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1978-1998)
本文对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1978-1998)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与总结，文章从重评、译介、开拓与深化等几个方面揭示了这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并进而指出这是近百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最为令人注目的历史时期。其间在西方史学的引进中，虽然也有失误，但从总体上看，西方史学的输入对促进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事实还表明，为了发展我国的史学，我们必须继续引进西方史学，对此，也不能离开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
近二十年来，即从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至今，学术研究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变革而不断前行，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亦然。回顾二十年西方史学史的研究情况，大体说来，可分为三个阶段：1.1978至1983年为复苏阶段，其主要工作是拨乱反正，重新评估西方史学。事实上，重评工作也贯穿在引进与深入研究西方史学的过程之中；2.1983至1990年是引进西方史学最为活跃的时期，因而大规模的译介与移植西方各种新史学是本阶段的显著特征；3.1990年至今，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追随九十年代由激情昂扬、宽泛高疏转向理性思辩、凝重缜密的整个学术走向，在逐渐消退“西学热”中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心理的同时，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也逐渐趋向深入。
宏观地看，从1978年迄今的这二十年的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堪称为近百年最令人瞩目的历史时期，为了发展我国的史学史事业，我们需要对这一“中阶段”内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作点“检讨”。拙文分列几点，试作归纳，但恐难以周全，不当之处势所难免，诚望读者赐正。
一、重评：正确认识与对待西方史学
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特别是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为我国学术研究的发展营造了一种如沐春风的时代氛围和客观环境，也揭开了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新的篇章。最突出的一点是长期以来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了，大陆的历史学家从这种封闭状态中走了出来。一方面，他们迈步走向世界，有机会亲自接触西方史学，研究它的历史与现状；另一方面，外国学者也应邀纷纷来华访问讲学，直接传播海外的史学新论。
从1976年末开始的最初几年里，当时史学是以“反思史学”的形式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影射史学”的批判，使历史学家开始挣脱“左”的锁链，打破现代迷信，迎来了思想解放，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破产了，人们重温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开始摈弃简单化、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这无疑对重估西方史学与引进西方史学创造了思想前提与理论基础，带来了深远的与积极的影响。
与西方史学史有直接关连的则是对翦伯赞在六十年代初倡导的历史主义史学观念的“平反”。拨乱反正，是当时各条战线的任务。史学界的拨乱反正，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是回复到六十年代初的历史主义，即以翦伯赞为代表的史学思想上去。的确，“回到翦伯赞去”、“回到六十年代初期去”，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几年间弥散在当时史学界的一股史学思潮，正是由于这股史学思潮的影响，它对西方史学史这一学科领域内的“拨乱反正”具有直接的影响，从张芝联在1979年初发表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注：载《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在那时所产生的反响可以说明这一点。这就为日后渐次展开的对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理论、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说、鲁滨逊的“新史学”理论等重评工作，提供了一个范例。
重评工作，是科学争鸣的进程，也是研究工作提高的过程。这里仅以兰克史学为例，对此作一说明。
兰克史学，作为西方史学中颇具影响的一种史学理论与史学流派，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就十分盛行，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明确提出了“史料即史学”的主张，形成了“中国的兰克学派”，影响甚大。五、六十年代，兰克史学所倡导的客观主义史学观、科学方法等，在大陆都遭到了无情的批判，而较少能得到公允的评价。近二十年来，对兰克史学进行了重评。1986年是这位德国大史学家逝世100周年，我国学者在是年更有若干论文集中发表，对兰克学派进行了多方面的学术探讨。关于他的史学理论，有认为是“符合实证科学原则的”（注：朱本源：《近二个世纪来西方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10期。），也有认为是“反科学”的（注：庞卓恒：《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危机与变迁》，载《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有论者指出：兰克史学理论自身也是有变化的，即“我们可以发现从客观走向主观这样一种倾向”（注：王晴佳：《简论朗克与朗克史学》，《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类似的观点，还有侯建新的《从客观主义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的兰克学派》，《历史教学》1990年第1期。）；有论者揭示了兰克的史学理论与其史学实践之间的矛盾，如他“一贯反对对历史现象进行概括，他经常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进行概括，把一切历史变化的动因归之于上帝，这就是最高度的概括。”（注：许洁明：《略论朗克客观主义史学的观点和方法》，载《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3期，朗克即兰克的另一译名。）也有论者指出，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理论具有两重性，不能只及一点而不及其余（注：张广智：《试论兰克对近代西方史学的贡献》，载《历史教学》1986年第10期。），如此等等。吴于廑指出：“朗克主张写历史必须如实、客观，而终不能免于有所不如实、不客观；主张超然于宗教及政治，而终不能免于有所不超然；主张不涉哲学和理论，而又自有其哲学与理论。”