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经济史的解释
——《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第五章
第五章 对新经济史的解释
新经济史革命是经济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从经济史学史角度和方法论角度解释新经济史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新经济史革命及其所带来的方法论上的变化。
第一节 从经济史学史角度解释“新经济史革命”
一、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的再次携手
回顾经济史学史，不难发现，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经历了一个结合、分离到再次结合的过程。而再次结合的倡导者就是引领新经济史革命的新经济史学家。
早期的经济分析中，学者们乐于通过对实际现象的历史思考来把握经济运行中的奥秘。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被认为是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相结合的典范。英国经济史学家昂温（Unwin）曾指出《国富论》中没有任何一页是把经济学理论和历史事实分开的，斯密实现了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统一[1]。这种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紧密结合的传统，在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人口论》中也可以找到。偏好数学和物理学的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使这种结合发生了转向。从他开始，经济研究者在分析中喜欢运用更多的数学来对现实经济进行抽象。研究的着眼点是市场的自动均衡和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率。这种转向是时代的需要。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已不再需要研究制度的历史、制度变迁的历史动力和路径，而只须关注既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源如何最优利用以及收入如何和谐分配。因此，“最优、均衡、边际、替代”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经济史研究没有跟随经济学的转向脚步，保留了历史方法的研究范式。至此，经济学和经济史分道扬镳。经济史研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演化成一门单独的学科。
随着经济学理论的数学化，与主流经济史研究也渐行渐远。这时候，主流经济史研究为传统经济史研究，即反对主流经济学的过分抽象和对细枝末节的过分追求。经济史所关注的对象是宏大的，比如关注长期经济发展演化的规律。尽管也运用经济学理论，尽管也有数据统计，但这些都是为经济史研究服务的。经济史研究有自己的空间和套路。德国历史学派的施穆勒、英国经济史学家汤因比以及其他历史学家将经济史研究看成是现实主义经济学家的庇护所和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条件。被主流经济学家视为异端的熊彼特也给予经济史研究较高评价，认为其是经济分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和一种方法。在第一次参与方法论之争后，他便主动请求与施穆勒休战。主流经济学理论，或者说数理化的经济学理论抛弃了经济史研究，而经济史学家由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和对新古典行为假定的过强持有异议，也尽量避免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研究施加影响。如此发展的一个结果便是，经济学方法论更多地来源于牛顿思维，来源于物理学，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则更多地受到历史的启示，二者“井水不犯河水”。
经济学和经济史一分就是若干年。直到20世纪50-70年代的新经济史革命，两者才重新携手。再次携手是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帝国主义”情结使然，同时也是经济学和经济史在研究视域上取得共识后的表现。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由于不断成熟，已经俨然成为一种标准的、合理的思维方法。因此，它不断地向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渗透，包括历史。这种渗透为经济史研究回归到经济学家族创造了可能。经济史研究只要按照经济学家的思路装扮一下，便可以让自身重回经济学大家庭。同时，尽管经过众多经济学家的努力，经济学已然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家族，但从其与实践的关系上看，这种理论也越来越脱离现实。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把技术和制度都视为外生变量，但现实又表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非常重要。工业革命是一个例证，二战后技术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日益体现也是一个例证。作为回应，经济学理论开始逐渐把技术因素及其进步纳入到经济分析中，从而形成经济增长理论。这种理论把技术等其它一些因素作为全要素，并且提出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容忽视。在实证研究中，人们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很大。这其中不仅包括技术，还有人力资本等其他因素。制度也是一个因素。于是，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制度的研究。由此可见，正是由于经济学本身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史在研究视域上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正是由于这种共识，经济史研究才再次回归到经济学家族。
新经济史革命发轫于美国，之后影响到其它国家。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首先应用于美国经济史研究上的常见问题，即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南方的奴隶制问题。代表学派为计量学派，代表学者为福格尔和诺思等人。计量学派在研究美国经济的历史发展方面做出了三方面的贡献。首先，他们从逻辑上解释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比如，诺思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三轨制”解释。第二，他们对这一发展过程中的科学技术变化做了重新审视。比如，福格尔对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三，他们的研究证明了各种经济现象的出现都有其理由。比如，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对奴隶制的研究就表明，奴隶制的存在有其历史合理性。到了70年代，新经济史研究中的新制度学派出现了。这个学派明确地关注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制度学派在分析方法上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范式一脉相承，只不过把制度、产权、国家、意识形态等纳入到理论框架之中，使之更具理论一般性，也更具现实性和历史感。而且，把历史作为证伪的工具，新建构的制度变迁理论必须能够对历史给出合理的解释，否则，理论是不完善的。诺思试图像马克思一样，实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但诺思认为，能够反映人类社会发展逻辑的最好的分析范式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范式，而不是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随着思考的深入，诺思本人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范式一般化的局限，并试图再次超越。21世纪的诺思，已将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到学习以及人的认知结构、文化上。
