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灌溉革命”与“保水农业”
——《制度性干旱》第三章
一、“中耕保墒”——中国古典农业的核心和特征
在中国北方广大的干旱、半干旱农业区，作物年需水量为1000mm左右，年降水量却只有200-600mm，而且降水的季节分布极不平衡。在社会尚不具备能力组织大规模灌溉的古代中国，为解决这种十分尖锐的供、需水矛盾，劳动人民发明了以“保墒”为核心的耕作体制。
“墒”，指的是土壤水分。
保墒，在古代文献中也称为“务泽”；“务泽”，就是“经营水分”。
所谓经营，就是通过深耕、细耙、勤锄等手段来尽量减少土壤水分的无效蒸发，使尽可能多的水分来满足作物蒸腾。
“锄禾日当午”一句童孺皆知，若要问农民为什么要冒着炎炎烈日终日锄禾不止？通俗的回答是“除草”。
实际上，除草只是较为浅显的原因之一，锄地的核心是“松土保墒”。《齐民要术》就特别强调：“锄不厌数，勿以无草而中缀” ；就是说，锄地是不论次数的，没有草也要锄。这是为什么呢？
近代土壤学揭示，土壤在过水后会形成通往地表的毛细管，还会在缩水过程中开裂；“松土”，就是切断毛细管，堵塞裂缝；从而“保墒”——抑制水分沿毛细管上行至地表蒸发和直接经裂缝蒸发。
松土保墒，一般在雨后土壤表面干燥到不泥泞时进行。用锄头在土壤表面松出10厘米左右厚的“暄土”，暄土不会开裂；暄土层与下层之间的毛细管也被切断了，不再能从下层获得水分，因此会迅速干燥成无水分可供蒸发的“被子”，把下层水分牢牢地“捂”在土壤中。
中国最早的农学论文《吕氏春秋.任地》论述到：“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意思是：锄地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土壤干旱，具体做法是把土壤弄脂腻、酥松。
农谚“锄板底下有水”、“锄头自有三寸泽”就是对松土保墒功能的生动总结。
松土保墒，又被现代农业称作“暄土覆盖法”。覆盖，也是防止一切水分蒸发的最有效途径。分布在中国甘肃、青海等地区的“砂田”就使用卵石来覆盖地表，竟然也能在极度干旱的环境中生产出西瓜、蔬菜等高水产品。正宗“白兰瓜”，就出产于砂田。毫无疑问，和石片覆盖、秸秆覆盖、塑料薄膜覆盖相比，“暄土覆盖”具有“同质覆盖”的无比优越性；这也是中国古典农业的“超前性”所在。
松土保墒的原理又和枪支等精密钢铁制件的“发蓝”工艺很有点类似。发蓝就是“以氧制氧”：让金属表面迅速氧化成致密的四氧化三铁薄膜，保护下层不再被继续氧化。松土保墒则是以“表层干燥化”来防止“深层干燥化”。
中国古典农业发端于春秋时期。走出了石器时代刀耕火种的华夏先农，开始有意识地提高土壤对水分的保持能力，逐步建立起“深耕-易耨”的耕作体制。
“深耕”，就是逐年加深耕作层厚度。可以打破常年耕作踩塌形成的坚实“犁底层”，减小作物根系下扎阻力，扩大作物的水、肥空间；可将下层“死土”翻起，熟化其结构，风化其养分，提高土壤的耕作性能、保水性能和肥力。深耕还可加强雨季吸纳降水，以供作物旱季消耗，可称为“深耕蓄墒”。
“易耨”（耨：nòu），就是经常锄地。松土除了保墒、刈草外，还可提高地温；因为蒸发消耗热量，减少蒸发就积累热量。农谚说的“多锄地发暖，勤锄地不板”就是这个道理。
在古代中国，人们甚至把“锄地”作为判断国家制度的标准。
“深耕易耨”演化为成语源自《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表达了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王如施仁政于民，……深耕易耨……”。就是说“让老百姓能够经常锄地的政治制度才是好的政治制度”。
在孔、孟之前，杰出的政治家管仲则以法家的“国治观”把“深耕易耨”作为国家安全的标志。
《管子·八观》写到：
行其田野，观其耕耘，计其农事，则饥饱之国可知也。其耕之不深，耘之不谨，……以人猥计其野，……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只要看一下它怎么耕地、锄地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安全状况了。不能让百姓深耕勤锄，而是让百姓们凑到“非耕作场所”（猥计其野）去打麻将、赌“六合”、选“超女”，即使不发生旱、涝等自然灾害，也依然要被饥荒和动荡笼罩。
