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目前中日之间的相互理解问题
——关于“二战后东亚与欧洲历史反思与和解进程比较”的讨论之三
【编者按】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0年9月4日至5日在北京主办了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世界史）“二战后东亚与欧洲历史反思与和解进程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承办，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与中国日本史学会协办。来自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波兰、匈牙利、捷克12个国家的7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们就二战后德国与日本对本国侵略历史的态度、东亚与欧洲和解进程的差异及其原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就如何汲取战后欧洲国家反思与和解的积极经验。推动日本的历史反思与东亚的和解进程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本期的“圆桌会议”栏目选择了四位与会学者的发言在这里刊登。宋志勇的文章从整体上对德国和日本战后历史反思的不同态度做了勾画；鲍尔康泊和依田患家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两个国家对其在二战中所犯罪行的反思程度；李薇的文章则从战后整个世界政治格局的宽阔视野、日本近代的思想文化和当前国际政治较量的角度，较为深入地分析了为什么日本不能正视自己所犯罪行的原因。通过这些文章的发表，我们希望能够推动这一专题的讨论与研究.有助于实现东亚的进一步和解。
首先，感谢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作一次深入的交流，并就当今的日中关系作一个简单的报告。
我的报告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就当今日中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第二部分，是从历史角度来分析当今世界的形势，第三部分，是展望日本与中国的未来。
1.当今日中关系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由于时间有限，在此，我并不想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中关系作一全面论述，只想就当今日中两国间存在的一些认识上的问题，阐述一下我的看法。
今年4月，日中两国发表了《日中历史共同研究》的第一份报告书。在我来看，这份报告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于有关近代史的叙述。而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日方研究人员明确表示，1931年至1945年日中间的战争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在南京以及其他地方日军进行了大量的屠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表述在日本的历史学界早已成为了定论。然而，日本一些保守派政治家无视这些经研究被证实了的事实而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发言，屡屡使日中关系发生恶化。从这一角度来看，我认为由两国政府派遣的专家学者进行的共同研究得出以上结论，是一件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情。
至于没有就被屠杀市民的数量得出结论，也是可以理解的。关于这一问题，日本学者所提出的数字在6万到20万之间。日本最广泛采用的高中教科书中，记述为20万或十数万。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数字，是因为关于如何区别战死者、被卷入战火中的市民，以及被有意识地屠杀的市民，在学术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这也是理所当然会遇到的问题。围绕着被屠杀市民数量的争论，今后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关于当今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中国方面经常提到的有：（1）靖国神社参拜问题；（2）“脱亚论”的复活；（3）教科书问题；（4）台湾问题等。下面我将逐一进行探讨。
（1）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是日中两国，特别是两国政府间建立起信赖关系的根本性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主要应作为政治、外交性问题来考虑。数年前，当时的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中国和韩国的一再抗议而数次参拜了靖国神社。虽然此后的历届首相再也没有进行过这一活动，但是小泉首相的靖国神社参拜不仅在当时成为了一个重大问题，而且影响深远。小泉在每次参拜前都表示，“这是基于我的感情”，“这是基于我的信念”。可是身为一国首相，小泉是一国的政治、外交的负责人。如果他仅仅是辞退了一切公职的私人身份，可以说那是他的自由，但是作为政治、外交的最高负责人，面对其他国家的抗议，面对其他国家的国民感情，基于自我的“心情”行事是行不通的。
我之所以说应该从政治、外交的立场来考虑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一问题必须与宗教问题以及其国家的宗教感情分割开来讨论。日本人中确实有“人死罪消”的心理。在镰仓有座著名的寺院叫圆觉寺，这个寺院是为了吊唁13世纪蒙元来袭时日、元两军的死者所设立的。被处刑了的人是根据生前的罪被处刑的，随着其死去，罪孽也就消失了，这样的想法，古已有之。日本武士的剖腹自杀和日本人的自杀之多，也是人死罪消这一心理的体现。而且日本人中还有一种心理，认为对于死了的人的灵魂，特别是对战争和刑罚等异常死去的人的灵魂必须进行安魂。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之所以受到一部分日本国民的支持，原因就在于此。
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主要作为政治、外交问题来考虑。用小泉个人的感情来偷换议题是行不通的。刚才所指出的日本人的宗教心理，并不是非这样做不可的金科玉律。而且，日本的现行宪法也禁止政府对特定的宗教进行干预。靖国神社是由特定的宗教所建立的神社，这是事实。尽管如此，小泉悍然舍个人身份不用，而屡屡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进行了参拜，因此，小泉首相的靖国神社参拜应主要作为政治问题来考虑，应该将其作为整个亚洲的问题来进行批判。
在此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韩国政府，都并不反对日本纪念战死者的活动，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问题在于，大约30年前靖国神社将东京审判中被处以死刑的5个甲级战犯进行了合祀。有鉴于此，当今天皇的父亲昭和天皇其后也停止了对靖国神社的参拜。