（注：吴于廑：《朗克史学与客观主义》，载《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这或许是从总体上对兰克史学一种较为贴切而又简练的概括。对兰克及其学派史学遗产的评估，确实关系到“不仅是他个人在史学上的成就和错误，而且涉及到诸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史料、历史与现实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因此，系统深入的研究朗克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对之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份的分析和评价，在今天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注：见前引许洁明文。）可见，在如何正确评价兰克史学的问题上，诸家各抒己见，充分展开争辩，一些史学理论问题因此而得到了澄清，对兰克史学的整体研究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3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召集的史学史座谈会，四十多位从事中西史学史研究工作与教学工作的学者参加了会议。（注：笔者有幸与会，并作《西方史学史研究在中国》的发言，此次会议的情况，《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出了专辑，上述发言，刊载于此。）这次名为“史学史座谈会”，实际上是一次重要的史学史学术研讨会，既回顾与总结了中西史学史的教研情况，也就如何进一步开展史学史研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重新评估西方史学，正确对待西方遗产，是这次会议的“热门话题”，谭英华曾就这个问题作了专题大会发言，并提出了八点看法，引起了与会专家的热烈反响，这就是：1、某些唯心主义历史思想包含了唯物的或辩证的因素；2、有不少唯心史观是适应时代需要，为历史上的进步阶级服务的；3、同一历史观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和不同的社会作用；4、有些带片面性，甚至是歪曲了、颠倒了的历史认识，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5、要注意政治立场与史学思想、学术成就的联系和区别；6、对一些史家不同时期的历史认识，应当划分阶段，分别对待，具体分析，尔后才能进行总体评价；7、对那些在政治上和社会效用上并无积极意义的历史观点，倘对前人的认识有所突破，对前人的缺失有所修正，提出了新的问题或新的线索，则有其可取之处；8、对于那些非科学或反科学的史观或史著，在批判其思想的同时，对其所依据的资料则应详为分辨，可资参考。平心而论，谭氏对待西方史学的“八点看法”，有其可取之处，实际上是这位多年来从事西方史学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前辈学者的“经验总结”，既是对前一段重评的“小结”，对于这之后的重评西方史学的工作，也有很重要的实际操作价值与理论意义。（注：谭英华的发言题目为：《关于促进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载《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二、译介：从事西方史学研究的“基础工程”
近二十年来，我国引进的西方史学原著，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次相比，无论就其数量，还是范围，都要大大地超越了。我们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三联书店出版的《学术文库》、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等“丛书系列”中就可略知其貌了。
这种译介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重视西方史学元典作品的迻译。出版历代西方著名史家的代表作，其中尤以西方古典史学著作的配套出版成绩卓著，这是从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基础工程”。以商务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史学类》而言，从古代迄至近代的西方史学名著就有：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神谱》、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长征记》、凯撒的《高卢战记》、《内战记》、撒路斯特乌斯的《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阿庇安的《罗马史》、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塔西陀的《历史》、《编年史》、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风俗论》、吉本的《罗马帝国哀亡史》、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基佐的《一六四○年的英国革命史》、《法国文明史》（第一、二卷）、米涅的《法国革命史》、戚美尔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蒙森的《罗马史》（第一卷）、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普雷斯科特的《秘鲁征服史》等等。现代西方史家的作品，尤其是那些著名学派且对学界深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如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代表作，更是全力组译，积极地加以引进。
2、重视西方史学理论方面作品的迻译。在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这类作品，不仅数量多、名家名篇多，而且不少是现当代西方史学界流行的最新著作，如有：维科的《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鲁滨逊的《新史学》、汤普逊的《历史著作史》（以上均为商务印书馆版）、茹科夫的《历史方法论大纲》、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勒高夫的《新科学》（以上均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版）、巴尔格的《历史学的范畴与方法》、米罗诺夫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伊格尔斯的《欧洲史学新方向》、伊格尔斯主编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哈多克的《历史思想导论》、雅斯贝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摩尔的《民主专制的社会起源》、托波尔斯基的《历史学方法论》、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译为《历史主义的贫困》）（以上均为华夏出版社版）、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勒高夫等主编的《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以上均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德雷的《历史哲学》（三联书店版）、《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贵州人民出版社版）等等。在继续推出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当代外国史学理论丛书》、《史学理论探索丛书》等书目中，还将有更多的同类作品问世。此外，从最新出版的西方史学原著或刊物中摘译的有关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译文，不时散见于各地报刊上（其中以《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国外社会科学》等登载得最多、最快、最新），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