到北魏时期，出现了贾思勰的农学巨著——《齐民要术》，进一步把耕作体系发展为“耕-耙-耱-压-锄”，标志着中国以“保水”为核心的古典耕作体制的成熟和完善。“耙”是用铁齿将犁耕翻起的土块切碎，兼有减小播种阻力和松土保墒的目的；“耱”是无齿耙，着重于将地表拖细碎、平整；“镇压”是通过碾压或拍打的方式将耕、播、锄造成的坷垃支翘压实。在《齐民要术》体系中，“耱”、“压”、“锄”都以保墒为直接目的。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古典农业又被称为“中耕农业”。“中耕”指的在播种与收获之间、在植株间进行的田间耕作管理。主要包括锄草、松土、培土、镇压、间苗等环节。中耕，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独具特征；特别是锄头，作为中国古典农业的标志，是镰刀和犁铧不可篡越的。
“中耕保墒”耕作体制之所以单独在中国形成，除了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的气候背景迫使华夏先农去探索、实践这条道路外，还得力于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普及的条播（耧播）技术。——整齐、有间隔的分行栽培，使得中耕成为可能。而欧洲公元17世纪前都还是手工撒播，乱七八糟的植株间根本就没有人的立足之地和下锄空间；到18世纪欧洲才普遍采用条播技术。直到1731年，农技推广家杰思罗·塔尔还在努力劝说欧洲农民采用他的“马拉锄地法”[20]。当宋代中国已经成功地将北方古典农耕技术移植于南方、改革为江南“稻作体系”、取得平均亩产量343市斤的成就时，欧洲作物的亩产才约合76市斤[21]。毫不吹牛地说，直到18世纪，欧洲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农业”；什么叫“intensive cultivation”或“intensive and meticulous farming”。
在日本，农学史家熊代幸雄、西山武一等认为：《齐民要术》所代表的“旱农的经验原理与现代旱农的科学原理已十分接近”[22]。学者神谷庆治则惊叹不已：“即使用现代科学的成就来衡量，在《齐民要术》这样雄浑有力的科学论述前面，人们也不得不折服”……现代日本旱地农业所采取的最先进的技术理论与对策“和《齐民要术》中讲述的农学原理，却几乎完全一致，如出一辙”[23]。
中国北方农民数千年来面向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地锄地，锄地，为的就是用有限的水分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粮食。为了提高锄地效率和改善孤单枯燥的劳动环境，人们还结成“锄社”。在元代大农学家王祯的《农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农民用传统手工方法“结社锄地”的乡村风俗画：
在北方的村庄里，农民常结为锄社，一般由10家结为一社。先锄一家的田地，这家就为其余各家来锄地者提供饮食。其余各家轮流照此办理，在10 天内轮流完……这是完成锄地任务的快速方法而且是一件乐事。如果有一家患病，或出了什么事，其它各家就合力相助。……秋收之后，锄社社员们都拿出酒和猪蹄来，参加庆祝丰收的盛宴。
二、毛泽东时代伟大的中国农业灌溉革命——农业的现代化的起步
水者，地之气血，如筋脉之流通者也。——《管子·水地》（公元前7世纪）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毛泽东
中国古典农业对水采取“保”的态度，其实是落后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社会形态面对干旱环境的被迫选择。“保”，只可能减少水的损失，而不能根本解决降水过少的恶劣条件。因此，将“人工灌溉”引入耕作过程就成为中国农业从古典向现代迈进的最重要的步骤。
早在4000年以前，中国先农们就懂得临河引水和挖井汲水，并产生了以“都江堰”为代表的水利工程和人工灌区。令人惋惜的是，受生产力和社会组织方式落后的桎梏，没有能完成农业的灌溉革命；中国农业长期停留在自然状态。至1949年，自大禹起的4000年间，旧中国共累计完成灌溉面积2.4亿亩，约为总耕地面积的1/10，而且多分布在江南稻作区；在干旱缺水、更加需要灌溉的北方，灌溉面积所占比例可忽略不计，蓄水能力近似于零。经两千多年陆续扩建的“都江堰”、“河套”等灌区面积直到1949年均未超过300万亩（现存的千万亩规模皆为新中国前30年扩建）。
