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影响以及计量学派的后期分化
——《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第三章第六节
第六节 争论、影响以及计量学派的后期分化
一、计量学派研究方法的争论
新经济史学家开创了一种新的经济史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也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和批评。持批评态度的有卡特·古德里奇（Carter Goodrich）、弗里茨·雷德利克、梅格纳德·德赛等人，持肯定态度的有威廉·艾德洛特（William O. Aydelotte）、麦克洛斯基（McCloskey）等人。在古德里奇看来，新经济史的出现的确是经济史研究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定量研究方法的采用使得传统的经济史研究正在面临一场严重的挑战，这是一次新的“知识革命”，就好像工业革命时期机器织布对手工织布是一次革命一样，传统的经济史学家似乎正处于手工织布工人的地位。他认为，新经济史学家并没有研究经济史本身，他们只是把历史当作“背景”，而关心的仅是经济增长。而对于传统的经济史学家来说，经济增长并不是他们所要关心的唯一问题，而且他们也不仅仅研究经济史上的数量问题，还要研究经济史上的“质”的问题，即不仅仅研究量变，还要研究质变。古德里奇认为，质变的问题是定量研究方法所不能解决的。因此，古德里奇认为，经济史研究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以文字形式表现，一个是以数据形式表现，前者可以称之为“经济史”，后者已经不能称之为“经济史”了，需要另外起一个名称[1]。在雷德利克看来，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无疑是实证主义的，因为，对他们来说，除了数据，其它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古老的经验主义传统也是实证主义的。然而，新经济史的方法与这种经验主义传统不同。由于新经济史依赖于经济学理论，从而实质上它是反经验主义的。新经济史研究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对计量有着压倒一切的兴趣；另一个是侧重利用经济学理论，对假设和虚构有一定的依赖性。传统经济史研究主要论述经济制度的发展，其次才论述经济制度下发生的经济过程；而新经济史研究则倾向于直接论述经济过程，忽视约束经济过程的经济制度。而且，在分析经济过程中，新经济史研究的着眼点变成了纯粹的经济问题，对非经济问题不予考虑。由于过多地倾注了“经济学”感情，在分析方法上，经济学理论就占据了主导。新经济史研究强调假设和虚构。传统的经济史研究中也普遍使用了假设，但他们都避免使用虚构来推断历史。用虚构来进行历史研究，只能算是“准历史”。虚构对历史研究没有任何益处。雷德利克区分了新经济史研究中的三种不同倾向：第一种倾向是“数据处理”，以戴维斯、休斯和菲什洛等为代表。与以前的运用数据的传统经济史学家相比，他们在研究中使用了更多的和更为复杂的统计工具，但兴趣依然在收集信息；第二种倾向是“经济史学”，以道格拉斯·诺思为代表。他通过计量，对各种假设进行翔实的探讨，并根据这些经过验证、定义明确的假设，构建经济史学；第三种倾向是“准经济史”，以福格尔、康拉德和迈耶为代表。他们基本上都是模型构建者，通过定量方法依靠想象和虚构进行历史研究，所提出的假说既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顶多能够自圆其说。他们的成果是准经济史，或者说是一种历史模式[2]。雷德利克不赞成福格尔所代表的那种计量经济史研究方法。他认为，第三种倾向使用了两类模型：“建构模型”（例如福格尔的论文）和“简约模型”（例如康拉德-迈耶的论文）。而这两种模型都是主观臆想的，绝非是一个历史事件。雷德利克奇怪的是，这样一种对现实的扭曲能澄清历史事件中的什么呢？
德赛对新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概括。他说，新经济史的特点在于用数学公式把使用经济学理论得出的分析变成可以验证的形式，并通过统计方法加以检验。因此，新经济史研究方法的目标是要建立一种明确的模式，并试图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计算该模式中的各种关系。判断某一经济模式是否有效的基本标准，就是该模式中的方程能否被清晰地识别，而识别问题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很难。德赛举了一个关于土豆需求的例子。他认为，从土豆的数据上，很难识别出那是需求曲线，还是供给曲线。因为，每一个数据都是供给和需求均衡的结果。另外，如果曲线变化，识别就变得更为复杂。识别一个市场尚且如此，识别经济史的模式，就更难上加难了。历史所包含的因素太多，而且都处于变动之中。目前，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还不是很充分。如果没有完备的理论，事实上，我们不知道分析中应该包括哪些变量或者遗漏哪些变量。在缺少令人满意的理论的情况下，经济史学家只得依靠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存在着很多问题，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更多的是一种静态或者比较静态分析。另外，德赛认为，目前计量经济史研究取得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对传统观点的“修正”上，学者们的兴趣也局限在对某种正统的观点进行挑战，而不是探讨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动力。这种研究并不是经济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它的重要性也将随着学术活动的不断加强而下降。德赛还强调，从福格尔和特明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计量经济史更适合研究局部问题或者某一方面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也是有用的，但德赛认为，经济史学家应该回答更大的问题[3]。