（2）“脱亚论”的复活
“脱亚论”是支撑小泉首相以及13本保守势力行动的思想体系，我们对其复活的倾向必须给予关注。明治18年（即1886年），给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带来了巨大影响的福泽谕吉撰写了《脱亚论》一书，可以说它指明了日本近代的发展方向。该书指出，“我日本之国土虽处亚洲东缘，而国民之精神已脱亚洲之固陋转为西洋之文明。然此处有不幸之邻邦，一称支那，一称朝鲜”，“为今日之谋，我国不应犹豫踟蹰坐等邻国文明开化共兴亚洲。毋宁脱其伍类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与此支那朝鲜相处之法，毋庸以邻国之故致格外之体念，当遵西洋人与其相处之方处之。与恶友相睦则难免恶名。我等心中当谢绝亚洲东方之恶友。”显而易见，这样的思想是战前日本行动的总指南。
这一“脱亚论”的倾向，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被暂时遏止住了。这是因为，当时基于这一思想所采取的行动明显失败了，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及第三世界等其他价值标准有着很强的吸引力。然而，此后这些价值标准极大地衰退了。随着一极化格局的出现，人们注意到将“西洋”改头换面为“美国”的“脱亚论”正在死灰复燃，这样的倾向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当时小泉首相为首的日本保守势力的行动，也证实了这一点。同时，由于现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在日本，一部分人提出了中国威胁论。我认为，这正是“脱亚论”经过改头换面在当今时代的复出。为了与之相抗衡，我们必须建立起来自亚洲的新的价值标准。
（3）关于教科书问题
关于“教科书问题”，实际上可以看到，日本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方面所提出的主要问题，是数年前以“制作会”为中心编写的中学教科书通过了文部科学省审定一事。可是在座的诸位知道，在日本，言论、表达的自由是个原则性问题。有鉴于此，要求废止文部科学省审定教科书的呼声也很强烈。问题是，这样的教科书在多大程度上被全国所采用，以及日本的历史教科书现在处于怎样的状态。
对于教科书的采用，私立学校由各学校，公立学校则由县或者是各地区的教育委员会决定，现在这种教科书在日本全国的采用率仅为1％左右，可以说，这一事实表明了到目前为止日本国民的良知。关于中学历史教科书，可以说，其内容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得到了改善。我想在这里介绍目前在日本采用最为广泛的两种教科书的记述。中、韩两国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批判，主要是围绕着中学教科书进行的。文部省在当初审定的时候，强制要求将“侵略”改为“进人”，并要求应“强调大东亚战争的真正意图，以及其对亚洲各国独立所产生的影响”等。正如资料所显示的，目前日本高中教科书中关于日中战争的记述，虽然说仍不尽如人意，但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这是事实。之所以能够改善到目前这样的地步，是因为在受到中、韩等国际方面的强烈批判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历史研究人员和站在教育工作最前沿的教师等对此也进行了广泛的批判。另外，我想这个问题既然是史实，那么继续修正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4）关于台湾问题
关于“台湾问题”，人们经常可以注意到一部分政治家的不负责任的言行，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关于这个问题明确表示，在外交上将遵守《日中共同声明》以及《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所规定的原则。
在台湾问题上，日美两国的政府和国民都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在美国，很多人从心理到感情上都认为“台湾是我们保护并培育起来的”，而在日本则看不到这种议论。但是日本国民中有不少人对台湾抱有同情心理，认为“小小的台湾不是被那么大的中国所欺负吗?”此外还有一点，日本国民对于摆脱了过去的独裁统治已经实现了较高民主化的台湾，感到具有相当程度的亲近感。可以说，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对于未来的日中两国关系极为重要。
2.从历史角度分析当今世界的情势
（1）日、中间的历史问题
小泉首相的“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教科书问题、台湾问题，全部都深深地植根于过去的历史。关于历史问题，两国应该共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60年的历史进程进行讨论，特别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的关系史。尽管存在着种种的问题，但从整体上来看，这是一段空前的和平、安定、友好的历史。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在两国更多地加以宣扬，并尽量强调这一段历史。另外，我认为两国对于对方国民的经验体悟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感情需要相互理解。
首先，日本国民应该更加深入地了解日本在近代史上，对中、朝、韩等邻国人民侵略所带来的种种苦痛。当然，从前面所提到的日本教科书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在这方面日本国内已经有了一定改善的动向。1995年8月15日，当时的村山首相在发表的谈话中曾指出：“我国在不久前的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上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的错误，我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这一谈话是经内阁会议讨论通过后才公之于众的。这表明，这次谈话不是村山首相个人的声明，而是日本政府的决议。此后的历届日本首相在就任时，都会谈到遵循“村山谈话”。进而，1998年11月的《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日方表达了“痛感由于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失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由此可见，日方的认识与过去相比有了进步。
尽管存在着强弱之别，日本国民普遍认识到，“过去那个时代，日本对周围的国家做了坏事”。同时，日本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军的猛烈空袭和舰炮攻击，许多城市化为一片焦土。1945年3月10日的东京大空袭，一天就有10万市民失去了生命。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惨祸，牺牲者至今仍在增加，甚至影响到了胎内的婴儿。而且，日本最终无条件投降，全国被完全占领了。有鉴于此，日本国民中，不少人产生了这样的心理，即认为，“也许日本过去做了坏事，但是，对于日本的惩罚不是已经结束了吗?一些国家难道永远对此纠缠不休吗?”