1957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时代强音。此时的中国，由于工业革命才刚刚起步，水利建设最初所依赖的是新生的先进社会组织方式—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制度。中国农民就是靠人众心齐、大锤铁锹、手推肩扛，拉开了中国农业灌溉革命的辉煌大幕。水利部长傅作义曾做了一个题目为《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24]的总结，说截止到1958年1月31日，四个月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多亩，相当于旧中国四千年以来所积累灌溉面积的一半。在以后的十几年岁月里，随着工业革命进程所提供的机械、能源、技术的强有力支持，到70年代，中国完成了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农业灌溉革命。
截止“五五计划”结束时的1979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把灌溉密度（灌溉面积占实际耕作面积的比例）提高到了46%，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目前灌溉密度仅为13%[25]）。同时还完成2.6亿亩的除涝和6200万亩的盐碱地治理。其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m3以上）型水库8.6万座，数百万座被民间称作“水库”的塘坝（10万m3以下）不在统计之列。总库容4千多亿m3。人工河渠总延长300多万公里，已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26]
新中国1949-1979年水利建设的“工程总量”——体积合多少土石方？
根据《水利部：建国40年水利建设经济效益》[27]提供的数据：1949-1987全国水利工程总投入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2164.11亿元；劳动力投入折合1137.03亿元。
80年代是中国水利建设的“黑暗时代”。水利建设投入占基本建设投入份额由1958-1979的7.08%降低为2.7%；这么低的投入恐怕连工程维护都完不成，就别提新建项目了。我们有理由认为：在1949-1987的2164.11亿元投入中，有1800亿左右、甚至更多为1949-1979的投入。特别是1137.03亿元的劳动力投入，完全是人民公社时期靠生产队“记工分”完成的。
按当年“国家搭骨头，群众填肉”的建设模式，国家与各级政府的1800亿大致是用来完成占工程体积30%左右的核心、枢纽、骨干、框架、钢筋混凝土等项目施工，和规划、设计、组织、配套、后期维护等支出的；群众的1137.03亿劳动力投入大致是用来完成其余70%土石方体积的。根据史料，当年基建土石方的概算为0.45元/立方米[28]。也就是说，靠群众“记工分”完成的工程体积为2527亿立方米，靠国家和各级政府投入完成的工程体积为1083亿立方米，总计为3610亿立方米。
由于资料不足，笔者曾做出过“最保守估算，工程总量土石方也当在300亿立方米以上”的判断，被广为引用；“保守系数”竟高达12倍！有误导读者的嫌疑，特在此修正并道歉。
3610亿立方米这个天文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万里长城的工程量为2亿立方米；倾举国之力、历经15年建设还没有完工的三峡工程，到最后的土石方开挖、回填、混凝土浇注总量不超过3亿立方米。
也就是说，在1949-1979的30年间，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工程总量为1200座三峡工程，平均每年40座。
巨大的工程不仅是灌溉面积的数倍增加，也是灌溉结构的战略调整。灌溉要解决的是天然降水与作物的需水矛盾，这个矛盾在降水丰富的南方远没有北方尖锐。虽然受水源短缺的限制，在干旱地区实施灌溉要比湿润地区困难得多，但增产效果却更为强烈。因此，在新中国新的灌溉面积中，有2/3增加在北方。比如，华北平原的灌溉密度就一跃提高到了74%[29]，超过了南方平原地区，也超过了“都江堰”等经典灌区。
籍此，中国一举扭转了“南粮北调”的被动局面，彻底圆解了用7%的土地养活24%人口的千年梦想；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三、精耕细作、八字宪法、大寨道路——灌溉条件下对“保水”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农业与工业有着本质的差别；至今，人类还不能象合成聚乙烯颗粒一样合成大米。这就意味着，农业的现代化只能是用工业的、科技的、社会的手段来加强和改善农业，而不能彻底取而代之。同时，农耕的对象是幅员辽阔的地表和体积庞大的土壤地层、水源水体；一旦把现代工业、科技、先进的社会组织方式等威力巨大的因素加入进来，特别是在灌溉革命条件下对环境水源的大规模转移；农业就不再是简单的粮食生产问题了，甚至会引发环境的变迁；这将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水源安全。