而肯定者艾德洛特与他们观点不一样。他回应了对定量方法的种种责难，并正面阐述定量方法的优点。他认为，定量化为历史学中的概括提供了一种手段。有些历史学家矢口否认想要进行这样的概括，他们强调说历史学家的任务并不是做出概括，而是讲故事。但是，艾德洛特说这并不代表所有历史学家的工作目标。而且，每一位历史学家都不能完全回避概括的问题。另外，在他看来，指责做出概括的历史学家的工作不合体统是一种专横态度。历史学只存在单一方法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如果让研究这门学科的历史学家所做的事情被证明是有用的，那么最好还是说它有用。艾德洛特说，对于那些的确想进行概括的历史学家来说，定量方法是能够提供一些办法的。实际上，许多概括都含蓄地具有数量特征，尽管这一特征并不总是很明确地表现出来。过去学者所习惯用的例证法虽然是一种有力的修辞手段，但从逻辑上讲该方法是不充分的。定量方法与例证法不同，它可以提高分析的精确性，可以揭示事件之间的关联以及问题的实质；数量分析在某些场合还能引导人们提出新假设。艾德洛特的观点代表了史学界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但他也承认，定量方法有它本身的局限性，但艾德洛特认为，该方法仍不失为历史分析的有力工具：它有助于使研究工作简单易行和更加可靠；它有时为我们提供了不能用其它方法解决问题的手段[4]。作为计量学派的坚定捍卫者，麦克洛斯基认为，计量学派方法的根本特征是对新古典均衡价格理论的“由衷赞同”。让新经济史学家与传统经济史学家区别开来的不是计算，而是经济学理论特别是价格理论。计量学派的新经济史学家们是为了历史学而将经济学理论用于历史事实的经济学家。计量学派的成功之处在于：一是它代表了经济史的理论化；二是它开启了经济史量化的先河。二者互为表里，经济史研究能够量化在于其对具体函数的“疯狂”假设和假设本身的量化。通过“疯狂”假设，新经济史学家减少了来自于繁杂事实的限制[5]。
总之，学者对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有很多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一方面对定量方法有了更加客观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对计量学派的影响起了促进作用。实际上，这种争论是无休止的，到了今天，还有学者对过分的计量提出质疑。然而，也不得不承认，随着年轻学者队伍的增大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方法似乎也没有停止进入经济史研究领地。当然，传统的经济史研究方法也没有消失，相反，琳琅满目的各种传统经济史研究成果表明，古老的方法也正在焕发出生机，也许正是在与新经济史研究的方法战斗中，传统经济史研究更加茁壮成长。争论或许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论战的每一方都会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历史和理论的关系是一个恒常讨论的话题。
二、计量学派的影响
美国是计量革命的大本营，也是新经济史研究方法影响最大的地方。计量学派的努力在美国得到了回报。很多学生开始追随他们投身于经济史研究中，并陶醉于这种新方法。新经济史研究的题材日益广泛，已经涉及到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构成、人口和技术变化、财政和金融政策、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等。所使用的定量方法也日益复杂。早期，主要应用简单的数学方法和简单的计量方法，而后期，越来越多地应用复杂和精确的计量方法。关于对应用定量方法的看法，美国曾经有一项调查，共计调查了456位学者。被调查者分为三类：一类是社会科学历史学会的会员，同时也是历史学家；一类是会员但不是历史学家；另一类是非会员但是历史学家。对调查有回应的，第一类有105人，第二类有101人，第三类则有98人。回收率占三分之二。调查结果表明：美国历史系的师生并不反对定量方法，认为此法不好的仅有14%-19%。赞同这种方法的学者认为研究者应该把其预设陈述出来；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认为应用社会科学理论并不是一无是处，也不认为定量方法已经破产；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反对恢复以不自觉的说故事的方式来描述和解释历史。可见，计量学派对美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6]。
新经济史研究的方法传播到海外，对法国、德国、英国也都有一定的影响。比如，法国计量史学的倡导者让·马尔泽夫斯基（Jeran Marczewski）及其指导下的一批学者“把国家收入的会计学‘模式’应用于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并出版了《法国经济计量史》一书[7]。新经济史革命发生之后，法国年鉴学派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了大批的新经济史研究文章。在著作方面，法国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拉布鲁斯和布罗代尔合著的《法国经济与社会史》（4卷本，巴黎，1970-1982年），该书运用大量数据史料和多种经济学理论研究了1450-1980年间的历史。法国学者对计量方法很看重。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史学家拉杜里甚至说：“唯有计量的历史学才是科学的历史学。”[8]德国学者沃尔夫莱姆·菲舍尔（W.Fisher）于60年代末提出把经济史的计量方法（比如估算国民生产总值、实际收入、价格和贷款水平）与社会学的阶级分析方法结合起来。英国的经济史学家墨菲1973年推出了《1086-1970年的英国经济史》，其中融合了新经济史学家和传统经济史学家所提供的大量资料。