3、这种译介，还可以从由我国学者编选的有关文集或丛书中得到反映。这类文集大多译自西方史学名著名篇，当然包含了中国编选者的眼光与意图，属于这类作品的有：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的《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张文杰等编译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杨生茂选编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蔡少卿主编的《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等，其中最具权威性的是吴于廑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上、下两卷本，商务印书馆）。作为“当代外国史学理论丛书”推出的有：《历史比较研究法》、《历史数量研究法》（以上均为山东教育出版社）等；作为“史学理论探索丛书”推出的有：《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重庆出版社）、《系统论与历史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历史科学的反思》（中州古籍出版社）、《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等。另有在一九九○至一九九一年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史学理论丛书”三辑，它们分别是：《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及《福尔摩斯的符号学》（本辑系译作）。
三、开拓：西方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展
为了研究，介绍工作也是必要的，而且介绍应当先于研究，尤其对较为陌生与薄弱的西方史学史学科而言更是如此了。这一工作最初较为零碎、无序，但渐次化为齐整、有序，从近二十年所发表的文章以及出版的西方史学史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印痕。就纵向来看，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古典史学到当今五花八门的史学流派，几乎都有涉及；就横向来看，探索历史观，阐释史学理论，评述史学流派，分析史家思想与史著成就，研讨编纂体例，寻求治史方法等等，大多关连到了史学史所包括的各个方面。回顾的面是如此之广，从五十年代以来的大陆西方史学史研究，还从来没有象晚近以来那样把面铺得如此宽广，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介绍工作也不能与之相比。
在逐渐了解西方史学的基础上，随着引进工作的拓宽，新的研究领域也开辟了，特别是引进了现当代西方史学中的各种新流派、新思潮、新观念、新问题、新方法等，诸如心理历史学、历史人类学、历史人口学、社会历史学、结构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口述史学、影视史学乃至气候与史学、死亡与史学、性爱与史学等。总之，挂着各种“主义”与“新”字旗号的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流派纷至沓来，随之对它们的介绍也层出不穷，研究性的专著也有出版，于是出现了多姿多彩的史学景观，八十年代中叶前后一度盛行的“韦伯热”、“心理史学热”、“计量史学热”、“比较史学热”等跨学科研究的趋向都是显例。这里以年鉴学派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创立于二十年代末，在五十年代中叶开始对西方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国年鉴学派，现已成为现当代西方史学的主潮。在我国史学界，在七十年代末以前对这个学派的了解，可以说几乎完全是陌生的，更谈不上对这个学派的研究，用这个学派的史学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史学实践了（注：近读张芝联的《我的学术道路》（《从〈通鉴〉到人权研究》一书序言）称：1960年贵阳师范学院邀张芝联短期讲学，他讲的题目是《西方史学流派》，其中有年鉴学派。讲稿后用草纸印出，在当时的影响可谓是微乎其微。见该书第14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年鉴学派引入大陆，大致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1978年，张芝联撰《法国年鉴学派简介》一文，乃新时期介绍与研究年鉴学派的首篇（注：此文最先刊在1978年第一期的《法国史通讯》上，后收入张芝联的文集《从高卢到戴高乐》，三联书店1988年版。）。此后，年鉴学派开始在学界流传。自张文发表后的二十年来，对年鉴学派的关注与评介是大陆西方史学史界最为显著的开拓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个研究的“热点”。这一新辟的研究领域，或许是近二十年来西方史学史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一个方面，无论从总体上还是局部上，都有许多成果。这里仅就年鉴史学范型的特点，介绍诸家的看法如下：
姚蒙从历史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视角对此较为全面地展开过评述。关于本体论，年鉴学派提出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这里的人是复数的人、具体的人、历史的人、变动着的人，而非抽象的人（注：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香港三联与台湾远流出版社1988年版，第42-43页。）；关于认识论，年鉴学派强调现实与过去的关系，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人们认识过去首先出于现实的需要，而人们认识方式、角度也反映了这种现实，而这又与相对主义历史哲学有着很大的差异（注：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前引书，第45-47页；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的内涵与变迁》，载雅克·勒高夫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中译本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7页。）；关于方法论，年鉴学派的核心是“问题史学”，它是以“提问—回答”为中心组织历史研究，如果说实证史学只是在史料收集、考订部分使史学科学化了的话，年鉴学派则试图使史学研究方法整体科学化，并由此使史学学科科学化，重建其学科地位（注：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前引书，第47-50页；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的内涵与变迁》，前引书，第26页。）。对最后一点，也有论者评论道，年鉴学派在方法论上没有掌握完整的辩证法，结果导致结构问题的静态化和“空间化”，因而必然远离（共时性）结构和（历时性）事件对立统一这一唯一正确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原则（注：李幼蒸：《法国当代的历史思想》，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5期。）。
