响，同时新经济史研究方法又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论中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史学者对中国的经济史研究有着比较成熟的看法。兹举二例。
一、吴承明：史无定法
吴承明对于运用各种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有着多方面的贡献。对于研究方法，他亦有过最为高明的总结，即“史无定法”。该观点是在他对各种理论和方法论的深刻思考基础之上提出的。他坚持认为，历史方法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然而也有不足：第一，史学是叙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罗列，或用单线因果关系将它们联系起来，而缺乏整体性和结构性的研究；第二，强调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规律，因而其解释是个别的和相对主义的；第三，在考察史料时采用归纳法和实证论，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不能在逻辑上肯定认识的真实性；在解释史料和做判读时，由于缺乏公理原则和强调个性，就仅凭史学家的主观推理和直觉，而这是背离科学的；第四，或是根据伦理、道德取向来评议是非、臧否人物；或者是一切受时间、地点和历史环境决定，没有绝对的善恶；第五，脱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的唯一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弥补这些不足，需要吸取其它方法，包括经济学方法。这在前文已有论述。值得强调的是，吴承明方法论见解的高屋建瓴。他指出：“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我赞成此说。这当然不是说可任意判断，而是说治史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采用不同方法。……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做出选择，同一问题可用不同方法论证者，不妨并用；若结论相同，益增信心；若不同，可存疑。……所有的方法都有其局限性，这也说明，没有一种万能的方法，而应‘史无定法’吸取各家之长。”[65]在“史无定法”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经济史研究才善于吸收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的优点，才能不为某种理论、某种学派所局限，从而走出中国特色的经济史研究道路。
二、李伯重：史料考证为基、采用多种方法
李伯重认为，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经济史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由于经济史是历史研究中的一部分，因此，历史学的方法是经济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经济史要把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在这方面，没有其它方法可以替代传统的史学方法。经济史的研究内容主要是经济制度和经济事件。在这种研究中，定性方法是主要的，这也是史学方法之所长。另外，史料学和考据学方法对于经济史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已经被诸多经济史学家所强调。比如，李根蟠认为，“经济史研究需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应该鼓励把经济学理论、包括西方经济学理论应用到经济史研究的各种尝试，努力使经济学和经济史结合起来；但不能把经济史变成经济学理论的推导和经济学模式的演绎。经济史学科应该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应该立足于史学。”[66]然而，历史学方法也有其先天不足。若要克服这些缺点，就要从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中汲取营养。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学方法是最重要的。经济学方法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经济学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框架。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可以对经济史上的一些问题做出更为合理的判断。当然，经济学并不是万能之方法，它也有适用范围，也有局限性。这时，就需要从其它学科借鉴方法，这些学科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口学、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当然，也可以从自然科学中获得新元素[67]。
李伯重在《中国经济史应当怎么研究》一文中，通过介绍李丹（Daniel Little）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对经济史研究的看法。李伯重认为，李丹对经济史作了很有意义的解释。李丹认为经济史，乃是“以证据为基础，经济史学家对一个确定的时空范围内的经济的主要特征进行描述。这些特征包括：该经济所生产的工农业产品的种类、数量与质量，用以进行生产与分配的技术与制度，人口的规模及人口所享有的物质福利，等等”[68]。经济史研究包括以下三个主要部分：首先，充分搜集、确认各种与经济现象有关的资料（如价格、工资、消费水平等），以此作为基础，来重现过去的经济事实和经济行为。其次，辨认那些明显的经济方式（不论这些方式是否发生了变化）。再次，对这些方式进行解释。李伯重认为，“由于经济史研究包括上述三个主要部分，而每个部分的研究方法都有所不同，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适用于其中某个部分的方法夸大为整个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而应当根据不同的研究，什么方法合适，就使用什么方法。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警惕那种在经济史研究中盲目迷信经济学方法的倾向。”[69]在经济史研究中，应当尽可能全面地看问题，把各种因素考虑进去，从而看到彼此之间的关联。由于研究不同因素往往需要不同的方法，因此我们要避免研究方法的单一化。中国的经济史学家只有敞开胸怀，努力改进研究方法，才能把过去经济实践的认识尽可能地接近真实[70]。
第六节 对中国经济史学界影响不大的原因分析
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影响，但总体来说，就像对欧洲的影响一样，这场革命对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影响不是很大。尽管有些中国经济史学者吸收、借鉴了这一方法，但传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之所以会如此，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者大多是学历史出身，虽有一些学者对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方法比较精通，但不是主体。由于接受的是历史学训练，因此，在研究中习惯于使用历史方法，而不大注重其他社学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他们接受过经济学理论的训练，还有一些学者虽然经济学功底略差一些，但经过学习，他们也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有很深的造诣。在经济史研究中，也会运用计量方法和经济学理论。然而，从总体上说，这些都不是主流，中国的经济史研究的主流方法还是以历史方法为主，那种运用新经济史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多。