然而，不得不承认，从总体上看，新经济史革命对欧洲的传统经济史研究的影响不如美国显著。尽管，有很多经济史学家接受了计量学派的方法，但大部分的欧洲经济史学家一直不太愿意追随美国新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方法。比如，布罗代尔关注计量方法。他热烈地欢迎同事和学生应用计量方法来进行研究。他本人有时也利用统计，特别是在1966年出版的《地中海》的增订第二版中。然而，数据在其历史大厦只是装点了一下门面。实际上，他不愿意让数学成为一切。很多学者推测，英美两国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新经济史革命一定会在英国有较大影响。然而，事实也不完全是这样。“经验主义故乡”的英国之经济史研究还保持着传统经济史研究的那种方法，即历史学家的那种方法，注重历史叙述，注重“社会经济史”方法[9]。英国如此，在德国、法国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总之，作为一个整体，新经济史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的影响不是很大。为什么会如此呢？原因可归结为以下三点：
首先，传统的经济史学家对新经济史研究抱有很大的怀疑态度。一方面，新经济史学家的建模和统计方法太莫测高深了，以至于没有经过数学训练的传统经济史学家很难看懂，简直就是天书一般。而且，有些方法出乎传统经济史学家的意料，他们不愿意接受，比如，“反事实度量法”。实际上，不仅欧洲的经济史学家不能接受，就连美国最负盛名的两位经济史学家：哈佛大学的厄什（Abbott P.Usher）和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也对“反事实度量法”持保留态度。另一方面，新经济史学家通过定量研究推翻了原来的经济史学家一贯秉承的观点，这也让他们难以认同。
其次，计量经济史学家的努力中存有缺憾。第一，计量经济史学家虽然提出了一些有悖于历史学家和普通民众认知的新结论，并进行了证明。然而，在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路径上却没什么建树，而且也没有清楚地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正如莫基尔（Joel Mokyr）所言：经济学家不能构建用来解释像工业革命这类重大历史事件的模型[10]。第二，计量经济史学家的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某一特别的论题，而很少把精力投入到经济体系的长期转变和经济如何增长的大问题上来。第三，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只有市场。不研究除了市场之外的其它制度和组织的变迁过程以及这些变迁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第四，计量学派的研究方法单调，不能借助理论对历史提出更为圆满的解释，只能将精力放置在计量技术上，而这又使得其可读性和解释能力上都较差。
确实，计量学派所依赖的理论和方法也存在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对历史的解释中存在缺陷：一方面，在它的理论体系中缺乏对长期经济变化的解释；另一方面，即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能够对经济史所讨论的问题提供解答，它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在此体系下讨论的是一个拥有完全竞争市场的世界，也就是说，其交易成本为零。然而，事实却是交易成本不为零。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把市场、均衡作为隐含假设，忽略了历史上的不平衡状态。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制度、组织、国家、企业等方面无能为力。新古典的理性假设也是一种狭隘的“先见”。在方法上，计量学派抛弃了历史主义方法，也背离了历史学中“求真务实”“论从史出”的范式，甚至也记不得布洛赫“入史局须手硬”[11]的教诲，往往“以论代史”，或者仅仅依凭有限的史料和先入为主的理论，就武断地下结论。无怪乎，索洛（R.Solow）惊呼：“经济学理论既使经济史丰富又使经济史衰落。”[12]计量学派依据大量虚构和假设的资料，而这些资料的梳理不是借助于传统史学方法，而是根据理论和模型，因此，在选择数据和整理数据的过程中，其结论已经先行给出。这样，逻辑上虽然自洽，但却脱离了现实。
总之，计量学派虽然批判了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而且证明了某些传统观点的谬误，但从本质上说，他们没有建立自己对历史的解释框架。正如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所言：如果“把历史喻为一个牲口市场的话，那么，计量历史学家就好像是称量计数的检验员，而不是饲养牛群的牧场主。”[13]因此，新经济史革命在世界上虽有一定影响，但总体来说不是很大。从研究对象上看，新经济史革命仅仅在研究美国的一些特定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结论，比如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奴隶制等问题，而在研究欧洲问题上或者中国问题上，计量学派的成就都不显著。从研究方法上看，欧洲的经济史学家虽然吸收了计量方法，但不赞同用经济学理论统帅一切，即反对没有非经济因素的经济史研究，反对过度模型化。因此上，这种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没有得到欧洲或中国的经济史学家的强烈共鸣。
三、计量学派的后期分化
20世纪的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是计量学派的黄金时代。这时期他们提出了一些与传统结论相悖的结论，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他们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利用经济学理论和模型以及大量数据。不过，他们建模不是从史料出发，而是从基于市场信仰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出发，他们计量所使用的数据也不仅仅依靠已有的历史统计系列，还要通过“间接计量法”或者其他方法重构出大量已经不存在的数据。当然他们也大量运用了统计学的基本方法。他们普遍地把经济学的实证主义标准应用于历史，喜欢运用假设，在证明中习惯使用“反事实度量法”。由于其特点鲜明，新经济史研究方法既受到了赞扬，也遭逢了冷遇。
