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家的棉纺织

  明代,特别在明代中叶,在江南地区出现了一批使用奴婢、从事商品生产的经营地主。以缙绅地主为多。如文献记载,这些地主“役僮隶”、“ 僮奴几二千指”、“课僮仆力耕稼”、“多买奴仆”、“臧获以数百指”、“ 僮婢数十百指”、“ 臧获之指千”、“多买僮仆”等等。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也有的兼营棉纺织。妇人主事的家庭尤其如此。如王世贞所记金孺人事迹是“课耕及理纺织丝枲场圃委乘”。他所记屠淑人事迹是,诸臧获“畴力耕,畴技工作,畴行贾,畴女红”。 女红即指棉纺织。又如吴中行叙其家事迹是,其家僮婢,“男服农,女服酒浆丝枲”。有地主的《治家条约》甚至规定,“凡奴仆在家,务使各勤其事,男使之耕,女使之织”。这些役使奴婢多的地主,大都盈利甚多。

  当时江阴县梧塍里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家,是一个士人家庭,也是一个中等地主,其家的土地,就是采取如上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徐霞客的父亲死后,由他的母亲王氏掌管家务。她“久支门户,课夕以继日,缩入以待出。凡饘酡、酒醴、塗茨、朴断及鸡埘、牛宫之类,诸僮婢皆凛凛受成于母”。这说明他家是种有田地的。而王氏又精于纺织,“好率婢子鸣机杼”。黎明即起纺织,“机声轧轧频呼婢,篱下离离欲曙天”,“课诸婢”甚勤。其家所织之布,“又密又细又平整,轻薄如蝉翼,市者能辨识之,称为徐家布”,“她家的布在市场上几乎能卖到丝绢一样的价格”。为了卖个好价钱,其布往往运往大城市苏州出卖,“持向吴门货吴侬”。

  据新编《江阴市志》记载,徐霞客之母好纺织,“家有布机二十余张”。因叙述简略,我们无法断定这二十余张布机,有多少张在同时使用。家中婢女是否都专工纺织,还是另有家务负担,只在闲时从事纺织。王氏有四媳,亦未见她们参与纺织的记载。总之王氏家中有多少人从事纺织,是个未知之数,不能妄断。但从文献记载上“课诸婢”上推定,有几个婢女经常从事纺织,则是可能的。

  徐父在世时,本“已家道中落”。分得的田产,“系处偏东之旷土”,“不及中人之产”。加以徐霞客“典地出游达二十多年”,在此长时期内,“于家庭无些介之入,而有持久之耗”。但由于经营有道,家业不但无亏,而是有所进益。其纺织所得,“再加上现在田亩,徐家的家境开始渐渐好转”。 徐家役使僮婢,劳动力成本低下,这无疑是徐家财产增益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是徐家家底薄,买不起也养不起更多的奴婢,从上述评价看,其家财的进益是有限的。

  从宋代以来,雇佣劳动不断发展,封建制度对奴仆的束缚,也在逐渐松弛。江南地区役使奴婢经营地主的发展,并不是上述经济关系的倒退,而是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历史现象。明代江南赋重,众所周知。因此一些有财势的地主,希冀役使奴婢,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弥补重赋的部分损失。特别是农民,顾炎武《日知录》说,“因赋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重粮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他们为了逃避税差,被迫以卖身、投靠、抵债等各种形式,到富裕之家充当奴仆,为地主创造财富。江南赋重,以苏州府、松江府为最。役使奴婢的经营地主,也以苏松两府为多,而充当奴婢的是否也是苏、松两府为多,就无从考究了。总之,明代中叶江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大量劳动者为之付出了超常的痛苦代价。前述金孺人对奴婢是“起宿不辨色”,就是很好的说明。

以上引文,均见下列文章书籍:

1. 蒋明宏:《明代江南乡村经济变迁的个案研究——江阴徐霞客家族经济兴衰、分家析产及明末织布作坊诸问题探析》,载《中国农史》2006年第4期。

2. 蒋明宏:《“徐霞客与资本主义萌芽有关”说质疑——关于徐霞客家世研究的一点商榷》,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1年第9期。

3.《徐霞客·走进科学》,2010年6月24日《中国电视报》第24期。

4. 傅衣凌主编:《明史新编》第284-286页。

5. 王毓铨主编:《中国古代经济通史·明代卷》上,第151-152页。

6. 庄元臣:《庄忠甫杂著》第8册。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2期

  

Comments are closed.

Baidu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