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

  【摘要】:民族主义史学是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自17世纪从西方兴起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走向全球,至今不衰。对于非西方地区的史家而言,民族主义史学为他们抵御西方军事和文化的侵略,从事民族国家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民族主义本身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历史。因此,需要从比较史学的角度,以西方、东亚、伊斯兰和印度等地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特点为例,分析民族主义史学的共性,及其在近年所面临的挑战,以展望全球史学在未来的发展走向。

  【关键词】:比较史学;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史学

  16——17 世纪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各个地区逐渐连成一片。历史的写作也受其影响。自那时开始,“世界史”(world history)或者“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在西方不断出现。19世纪以后,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写作和历史教学,也开始表现出类似的全球观念。但是,就史学史的研究而言,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部从比较的角度写成的全球史学史。已有的史学史著作,大都以地区为中心、以文明为单位,因此不免带有浓厚的“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痕迹。【1】由于西方学术在近代的霸权地位,几乎所有的史学史的著作,包括非西方学者的在内,又难免受到“西方中心论”(Eurocentrism)的影响,以西方近代史学为楷模。在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史学史的研究中, 中西对比、对照的模式至今仍然十分流行。【2】本文的写作,试图挑战这一思维模式,做一个全球比较史学的尝试。

  所谓全球比较史学,必须以各文明地区之间的交流为前提,所以,其时间上限大致定在18世纪以降。在这以前,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都已形成了历史悠久的史学传统,只不过各自之间的交流并不频繁,并不能体现全球史学的特征。【3】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史学传统到了近代以后就完全丧失了其影响力;相反,这些传统在全球史学的拓展过程中,仍然产生有持久的、潜在的影响。就全球史学的产生而言,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扩张相连。而西方近代史学的主要特征,便是民族主义史学。在号称为“历史学的世纪”的19世纪,西方史学家写作了大量的国别史。被誉为“科学史学鼻祖”的德国史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其学术生涯也以民族史、国别史的写作为主。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非西方地区的史学家在改造传统史学的时候,也主要尝试写作民族史,但其目的往往是激发民族感情、抵御西方的侵略。于是,民族主义史学成为近代史学的主要形式,至今在许多地区仍然方兴未艾。然而,近年来对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也不绝于耳。本文的写作,首先将以东亚、中东和印度等地区的史学为例,探讨民族主义史学的各种表现形式,揭示全球史学近代化的多样性,也即史学的“多样现代性”(multiple-modernity in historiography);【4】其次,将借鉴后殖民主义的批评理论,分析民族主义史学的缺失,探测全球史学的未来走向。