我过去在中国曾多次听到过“对中国的侵略是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责任，日本人民是无罪的”。对于中方的这一说法，我则表示“在允许军国主义抬头这一点上，日本国民也有责任”。但同时，我也是赞同“日本人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这一说法。现在来日本的很多中国年轻人，包括留学生，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以及战败之后的日本国内的悲惨状况几乎毫无所知。由于围绕着第二次大战的两国的种种恩恩怨怨，加上他们来日本的时候日本已经完全复兴，所以他们不知道这段历史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认为，知晓这段历史，对于理解现在日本的国民感情是有必要的。现在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以政府与政府的关系为基础的，因此像从前那样考虑日本人民的立场变得很困难。但就历史问题来讲，还是应该传达这段史实的。
另外，作为原子弹受害国的日本国民和作为原子弹拥有国的中国人民，对原子弹的感情也理所当然地存在着很大不同。在国民感情方面，许多中国人抱有“日本对过去没有道歉”的心理。中国应该使其国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日本无条件投降是日本和中国现在的出发点。“投降”这一事实的意义远远超过了“道歉”。印度与巴基斯坦、南北朝鲜、阿拉伯与以色列并没有向对方投降，因而遗留下了问题。而由于日本对韩国、朝鲜不是以“投降”这一形式作为出发点，因此必须对其给予更多的体念。
但是，日本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尽管中国由于内战以及其他原因没有能够直接参加对日本的占领，但在中国的数十万日本军队全部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了。在中国的日本战犯也在中国的法庭受到了审判。曾是战犯的日本兵中。由于在服刑中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宽大处理，回国后为日中友好尽心尽力的例子有很多。
我在70年代曾经有幸多次会见了中国的领导人，那个时代的中国领导人，在涉及日本侵略时，全都有着一种自豪感，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过中国。但是我们与之战斗，并最终使他们投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不仅仅是停战和撤退的关系，而是以日本的投降而告终的关系。我认为，对于这个事实中国人民不是可以更加自豪吗?当然战胜国的意识，也往往有陷人大国主义的危险，不过我认为，全体中国人民对此应该更有体悟。
而且，日本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自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对于今天两国间的矛盾与对立，不应该简单地联系到过去的问题上去，归根结底应该作为当前的问题进行考虑。
（2）历史问题与过去的经验
在考虑历史问题时，我认为重要一点在于，必须从宏观上把握住当今世界所处的情势，并以此作为出发点来看待问题。就我所观察，自法国大革命前夜至今，是受害者意识不断增强的时代。受害者意识的增强，给人类的历史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可以说，在广泛的人民解放、殖民地解放等运动中，人民的觉醒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受害者意识的增强。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侵略也往往是基于受害者意识这一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纳粹德国就完全是受害者意识的产物。在战前，日本受害者意识也极为强烈，人们认为“现在中国正要夺去日清、日俄战争中日本流血所获得的正当权益。美英苏诸国则在后面给中国撑腰”等。在这样强烈的受害者意识驱动下，日德两国走上了侵略的道路。
可以说，在当今世界各地的纠纷与对立中，由于相互的受害者意识使问题难以解决的例子不胜枚举。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印度与巴基斯坦、朝鲜与韩国，这些国家全都强烈地认为自己是对方的受害者。可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存在着由国内外的受害者意识所引发的一面。美国对伊拉克的行动，也是建立在自纽约事件以来，自己才是受害者这一意识基础之上的。
当今世界涌现出大量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的事例，比如环境问题等。有专家指出，现在的水质污染问题，不仅仅是工厂的废水，家庭废水也是其重要原因。这样来看的话，是不是可以说，如今的人类社会，已经到了必须控制法国大革命前夜以来持续扩大的受害者意识的阶段了呢?