第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数据史料虽然丰富，但可用于建立计量模型的数据序列不是很多。如果运用新经济史研究方法，就需要做大量的数据整理工作。这是一项苦差事。首先，需要将数据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提取出来，这是一件非常耗时耗力的工作，如果没有一定的经费支持，没有抱有极大兴趣的学者，恐怕很少有人乐于做此项工作。其次，将数据从史料中挖掘出来还不够，还需要对数据进行比对和甄别，从而去除伪数据和多余的数据。这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工作，不仅需要研究机构在财力上给予支持，还需要学者有相当高的学术素养，否则此项工作难以继续。应该说，没有一定的历史学知识，没有相当大的研究兴趣，甄别数据的工作很难完成。可喜的是，目前有些学者和学术机构都在开展数据挖掘和整理方面的研究，并且小有成就。比如，清华大学的李伯重就在整理江南的GDP数据以及反映其结构的各种数据，并且试图将之与同时期荷兰的数据加以比较。
第三，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队伍规模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史研究队伍一直都不是很景气。在众多经济史学家的努力下，虽然学术成果很多，但也遏制不住经济史研究“江河日下”之状态。在经济学的各学科发展中，经济史研究始终不是热门。当然，这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需要大量的应用型人才，需要把这种人才充实到银行、保险、金融、制造业企业、国家机关等各种岗位上去。而经济史研究的人才除了教学和科研，则难以将自己投放到市场以迎合市场的需求。因此，相对于其他的经济学科分支来说，经济史研究的人才队伍相对萎缩。在这样一种局面下，自然也就不会有学者专门从事新经济史方面的研究了。
这三点原因决定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很难受到美国新经济史革命的强烈影响。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和研究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运用新经济史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会越来越多。当然，这不意味着新经济史研究方法统帅一切，相反，经济史研究局面会呈现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
注释：
[1] 本章主要讨论美国新经济史革命所带来的方法论上的变化对中国学者进行经济史研究的影响。
[2] 陶希圣：《食货》月刊创刊号中《编辑的话》，1934年。
[3] 《食货》月刊复刊词，1971年。
[4] 1988年，为继承和发扬梁方仲教授的优良学风，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暨南大学历史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明清经济史研究室和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含香港）的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并出版了研讨会论文集。
[5] 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收录于侯建新：《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6-106页。
[6] 刘佛丁：《经济史学创新的关键在于新理论和方法的引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7] 张宇燕：《假如没有……谈谈一九九三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读书》，1994年第3期。
[8] 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3页。
[9] 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3页。
[10] 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5页。
[11] 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5页。
[12] 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0页。
[13] 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0-651页。
[14] 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1页。
[15] 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1页。
[16] 严中平是中国经济史学会第一任会长，吴承明是第二任。严中平在《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一书中从学科性质、治学作风、选题、积累资料、分析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系统地总结了老专家们的经验，他强调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要多作比较，要破“四就”（即不能就中国论中国、不能就近代论近代、不能就经济论要济、不能就事论事），立“四新”（即要提出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提出新材料、运用新方法）。
[17]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8]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19]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20] 吴承明：《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页。
[21] 吴承明：《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
[22] 吴承明：《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97页。
[23] 张仲礼：《理论研究资料开拓和选题调整》，该文是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笔谈一部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4] 唐传泗：《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计量问题》，《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25] 章有义：《关于近代农业生产计量研究的几则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26] 彭泽益194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45年获武汉大学文科研究所文学硕士学位。建国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等，并有论文《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和阶级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试述明代植棉和棉纺织业的发展》、《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等。
[27] 彭泽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8] 彭泽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9] 汪中《述学·释三九篇》云：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为数，二乘一则为三。故三者，数之成也。积而至十，则复归于一。十不可以为数，故九者，数之终也。…因而生人之措辞，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九，以见其极多。此言之虚数也。
[30] 彭泽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31] 本部分内容主要参考杨聨升：《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发表于中国台湾《食货月刊》，1980年第9卷第12期，第495-500页。