总之，新经济史方法论的显著特点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研究中，将个体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融入到历史进程中，把历史看成是“无数个性质相同的微观原子汇聚成的宏观故事”。新经济史学家的研究遵循科学逻辑和证伪主义标准。对理论和结论的证伪工具既可以是数据，也可以是历史事实。这种分析范式促使经济史研究从历史学家族回归到经济学家族。如果把新经济史革命置于经济史学史的长河中，不难发现，它是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的再一次结合。
二、再次携手的原因
为什么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可以取得共识，并最终靠拢到一起呢？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分析的发展，两者相互需要，即经济史研究需要经济学理论来“深化”力度，经济学理论需要经济史研究来“广化”视野。也许，作为同样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学问，二者本来就不应该分开。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学理论视野的“广化”，主要包括三方面：
第一，经济史研究作为实证工具，可以对经济学理论进行经验验证。这有助于推进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英国的经济学家布劳格（Blaug）指出：“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弱点在于不愿使它所产生的一些理论包含一种可以明显地被驳倒的结论，随后又普遍地不愿把这种结论同事实相对照”[2]。美国经济学家艾克纳（Ackernna）也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养成了“一种几乎是不可更改的演绎推理的偏好”，“过分强调完全公式化理论体系的发展，而缺乏足够的行为假设和前提条件等的经验基础”[3]。这种只重视数学逻辑的经济学显示出了非历史倾向和非现实倾向。经济史可以纠正经济学理论这种发展趋势，因为，经济史研究作为实证工具，可以对经济学理论的正确和错误进行证实性和证伪性检验。比如，在新古典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要素只有资本、劳动和技术。如果技术水平不变，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量不变，那么经济总量就不会有所变化，即没有经济增长。然而，诺思通过研究1600-1850年美国海洋运输业发现，制度是促进海洋运输效率大大提高的主因。该研究推动了经济学理论对制度的关注。经济史研究可以促进理论学说进步还体现在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Arthur Lewis）的研究上。刘易斯通过对1870-1913年世界经济史的考察，对自己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和“增长发动机”理论进行了实证，并在历史经验基础上，就工业化向发展中国家扩展问题提出了“核心”和“外围”的理论假说[4]。董志凯通过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也指出，新中国的许多经济学理论“创见都来自中国实践，来自中国的经济历史”[5]。
第二，经济史研究可以使经济学理论增加历史感，并促使经济学理论从静态向动态发展。诺思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两点批评：一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没有时间概念，它只研究某一时点的资源配置；二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没有交易成本概念，所有的交易都是在一种无摩擦的环境下完成的。这种思维使得经济学的逻辑性较强，然而却不涉及制度分析。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在于缺乏历史感。因此，诺思提出了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制度变迁理论。将制度纳入到经济分析中，无疑增强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实际上，熊彼特早就指出，经济史研究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是一门必备的功课，否则，将会在经济分析时犯错误。终其一生，熊彼特都试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动态性，实现理论与历史的统一。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有机过程，没有历史感的经济学理论根本解释不了现实。
第三，经济史研究可以引导经济学走向多因素分析。经济史强调，人的动机是复杂的，不仅仅只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经济学研究实际上逃避不了对人的非经济行为和社会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的分析。如果要涉及到非经济因素，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显然不够。经济史和历史经济学对开拓经济学分析思路有所帮助。德国旧历史学派的罗雪尔曾言：“国民经济学并非单纯的货殖学或单纯的致富术，而归根结底是一种认识人类、支配人类的政治科学。我们的目的在于记述各个国民在经济方面想了些什么，要求了些什么，发现了些什么；他们做了些什么努力，有了些什么成就；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努力。又为什么获得成功。这样的记述只有同有关国民生活的其它科学，特别是同法制史、政治史以及文化史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做到。”[6]罗雪尔强调心理、道德和法律因素对经济的决定作用，认为他的学派是历史的、伦理性的，他反对古典经济学将自利作为分析社会经济生活的唯一的合理出发点，认为伦理道德才是普遍存在的因素，生产、分配、分工和交换等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道德问题，需从道德的角度给予解释。除此之外，马克斯·韦伯强调了文化因素，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着重分析了新教改革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联系，并得出结论：新教改革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7]。对经济之外的多因素的强调，有助于经济学走向多因素分析。
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研究也有裨益，其“进驻”经济史也能为经济史研究开辟一条新路。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经济学理论可以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一种理论解释框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经济理论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8]。在经济史研究中，从第一步收集整理资料开始，到最后将这些资料连缀起来并且能够对历史现象做出正确的、合理的解释，实际上都需要经济学理论。正像英国的经济史学家阿什顿所比喻的，经济学理论像渔网，只有用它才能捕捉到大海里的鱼。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学理论提供的思维方法和构想技术，是无法进行经济史研究的。实际上，每一个经济史研究者都在不自觉地使用理论，包括经济学理论。有些学者由于经济学理论素养不足，他所依据的理论很可能不正确。这便不能对历史进行正确解释。相反，如果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理论素养，那么可以根据理论来识别一些错误，修正一些错误。这当然有助于经济史研究。经济史研究要突出经济方面，即要关心商业贸易、工农业生产、货币财政制度、政府、企业等组织的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如果要把它们之间的联系厘清，不借助经济学理论是不可能的。即便描述出来，也是表面化文章，没什么深度，而且，还很有可能闹笑话。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家不断研究历史和现实总结提炼出来的，其本身应该是一种工具，是挖掘历史内涵的有效手段。