我国学者论及年鉴学派史学理论时，着笔最多的则是他们的总体史观念与三维历史时间观。
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与实证主义史学迥异，他们把历史学家召唤到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中，历史应该研究人类整体，应包括人类社会的各个层次，即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因素进行综合研究（注：此类论述甚多，可参见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四章；孙娴：《法国现代史学中的总体历史观》，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王晴佳：《历史的总体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迪》，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张广智：《年鉴学派的演进》，载《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5期。）。由此，也往往论及这一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在这方面，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洛赫多有建树，我国学者论述亦丰，尤其是对他的比较方法阐述颇多（注：参见荣颂安：《马克·布洛赫及其比较史学方法》，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4期；尤天然：《布洛克和他的史学方法》，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8期；陈彦：《了解法国新史学的一把钥匙——马克·布洛克史学遗产初探》，载《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到了第二代史学大师布罗代尔那里有了长足的进展，这是与他提出的三种时间观念，尤其是与他的长时段史学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类文章亦众，其中以张芝联的《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最为集中（注：此文最初发表在《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上，后收入他的《从高卢到戴高乐》一书中。）。张文在介绍了布罗代尔的生平、著述及阐述三种历史时段的理论之后，认为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三分法”是一项独特的创造，布氏把影响历史进程的深层因素（各种结构）放在首位，从重视历史连续性的角度来看，这种强调“结构”的长期影响无疑是正确的。但张文又提出，不论布氏的“三分法”如何机智，但并未真正阐明结构、局势与事件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论布氏所说的“历史”如何“全面”，但政治、文化事件在他的体系中几乎不占什么地位，布氏在处理人与环境等关系时，往往过分看重后者的“决定”一面，而忽视人的“创造”一面。（注：张芝联：《从高卢到戴高乐》，前引书，第247-248页。）
作为一个新开辟的研究领域，当代大陆学者对年鉴学派研究的覆盖面甚广，除上述之外，还涉及到年鉴学派产生的背景及文化渊源、从地区史到心态史等研究领域的进展、历史“碎化现象”与新史学缺陷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年鉴学派之间的关系、年鉴学派与传统史学的关系、前苏联学者对年鉴学派的看法、年鉴学派自身的新陈代谢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逐一论列了。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在引进、介绍与研究年鉴学派的过程中，大陆学人获得了双重收获，这就是：一方面，西方史学史学科自身的研究领域得到了相应的开拓；另一方面，历史学家自身的视野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
四、深化：独创性研究工作的开始
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日益显示出一种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当然这与八十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是密切相关的。对此，我们需要作出进一步的阐明。
第一、西方史学史论著的不断出版及其质量的与年俱进。
且先看近二十年来出版的西方史学史作品，主要有：郭圣铭的《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孙秉莹的《欧洲近代史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刘昶的《人心中的历史—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宋瑞芝等主编的《西方史学史纲》（河南大学出版，1989年版）、张广智的《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董进泉等人编著的《历史学》（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流派从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广智、张广勇的《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徐正等主编的《西方史学的源流与现状》（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庞卓恒主编的《西方新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夏祖恩编著的《外国史学史纲要》（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杨豫的《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王建娥编著的《外国史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郭小凌编著的《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广智、张广勇的《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徐浩、侯建新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这里所列，一是就我个人所见到的，可能还有遗漏；二是尚不包括个人论文集，如前引张芝联的两本论文集、何兆武的《历史理性批判散论》（注：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陈启能的《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注：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等有关研究西方史学史的论著。
仅就以上所列的十几种西方史学史的作品，无论是独著，还是合著，都是各位学者的多年辛劳的成果，各有特色，各有侧重，难分轩轾，岂可妄加评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郭圣铭的《西方史学史概要》到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其总体学术水平是呈递进型的，说它是“与年俱进”也未尝不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十三位专家、历时八年共同撰写的（两位主编通稿即用了一年）《当代西方史学理论》是一本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论著，体现了当代中国学者近二十年来在西方史学史领域内的研究水平，也是开始对西方史学史进行独创性研究的表征。
