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

　　【摘要】：民族主义史学是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自17世纪从西方兴起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走向全球，至今不衰。对于非西方地区的史家而言，民族主义史学为他们抵御西方军事和文化的侵略，从事民族国家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民族主义本身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历史。因此，需要从比较史学的角度，以西方、东亚、伊斯兰和印度等地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特点为例，分析民族主义史学的共性，及其在近年所面临的挑战，以展望全球史学在未来的发展走向。

　　【关键词】：比较史学；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史学

　　16——17 世纪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各个地区逐渐连成一片。历史的写作也受其影响。自那时开始，“世界史”(world history)或者“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在西方不断出现。19世纪以后，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写作和历史教学，也开始表现出类似的全球观念。但是，就史学史的研究而言，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部从比较的角度写成的全球史学史。已有的史学史著作，大都以地区为中心、以文明为单位，因此不免带有浓厚的“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痕迹。【1】由于西方学术在近代的霸权地位，几乎所有的史学史的著作，包括非西方学者的在内，又难免受到“西方中心论”(Eurocentrism)的影响，以西方近代史学为楷模。在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史学史的研究中， 中西对比、对照的模式至今仍然十分流行。【2】本文的写作，试图挑战这一思维模式，做一个全球比较史学的尝试。

　　所谓全球比较史学，必须以各文明地区之间的交流为前提，所以，其时间上限大致定在18世纪以降。在这以前，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都已形成了历史悠久的史学传统，只不过各自之间的交流并不频繁，并不能体现全球史学的特征。【3】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史学传统到了近代以后就完全丧失了其影响力；相反，这些传统在全球史学的拓展过程中，仍然产生有持久的、潜在的影响。就全球史学的产生而言，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扩张相连。而西方近代史学的主要特征，便是民族主义史学。在号称为“历史学的世纪”的19世纪，西方史学家写作了大量的国别史。被誉为“科学史学鼻祖”的德国史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其学术生涯也以民族史、国别史的写作为主。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非西方地区的史学家在改造传统史学的时候，也主要尝试写作民族史，但其目的往往是激发民族感情、抵御西方的侵略。于是，民族主义史学成为近代史学的主要形式，至今在许多地区仍然方兴未艾。然而，近年来对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也不绝于耳。本文的写作，首先将以东亚、中东和印度等地区的史学为例，探讨民族主义史学的各种表现形式，揭示全球史学近代化的多样性，也即史学的“多样现代性”(multiple-modernity in historiography)；【4】其次，将借鉴后殖民主义的批评理论，分析民族主义史学的缺失，探测全球史学的未来走向。

