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与中国——国际契机下的明清货币思想

　　【摘　要】明清时代，是中国历史又一次发生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远非仅仅是一种中国内部社会变迁的变革，而是一种世界整体经济正在建立、发展的变革。然而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尤其是货币思想延续至明清时期，显然无法与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变革相适应。这内中复杂的原因需要去探讨，但是如何从当时中国迎接国际契机的角度去理解中国明清的货币思想是个值得深思的命题。

　　【关键词】明清；货币思想；白银；国际契机

　　近些年来，明清经济史的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见解，涌现出一大批广为人知的专家学者，如弗兰克、彭慕兰、李伯重、李中清、柯文等等。他们不仅就明清的某些具体问题，如人口问题、地区经济、江南问题等提出了与以往经济史学界大相径庭的认识，而且有的学者从全球主义和全球经济的视野来分析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和地位，值得关注和思考。刘北成认为“关于明清两代中国经济乃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一部分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取得了新的共识[1]”。

　　2010年6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以 “明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为主题的史学会议，与会学者提出许多真知灼见。陈支平认为，中国的明代时期是整个地球上“区域史”走向“世界史”的关键时期，以欧洲为核心的殖民主义势力进行着前所未有的“世界史”的扩张，而东方的中国同样显现出某种走向“世界史”的趋势，这种趋势是我们认识明代历史地位的最主要标志[2]。尽管中国社会的专制集权体制并没有改变，但是许多学者对于中国明清时期基层社会的解析使我们认识到，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处于上层与下层并不一致甚至脱节的社会构架之中。黄仁宇就指出明中叶以后，国家的基层控制能力极为有限，但是整个国家蕴藏的经济潜力却是巨大的[3]。想必这就是明清时期的中国为什们能够够会与世界发生如此紧密联系的基础原因，毕竟在明清时期的中国专制王朝颁发禁海令或者限制对外贸易的时间远比开放的时间长，但其中的原因绝非就这么简单。

　　对于明清社会背景的重新论述，笔者以为这是必要的。因为以往学界对于中国经济思想的认识往往仅限于中国社会本身。经济思想史学者赵靖就认为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的一大特点便是它是中国所固有的，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下土生土长所形成的，……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并没受外国经济思想的多少影响[4]。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讲，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如何审视和评价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学界往往参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步理论的标准来看待。然而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明清时代的社会究竟是利是弊，终未可知。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学界神话被打破之后[5]，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审视史学的方法论问题，便日益紧迫。

一、中国传统货币思想的解构

　　中国“经济”一词的出现是较早的，东晋元帝时期的就有：“瞻忠亮雅正，识局经济”[6]的记载。隋唐时代更有“经世济民、经国济民”的说法。明代还有关于经济的专门著述，如李琦的《经济类编》。清代，士大夫更以经济之学来作为他们反对学术虚夸、浮躁的旗帜。确实，中国古代的“经济”，其含义和现代是不同的，中国古代的“经济”的含义一般而言就是指经世济民或经世致用的现实之学。然而，现在我所谈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指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传入之后得以形成的一门旨在认识中国历史上关于经济问题观点、理论和学说的学科[7]。

　　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如果就总体的特征而言可以分为“富国之学”和“发展之学”[8]两大体系。在中国的历史上，经济思想家所阐述的问题大都围绕历史上的富国问题来进行思考的。土地问题、货币问题、商业问题、人口问题、赋役问题等等，其出发点大凡是为了专制帝国政权的建设需要而来。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之学”的经济思想一定程度上是近代西方经济、文化影响的产物。但是中国古代绝非没有追求发展的经济思想。以货币思想为例，就笔者接触而言，上古单旗的子母相权理论的提出便是货币理论史上重大发展。

　　货币思想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商品流通领域和商品交换领域的过程，并且不断受到这个过程的影响。中国传统的货币思想根植于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丰富内涵的经济思想。如何把握中国传统货币思想的特点，我们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手：一是中国古代的货币是有着自身专有的经济范畴，而这些专有的经济范畴则体现在颇具特色的货币话语体系。子母理论、轻重理论、虚实理论、称提理论[9]等见诸文载。

　　二是货币价值论的缺失，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对于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都有所表述，然而对于货币价值的论述或是不够成熟，或是零碎幼稚。西汉贾山曾经视货币为“亡用器也”[10]，晁错说货币为什么会产生价值是“上用之物”的缘故[11]。唐杜佑曾指出：“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12]”但他对于货币“一物”为什么能够主“万物”却不可知。即使到了明代的邱浚，他在论述纸币的时候便可以看出他对货币价值的无知，他说：“所谓钞者,所费之直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 呜呼! 世间之物, 虽生于天地, 然皆必资以人力, 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 其功力有浅深, 其价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 其体非大则精, 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 乃以方尺之楮, 直三五钱者而售之, 可不可乎? !”[13]清代前期的许多货币思想家反对金银的使用，也可看出传统经济思想家对于货币价值的懵懂。