到70年代后期，计量学派不再是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的“宠儿”，它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内部的分歧加深。计量学派的代表学者被迫接受人们的常识性判断：计量方法的运用既可能产生良好的结果，也可能造成全面的灾难[14]。计量方法可能导致“令人沮丧的低水平”，它使得研究“沉闷而又缺乏想象力”、“不精确且失真”[15]。最终，分歧越来越大，有言辞激烈的争论，更多的则是人身攻击。一部分学者，比如，诺思、托马斯等，他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制度的重要性。为了把制度纳入到理论分析框架中，并使之能够解读历史进程，他们开始博采现代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并最终建构出了制度变迁理论，成就了新经济史研究中的另一派：新制度学派。另一部分学者，比如计量学派的中坚人物福格尔，他则将研究重心转向人口问题和宏观经济、经济增长等问题[16]。到21世纪初，计量学派的方法已经融入到一般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之中。
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方法不同于历史计量学（cliometrics）方法[17]。计量经济学方法一般按照如下步骤进行分析：（1）陈述理论（或假说）；（2）建立计量经济模型；（3）收集数据；（4）估计参数；（5）假设检验；（6）预测和政策分析。在模型建立上，早期使用较多的是双变量线性回归模型，而后逐渐发展成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自回归模型、分布滞后模型以及联立方程模型等。目前，时间序列分析则非常有市场。与计量学派的方法相比较，计量经济学方法不使用“反事实度量法”，一般是根据经济学理论构建模型，而且主要是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各种因素的贡献进行量化研究。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比计量史学的方法更为复杂，比如使用投入产出法、博弈论等[18]。计量经济学主要分析20世纪20-3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的经济发展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这时开始，经济方面的数据才比较全面。计量史学的视野则不限于此，它们可以运用“间接度量法”来复原所需要的数据。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用于经济史研究也有局限性。正如吴承明所言，“计量经济学方法只见量变，不见质变，只追求量的连续性，不能反映历史上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计量经济学是以函数关系替代事物间的相互关系，从历史研究说，就是只见事物的演进过程，看不见整体结构性的变化。”[19]因此，他主张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适用于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适用于创立新的论点。如果要在研究中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一定要以已有的历史研究为基础。
吴承明对计量学派的方法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尤其是“反事实度量法”和“间接计量法”。当然，他不否定统计学方法，相反，吴承明赞成运用历史统计方法来深化经济史的研究。国外的经济史学家也对计量方法持一种冷静态度。比如，霍布斯鲍姆认为，从计量历史学迫使历史学家清晰地思考以及作为废话检测器的这个角度而言，它发挥了难能可贵的作用，然而，其“反事实”的假设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却没有显著意义[20]。
鉴于计量学派的明显缺点，一些学者建议计量学派如果要运用其方法对历史问题进行研究，则需要多向传统经济史学家学习。比如，席德（Ralph W.Hidy）在70年代计量学派还很热闹的时候，就强调传统经济史学家和新经济史学家之间应该在研究方法上多沟通。他认为，一方面，传统经济史学家需要学习一些新的理论，比如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新经济史学家也需要学习历史学方法，需要尊重史料。他在1972年当选为经济史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说中言：“没有以往史学家所做的各种质的研究（qualitative studies），计量史学家可能就会误解了他们用以量化研究的材料的意义；没有史学家所积累的研究成果，理论学者也很难设定各种近乎真理和实际的模型。”[21]席德希图计量学派和传统经济史学家互相借鉴，从而让新旧经济史融为一体。但钱德勒却不这么看。他说：“我看不出加强两个分支一体化、形成一门新的或专门学科有何必要。在我看来，我们应当鼓励彼此间的明确分工：每个人从事各自的专业，固守各自的终极目标，对各自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具有清醒的认识。”[22]
总之，从历史上看，计量学派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呈衰落之势了。有一部分学者转入到一般的计量经济学分析中。另一部分学者则开始专注于制度、组织的研究，并努力探究人类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秘密以及不同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不同。从方法上看，计量史学的方法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实际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尽管可以在适用的条件下派上一定的用场。计量学派的方法似乎也没有找到与传统经济史研究和平共处的道路。
注释：
[1] Carter Goodrich, “Economic History: One Field or Two?”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0, No. 4 (Dec., 1960), pp. 531-538.