一、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和近代化

　　如果从近代化的起源和发展来看，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几乎是其自然的产物。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意大利北部的几个城邦开始，逐步蔓延到西欧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格兰等地。通过海外贸易，商人阶级或中产阶级逐渐致富，开始与王室联手，扩张其政治权益；而王室也利用这些商人的财富，压制贵族阶层，扩大权力，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以后，这些新兴的国家又与教皇交手，争取宗教的独立以及政治的独立。16世纪的宗教改革，便是重要的例子。经济上的强盛和需要，政治、宗教上的独立和自主，使得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开始进行海外扩张。这些种种变革的结果，促成了民族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起源。为了建造民族国家，培养民族主义的感情势在必行，而从事长距离海外扩张，科学知识的扩展也十分必要。此一过程，都在历史写作上有所表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便已有史家写作了《意大利史》，以后各国的史家都有所效仿，写作了类似的国别史。而海外扩张的成功，也使得17世纪英国的史家首先尝试写作“普世史”和“世界史”，以后也为其他地区的史家所纷纷仿效。至于科学主义的兴盛，与科学革命自然有关，但又与宗教改革前后世俗主义的兴起不无联系。由于世俗主义的影响，人们开始对教会所坚持的宇宙观、世界观提出疑问；而科学革命的成功，更使得人们认识到，既然科学家能发现自然界的基本规律，研究人文世界的学者或许也能发现人类历史和社会中的规律。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宗教信仰的动摇，也使得人们不再轻易相信古代、中世纪史学中所记载的各种神话传说和宗教奇迹，希求从确实的史实出发，重建真实的过去。自文艺复兴以降，人文主义的学者已经在版本考订、鉴别文献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于是，历史写作自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在18世纪以后，开始产生重要的变化:一是以寻求发现历史规律为目的，如当时启蒙运动思想家，都相信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以之来勾勒历史的走向；二是强调史料的批评和考订，力求像科学家一样，将历史研究提升到科学的水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科学史学，虽然推崇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经验性，但又带有明显的功用目的，其宗旨往往是为了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构建。因此，民族主义与科学主义史学，重叠交叉，不可分离。这一现象，在兰克史学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兰克一方面反对他的德国同胞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并不像黑格尔所描绘的那样，有着固定的演化规律；但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认为在历史走向近代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于是，他的历史著作都围绕欧洲主要国家的兴起而写作，直到晚年才开始写作世界史，但并没能完成。以前人们注意兰克，通常只注意他史料考订的方法，将他视为“科学史学的鼻祖”。的确，兰克在柏林大学任教的时候，模仿科学家做实验的方法，采用“研究班”(seminar)的形式，师生一起围着一堆文献史料，加以考查审订，鉴别真伪，讨论其历史价值。然而，这些科学研究的做法，并不能证明从事研究的人士就能摆脱政治、宗教意识的影响。事实上，自然科学家的研究，也同样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客观、中立。他们的研究，在筹措经费、发表成果等环节上，时常受到政治气候、社会氛围的左右。兰克的科学史学，显然与兰克本人的宗教观念和历史观息息相关。尽管他在《教皇史》的写作中，曾力求在天主教和新教的纷争中保持中立的态度。但这只是特例。他坚信民族国家兴起在近代历史的重要地位，在他的史学生涯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事实上，兰克史学的这些特点，如果结合近代历史的发展来看，并不奇怪。兰克在天主教和新教的问题上能保持一定程度的中立，实际上体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世俗主义的影响，而他注重研究民族国家的历史，则又与那时整个的政治、社会氛围十分契合。的确，从17 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民族国家的兴亡和各个国家之间的争权夺利，是世界历史的主线，直到经历了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后，才开始有人对之检讨反省。在兰克以前，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史家虽然也强调文献考订，但其研究、写作的政治功利性十分明显。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此后，欧洲兴起所谓“古学运动”(antiquarian　movement)，其目的是搜集各种材料，从文献到地下古物，以求重建过去。虽然这一古学运动貌似科学，以科学发现为其理想，但其实“古学家”(antiquarians)在研究中都带有民族主义的目的，希望从古物的考订和鉴定中能展现自身民族的辉煌过去，以提升民族意识。【5】在兰克以后，特别是在他所培养的弟子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兰克的不少弟子，后来都成为了“普鲁士学派”的成员。而普鲁士学派在德国走向统一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积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根据Georg Iggers的观察，在整个19世纪的德国，许多历史学家都没有远离政治。他们或者成为国会的议员，或者参与制定法律。但是，Iggers强调“，在1830到1871年德国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在这些关键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前所未见的。如果我们对这些历史学家的角色不加重视，我们就无法写出德国的历史和德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他同时也指出，虽然不少参与政治的历史学家是自由主义者，但“普鲁士学派”的重要成员，大都在统一的问题上并不采用自由主义的主张【6】。这是因为，在德国统一以前，普鲁士和奥地利最为强盛，但两者的政治体制都不是民主制。所谓“普鲁士学派”，顾名思义，就是主张由普鲁士出面统一德语世界，而将奥地利排斥在外。为此目的，他们全面支持普鲁士君主，由此而牺牲1848年革命以后所取得的民主自由的成果。他们像兰克一样，认为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对作为英法自由主义基石的个人主义嗤之以鼻，认为个人应服从于国家。于是，几乎所有“普鲁士学派”的历史学家，在德国统一的前后，都是“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支持者。德国科学主义史学、民族主义史学的这一例子，虽然有其独特性，但由于兰克史学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却又带上了某种普遍性，在一些非西方地区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中也有明显的表现。

二、民族主义与东亚近代史学

　　从发展进程来看，民族主义史学与东亚史学的近代化，也像欧洲地区一样，几乎同步进行。这里的原因，并不仅仅因为欧洲模式的影响，更因为民族主义传入东亚以后，迅速成为东亚先进知识分子用来抵御欧美强权侵略的理论武器，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如此一来，东亚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史学的兴起，也自然带上欧洲近代史学的一些缺陷。具体言之，欧洲民族主义史学中所见的反自由主义的倾向，在东亚的近代史学中也显露无遗。这在明治时期的日本表现最为明显，在清末民初的中国也有清晰的表现。不过，东亚近代史学中的反自由主义倾向，并不能完全归诸于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是与东亚史学的传统也有不可忽视的关联，以下将作具体分析。

