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考古的中国化

　　水下考古是现代考古学上的一个特殊的技术领域，得益于1940年代法国海军库斯托小组发明的自携式水下呼吸器即常规轻潜技术。196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古典历史的考古学教授乔治·巴斯对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沉船进行的水下调查、发掘，是世界上最早的水下考古实践，巴斯也被誉为“世界水下考古之父”。

　　从理论上说，水下考古的对象是江、河、湖、海一切水域中埋藏的古代人类文化遗存，但在实践上，海洋考古从来就是世界水下考古着力的重点。我国拥有四大海域，海洋国土面积300万平方公里，历代海洋先民创造了发达的海洋文明成就，具有巨大的学术潜力。为重建中华海洋文明史，在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的亲自主持下，198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成立水下考古研究室（现水下考古中心），1989年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东南亚陶瓷研究中心合作，举办“中澳合作海洋考古研究项目”，实即我国第一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该项目的澳方教授主要是澳大利亚博物馆海洋考古部主任吉米·格林，他就是巴斯的学生，因此从技术与学术源头上说，中国的水下考古是世界水下考古的组成部分。水下考古的西学东渐离不开俞伟超的开创之功，他被尊为“中国水下考古之父”。

　　中澳项目之后，我国开始有了独立的水下考古工作。“从此我国就有了第一批水下考古学的专业队伍，有了这批力量，我国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及时了解沿海一些地区因种种原因而发现的一些水下古代遗存的情况，并可迅速地集中力量，组成一个规模不算太小的水下考古队，进行相当规模的正规工作。”俞伟超说。20年来，这支队伍不但在北自辽宁绥中三道岗，南至福建连江定海白礁一号、平潭碗礁一号、广东阳江南海Ⅰ号、南澳Ⅰ号甚至西沙华光礁一号等遗址，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水下考古工作，从实物资料角度初步展现了中华海洋文化的独特内涵和辉煌成就。这些工作也大致反映了水下考古中国化基本成型。

　　然而，从海洋文明史研究的理论高度来衡量，与水下考古工作的繁忙景象不相适应的是，水下考古的理论研究尤其是水下考古工作者对于海洋文化史的理论思考仍相对匮乏，与地中海等先进地区的海洋考古学相比，我国水下考古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差距，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比如，现有的水下考古，较少从重建环中国海海洋社会经济文化史全局的高度系统地思考问题、布局工作，对沉船以外多方面的海洋文化遗产的调查、发掘不足，这种情形类似于陆地考古中曾经出现的“挖宝”思想。又如，现有的海洋考古实践与理论，过于片面重视汉唐以来的航海或海交考古，而忽视史前、上古等早期海洋性文化遗存的考古工作。面向海洋、取向海洋、与海洋发生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东南地区早期土著民族文化，不但是我国史前、上古海洋文化的最初缔造者，还是汉唐以来发达的“大航海时代”之海洋文化的奠基者，今后应将沿海地区的海岸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史前与早期历史时代的贝丘与沙丘遗址的海洋考古学文化内涵、史前航海交通的考古研究、东南早期土著的海洋文化与汉唐以来发达的海洋交通的文化传承研究等课题，纳入海洋考古学整体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出“从文物考古工作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理念，体现了从传统文物考古单纯的物质遗存研究，上升到包括物质文化遗存、非物质文化遗存、文化发展的环境景观与族群人文背景等系统的文化遗产调查研究。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遗产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反映了环中国海海洋文明史漫长、曲折的进程，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遗产的极为重要的部分。2010年，国家文物局在中国文化遗产院组建“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标志着我国水下考古事业向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阶段性提升，也可以看成水下考古中国化进程上的二次革命。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海洋考古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