一、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和近代化

  如果从近代化的起源和发展来看,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几乎是其自然的产物。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意大利北部的几个城邦开始,逐步蔓延到西欧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格兰等地。通过海外贸易,商人阶级或中产阶级逐渐致富,开始与王室联手,扩张其政治权益;而王室也利用这些商人的财富,压制贵族阶层,扩大权力,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以后,这些新兴的国家又与教皇交手,争取宗教的独立以及政治的独立。16世纪的宗教改革,便是重要的例子。经济上的强盛和需要,政治、宗教上的独立和自主,使得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开始进行海外扩张。这些种种变革的结果,促成了民族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起源。为了建造民族国家,培养民族主义的感情势在必行,而从事长距离海外扩张,科学知识的扩展也十分必要。此一过程,都在历史写作上有所表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便已有史家写作了《意大利史》,以后各国的史家都有所效仿,写作了类似的国别史。而海外扩张的成功,也使得17世纪英国的史家首先尝试写作“普世史”和“世界史”,以后也为其他地区的史家所纷纷仿效。至于科学主义的兴盛,与科学革命自然有关,但又与宗教改革前后世俗主义的兴起不无联系。由于世俗主义的影响,人们开始对教会所坚持的宇宙观、世界观提出疑问;而科学革命的成功,更使得人们认识到,既然科学家能发现自然界的基本规律,研究人文世界的学者或许也能发现人类历史和社会中的规律。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宗教信仰的动摇,也使得人们不再轻易相信古代、中世纪史学中所记载的各种神话传说和宗教奇迹,希求从确实的史实出发,重建真实的过去。自文艺复兴以降,人文主义的学者已经在版本考订、鉴别文献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于是,历史写作自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在18世纪以后,开始产生重要的变化:一是以寻求发现历史规律为目的,如当时启蒙运动思想家,都相信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以之来勾勒历史的走向;二是强调史料的批评和考订,力求像科学家一样,将历史研究提升到科学的水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科学史学,虽然推崇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经验性,但又带有明显的功用目的,其宗旨往往是为了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构建。因此,民族主义与科学主义史学,重叠交叉,不可分离。这一现象,在兰克史学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兰克一方面反对他的德国同胞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并不像黑格尔所描绘的那样,有着固定的演化规律;但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认为在历史走向近代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于是,他的历史著作都围绕欧洲主要国家的兴起而写作,直到晚年才开始写作世界史,但并没能完成。以前人们注意兰克,通常只注意他史料考订的方法,将他视为“科学史学的鼻祖”。的确,兰克在柏林大学任教的时候,模仿科学家做实验的方法,采用“研究班”(seminar)的形式,师生一起围着一堆文献史料,加以考查审订,鉴别真伪,讨论其历史价值。然而,这些科学研究的做法,并不能证明从事研究的人士就能摆脱政治、宗教意识的影响。事实上,自然科学家的研究,也同样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客观、中立。他们的研究,在筹措经费、发表成果等环节上,时常受到政治气候、社会氛围的左右。兰克的科学史学,显然与兰克本人的宗教观念和历史观息息相关。尽管他在《教皇史》的写作中,曾力求在天主教和新教的纷争中保持中立的态度。但这只是特例。他坚信民族国家兴起在近代历史的重要地位,在他的史学生涯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事实上,兰克史学的这些特点,如果结合近代历史的发展来看,并不奇怪。兰克在天主教和新教的问题上能保持一定程度的中立,实际上体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世俗主义的影响,而他注重研究民族国家的历史,则又与那时整个的政治、社会氛围十分契合。的确,从17 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民族国家的兴亡和各个国家之间的争权夺利,是世界历史的主线,直到经历了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后,才开始有人对之检讨反省。在兰克以前,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史家虽然也强调文献考订,但其研究、写作的政治功利性十分明显。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此后,欧洲兴起所谓“古学运动”(antiquarian movement),其目的是搜集各种材料,从文献到地下古物,以求重建过去。虽然这一古学运动貌似科学,以科学发现为其理想,但其实“古学家”(antiquarians)在研究中都带有民族主义的目的,希望从古物的考订和鉴定中能展现自身民族的辉煌过去,以提升民族意识。【5】在兰克以后,特别是在他所培养的弟子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兰克的不少弟子,后来都成为了“普鲁士学派”的成员。而普鲁士学派在德国走向统一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积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根据Georg Iggers的观察,在整个19世纪的德国,许多历史学家都没有远离政治。他们或者成为国会的议员,或者参与制定法律。但是,Iggers强调“,在1830到1871年德国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在这些关键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前所未见的。如果我们对这些历史学家的角色不加重视,我们就无法写出德国的历史和德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他同时也指出,虽然不少参与政治的历史学家是自由主义者,但“普鲁士学派”的重要成员,大都在统一的问题上并不采用自由主义的主张【6】。这是因为,在德国统一以前,普鲁士和奥地利最为强盛,但两者的政治体制都不是民主制。所谓“普鲁士学派”,顾名思义,就是主张由普鲁士出面统一德语世界,而将奥地利排斥在外。为此目的,他们全面支持普鲁士君主,由此而牺牲1848年革命以后所取得的民主自由的成果。他们像兰克一样,认为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对作为英法自由主义基石的个人主义嗤之以鼻,认为个人应服从于国家。于是,几乎所有“普鲁士学派”的历史学家,在德国统一的前后,都是“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支持者。德国科学主义史学、民族主义史学的这一例子,虽然有其独特性,但由于兰克史学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却又带上了某种普遍性,在一些非西方地区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中也有明显的表现。

二、民族主义与东亚近代史学

  从发展进程来看,民族主义史学与东亚史学的近代化,也像欧洲地区一样,几乎同步进行。这里的原因,并不仅仅因为欧洲模式的影响,更因为民族主义传入东亚以后,迅速成为东亚先进知识分子用来抵御欧美强权侵略的理论武器,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如此一来,东亚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史学的兴起,也自然带上欧洲近代史学的一些缺陷。具体言之,欧洲民族主义史学中所见的反自由主义的倾向,在东亚的近代史学中也显露无遗。这在明治时期的日本表现最为明显,在清末民初的中国也有清晰的表现。不过,东亚近代史学中的反自由主义倾向,并不能完全归诸于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是与东亚史学的传统也有不可忽视的关联,以下将作具体分析。