　　在G.P.Gooch所著的《十九世纪的史学与史家》一书中，他将最后一章题为“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其中分析在19 世纪末期出现的新的史学潮流，又称为“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以引入社会科学的方法重视发现历史研究的规律为主要特征。这一新兴的史学思潮，以德国的朗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和英国的巴克尔(Henry　Buckle，1821—1862)等人为代表，他们的著作，挑战了兰克史学所代表的“历史主义”的传统，期望将史家的注意力，从国家政府扩大到社会文明、文化心理。实际上，这一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倾向，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国际潮流；美国的“新史学”流派，也可视为表现之一。【7】但是，这一史学新潮，或许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在当时并没有形成足够的声势。到了战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才成为了现代史学的主潮。【8】

　　不过，在东亚史学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这一史学潮流却捷足先登，成为当时东亚先进知识分子吸收西方史学新知的先锋。明治初期的日本，翻译西书蔚成风气，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和法国史家基佐(Francois Guizot，1787—1874)的《欧洲文明史》，都在欧洲出版不久就被译为日文，而且有多种译本。对于“civilization”一词，也有着不同的译法，除译“文明”以外，还有人译为“开化”，因此《欧洲文明史》也被译为《泰西开化史》，《英国文明史》也被译为《英国开化史》【9】。以后，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干脆将这两个词并用，“文明开化”于是成为流行的口号。更重要的是，基佐和巴克尔的著作，受到明治时期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的注意，被选择用来作为他所建立的庆应义塾(今庆应大学前身)的教材。不仅如此，福泽谕吉还写了《文明论之概略》和《劝学篇》(《学问のすすめ》)等论著，批判以往中日史家以君主为中心、以道德训诲为宗旨的传统史学，宣扬历史写作必须有助于开发“民智”、推进社会进步。受到福泽谕吉的影响，田口卯吉(1855—1905)写作了《日本开化小史》和《支那开化小史》，模仿西方史学中的叙述体裁，创立了所谓的“史论体”，也即中国近代史家所谓的“章节体”。由此，日本史学在史学观念和写作形式上，都产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一变化，可以视为日本近代史学的开端。

　　虽然福泽谕吉和田口卯吉所创的“文明史学”对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明治社会影响甚大，那时出现的历史教科书都仿造了这一体裁，但他们及其追随者山路爱山(1864—1917)等人，都是所谓“新闻史家”，即非专业史家，因此，其影响大都徘徊在正统史家的圈子之外。那时，自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史家，但明治政府成立以后就开设修史局，聘用了由幕府时期培养的儒学人士为编修，如重野安绎(1827—1910)、久米邦武(1839—1931)等人。那时的日本儒学和日本学术，正受到中国清朝考据学的影响，对史料的考订、史实的考证十分重视。【10】所以，他们虽然也受到那时“文明开化”风气的影响，但在吸收西学新知的时候，却又自然而然地从自身的训练出发，在众多的西方史学流派中，对兰克的史料批判方法和兰克宣称的客观中立态度情有独钟，认为与考据学的手段和宗旨异曲同工。于是，兰克晚年的年轻助手利斯(Ludwig Riess，1861—1928)，就在1887年被聘为刚成立的东京大学的历史教授。修史局后来也从政府移到了东京大学，重野安绎等人因此成了利斯在东京大学的同事。他们在1893年一起创办了日本历史学会和《历史杂志》，促成了日本历史研究的专业化。也许是为了突出兰克史学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利斯在东京大学讲授的时候，特别突出兰克史学的批判性和客观性。【11】而重野安绎、久米邦武等人，也在编纂《大日本编年史》的工作中，采用史料考证的方法，发现以往史料中不少造伪、不实之处。因此，他们都认为，近代史学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摒弃道德偏见，如实直书。【12】