[2] Fritz Redlich, “‘New’ and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ir Interdependenc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5, No. 4 (Dec., 1965), pp. 480-495.
[3] Meghnad Desai, “Some Issues in Econometric Histor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21, No. 1 (Apr., 1968), pp. 1-16.
[4] William O. Aydelotte, “Quantification in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1, No. 3 (Apr., 1966), pp. 803-825.
[5] D.McCloskey,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Cliometric School”,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8, No. 1, 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Mar., 1978), pp. 13-28.
[6] J.Morgan Kousser,”The State of Social Science History in the Late 1980s”, Historical Methods, Vol.22, No.1 (winter, 1989), pp.13-20.
[7] （美）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38页。
[8] 转引自《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4页。
[9] Barry Supple, “Old Problems and New Direction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2, No. 2, the New History: The 1980s and beyond (II) (autumn, 1981), pp. 199-205.
[10] Joel Mokyr,”Editor’s Introduction: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J.Mokyr (ed.),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3, pp.1-131.
[11]（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12] R.Solow, “Economic: Is Something Missing?”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Modern Economist, edited by W.N.Parker, Oxford Blackwell, 1986.
[13]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14] L.Davis,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II. Professor Fogel a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19, No. 3 (1966), pp. 657-663.
[15] D.C.North, “The State of Economic History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5, No. 1/2 (Mar. 1, 1965), pp. 86-91.
[16] 福格尔提出了“技术技能进化”概念，并指出经济增长的性质正在发生变革。这一见解是建立在他对人口生理和经济之间联系的基础之上的。福格尔在获奖之后，多次来到中国，并发表了诸多演讲，比如《经济增长性质的变革》、《20世纪美国经济的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全球经济增长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等。
[17] 计量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1930年12月，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R. Frisch）、丁伯根（J.Tinbergen）和费舍尔（I.Fisher）等经济学家在美国克利夫兰（Cleveland）成立了计量经济学会。1933年，定期出版《计量经济学》杂志。所用的方法最早是投入产出分析，继而有回归分析、相关分析，以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博弈论等分支学科。其中，用于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是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
[18] 参见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八章第一节：统计学、计量经济学、计量史学。
[19]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页。
[20]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21] Ralph W. Hidy, “The Road We are Traveling”,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2, No. 1, 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Mar., 1972), pp. 3-14.
[22] 转引自（英）克里斯·弗里曼、（葡）弗朗西斯科·卢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