  在G.P.Gooch所著的《十九世纪的史学与史家》一书中,他将最后一章题为“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其中分析在19 世纪末期出现的新的史学潮流,又称为“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以引入社会科学的方法重视发现历史研究的规律为主要特征。这一新兴的史学思潮,以德国的朗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和英国的巴克尔(Henry Buckle,1821—1862)等人为代表,他们的著作,挑战了兰克史学所代表的“历史主义”的传统,期望将史家的注意力,从国家政府扩大到社会文明、文化心理。实际上,这一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倾向,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国际潮流;美国的“新史学”流派,也可视为表现之一。【7】但是,这一史学新潮,或许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在当时并没有形成足够的声势。到了战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才成为了现代史学的主潮。【8】

  不过,在东亚史学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这一史学潮流却捷足先登,成为当时东亚先进知识分子吸收西方史学新知的先锋。明治初期的日本,翻译西书蔚成风气,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和法国史家基佐(Francois Guizot,1787—1874)的《欧洲文明史》,都在欧洲出版不久就被译为日文,而且有多种译本。对于“civilization”一词,也有着不同的译法,除译“文明”以外,还有人译为“开化”,因此《欧洲文明史》也被译为《泰西开化史》,《英国文明史》也被译为《英国开化史》【9】。以后,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干脆将这两个词并用,“文明开化”于是成为流行的口号。更重要的是,基佐和巴克尔的著作,受到明治时期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的注意,被选择用来作为他所建立的庆应义塾(今庆应大学前身)的教材。不仅如此,福泽谕吉还写了《文明论之概略》和《劝学篇》(《学问のすすめ》)等论著,批判以往中日史家以君主为中心、以道德训诲为宗旨的传统史学,宣扬历史写作必须有助于开发“民智”、推进社会进步。受到福泽谕吉的影响,田口卯吉(1855—1905)写作了《日本开化小史》和《支那开化小史》,模仿西方史学中的叙述体裁,创立了所谓的“史论体”,也即中国近代史家所谓的“章节体”。由此,日本史学在史学观念和写作形式上,都产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一变化,可以视为日本近代史学的开端。

  虽然福泽谕吉和田口卯吉所创的“文明史学”对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明治社会影响甚大,那时出现的历史教科书都仿造了这一体裁,但他们及其追随者山路爱山(1864—1917)等人,都是所谓“新闻史家”,即非专业史家,因此,其影响大都徘徊在正统史家的圈子之外。那时,自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史家,但明治政府成立以后就开设修史局,聘用了由幕府时期培养的儒学人士为编修,如重野安绎(1827—1910)、久米邦武(1839—1931)等人。那时的日本儒学和日本学术,正受到中国清朝考据学的影响,对史料的考订、史实的考证十分重视。【10】所以,他们虽然也受到那时“文明开化”风气的影响,但在吸收西学新知的时候,却又自然而然地从自身的训练出发,在众多的西方史学流派中,对兰克的史料批判方法和兰克宣称的客观中立态度情有独钟,认为与考据学的手段和宗旨异曲同工。于是,兰克晚年的年轻助手利斯(Ludwig Riess,1861—1928),就在1887年被聘为刚成立的东京大学的历史教授。修史局后来也从政府移到了东京大学,重野安绎等人因此成了利斯在东京大学的同事。他们在1893年一起创办了日本历史学会和《历史杂志》,促成了日本历史研究的专业化。也许是为了突出兰克史学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利斯在东京大学讲授的时候,特别突出兰克史学的批判性和客观性。【11】而重野安绎、久米邦武等人,也在编纂《大日本编年史》的工作中,采用史料考证的方法,发现以往史料中不少造伪、不实之处。因此,他们都认为,近代史学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摒弃道德偏见,如实直书。【12】