[32] 举例来说，《通典》卷6页34下，列出780年(唐德宗建中元年)总岁收的约略数据如下：收到的现金有三千万贯，其中九佰五十万贯用为京师的支出，而其余两千零五十万贯则用于帝国境内其它地区。收到的谷物有一千六百万石，其中两百万石供给京师，一千四百万石供给帝国境内其它地区。《新唐书》卷52页1下，记录了同样数量的现金征收额，可是谷物征收额的数据却不同：京师食用了一千六百万石，而帝国境内其它地区食用了一千四百万石。这显然是一大错误，很可能是从《通典》中抄录数据时一时大意的结果。另外三种资料所记载的同年现金征收额为一千零八十九万八千贯，而谷物的征收额为二百一十五万七千石。虽然这些数据多少比《通典》所载京师消费的数量为大，可是它们的确可以支持《新唐书》错误的说法。
[33]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吴承明：《近代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34] 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
[35]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36] 萧国亮：《秦二世而亡的经济原因》，收录于萧国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独特的“食货”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199页。
[37] 萧国亮：《清代上海沙船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考察》，收录于萧国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独特的“食货”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352页。
[38] 萧国亮：《关于清前期松江府土布产量和商品量问题》，收录于萧国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独特的“食货”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1-406页。
[39] 萧国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独特的“食货”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68页。
[40] 刘佛丁、王玉茹、于建玮：《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1] 刘佛丁：《经济史学创新的关键在于新理论和方法的引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42] 王玉茹：《经济史理论与方法创新的思考》，《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
[43] 陈争平：《在多样化发展中注重历史连续性——新世纪经济史学刍议》，《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44] 陈争平：《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45] 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6] 赵凌云：《1957-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格局的历史剖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赵凌云、向新：《1979-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格局的历史剖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47] Han_sheng Chuan and Richard A.Kraus, Mid_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An Essay in Price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48] 王业键曾随费正清（John King.Fairbank）、杨聨升等名家学习，同时跟从近代中国农业史专家柏金斯（Dwight H.Perkins）撰写博士论文。王业键在台大经济研究所期间，受中国经济史专家全汉升教授指导。王业键是研究清代粮价的杰出的学者。
[49] Yeh_chien Wang,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Grain Prices in China1740-191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Bellagio, Italy, 1984.
[50] Yeh_chien Wang, “Food Supply and Grain Prices in the Yangtze Delta in the Eighteen Century”，《第二届中国近代经济史讨论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
[51] Yeh_chien Wang, “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tze Delta1638-1935”, in T.G.Rawski and L.M.Li ed.,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52] 其中比较有代表的一部著作是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对近代中国地方米价的数据进行了系统整理，并对所建立的米价指数进行了计量分析。
[53]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出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4]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5]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6] 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7] 杜询诚：《金融制度变迁史的中外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58] 杜询诚：《金融制度变迁史的中外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59] 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中国经济学：199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60] 盛洪：《分工与交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1] 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2] 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63] 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64] 姚洋：《农业制度与农业绩效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1998年第6期。
[65] 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66] 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百年历程与走向》，《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5期。
[67]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156页；《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从<“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引起的反响谈起》，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68] 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应当怎么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69] 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应当怎么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70] 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