灌溉的本质是摄取环境水源补充农田水源。环境水源取决于大气降水等气候、地理因素。也就是说，在特定区域内，环境水源的储量和盈余能力都是一定的。
一个区域（一般按大流域计）的环境水源盈余量有多少？——在水源储量不透支、水位不下降的情况下，通常就是除去维持河道生态最小水量以外的入海水量。假如灌溉耗水超出了环境盈余量，靠透支地下水、土壤水等水源储量或克扣生态需水来维持，其灌溉就是不可持续的；终有一天会因储量耗尽、生态恶化，导致灌溉体系崩溃。假如能够有效地减小单位面积的蒸发耗水，就可能维持较多的灌溉面积。
在毛泽东时代，随着灌溉革命的进程，中国在环境水源盈余能力很小的北方拥有了大规模、高密集的灌溉农业；然而，正如《黄河年均入海水量变化图》所揭示：并没有发生透支水源储量和生态需水的问题！——截止70年代末，黄河流域平原的浅层水平均埋深为3.0米，—这是最适合农业耕作的优选水位（耕作带1米+毛管带2米+过渡带0米，见图表03-包气带水分示意图）；年入海水量依然保持300多亿m3，扣除河道生态需水200亿m3，还有100多亿m3的盈余可供以后扩大灌溉面积。
我们在惊叹之余回观历史，意外地发现：奇迹诞生于对中国古典农业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一）毛泽东发明成语“精耕细作”——对古典农业“保水耕作”的继承
1955年，在完成了暴风骤雨般的土地革命和简短的战乱恢复后，新中国开始规划农业的现代化远景。自1955至1960的6年里，毛泽东主席在广泛调查、深入研究、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亲自起草、多次修改[30]，主持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40条”），提交人民代表大会公布实施。在这部具有法规性质的纲领性文件中，“发展灌溉”和“精耕细作”同时被列入条款。
《纲要》规定：
第五条：兴修水利，发展灌溉，防治水旱灾害。
第十一条：一切农业合作社都应当实行精耕细作，改进耕作方法，……及时锄草间苗，加强田间管理，……
倍受史家推崇，毛主席创用了一个新词—“精耕细作” 。遍览中国古代文献，并没有“精耕细作”一词；管子使用的是“深耕谨耘”、孟子使用的“深耕易耨”、《齐语》使用的是“深耕疾耰”。显然，先贤们都局限于具体工序的耕作要求，而“精耕细作”则“高度概括了包括整个中国古典农业体系在内的全部技术原则，其涵盖要深广得多” [31]。从“深耕易耨”到“精耕细作”，反映了中华民族思想的深化和超越。
文献研究还发现，在1956年的《纲要（草案）》里，毛主席使用的还是“深耕细作” ，但到1957年《<纲要>（修正草案）》公布前，毛主席就在其它场合使用“精耕细作”了：“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 ；“……靠精耕细作……，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32]。透过“深”和“精”一字之差，我们看到了毛主席书房的彻夜灯光。毛主席为此还通篇研读了威廉斯的《农作学及土壤学原理》等技术专著[33]。之后，“精耕细作”便取代了“深耕易耨”，成为成语。
“精耕细作”虽然作为中国古典农业的基本原则早已确立千年；但是，若缺乏必备的社会机制保障，再好的原则也很难被普遍遵行。比如锄地就经常被看作是“有空可以多干、无空可以少干”的“闲活”。“有草锄草，无草松土”是看不到“搭锯见末”的经济效益的；“汗滴禾下土”既没有桑拿的痛苦，“锄禾日当午”也没有敲锣打鼓求雨好玩；没几个农民一定要把“齐民要术”进行到底。也难怪，贫下中农没几垄地可侍侯；地主家又舍不得“铜子儿”和窝头雇人从事这种“不紧要”的活计；也就几个中农家的婆姨、半大小子还在“东一犁沟西一垄”地从事着锄地的勾当，幺幺俩俩散落在孤独的田野。这种现象越是到王朝末期就越是明显。王祯笔下的田园牧歌也只是在田亩兼并尚不十分尖锐、乡社功能良好的社会环境中或可存在。
真正使“精耕细作”得到全面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农民们成群结队、忘乎所以，为一成不变的劳作参合了许多“不本分”的内容。先在田间出一出风头、赛一赛干劲，再到地头去“扫文盲”、念报纸、大批判、“提觉悟”。甚至连“广播体操太极拳”、“击鼓传花丢手绢”也被搬到了田边地垄。民兵干脆就带着枪支，在坟包青纱帐间展开军事行动。一时，女人的尖叫、男人的粗吼交织一片。