　　三是中国的货币思想呈现着复杂的发展状况。1、古老的货币思想不断得到继承和推崇，如“子母相权“理论自西周诞生以来一直被延续下来，并在南宋得到推崇。历朝历代的思想家大都以前朝的货币流通经验来论述本朝的货币政策得失也是这种延续的体现。2、货币思想不断有新的内容出现。宋代的纸币思想、明中叶以后的白银思想便是例子。3、中国传统的货币思想与国家经济政策密不可分。叶世昌曾把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特点总结为“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以自然经济结构为模式”，“以国家调节经济为理想”，“以解决财政为重点”，可谓鞭辟入里。

　　中国传统的货币思想，延续至明清时期，其思想的内在特点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但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却迎来了一种新的货币，那就是白银。如何理解明清时期的白银意义和白银思想，这与白银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有莫大的关联。

二、国际契机与明清的白银思想

　　“国际契机”一词可以见之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著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他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在近代西方经济势力渗入以前即存在一个有着自身运转特点的“小国际贸易圈”，他称之为“朝贡贸易圈”。中国是这个经济圈的中心，而这种贸易圈的实质就是贸易与商业，白银的流通这个圈内的不断发展的确保因素，而近代西方势力的参与是以他们必须适应这个“贸易圈”内特点为前提。与此同时，依附理论的代表学者弗兰克也以他的“白银资本”为切入点，指出我们必须从全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15、16世纪的世界范围内的白银流通[14]。可以说，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明清时期的中国确实因为参与世界的贸易与分工，而得到一种潜在的“国际契机”，然而中国社会终究在现代社会的进程当中停滞，确实令人叹息。但这显然不是我这里要探讨的重点。

　　其实中国学者很早便关注了白银的问题，梁方仲于1939年便发表长篇论文《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对明代输入白银的数量、外贸规模等问题作了具有意义的研究。全汉升在留学期间便注意到了明清之际的白银问题，并估算了白银流入的数量以及白银在中外贸易中的重要意义。自弗兰克《白银资本》问世之后，许多学者开始重视白银作为一种“世界货币”[15]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但是对于明清时代而言，白银的问题应该得到具体的审视。黄仁宇指出在明代白银虽然运用逐渐广泛起来，但是白银并没有作为国家承认的货币而使用，白银在赋税的征收当中虽然是被折纳，但是赋税的单位依然还是以石来计算[16]。到了清代，情况才有所改变。

　　白银的意义，尽管我们现在看来仿佛取得了共识，但是明清时期的经济思想家，对于白银的认识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顺利。明代前期，经济思想家多集中于探讨纸币的作用，如叶之奇、刘定之在探讨纸币的兑现理论和方案。明中叶货币金属主义的代表邱浚，虽主张实行上中下三币制度，但也只是重视铜钱的作用，对白银的使用也是多加限制，他指出“银之用，非十两以上，禁不许交易[17]”。而且整个明朝中叶几乎都是围绕重钱轻银的思想而展开。明世宗嘉靖期间，谭纶提出了用银致贫的论点，指出银贵导致国家财政的困难。作为山西巡抚的靳学颜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国家的经济困难在于“银两不足”。他主张回归用钱的时代，并指出白银的使用利于豪右势力的崛起[18]，正式开始否定白银的作用。到了明清易代之际，这种思想则更为明显。中国的经济思想家纷纷不约而同的指责白银的使用，甚至出现了废除使用白银的主张。例如顾炎武，他在周游山东和山西的时候亲身体会到了“银荒”对于百姓的困扰，即使丰年也要卖妻弃子[19]，他看到了白银与赋税的密切关系，使得老百姓在交纳赋税的过程中异常困难，因而他主张用钱而不使用白银。而黄宗羲更是坚定的废金银使用的代表者，他指出“夫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银,将于何所? 故田土之价, 不当异时之什一”, 又“ 当今之世, 宛转汤火之民,即时和年丰无益也, 即劝农沛泽无益也, 吾以为非废金银不可[20]”。王夫之也认为“自银之用流行于天下,役粟帛而操钱之重轻也,天下之害不可论矣”。他认为其一，银是一种“ 亡足贵”的东西。其二, 用银作货币, 如禁民采, 利之所趋,“ 则刑杀日繁, 而终不可止”； 如不禁民私采,“ 则贪惰之民皆舍其穑事”, 而游民聚众深山“, 则争杀兴而乱必起”。其三,用银便利于官吏贪赃枉法和盗贼抢劫[21]。”清代前期的经济思想家如唐甄、高珩也都由此主张，甚至还有人还一度提出了重新使用纸币的思想等等。