第二，经济学理论有助于经济史学家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经济史研究总要围绕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可以来自直觉，当然这种直觉是在思考历史的过程中产生的，有些问题也可以从理论研究中发现，比如为了验证理论，产生了对某一问题的兴趣。经济学理论处于童年时，大多数经济史学者所研究的问题是从现实中发现的。比如，欧洲商业复兴、城市兴起，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北欧等。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经济史研究的问题进一步细化。比如，宏观经济学理论诞生后，人们就可以研究GDP增长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经济结构演进的规律等。正是在这种研究视域下，人们发现了 “索洛剩余”，并进而发现了技术和制度的重要性。产权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国家理论）等又帮助经济史学家认清了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第三，经济学理论有助于为经济史研究提供合理的计量工具。从史学本身的发展路径来看，到20世纪中期，政治史、外交史的研究逐渐让位于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和外交史的研究往往与大人物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是“英雄人物”在历史中扮演主要角色。社会史和经济史打破了这种“偶像”崇拜，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身上，放在群体行为上。经济史学家们相信，群体行为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在经济变革中起主要作用。如果要研究群体行为，计量方法（包括统计）是一种有效工具。计量方法作为数学、统计学和经济学三者共同催生的产物，可以被应用在经济学研究中，同时，也可以合理地应用于经济史研究。建立计量模型需要有经济学理论做支撑，检验模型的优劣既需要数学和统计学知识，也需要经济发展的现实。这样，历史、经济学理论和数学（统计学）就有了关联。好的历史研究必须是遵从客观现实的，好的历史研究必须是能够从史料中挖掘出更多意味的。如果停留在表面上的描述和叙述，不能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为了深度分析历史，需要采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工具。
总之，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的结合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内在理由的，是趋势使然。计量学派和新制度学派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三、新经济史与传统经济史的疏离
传统经济史研究强调根据事实说话，即让史料说话，在新经济史研究那里，事实变成了数据的同义语。对于习惯于分析历史的新经济史学家来讲，这些数据是诱人的。即便没有经济模型中所涉及到的变量的直接数据，也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技巧，比如工具变量、代理变量等来解决数据上的不完善。变量替代方法在研究初期相当盛行，比如，用所拥有的庄园数量代替财富，用工资率代替收入，用租金代替利润，用士兵的身高代替生活水平等[9]。数据通过整理、组合和重构，形成方程式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时间序列。通过回归、检验等技术手段，可以分析出模型参数，从而完成对已有历史结论的证实和证伪。
然而，这也使得新经济史和传统经济史研究之间的裂痕加深。对于经济史的研究状况以及这门学科的前途，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热门话题。很多学者担心经济史会消失，比如，威尔森（Wilson）和哈德温（Hadwin）在其研究中发现，经济史在本世纪末可能会消失[10]。凯恩克罗斯（Cairncross）在1988年的纪念英国经济史学家托尼（R.H.Tawney）的演讲中，也指出经济史的研究局面是令人不安的，是不平静的。他认为，新经济史革命使经济史学科丧失了应有的前途。因为，新经济史不像传统经济史研究那样具有大众性，不是那么有趣，而且，也遗弃了传统经济史研究中所具有的概括性的描述[11]。
针对传统经济史学家对“假设-演绎模式”的批评，新经济史学家反讥传统经济史学家在历史叙述中也有暗含的假设。传统经济史学家对此毫不介意，他们认为，公开或者深究这种暗含的假设没有意义。历史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一位经济史学家，尽管追求公正客观，但实际上都逃离不了个人思想情感影响历史材料拣选的法网。然而，对于新经济史学家来说，明确指出前提假设是重要的，而且模型的约束条件也需明示。这实际上反映了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之间的分歧。历史学以还原历史、描述出历史的真相为目的。因此，其中充满了或然性、个性。而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追求的是必然性、共性，总想从大量的事件关系中找出其中蕴含的规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不需要假设人类的行为是理性的，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那是模型分析的前提条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时间是历史的本质，它见证了人类社会经济的增长与衰退、停滞与适应，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时间却是一个不好处理的因素，它使模型变得不具有稳定性，使结论变成短期有效的结论。历史学家的兴趣在长期，此时所有的因素都在变化，而且变化的方向不确定，所有的因素对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有影响和牵连。而经济学家的历史研究却习惯于忽略这些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他们乐于关注那些能够纳入到经济学理论当中的因素，比如资本、土地、人口、教育水平等，以此来保证模型结论的准确性。然而直觉和经验证明那些非经济因素，比如技术、文化、政治甚至风俗习惯对经济发展都有显著影响。计量学派的高潮过后，新经济史学家的认识开始变得清醒，一方面关注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比如制度和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一方面也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重新拾起传统经济史的叙述、分析、解释和比较的传统。比如，诺思对经济史中结构与变迁的研究。
新经济史和其它历史之间的分歧鸿沟同样加宽了。其它历史还是历史家族的孩子，而经济史俨然已经回到经济学家族的怀抱。数据的分析和文学的优雅是两个不合适的伙伴。当数据统计和数学模型占据优势，叙述已经变得多余时，历史的文学性被彻底否定了。一位新经济史学家在1968年发表了一篇“它将不再是文学”文章时，这种否定就明确化了[12]。在否定文学性的同时，还否定了个人的作用，在新经济史那里，个人已经消失了。过去仅仅是数据的时间序列。个人的消失并没有引起新经济史学家的过多注意。他们认为，根据某一特点而集合起来的团体才有意义。这种局面也被称为“统计使历史非人性化”。这引起了传统经济史学家的担忧。凯恩克罗斯在1988年的演讲中指出了经济史学科重新崛起的道路，即大众化。他期待着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出现现代版的屈维廉（G.M.Trevelyen）[13]。
