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鉴别当代西方史学成果

　　20世纪西方史学获得了迅速发展，取得多方面成就，以新理论和新方法为核心的“新史学”对西方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总体而言，西方史学在指导思想与方法论上与我们又有较大差别，对于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能不加重视。

　　当代西方史学取得多方面成就，但是，总体而言，西方史学在指导思想与方法论上与我们又有较大差别，对于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能不加重视。

实际上否认历史规律的存在

　　一个突出例证就是《新编剑桥近代史》所阐明的宗旨。该书主编克拉克写道，《剑桥近代史》的新版，不过“是许多符合事实而又前后一致的评价的汇编”。该书第12卷（相当于现代部分）主编莫瓦特同意上述看法，也说“今天几乎没有历史学家……认为我们还能写出世界通史或终结性的世界史”。但是就这一问题世界现代史专家齐世荣教授作了很好的回答，他说，“终结性的世界史，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任何一代人，无论晚到什么时候，都不可能穷竭真理。但是，世界通史，包括断代性的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都是完全能够写出来的，而且能够写得越来越接近客观真实。”他还说，“作者要想把充满矛盾运动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和概貌勾画出一幅清晰的图像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难道我们因此就可以止步不前，满足于把一批又一批的专题论文和国别史或国别史汇集堆在读者面前吗？如果只是这样做，他们关于现代史的局部的、具体的知识虽然会增加很多，但将永远不会知道‘世界’现代史是个什么样子。人类发展到20世纪，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发达的科学技术可以极大地造福人类，但也达到了可以毁灭人类的地步。世界现代史学家有责任用清醒的、深刻的历史认识去启发人们，使人们变得更加理智、更有远见。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只有微观的历史研究，而无宏观的历史研究。‘细节’固然需要知道，但在一定意义上‘总画面’更需让人们清楚，研究世界现代史的学者应当不怕困难、勇敢地承担起贯通、综合、概括的工作。”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自然会导致不同的方向和结论。

“准历史著作”更多渗透意识形态因素

　　美国等一些国家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除渗透到一般通史类著作中，还有一大批或可称之为“准历史著作”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著作，直接论证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人权以及当前广为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因为他们懂得意识形态在保卫资本主义、瓦解社会主义和控制第三世界方面的独特作用。许多出版物就是由财界出资直接推销的。例如新自由主义当代堡垒之一的芝加哥大学的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每年可领取3600万美元的捐助费。1990年至1994年间，美国《国家利益》等4家最大的新自由主义刊物得到了2700万美元的捐助。得到奥林财团100万美元资助的《国家利益》，蓄意在刊物上炒作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弗朗西斯·福山的讲演“历史的终结？”，被《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等转载，很快在世界上引起轰动。

渗透着否定和平崛起的西方传统观点

　　美国《当代史》（Current　History）杂志曾在2006年4月号刊登了美国进攻式现实主义代表人J·米尔斯海姆的文章《中国的非和平崛起》（China’s　Unpeaceful　Rise）很具代表性。文章开门见山地设问，“中国有可能和平崛起吗？我的回答是不可能。”作者断言，“如果中国在今后几十年继续其令人难忘的经济增长，美国和中国看来可能要发生一场剧烈的为各自安全而进行的战争。多数中国的邻国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南朝鲜、俄罗斯和越南都将和美国一道去遏制中国的势力。”为了表明判断的正确性，作者援引了他所信奉的国际关系理论说，“我的国际政治理论谈的是，最强大的国家试图在世界上建立他们的霸权时，需要确信其他地区没有可与之匹敌的大国占据统治。这一理论可以帮助解释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外交政策，也多少指出了中美关系的未来。”作者还说，“国际政治是一种丑恶和危险的买卖”，每个国家都会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展开权力之争。“美国不会容忍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存在。”他由此根本否认两种不同制度外交政策的原则区别，在实践上更具挑拨性。我们看到，目前美国政界正在运用这种“理论”，力图在国际上达到纵横捭阖之目的。

辩证对待当代西方史学

　　当代西方史学无论其成就和存在问题，从根本上说都可作为我们的参照物，是一笔可资运用的财富，使我们得以兼听则明，择善而从。但要做到这点，必须坚持以我为主，辩证地对待当代西方史学。首先，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对我国已有史学成就应抱有坚定信心，警惕思维的西方化。而这是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等多位学者多次提出的忠告。其次，严格区分当代西方史学中属于先进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界限，而不是简单地看它属于什么“主义”或学派。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一切有利于人类进步的思想学说，我们都应该欢迎。至于如何鉴别这些思想和学说，归根到底，要看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在推进历史发展上究竟起了何种作用。我们的态度则是尊重客观实际，不受任何框框的限制。第三，不因人废言。有些人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对象会有不同评价。举例来说，尽管汤因比的学术思想体系实质上仍是欧洲中心论，但并不妨碍他把未来中国看作人类的希望。美国的弗朗西斯·福山，前后思想也有变化。他在今年1月撰文《美国民主没有什么可教给中国的》承认，“美国的道德资本主义在很短时间内消耗殆尽，伊拉克战争以及军事侵略与民主推广之间的密切联系给民主抹了黑，而华尔街金融危机则打破了市场自我调节的理念”。“相比之下，中国发展顺利。……许多中国人一度对美国的所有东西推崇备至，如今对美国的看法却更加细致透彻、更具批判性——一些人甚至接近于蔑视。如此一来，有民调显示，认为自己的国家走在正确道路上的中国人要比美国人多得多，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许是一般美国人所具有的求实精神和变动性在一位学者身上的体现。

作者单位：北京师大历史学院

文章来源：史学研究网转载《社会科学报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