　　明代和清代前期的货币思想家缘何者提出重钱轻银或是直接反对使用白银的主张？我想这是个需要深究的问题，白银被卷入赋税体制或许是个有利的解释[22]。但是中国特有的权力经济特点和货币思想、文化特点造就了明清中国白银使用的诸多问题。白银被窖藏、白银的来源、银价与其他货币的比价不断变化等等因素都是需要注意的方面。

三、国际契机下的明清货币思想的再认识

　　客观的来讲，中国明清时代的货币思想家所提出的货币主张，都没有离开传统货币思想的范畴。中国明清社会依然以农立国的现实或许使我们对于明清白银思想的任何指责都显得不切实际。中国传统的货币思想与国家关于财政的方针策略的紧密联系在这些思想中是得以体现的。然而，至少我们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待明清时期的货币思想是可以实现的，毕竟我们是后人在研究以前的历史。

　　自明中叶以来，中国出现的白银问题（15世纪）一直和接下来的五个世纪的中国命运息息相关。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明中叶的中国历史逐渐被纳入世界的某种体系之内，尽管这种体系的描述和分析是一场的困难。全汉升在《明清经济史》一书中分析了明清时期中国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国际贸易之后，并指出了国际白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23]。但是对于白银的使用和历史作用学界依然处在争论之中。传统的史学界认为，广泛白银的使用不仅使得明中叶以后的中国社会得到极大的发展，而且出现了一些新型的生产关系因素。即使最新的许多研究也指出，白银对于中国影响不言而喻。弗兰克就指出，正因为中国巨大的白银吸纳能力，使得世界各国的贸易围绕着中国的分工和产品而展开，从而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24]。然而弗兰克在引来不断的质疑之时，对于白银与中国的认识，我们并没有得到最终的答案。

　　但是，对于白银危害的认识，并不能说没有。梁方仲、刘志伟等人就认为白银的贡赋化使用结果，使得白银作为润滑剂滋养着中国的官僚阶层和权力经济[25]。而韩毓海从长时段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在明代中叶使用白银作为主要货的危害是极大的。他认为一则中国的白银矿藏量极为有限，使得中国使用所需的白银必须仰仗国外的收入，这就使得中国近世的金融主权委手于西方国家，这必然造就20世纪中国对于西方国家的金融侵略会束手无策；二则中国的货币制度是混乱而落后的，没用铸币，而只有称量货币的中国注定无法与西方国家相竞争[26]。因而他极力赞扬明清时期的货币思想家，对于白银使用的排斥，是为了维护中国的金融主权建言献策，只可惜没有统治者采纳使用。孰对孰错，争论可能会继续延续下去。

　　确实，如何认识明清时代中国的白银问题，是我们如何审视明清货币思想的前提。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我们如何理解明清时期的中国货币思想取决与我们认识的高度和理论的维度。在这里，历史不能假设，也不能被改变。明清货币思想的产生，往往是针对国家目前的货币困境而提出。例如明代前期的纸币出现严重的贬值状况，所以明代的许多思想家建议国家重新铸造铜钱。而白银价格的世界性波动，使得中国国内各地区呈现不同的反应，“银荒”的出现更使得许多明清货币思想家认为当时社会的银力已经衰竭，从而主张废除白银的使用。后来的历史表明，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这些思想家所认识的那样。他们当然无法明白中国在当时已经参与了世界的贸易和分工之中，世界经济的状况一定程度上在影响着这个古老的国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时期中国的货币思想，显然无法与当时中国和世界所处的关系相适应。

注释：

[1] 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04期。

[2] 陈支平：《从世界发展史的视野重新认识明代历史》，《学术月刊》2010年06期。

[3]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7年7月。

[4]  赵靖：《学术开拓的主要路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00页。

[5]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

[6] 《晋书·纪瞻传》。

[7] 《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05月，第24页。

[8] 《中华文化通志·经济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9]  具体的内容可参见宋丹：《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特点》，《复旦大学学报》2009年02月。

[10] 《汉书》卷50《贾山传》。

[11] 《汉书》卷24上《食货志》。

[12]  （唐）杜佑：《通典·食货八（钱币上）》。

[13] 《大学衍义补》卷27《铜楮之币下》。

[14] 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新面向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15]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5月，24卷03期。而对白银问题的阐述可参见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05期25卷。以及庄国土、刘军、高思燕等文。

[16]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7年7月，第123页。

[17]《大学衍义补》卷27《铜楮之币下》。

[18] 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09月，第166-170页。

[19] 汪圣铎：《中国钱币史话》，中华书局，2004，第83页。

[20]《明夷待访录·财计一》。

[21]《读通鉴论》卷二十七。

[22] 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05期25卷。

[23] 全汉升：《明清经济史》，台北：联经出版社，1987年。

[24] 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新面向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25] 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05期25卷。

[26]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北大学者重估新中国体制》，九州出版社，2010年。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