总之，新经济史革命确实为经济史的研究带来了清新之风，然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数据也的确让人感到冷漠，让历史变得非人性化。新经济史（主要是指那些偏重于计量模型的新经济史）学家不能扭转人们对文字的喜爱。不管他们驾驭数学和计量方法的能力有多高，文字始终是表达事物本质的有力媒介。文字可以记载大量的一般信息，文字可以将故事的细节表达清楚，文字可以使经济史研究变得生动。当然，数据也并不仅仅是冷漠，它可使经济史研究变得精确，带来另一种美感。文字和数据本来可以相辅相成，但在计量学派那里，却成了数据对文字的过分替代。新制度学派对计量学派进行了纠偏。在新制度学派那里，数据成为文字背后的支撑，文字再一次走上前台表达了它的大众性特色。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但传统经济史研究和新经济史研究的隔阂消弭尚需时日。
第二节 新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特点及不足
计量学派和新制度学派在方法论上具有共性特征，同时，这些特点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科学逻辑和实证主义标准
无论是计量学派，还是新制度学派，在经济史研究中，都表现出对科学逻辑的偏爱。这种偏爱一方面体现在认识论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方法论上。
首先，从对历史的认识上看，新经济史学家认为历史像自然科学一样，可以被理论和逻辑解读。也就是说，在新经济史学家眼里，历史与自然科学一样有规律。人们通过自身的理性，可以认识和把握历史，可以实现历史和理论相统一。在这种认识下，新经济史学家就有理由在经济史研究中引入更多的数学方法，引入更多的成熟理论，引入更多的模型。因为，数学是人类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的一种理性工具。借助于数学，人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存在于世界中的各种数量关系，可以更理性地掌握历史发展中存在的各种规律。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也就是说，只有相信世界所蕴含的规律可以用数学表达时，才可以把外在世界还原成一种具有理性逻辑的系统，才可以用数学来分析所面临的世界。然而，大千世界，尤其是人类社会，并不必然意味着可以用数学表达。在自然科学中，借助于数学表达事物之间的彼此联系似乎不难做到。因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机械性之特征，它们的运动变化规律可以用数学的逻辑加以简单概括。物理学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作为把握人类社会的社会科学理论，经济学也试图总结出蕴含在社会发展之中的规律。因此，“李嘉图的恶习”才使得经济学越来越靠近数学。也就是说，经济学越来越想把自己打造成“科学”。但这种“科学”梦在实践过程中屡遭质疑。熊彼特就认为李嘉图把经济学理论的探讨引上了歧路。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施穆勒的“方法论”之争也反映了研究认识上的不同。经过30年的论战，历史学派让位于边际主义者。然而，是不是真理就一定在胜利一方呢？不一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有区别。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体，它们没有意识，是完全被动的，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人，而人有意识，具有主动性。这使得经济学难以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14]。但经济学家让经济学变成“科学”的脚步从没有停止。他们把一个个“人”等同于一个个“原子”，然后抽象出这些“原子”的某一种共性，即“理性人”的属性。在此基础上，假定信息没有成本，不存在非对称，交易没有成本，不存在败德行为，从而在一个无摩擦的世界，构建出经济学理论的大厦。这些理论就像牛顿物理学中的定律一样，虽然得自真空条件下，但这些定律对于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有帮助。虽然得自一种抽象和简化，但却是分析现实世界的一块基石、一种基准。新经济史学家笃信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性，因此，他们相信，分析历史时也应该运用这些理论。历史只不过就是过去的现实而已。通过引入更多的数学和经济学理论，就能够把历史变成可以从逻辑上加以解读的科学，这些也是新经济史学家的信仰。他们把经济学的“科学”追求延伸到经济史。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跨越。因为，之前把经济学变成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就是一个跨越。从数学到经济学，从经济学再到经济史，一以贯之的就是对科学的诉求。然而，经济学能否变成科学，这本身存在疑问。更何况经济史与经济学又有很大区别。经济史本身虽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但本质上属于历史。历史很难和科学划等号。如果是这样的话，新经济史学家试图用经济学理论的理性逻辑来解读经济史，就仅仅是推崇科学逻辑的一种表现而已，并不能代表这种解释的正确性和唯一合理性。实际上，这种方法仅是研究经济史的众多方法和理论中的一种方法和理论而已（对于解释性经济史来说尤其如此）。这个方法内含了新经济史学家的“科学”梦想。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看，新经济史学家主张一种科学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反映了新经济史学家对科学逻辑的推崇。在传统经济史研究中，历史方法占据主导地位。到了新经济史学家那里，这种研究方法被认为是非科学的。他们认为研究历史应该与研究其它学科一样，先要有假设和模型，然后看历史能否验证该模型，如果通过历史检验，则该模型正确，如果历史证明有谬，则修正原来的假设和模型，使之向正确的方向逼近[15]。这种研究方法实质上是一种实证主义，是经济学研究中证伪逻辑的体现。证伪方法被认为是一种科学研究方法。新经济史学家们力图以科学研究方法研究经济史。这一点可以从福格尔和诺思的著作中观察到，也可以从新经济史学家的话语中感知到。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都是先提出自己的理论或者假说，然后进行历史的证实。在他所掌握的史料条件下或者说在他的视域下，他的理论得到了证明。福格尔的方法相反，他先假定传统的说法是正确的，然后综合运用史料、数据和模型，最终证明传统的结论有谬。这是一种“证伪”策略。当然，他们的假说和论证，都有假设前提，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预设：每一个主体都会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都有能力计算自己的利益得失，偏好具有一致性。呼应这种方法的学者很多。比如，美国哈佛大学的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声称：“历史研究本质上就是用得自于经验的各类假设结论说明经验的材料，并且检验由此产生的配合是否契合，以期这个途径证实某些共性，某些典型的状态以及在这些典型状态下各种个别因素之间的典型关系。”[16]
无论从对历史本体的认识上看，还是从研究方法上看，新经济史学家都表现了追求科学的诉求，都表现出对科学逻辑的一种推崇。如何看待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呢？笔者认为，科学逻辑的追求是否适合历史研究依赖于如何理解经济史研究。经济史研究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描述性的经济史，即经济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把事实说清楚，即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不易做到的。有些学者认为，能够把过去的历史事实认识清楚对一个经济史学家来说就是重任，就是“皓首穷经”才能做到的事情。认识需要循环往复，需要不断地深化和更新，因为史料是逐步丰富的，有些认识清楚的东西由于新史料的出现就可能变得不清楚了，需要重新认识。历史也就与以往不同，需要重新书写。这个层面上的经济史研究就不能遵从科学逻辑，而应该以史料为依据，应该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前提下，形成经济史学家的“史识”，然后形成一个连贯的历史。如果遵从科学逻辑，很可能“削足适履”。第二个层面是解释性的经济史，即经济史研究的目的在于给出一个对过去历史的解释，该解释见仁见智。这种研究不妨遵从科学逻辑。我们可以假定历史是一种理性的产物，可以预设历史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因此，可以利用各种成熟的理论和数学工具进行解释。当然，人们可以不同意这种解释，可以有自己的解释。从研究方法上，可以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即先有假设和模型，然后据此对历史进行解释，如果历史证明，原有假说不完备，那么修正之，然后再解释，再修正，不断地循环往复，最终形成自己的一种独特解释。这是深化历史认识的一种方法。当然，仔细地区分描述性经济史和解释性经济史也是不易的，因为，二者经常相伴而生。叙述时就掺杂着叙述者的解释，解释也不能凭空产生，也必须建立在掌握一定的史料基础上。尽管如此，在方法上也还有个侧重的问题。如果目的在于告诉读者过去发生了什么，最好不要先有“成见”，不要先有理论，而是注重把可得史料按照时间的顺序、按照事件之间的联系连缀起来。如果目的在于对过去的历史有个大胆的解释，那不妨运用理论和数学，运用科学逻辑，就像新经济史学家一样，这对历史研究同样有意义。