第二、在比较研究中深化对西方史学的认识。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一切价值都由比较得来，不比较不能区分出优劣长短，这是人们在长期科学研究中早就认识到的客观真理。中西史学经过比较，可以显示出各自的风格与特点，也是加深对中西史学认识的有效途径。晚近以来，在大陆兴起“比较史学热”，我们正可从这种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中，看出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史学史的深度。
近二十年来，关于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多集中在中西古代史学的比较上，在宏观考察与微观求索方面，多有成就。笔者在这里集中介绍朱本源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从1992年开始，他连续发表了《〈诗〉亡然后〈春秋〉作》（注：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3期。）、《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注：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4期。）、《孔子历史哲学发微》（注：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2期。）等长篇大作。他用现代的史学理论，解读孟子的“《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论题，释论中处处贯彻了“比较历史学的观点”（与西方古代史学相比），有力地说明孟子在论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性质时所表现出的高度的理论思维，并论证了孔子是中国的科学历史学的奠基人—“中国史学之父”。在《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与《孔子历史哲学发微》两文中，作者进一步阐述了孔子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与历史哲学的微言大义。这是一组系列论文，作者著文的旨趣既在于开展中西古代史学的比较研究，也藏深意，即批驳如巴特费尔德(H.Butterfield)之类的西方学者的皮相之见，即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史学缺乏近代西方科学中的理论思维。朱本源在这些论文中以细微而又透彻的分析，驳斥了这种武断之言，他指出：“从比较历史学的观点看，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十九世纪前期以前（即在从孔子到乾嘉时代的）中国历史家中有不少的人曾经以类似西方近代的历史思维方式‘历史地思维着’”（注：见《〈诗〉亡然后〈春秋〉作》一文。）。又说：“在我们看来，中国传统史学（指西方史学传入中国以前的史学）不仅在历史编纂方面为任何民族所不及，而且在历史理论方面也有可以媲美西方近代历史思维之处，并非如巴特费尔德所武断的那样。”（注：同上引。）朱文立论时的大气，释论时的精微，堪称为当代大陆学者从事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典范。
第三，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新进展。
如果说，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进展是以各个时期代表性的论著为标识的话，那么，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尤其是大学的史学史教育就成为奠立这种标识的基础，因为包括史学文化在内的文化积淀从来就离不开大学教育，离不开大学相关的学科建设的支撑。
中外（西）史学史教育对造就新一代的历史学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六十年代初，通过那次史学史讨论，明确到史学史教育在大学历史系的重要性，赞同把西方史学史列入高校历史系的教学计划中。自七十年代末以来，各大学进一步加强了史学史的教学工作，并取得了这样的共识：历史学工作者必须十分重视历史学自身发展历史的研究，为此，西方史学史应与中国史学史一样，应当列为高等院校历史系学生的必修课。自此以后，各高校恢复或新开设了这门课程，一些学校还培养出了不少专攻西方史学史的硕士研究生，这一专业新一代的博士生也即将毕业。
新一代的西方史学史教学与科研人才的鹊起，是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希望之所在。如果说在五、六十年代，从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基本上是一些留学海外的前辈学者；那么，步入八十年代，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就是活跃在这一学科领域的，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中青年，尤其是青年史学工作者。他们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迅速崛起，固然是由于他们自身的不懈努力，更在于时代条件之使然。大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为他们的迅速成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时代条件。1984年开始每年举行的史学理论研讨会，也为他们的脱颖而出提供了用武之地。另外，1985年在上海举办了“西方史学史讲习班”，以及1988年在北京举办了“史学新学科与史学理论基础讲座”，都起到了推动本学科建设、培养新一代西方史学史研究人才的有益作用。其中，尤其要提到的是，新时期以来留学海外的一部分学子，他们充分运用国外直接接触的最新的文献资料，耳濡目染他国中学的现状，因此其作见解独到，资料宏富，信息灵通，为国内同行所不及。中国留美青年学者的论文集《当代欧美史学评析》（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就具有这样明显的特点。只要海内外青年学者继续积极进取，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在百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历程中，写下了新的一页。其间，虽然也有失误，尤其在引进西方史学时，曾出现过从昔日的一概排斥到盲目信从的现象，但总体看来，西方史学的输入，对现当代大陆学术界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对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对促进历史学的现代化，特别是对促进历史学家开阔视野，深化认识，更新观念，拓展方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换言之，这二十年来的成绩应该得到充分地肯定。
二十世纪即将走完它的最后行程，新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回顾前瞻，中国的学术事业将有一个大的发展，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也有一个美好的前景，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发展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而作出新的贡献。
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1998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