当然，任何时代都有着真正的受害者，必须清楚地区分这一点。同时对于现实中难以避免发生的矛盾、摩擦，不应简单地联系到受害者意识上，也应该倾听对方的立场和主张。我想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日中两国的关系。现在两国同样各自抱有很大的矛盾和问题。历史告诉我们，处于这样的时代，种种受害者意识过度膨胀的话，将最终导致严重的对立。我认为包括日中关系在内，在处理当今国际问题时应该考虑以上几点。
3.日本与中国的未来
最后，让我们探讨一下今后日中两国所应展现的姿态。可以说，在当今的情势下，对此必须放眼整个世界、放眼整个东亚来进行考虑。
如果从世界整体来看，东亚无论是其人口，还是发展潜力，都是最有前途的地区。这一地区的经济交流相当繁盛，但同时这一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区域内合作系统的建设滞后也是非常明显的。其原因在于，该地区仍未建立起相互间的政治信赖关系。历史问题成为了很大的障碍，对此日本应该承担相当大的责任，这是事实。可是德法两国曾超越过去的历史惯性和感情壁垒，团结一致，成为了欧洲融合的中心。德法两国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呢?
同时，对于历史的讨论，在反省过去的同时，还必须从中寻找未来行动的指南。在探讨东亚的未来时，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中国的未来问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目前中国变化最大，发展最快，而从其人口、国土方面来讲，中国的未来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
我在以前的研讨会上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最后我想重新介绍一下“从历史看中国的未来”这一我一直以来的主张。就我所观察，历史上中国的最大特点，在于中国是亚洲的文化大国这一事实。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在很长的岁月里吸收了中国的文化以发展本国的文化。其间，尽管存在着北方民族在武力上与中国相比占有优势的年代，但即使在那样的时期，中国也没有失掉过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但是，鸦片战争后情况发生了改变。我认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最大的不幸，在于丢失了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此前，中国即便在战争中失败了，文化大国的地位也没有丢失，但鸦片战争之后，连这一地位也丢掉了。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近代中国无数先驱者进行了奋斗，现在这一目标基本实现了。
那么，当代中国最大的课题就落在了恢复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上。我之所以说现在中国最大的课题在于恢复亚洲的文化大国地位，并不是说中国不要在其他方面成为大国，而是认为中国要作为世界性大国被大家所认可，这方面最为重要。我反对首先搞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可以滞后这一观点。因为，这样的观点违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时候，由于大战末期的轰炸，失去了大部分的产业，陷入了极其悲惨的状况。这个时期最先提出的课题是“文化国家的建设”，这大量地反映在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当时日本的国民，从过去军国主义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在“建设文化大国”中找到了新的方向，而并非以“经济大国”为目标。然而，结果日本成为了世界性的经济大国。说起来，日本是以文化国家作为目标，结果却成为了经济大国。我认为这里存在着历史规律。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也经历过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原因在于，江户时代的日本是世界上包括农村在内的平民教育最为普及的国家（当时，农村的自耕农大部分都具备了生活上必需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以此作为基础，明治维新后义务教育制的采用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1900年前后，包括农村在内的男女儿童4年制小学入学率达到了90％以上）。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战后制定的初级中学义务教育制。
如此，文化的普及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当代中国，各个地方都可以听到要使中国成为经济大国的呼声，然而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的声音却几乎听不到，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是处于发展中的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只要经济发展了就会得到世界的赞扬，但如果是对中国的话，仅仅发展了经济不会得到世界的赞扬。因为，从历史来看，中国作为亚洲的文化大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没有成为文化大国才是奇怪的。而且拥有广阔领土和庞大人口的中国，往往被周边国家所戒惧。但是，只要中国采取了文化大国的姿态，周边国家的戒惧心理就能够得到缓解。综上所述，我认为，目前中国最大的课题，在于恢复亚洲的文化大国地位。
21世纪被认为是亚洲太平洋的世纪。在这个世纪成为亚洲的文化大国，就是成为世界的文化大国。在以往的年代，人口中相对少数的部分拥有高度的文化，或者其文化仅仅是固有的东西就会成为文化大国。可是现在，要想成为文化大国，必须将文化普及到国民大众的末端，并且积极地吸收世界的文化。中国恢复亚洲文化大国地位之时，日本和韩国也将实现了一定的发展，并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也许在那样的情况下，亚洲的稳定和发展才将得到保障。
（作者系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