总之，科学的方法论成为新经济史研究的显著标志，从而使其有别于传统经济史研究。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数学工具的引入，不仅为解释人类经济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也丰富了对过去经济发展历史的解释。
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及其分析范式
在传统经济史研究中，理论同样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工具。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大师布罗代尔曾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然而，传统经济史学家所用的理论庞杂，以至于不是很明确。作为历史方法的坚决捍卫者，他们主张以事实（过去的事实即史料）为基，理论要服从于历史事实，理论仅仅是解读历史的一种工具而已。因此，在这个时期，经济史著作中布满了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等社会学科的语言和分析智慧，它们组成一套解释话语向人们展示历史的真相。新经济史学家指出了这种方法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其主观性在于没有共同认可的学术交流平台和可以通约的范式。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有自己暗含的预设和暗含的主观偏好。其片面性在于这些经济史学家们总是依据相对有限（虽然尽可能丰富）的史料或者自己拣选的史料作推导。因而，容易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就是经济史研究中的“相对主义”。由于采用的史料不同，由于都是例证法，所以，有时还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种研究局面在新经济史学家看来，很不令人乐观。
新经济史学家坚持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性，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经济史的工具是最合适的。况且，他们认为，新经济史学家理应用自己的学术武器——经济学理论去认识世界和解释历史。计量经济史学家在这方面体现明显。计量学派正是通过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构建了模型，以此来检验一些传统观点。如果没有经济学理论作基础，模型的建立就没有基础，那相当于将高楼大厦盖在沙地上，是不稳固的，也没什么说服力。可见，计量学派在其研究中是离不开经济学理论的。从众多的计量经济史学家的著作和文章中可见一斑。福格尔在研究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诺思早年研究美国经济发展模式时，使用了分工和交换的理论思想。“三轨制”经济发展模式正是建基于此。那些重点研究生产率、技术传播的新经济史学家也使用了大量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比如，帕克对小麦产量的研究，戴维对收割机技术传播的研究。新制度学派也大量应用经济学理论。比如，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讨论人口数量的增长的效应（人口数量的增长导致移民，然后导致资源禀赋不同，从而可以产生交换和分工，并进而扩大了市场）时，就利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国家性质的分析实际上就吸收了公共选择理论之思想。交易成本概念的引入更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新制度学派的影响。没有众多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的铺垫，比如科斯、威廉姆森，诺思不会对交易成本有全面的认识，也不能把它很好地应用于新经济史的研究中。可见，经济学理论在新经济史研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与传统经济史研究不同。传统经济史研究所用的理论是凌乱的，也是多方面的。在新经济史学家那里，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凸显，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诺思在后期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但这个理论实际上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化。因为，在研究组织和制度时，保留了新古典理论的三个“硬核”：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模型和均衡分析思想。因此，制度变迁理论只不过是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保护带”[17]。修正包括：主体面临的约束变了；主体拥有的信息量变了。在新制度学派那里，主体面临的约束包括正式规约、非正式规约以及制度的实施机制；主体也不再拥有完全信息，因为，信息存在成本，即在有交易成本的条件下研究主体的选择和资源配置。组织是个体相互作用的一种方式，也是主体进行理性选择的一种约束。国家作为最大的组织，它可以影响制度（产权），进而影响主体面临的约束。诺思引入的意识形体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一般化过程中的扩展和补充，通过它让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每一位研究者在研究问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时，都会使用某一套概念和话语，都会遵循某一种方法和原则，这构成了范式[18]。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分析范式，社会学家有社会学家的分析范式。因为他们观察问题、研究问题的概念、话语、方法、角度、原则不同。而且，不仅是学科之间存在着范式的差别，同一学科之间范式也不尽相同。比如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存在区别。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中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不仅仅是经济，还包括政治等上层建筑。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稀缺条件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古典经济学信奉“看不见的手”，即认为价格在经济运行中很重要。新古典经济学则进一步扩展了这一认识，认为价格在瓦尔拉斯市场均衡时实现了资源配置最优（帕累托标准）。
范式对于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来说很重要。新经济史学家也有他们自己所倚重的分析范式，即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这可以五点得到证明。