　　如果说日本史学的近代化结合了传统与现代，也即融会了考据学的传统和兰克批判史学的话，那么，中国近代史学也走过了类似的途径。不同的是，清代考据学的传统，在19世纪的中国已经走向式微，因此，中国史家对于兰克学派，没有像日本史家那样，在西学输入东亚的初期就加以十分重视；相反，由于清末今文经学的重新崛起，中国学者如魏源(1794—1856)、龚自珍(1792—1841)以及康有为(1858 —1927)等人，对西方的进化论史学兴趣颇浓。当然，这与当时中国在与西方强国交手时频频失利有关。魏源、康有为等人用今文经学中的“三世说”，比附、阐释西方进化论，提倡变法的必要，呼吁变法图存。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目睹日本的迅速崛起，中国学者、学生纷纷涌入日本的学校，导致在吸收西学的时候，又有转手日本的明显痕迹。例如，梁启超(1873—1929)的《新史学》发表于他在日本编辑的《新民丛报》上，其内容和宗旨与福泽谕吉的“文明史学”十分类似。而梁启超那时热衷办报，介绍新知，又与日本的“新闻史家”的做法也有可比之处。总之，中国近代史学，以提倡民族主义为先声，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在写作形式上又采用了“章节体”，这些都与日本近代史学颇为相似【13】。的确，清末民初出现的一大批新式历史教科书，大都转手日本学者，由留日的学生翻译；有的根本就不用翻译，如那珂通世(1851 —1908) 的《支那通史》，本来就用的是汉文，因此在中国流传甚广。【14】

　　可是，这主要是19世纪末年、20世纪初年的事情。到了五四运动期间，随着以胡适(1891—1962)为首的留美学生的回国，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又经历了一个新的转折，也即从进化史学、文明史学转移到考证史学、科学史学【15】。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两种史学有着形式上、方法上的不同，但其实质都是民族主义史学。甚至，它们也都是科学主义史学。因为，就科学史学在西方的起源来看，兰克史学注重史料批判，它的挑战者朗普勒希特、巴克尔和美国“新史学”派的史学探究历史规律、历史进化，都是科学史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途径和方向。从中国史学那时的发展情形来看，胡适、顾颉刚(1893—1980)强调史料的批判，经傅斯年(1896—1950)的发展，导致“史料学派”的出现，而何炳松(1890 —1946) 翻译美国“新史学”派的宣言、鲁宾逊(James H. Robinson ，1863 —1936) 的《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为“史观学派”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基础。当然，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新史学》，已经是“史观学派”的一个先声。有趣的是，梁启超到了20世纪20年代，又转而支持“史料学派”，写作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像胡适一样，他希图从中国的人文传统中，发掘科学的因素。他们两人都认为，就科学方法而言，中国传统学问，如清代的考据学，并不落后于西方。从20年代至30年代，由于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在中国学术界的领导地位“，史料学派”流行一时，那时发表的史学论著，大都是专题研究，以考据为重点。但是，就思想意识而言“，史料学派”的学者也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侧重史料的发现和批判，目的是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亦即在科学的基础上重写中国的历史，这与欧美的民族主义史学如出一辙【16】。

　　不过，随着对日抗战的来临，使得“史料学派”逐渐丧失其吸引力。年轻的学生不再认为埋头于故纸堆中能对抗战有多少帮助。胡适的学生、史学界新秀吴晗(1909—1969)的转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7】“中国社会史论战”，则是“史观学派”抬头的主要标志。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兴盛，在1949年以后，更是在学术界占据了主导地位。相比之下“，史料学派”逐渐式微，只是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地区仍有其影响力，但不久也受到批评和挑战【18】。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之前，强调考证的日本科学史学也逐渐受到批评。如久米邦武，就因为写了研究日本古代皇室的论文，对所谓日本王室的“万世一系”表示了怀疑，而失去了在东京大学的教职。他的同事重野安绎，也因为怀疑批评日本古代的历史与传说而受到冷遇【19】。总之，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追求在亚洲甚至全球的侵略扩张，历史研究也被置于这一政治空气之下。由是，日本的民族主义史学表现出特别强烈的保守性，带上了明显的反自由主义的倾向。为了在亚洲称霸、与西方争权夺利，日本史家推出“东洋史”的研究，以“东洋”对“西洋”，论证日本在东洋的领导地位。【20】那时的日本历史学者，包括尊崇中国古代文化的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21】，都不约而同地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为日本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寻求和提供理论上、历史上及文化上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