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与生态：生态人类学的田野实践

　　生态人类学是目前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方法创新等理论层面的研讨取得了不少成果。无论是对西方生态人类学理论前沿的追踪，还是对我国生态人类学发展史的回顾，都有具体而深入的评述、反思与总结。但从现有的相关经验研究来看，内容庞杂，角度各异，缺乏明晰的主导性研究方向。我国生态人类学如何适应变迁的研究对象，继续凸显自身的学科特色和优势，在解决当代民族地区现实问题中找到新的学术增长点，已成为目前生态人类学经验研究必须思考的问题。《民族研究》2011年第5期“田野调查与研究”栏目拟刊载一组生态人类学文章，目的在于为当今国内生态人类学经验研究提供探索性的研究思路。

　　《生计资源配置与生态环境保护——以贵州黎平黄岗侗族社区为例》，从贵州黎平黄岗侗族生计资源配置的文化策略中透视特定文化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与意义，认为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并不矛盾，真正的生态保护在于选用最适用的文化对特定生态系统施加影响，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服务；《藏族传统生计与黄河源区生态安全——基于青海省玛多县的考察》，以“黄河源区第一县”——青海省玛多县为个案，利用“生态脆弱环节”这一新概念解释了三江源生态蜕变的文化成因，指出藏族传统生计能有效规避当地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实现生态环境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的兼容；《生态与生计——神农架下谷坪土家族民族乡动物与人争食考察》，从深生态学的基本理念出发，结合神农架下谷坪土家族民族乡乡民现在的生活状况，对目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了反思，认为生态保护也应该涵盖对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保护，应当关注当地土家族人传统生计方式对生态保护的特有价值。

　　一般而言，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主题总是和“生态保护”、“生存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生态人类学要求人类学和生态学视角有机结合。人类要生存发展，必然要改变所在的生活环境，但关键在于从何种程度上改变环境才有利于人的可持续性发展，如何寻求“生态保护”与“生存发展”二者间的平衡。这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此作出了深刻揭示。罗康隆、杨曾辉的文章给出了一个现在依然存在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彼此协调的成功案例；另外两篇则从反面进行论证，揭示了由于忽视当地传统生计方式而给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后果，展示目前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和谐之音。这组文章传递出的综合讯息在于，当今的生态保护固然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的大力支持，但只有将传统地方性知识与现代科学技术及信息服务体系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特定地区的生态保护。

　　目前，国内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者多来自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对生态学了解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或者削弱了他们的生态人类学研究。邵侃、田红的文章含有丰富的生态学信息和知识，是本组文章中的一个突出亮点，在如何吸纳生态学学科营养方面将给国内的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带来更多的启发。面对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不断变迁，通过合适的案例凸显生态人类学的主题、视角及关怀现实的价值追求，对当今生态人类学从何种新思路来拓展研究空间的问题提供一个相对具体的尝试性回答，有助于国内生态人类学田野实践在与时俱进的同时，不断走向深入。但三篇文章都是现在时的田野调查，既缺乏横向综合比较的维度，也不具备纵向历史变迁的视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身研究的力度、深度和影响力。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