第一，分析基于“理性人”假定。在《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一书中，正是基于理性人的假定，福格尔才认定奴隶主没有理由大规模地出卖他们的奴隶，因为出卖奴隶所获得的收益对具有企业家素质的奴隶主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正是基于理性人的假定，福格尔才认定奴隶主鞭打奴隶的次数并不会很多，因为这没有必要，理性的奴隶主可以选择其它的激励方式来提高奴隶的生产效率。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同样预设理性人的假定。如果没有理性人的假定，他的整个分析框架就不能建立。因为，如果不是理性人，那么经济主体很可能不去追求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制度变迁也可能不会发生。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虽然融合了意识形态理论，但诺思并没有改变其理性人的假定，他仍然假定人具有完全的计算能力，能够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比如“搭便车”。不仅如此，诺思还把理性人的概念进一步扩展到国家，在诺思眼中，国家作为一个组织，也有自己的理性追求。在短期生存利益的逼迫下，国家会认可不好的产权制度，在长期发展利益的驱使下，国家也会忍受制度变迁的“阵痛”，而构建一个好的产权制度。
第二，边际分析思想。在《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中，福格尔在讨论水运的运价时，认为由于水运的运输量并不饱和，所以水运的边际成本不会提升，从而可以维护其运价稳定。这是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论。因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均衡时的每一种产品和要素的价格都等于其边际成本。在诺思的著作中，边际分析的思想也时有体现。比如，在讨论要素的禀赋结构发生变化时，诺思就指出：随着劳动的增长速度大于土地的增长速度，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从而导致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而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又会影响产权制度。在分析农业替代狩猎采集时，诺思也用了边际收益递减之思想。正是由于狩猎采集的边际产品价值小于农业的边际产品价值，才导致人类社会的第一次经济革命。
第三，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与“理性人”的假定相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大量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研究资源配置和生产领域中的决策行为。新经济史学家将成本-收益分析进一步扩展到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要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策略选择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从而为社会经济生活提供统一、深入而又更加现实的解释。比如，诺思分析制度时就是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进行了研究。制度也类似于一种产品，只有所获得的收益大于生产成本时，制度创新才会出现。诺思认为，制度是被“理性人”规划、设计和建构出来，并在“理性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计算中不断变迁[19]。尽管运用该理论解释历史时陷入了困境，他用意识形态理论来弥补这一缺陷，以使其理论能自圆其说。然而，意识形态理论的引入并没有改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反而使制度分析复杂化了。福格尔在研究美国南部奴隶制的经济效率时，也大量采用成本-收益分析之法。比如，他在批判瑞姆斯戴尔的观点时，就指出棉花价格没有下降，因此，收益没有降低。尽管奴隶的价格上升（成本上升），但不能得出奴隶制的净收益已经降低的结论。而且，通过成本和收益分析证明：奴隶制并非没有经济效率，事实上，南方的奴隶制之效率并不低于北方的工厂制度。
第四，个体主义原则。由于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范式，新经济史学家的分析实质上是从个体出发来进行分析的，即坚持个体主义方法论。诺思不喜欢马克思，就在于马克思在分析人类社会发展变化时，将阶级作为分析单位。阶级是一个抽象的集体概念。这个概念不等于个人的加总。而在新经济史学家那里，个人是基本的分析单位，只不过，由于个人同质，即偏好相同，都会在约束下进行理性选择，可以将个人加总。诺思所讲的西方兴起的故事，实际上是无数个同质的微观原子汇聚成的宏观故事。在福格尔那里实质上也是那样，所有种植园的奴隶主和奴隶都是典型的理性主体，都能进行理性的合意计算。诺思提出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制度变迁理论，将组织、制度纳入到新古典的分析框架中，然而，诺思的组织、制度也是个体加总的产物。个人能够形成一个组织，在于其可以借助组织获得更大的净收益。制度变迁的推动者可以是组织，也可以是个人。但制度变迁的动力在于无数个微观个体的理性计算。总之，由于选择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的基石，新经济史学家的方法具有明显的个体主义特征。
第五，自由主义理念。自由主义理念与波普尔（K.Popper）的证伪主义一脉相承。证伪主义认为理论不能用经验证实，只能证伪。一个命题只要它是可以检验的，或可证伪的，它就是科学的；反之不可检验。不能证伪的，就属于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20]。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深刻影响了弗里德曼（Friedman）的方法论立场。弗里德曼认为，事实从来都不能证明一个假说的正确性，只能证明一个假说的不正确性[21]。之所以二者秉承证伪逻辑，在于他们共同的开放社会的思想。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允许思维大胆创新，允许人们在思维和行动上纠错，即有一个宽容机制保证人们可以进行各种尝试。由于社会是宽容的，人的自由创造精神便可以充分发挥。而且，体现人们自由选择的制度和组织也是符合社会需求的。社会没有终极真理，有的只是在批判或者说证伪过程中的理论进步。福格尔和诺思秉承了自由主义理念。在这种理念下，福格尔认为奴隶制的存在是理性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诺思认为，国家、企业等各种组织是理性主体合意计算后自由选择的结果。国家存在和干预经济都必须首先保证人们的自由权利。国家不能凌驾于个人自由之上。
从以上五点可以看出，新经济史学家是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来研究经济史。这种分析范式有一定的好处，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理性人”的假定过于简化。通过假定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人就变成“同质”的原子。这种假定意味着单一个人的效用和福利函数可以加总。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直觉告诉我们人们的偏好不尽一致，每一个人的效用和福利函数不同，难以加总。因此，消失了“个体差异”的新经济史研究有其内在缺陷。而且，“理性人”的假定本身就存在疑问。现实中，尽管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追求自己的私利，但由于“理性”程度的不同，一些人的理性在另外一些人看来或许就是不理性。也就是说，理性人的假定实际上没有现实意义。
第二，利益角度分析人的行为存在缺陷。“人是被利益所驱动的”这一规则被人类认识由来已久[22]，把利益引入到经济学分析也由来已久。中国汉代的司马迁在论述如何治理国家时，指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23]。司马迁看到了以“利”治国的不足。亚当·斯密则发现了利益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24]正是借助于这个洞见，斯密看到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正是每个人都对自己私利的追逐，才使得社会普遍利益得以增长。然而，利益分析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利益的计算太复杂，以至于理性人难以掌握。每一个主体都是根据有限的信息，然后衡量自己的利益（效用），都是根据自己对未来的判断来进行选择，而这种判断在有限信息的条件下基本上是一个主观活动。而且，由于可选择的信息太多，由于每一个主体的历史背景不同，对某些选择所赋予的权重也不同，这样计算结果也不同。由于这些方方面面的原因，利益的计算其实非常复杂，甚至于根本不能计算。其次，利益的内涵很难界定清楚。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纳入利益范围内的事物非常多，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社会方面的，比如社会关系的培育。这在东方社会中非常明显。人们会在社会关系中进行较多的投资。但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社会关系是很难予以考虑的。因为其不好量化，但在现实经济发展中，社会关系却在理性人的决策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诸如此类应该纳入到利益范围内的事物还有很多。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却不能涵盖之。对于丰富生动的现实经济来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显得单薄，对于时间进程中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利益分析则更加显得简化。
