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清初程朱理学的“复兴”
虽然受到晚明王学、明清鼎革等因素的巨大影响，程朱理学到清初仍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形态始终与清廷的兴亡相始终。
程朱理学推动了清初伦理道德体系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于康熙中叶前后实现了自身“复兴”。其标志主要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地位的重新确立，在社会观念上获得广泛接受，以及编纂理学学术史著作热潮的兴起。
程朱学之复盛于清初
自民国始起，学界对清初程朱理学的考察多侧重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进行，进而得出清初程朱理学存在水平不高的认识。理学在清代“不振”、“终结”论俨为学界主流观点。譬如，章炳麟宣称：“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萧一山说，清初理学家“所讨论研究者，皆不过前人之说，为之推阐证明而已，绝无发明也”。吕思勉、贾丰臻持类似观点。客观来讲，即便是这些侧重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对清初程朱理学作考察的学者，他们对清初理学界中的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也是作了区别对待的。胡适敏锐地意识到了清初所谓“反玄学”，就当时的历史实际来讲，学界不满与抨击的对象主要是“王学”，因此便有所谓“程朱的学派大有复兴的样子”的论断。萧一山也注意到了“程朱学之复盛于清初”的情形，他认为，清初学者“尊程朱者十之八九，不尊程朱者，十之一二而已”；“清代理学虽云衰歇，而程朱一派之潜势力，实未尝一日衰也”。
具有成熟学术形态特征
程朱理学在清初以一个“独立”的学术形态的面貌存在。清初程朱理学在纵向上可以分作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从明万历三四十年（1602—1612）前后到康熙三十年（1691）左右。主要代表人物多出生于晚明，在清康熙三十年左右先后离世。核心与主导力量是明遗民或者是深受遗民影响者，他们带有较多的遗民痕迹，可以称之为“遗民理学”占主导地位的阶段。第二阶段，大致从康熙三十年（1691）左右到乾隆二十年（1755）前后。主要代表人物多出生在顺治、康熙之际，在雍正、乾隆之际相继离世。核心与主导力量多是清入关以后出生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理学思想就形成环境而言，是在清政权逐步确立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前后。同时，在横向上，每一阶段的理学又可分为官僚理学（主要组成人物是理学官僚）、民间理学（主要组成人物是民间理学士人）。清初程朱理学具有主敬、穷理、躬行实践、讲求经世致用等基本特征。同时，清初程朱理学与西学存在紧密的关系。可见，清初程朱理学是一个具有成熟学术形态特征的历史存在：有明确的存在时间段、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有明确的学术思想特征、有一定的考察对象与范畴。换言之，它具备构成一个独立的学术形态必须的要素。总之，清初程朱理学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如果不否认它在清初的存在，由此可以作出的一个推论便是作为一个以哲学的形上思辨为重要特征的思想学说，程朱理学在清初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就绝不容完全抹煞。事实上，即便是与学术界盛称的成绩斐然的清代汉学相比较，它也毫不逊色。
论者拿清初理学（包括程朱理学）与宋、元、明理学相比，尤其是与理学史上两座高峰——朱熹与阳明的思想学说作比较，进而得出清世理学之言“无余华”，是中国哲学史上最为“不振”时期的认识。清初程朱理学就其理论发明与建设而言，较之朱熹、王阳明有欠缺。但是对学术思想史上任何具体问题的考察既要重视宏观的全局性的把握，又不能以其代替微观的局部性的观察。以往学界对于清初程朱理学中一些人物的考察，是在特定社会大背景的影响下得出的。以民国时期对熊赐履、李光地等理学官僚的考察而言，自章炳麟《訄书》“清儒”篇对其作出贬抑于前，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唱和于后，此后多有沿袭其说者。问题在于，论者似乎并未注意到章炳麟、梁启超等人作出这些评价的社会大背景。正是这种疏忽导致了对清初程朱理学研究作出不尽准确的评价。用梁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对清初理学的评价多“有为而发之言”。如众所知，当章炳麟、梁启超之世，“种族革命”思想大行其道，论者对那些服务清政权的理学官僚屡有抨击。他们对清初程朱理学的评判往往会有失公允。
考察一种思想学说有无价值、有无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尺度是其在多大程度上合乎当时社会的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社会的发展。在历史研究中，往往会发现一些思想学说在思想家本人去世数十年、百数十年甚至是数百年之后，后起者才会逐渐发现与挖掘出其价值所在，如明清之际思想家王船山便是。“历史的哲学”要求研究者考察的视角是站在思想家本身生活的时代出发进行观察，而“哲学的历史”则要求研究者站在今人的角度、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没有清初的程朱理学，清初的社会重建无法实现；没有清初的程朱理学，清前中叶的康雍乾社会大发展便是“纸上谈兵”。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者便可以注意到清初的程朱理学无论是在以皇帝、官僚为核心组成的政府中，还是在以普通士人、山野之士组成的民间社会中，都起到了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他们趋“实”、重“实”的思想，他们的较少空谈宋、明理学家的天理、性命等形上的“道”层面上的内容，而更多地关注“百姓日用”、“伦常生活”等“器”层面的部分，正是其顺应历史需要作出的必要调整。
任何一种思想学说一旦自成体系，便不会出现所谓一下子便“销声匿迹”的情形，清初程朱理学也是如此。虽然受到晚明王学、明清鼎革等因素的巨大影响，程朱理学到清初仍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域，它存在重要的影响，自不待言。即便是在学术思想领域，也看到了其在有清一代继续存在并发挥影响的一面。换言之，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形态始终与清廷的兴亡相始终；其作为一个“变态”的学术存在也能从清代存在的诸多学术形态中寻到蛛丝马迹，无论“汉学”、“经学”，还是“子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