  如果说日本史学的近代化结合了传统与现代,也即融会了考据学的传统和兰克批判史学的话,那么,中国近代史学也走过了类似的途径。不同的是,清代考据学的传统,在19世纪的中国已经走向式微,因此,中国史家对于兰克学派,没有像日本史家那样,在西学输入东亚的初期就加以十分重视;相反,由于清末今文经学的重新崛起,中国学者如魏源(1794—1856)、龚自珍(1792—1841)以及康有为(1858 —1927)等人,对西方的进化论史学兴趣颇浓。当然,这与当时中国在与西方强国交手时频频失利有关。魏源、康有为等人用今文经学中的“三世说”,比附、阐释西方进化论,提倡变法的必要,呼吁变法图存。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目睹日本的迅速崛起,中国学者、学生纷纷涌入日本的学校,导致在吸收西学的时候,又有转手日本的明显痕迹。例如,梁启超(1873—1929)的《新史学》发表于他在日本编辑的《新民丛报》上,其内容和宗旨与福泽谕吉的“文明史学”十分类似。而梁启超那时热衷办报,介绍新知,又与日本的“新闻史家”的做法也有可比之处。总之,中国近代史学,以提倡民族主义为先声,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在写作形式上又采用了“章节体”,这些都与日本近代史学颇为相似【13】。的确,清末民初出现的一大批新式历史教科书,大都转手日本学者,由留日的学生翻译;有的根本就不用翻译,如那珂通世(1851 —1908) 的《支那通史》,本来就用的是汉文,因此在中国流传甚广。【14】

  可是,这主要是19世纪末年、20世纪初年的事情。到了五四运动期间,随着以胡适(1891—1962)为首的留美学生的回国,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又经历了一个新的转折,也即从进化史学、文明史学转移到考证史学、科学史学【15】。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两种史学有着形式上、方法上的不同,但其实质都是民族主义史学。甚至,它们也都是科学主义史学。因为,就科学史学在西方的起源来看,兰克史学注重史料批判,它的挑战者朗普勒希特、巴克尔和美国“新史学”派的史学探究历史规律、历史进化,都是科学史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途径和方向。从中国史学那时的发展情形来看,胡适、顾颉刚(1893—1980)强调史料的批判,经傅斯年(1896—1950)的发展,导致“史料学派”的出现,而何炳松(1890 —1946) 翻译美国“新史学”派的宣言、鲁宾逊(James H. Robinson ,1863 —1936) 的《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为“史观学派”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基础。当然,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新史学》,已经是“史观学派”的一个先声。有趣的是,梁启超到了20世纪20年代,又转而支持“史料学派”,写作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像胡适一样,他希图从中国的人文传统中,发掘科学的因素。他们两人都认为,就科学方法而言,中国传统学问,如清代的考据学,并不落后于西方。从20年代至30年代,由于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在中国学术界的领导地位“,史料学派”流行一时,那时发表的史学论著,大都是专题研究,以考据为重点。但是,就思想意识而言“,史料学派”的学者也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侧重史料的发现和批判,目的是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亦即在科学的基础上重写中国的历史,这与欧美的民族主义史学如出一辙【16】。

  不过,随着对日抗战的来临,使得“史料学派”逐渐丧失其吸引力。年轻的学生不再认为埋头于故纸堆中能对抗战有多少帮助。胡适的学生、史学界新秀吴晗(1909—1969)的转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7】“中国社会史论战”,则是“史观学派”抬头的主要标志。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兴盛,在1949年以后,更是在学术界占据了主导地位。相比之下“,史料学派”逐渐式微,只是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地区仍有其影响力,但不久也受到批评和挑战【18】。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之前,强调考证的日本科学史学也逐渐受到批评。如久米邦武,就因为写了研究日本古代皇室的论文,对所谓日本王室的“万世一系”表示了怀疑,而失去了在东京大学的教职。他的同事重野安绎,也因为怀疑批评日本古代的历史与传说而受到冷遇【19】。总之,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追求在亚洲甚至全球的侵略扩张,历史研究也被置于这一政治空气之下。由是,日本的民族主义史学表现出特别强烈的保守性,带上了明显的反自由主义的倾向。为了在亚洲称霸、与西方争权夺利,日本史家推出“东洋史”的研究,以“东洋”对“西洋”,论证日本在东洋的领导地位。【20】那时的日本历史学者,包括尊崇中国古代文化的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21】,都不约而同地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为日本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寻求和提供理论上、历史上及文化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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