另外，从利益角度进行分析实质上是一种功能主义式的分析，具有同义反复的特点。比如说，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人的行为取决于自己的成本-收益比较。这就相当说，人预知了做某件事情的利害之后，然后理性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可是，如何判断其是理性选择呢？经济学家的方法是看结果。根据过程的结果来分析主体选择的理性。比如，面临两个选择A和B的主体选择了A，那么就可以说，A对主体来说净收益大。因此，经济学家的解释往往是“马后客”。这种解释逻辑也反映在诺思的历史分析中。英国崛起了，那么崛起的原因在于有好的制度安排，该制度净收益大。农业代替了狩猎采集，那么就是农业的产权制度优于狩猎采集的产权制度。这种分析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只是说了一个逻辑。利益分析的方法曾经受到马克斯·韦伯批评。马克斯·韦伯说：“直接支配人们行动的不是思想，而是物质利益和理想利益”，但是，“由思想所创造的世界观念经常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利益火车头所推动的行动轨道”[25]。诚然若是，经济学中的利益实际上是深嵌在历史文化之中的，是深嵌在每一个行为主体的思想观念之中的。经济学的分析作为一种事后分析，看起来有道理，但却没有什么用。
对利益分析的自信有时候也与历史事实相违背。获得美国克拉克奖的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曾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促成西方国家在19世纪逐步扩大选举权覆盖面的因素。阿西莫格鲁认为，之所以扩大选举权，在于当权集团害怕没有选举权人们暴力反抗。在理论上，预防暴力反抗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给予潜在的反抗者更多的好处，一种是给潜在的反抗者选举权。他认为，第一种方式不具备时间一致性，因此，第二种方式成为实际选择。但这种理论上的推断与事实不相符，西方选举权范围的扩大并不是利益计算的结果，而是自我价值之觉醒所带来的。因此，从利益角度来分析人类行为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定量研究方法
定量方法不仅能估计出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也可以帮助我们测定出它们之间的联系程度。这种方法不仅能解释一般的经济现象并预测未来，还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政府政策的经济效果，作为国家施政方针的参考。正如库兹涅茨所说：“经济制度在功能和结构上的质变……其重要性是无法确定的。只有借助于定量数据和统计分析，看看这些定性的确定事件意味着在经济制度本质表现上有怎样的定量贡献，质变的效果才能真正体现出来”[26]。新经济史革命后，定量方法和经济史研究结合得更为紧密。新经济史学家用这种方法来分析经济史上的重要问题，而且很快受到了学界的注意。福格尔正是通过严谨的定量研究方法，证明铁路对货运的“社会储蓄”不如想象的大，只不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铁路对工业的影响也较小，美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并非铁路带动。正是通过审慎的定量研究方法，福格尔证明了美国南方奴隶制的效率，证明了黑人奴隶的生产生活境遇并不像观察家所描述的那样糟糕。奴隶们所遭受的剥削也并非惨不忍睹。两部著作的结论都掀起了轩然大波。肯定和质疑的声音同在。有些学者还专门对其数据进行了讨论，有些学者运用其开创的定量研究方法深化福格尔的研究。诺思对定量研究方法的偏爱程度不如福格尔，但也不像传统经济史学家那样反感数据。相反，诺思对定量研究方法表现了宽容和接受。
新经济史研究中采用定量方法有其原因。第一，计量经济学的迅速发展，特别是60-70年代以来，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从单一方程模型扩展到联立方程模型，由确定性的函数关系进展到概率性的函数关系，从解释经济现象到利用模型预测经济现象的未来变动。第二，统计方法在社会科学上的普遍应用。统计上的抽样原理、推定原理和因素分析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第三，统计资料日臻充实和完备。二战后，世界各国都纷纷建立统计资料库，以作分析之用。由于政府政策以及研究、决策的需要，资料内容也一天天充实和完备，资料的范围也日趋扩大。同时学者们为了研究问题，也常常根据史料和所掌握的资料，整理数据库，以备论证之需。第四，计算机的应用日趋扩大。由于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强，工作效率高，原来不可能完成的统计工作，现在可以轻松完成，因此，也加快了定量方法的应用进程。第五，年轻学者对数学的兴趣渐浓。数学是一种语言，也是科学的表达工具。年轻学者乐于吸收数学知识，比如微积分、微分方程、高等代数、线性规划以及拓扑学等等。这些知识会影响新一代学者倾向于使用定量方法，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工具。
新经济史学家的著作和论文显示了他们对定量研究方法的偏好。的确，定量研究方法为新经济史学家赢得了声誉，对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深化也起到了显著作用。然而，问题也随之出现。由于人们过度依赖定量研究方法，以至于该方法俨然已经成为衡量经济史研究水平的一把标尺。新经济史研究著作越来越乏味。若没有一定的数学或者计量经济学的基础，新经济史的研究著作简直是天书。新经济史和传统经济史研究之间的裂痕没有被弥补，反而加深。这些问题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定量研究方法。
关于定量方法的局限性，陈振汉和吴承明等学者都多次强调：运用定量方法一定要先有适合使用该法的条件。人类社会是复杂的，其发展的进程就更加复杂。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其所包含的地域之广，不仅在于它所涵盖的时间跨度之大，而且，还体现在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复杂性。数据能够反映事件之间联系的能力是有限的。很多因素，是数据难以表达的，比如，人的情感等。我们可以通过身高、体重等各种维度的数据将人复原出来，但是不能复原出一个有思想、有激情的人来。借用马克思的术语，也可以这样说，数据只是反映了量变，而不能反映质变。
不仅有些因素不能用数据加以表达，即使有些因素能够表达，可能也会因为其过分强调总体，强调大众行为中的共同因素而忽视个体和例外因素。定量研究方法需要数据，因此，难免新经济史学家会将注意力转向那些易于统计分析的对象而忽略那些不易于进行计量的对象，从而或许会形成认识上的盲区。新经济史学家自身也认识到这一点。比如，艾德洛特、博格（A.G.Bogue）和福格尔就指出：在这种方法中，尝试要做的是更有效地利用选择出的部分证据：抓住那些能够利用数学手段进行严格处理的资料，对它们进行更细致的分析……限制关注范围是就某一论题获得更可靠结论必须付出的代价[27]。
即便能够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真正解释好历史也是不容易的。正如艾德洛特、博格和福格尔所言：统计操作仅仅是重新安排证据；除了在基本层面上，它们无法回答一般性问题。对于历史学家感兴趣的较大解释问题，计量成果的意义不是一种数学问题，而是一种逻辑和说服力的问题[28]。也就是说，对于历史解释，仅有计量是不够的。统计学也许有助于揭示或者阐明一种特定的趋势，但如何对这种趋势进行解释，则需要训练有素的历史判断能力。而这种历史判断能力，似乎传统的经济史学家更强一些。因为，历史判断能力不是来源于数据的整理、统计，而是来源于对整个历史大势的了解和把握，对历史情境的熟悉。
定量方法依赖于经济学理论。这也是定量方法是否有效的一个突出弱点。因为，所依赖的理论不同，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一种不正确的理论使用自然也就会产生歪曲的结论。对借助于经济学理论来进行研究的经济史学家们，实际上有三种理论可供其挑选：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当然，新经济史学家们更喜欢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及其分析范式。然而，喜欢不一定代表着正确。新古典所暗含的理性假定、最大化利益的行为和偏好不变的预设都存在争议。进一步说，理论永远没有完美的，任何理论都是历史长河中的适应某一种历史条件的理论而已。因为，在历史解释中，如何使用相符合的理论是一个先于计量的问题。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情境下，一种理想状态下的经济学理论可能不具有太大的解释力。比如，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忽视了时间维度，并且假定市场是外在的制度条件。这种理论对于那些正在建构市场的国家可能其解释力就有限。
强调定量方法，实际上还有一个史观的问题。运用统计旨在分析出蕴含在数据背后的规律。数据代表了一种历史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因此，通过计量可以准确地对因果联系进行解释。这种方法实际上需要一个前提，即认为这些历史事件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共性。但这种前提对于历史研究或许是不成立的。历史非常复杂。近来混沌理论的发展又启示我们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复杂性。一个简单的非线性方程组，它的解可能会呈现出一种混沌状态，即没有规律可循。一个简单的方程组尚如此，复杂的人类社会又会如何呢？如果世界本来就没有统计意义上的规律，统计、计量又有什么意义呢？
注释：
[1] R.H.Tawney, ed., 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 The Collected of George Unwin, London, 1972, p18.
[2] （英）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50页。
[3] （美）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4] （美）刘易斯：《增长与波动》，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5] 董志凯：《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源”、“流”之辩》，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6] （德）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8页。
[7] 托尼（R.H.Tawney）的观点与其不同。在《宗教与资本主义兴起》一书中托尼表示，不是宗教影响了资本主义之发展，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改变了宗教。
[8] 转引自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9] Julian Hoppit, “Count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43, No. 2 (May, 1990), pp. 173-193.
[10] R. G. Wilson; J. F. Hadw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at Advanced Level”,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38, No. 4 (Nov., 1985), pp. 548-568.
[11] A. K. Cairncross, “In Praise of Economic Histor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42, No. 2 (May, 1989), pp. 173-185.
[12] Lance Davis, “‘And it will never be literature’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a critique”,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2nd series, VI (1968).
[13] 在屈维廉的观念中，历史是文学艺术而不是科学。
[14] 在此，笔者不认可菜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书中的坦陈：“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更赞同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的说法：“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参见（英）菜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商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译本，第23页。
[15] 比如，迈耶和康拉德反对波普尔（Popper）把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区分开来的做法，而认同亨佩尔（Hempel）的看法：一般法则在历史中起的作用和在自然科学中相似。
[16] 转引自（美）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98页。
[17] “硬核”和“保护带”的概念参见（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18] “范式”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一个词汇，此着一问世，这词汇立刻被学界接受。在库恩看来，“范式”的内涵有两层意思：（1）科学共同体的共同承诺集合；（2）科学共同体共有的范例。
[19] 这种分析与197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耶克（F.A.von Hayek）的基本理论有着本质的差异：诺思强调的是建构理性，哈耶克强调的是演化理性。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可以设计，而哈耶克强调秩序的自发性。笔者认为，这是诺思理论的不足之处，即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石。
[20] 转引自夏基松：《西方科学哲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页。
[21] （美）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集》，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198页。
[22] 中国古语断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中世纪的西方也流传着“利益不会撒谎”之格言。
[23]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24]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4页。
[25] H.Gerth; C.Wright Mill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World Relig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280.
[26] Robert William Fogel,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1964, p147.
[27] W.O.Aydelotte, A.G.Bogue and R.W.Fogel (Eds), The Dimension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9.
[28] W.O.Aydelotte, A.G.Bogue and R.W.Fogel (Eds), The Dimension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