后来，有人为这种劳动形式取了一个外号叫“大呼隆”；虽不十分雅听，倒也相当贴切。据说，这种劳动“出工不出效”。说实在话，在灌溉革命以后，“中耕保墒”就“比较效益”而论就毫无意义。“有草锄草”尚能节约肥料阳光，在除草剂不发达的年代还算可以；“无草松土”就有点“劳民伤财”。你保持的那点水分在灌溉条件下只要轻松推上马达、从容提起闸门就完全可以省略。虽说是节约了一点电力，但怎么也抵消不了体力活动对粮食的消耗；而且还磨损农机具、鞋底子。
然而，若不经历史的深刻启示和水源危机的明确昭示，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种“无效劳动”减少了灌溉对环境水源的耗散，保证了灌溉的规模和持续；成为劳动转化为资源的典范。也正是“大呼隆”方式，在漫长的播种与收获间隔期为相对闲余的人力提供了有乐趣、有约束、能普遍参加、能持之以恒的社会主义“人性化”劳动，为“精耕细作”从原则到制度建立了组织保障。
同在1957年，毛主席先后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和“精耕细作”，科学地解决了“在灌溉条件下，还要不要坚持‘耕作保水’？”的问题。古老的“中耕保墒”技术，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起跑线上获得了崭新的生命，被放到了和灌溉同样重要的地位上。
60年代，著名“庄稼把式”劳动家陈永贵，还借鉴“深耕”原理，将“浅锄”改革为“深刨”。在玉米、豆类等行距较宽的作物中间，锄耕深度可达25-40厘米。蓄、保墒兼顾，取得了良好的增产效果，作为“大寨经验”被学习推广。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为了把广大农民从繁忙的手工锄地中解放出来，新中国在50年代就开始生产新型畜力和动力锄草机。但中耕机械和翻耕、普播、收获机械相比，有着在“棵间运行”、要求“灵活准确”的特点和难点；在“大跃进”中，中耕机和“水稻插秧机”同成为攻关重点。经不懈努力，至60年代，已推广使用“通用架万能中耕机”——可更换多种工作部件：锄草铲、松土凿、松土轮、培土器、镇压磙、垄作铧、开沟铧等。至70年代，由小汽油机直接驱动工作部件、类似于“田间机器人”的水稻中耕机已批量生产。[34]
（二）农业八字宪法——对古典农业“保水”传统的发展
假如说“精耕细作”是对中国古典农业“保水”传统的继承；那么，“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就是继承基础上的发展。
“水”，说的是“灌溉”；“管”，就是以“中耕保墒”为核心的田间管理。把“水”和“管”同时纳入“八字”，毛主席再次对灌溉条件下继续坚持“保持耕作”提出明确要求。
在“八字”里，除了“管”，至少还有“土”、“肥”和“保水”有密切关系。
“土”，指的是农田基本建设，包括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土地规划等。土地凹凸、界埂密布不仅无法顺利实施灌溉；而且扩大地表面积，加大水分蒸发。土壤板结，则毛细作用加剧——深层水分很容易通过毛细管“潮”到地表蒸发。
靠集体制度，农民们铲除了条条人为的“私有界埂”、削去高地、填平低洼，营造出一片片“水平方”。也只有“产权”和“经营管理权”皆属于集体，农民们才有权力对不同土质的地块进行“客土互换”，黏土掺沙土，沙土掺黏土，配兑出不易开裂、不易板结、不易粘连、不易扬沙，保水条件、耕作性能均佳的人工“壤土”田。
前文指出，毛泽东时代水利投入的工程量是巨大的；但是，水利建设的目的物是“水”，“工程”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农田基本建设的目的物就是“土”、“石”本身，这就决定了农田基本建设所动用的工程量更加巨大。
《河南省志》（1994）载：在1971—1975的“四五”期间，河南省大规模地开展了农业学大寨、农田基本建设运动。每年冬春4个月，最高上工人数达到800—1600万人，占全部农业整、半劳力的50-60%，共完成土方25.79亿立方米。[35]
25.79亿m3，大约就是10座三峡大坝的工程量。这还仅仅是一个省的一半农业劳力、在5年内用每年4个月冬春农闲时间干的活！
《当代湖南简史》（1997）则客观地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文字描述：“在‘农业学大寨’的推动下，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湖南连续几年组织几百万人在冬、春两季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声势十分浩大……” [36]
“肥”，我们这里要突出强调的是“有机肥”的“保水”性能。
有机肥的主要成分是“腐殖质”，土壤中腐殖质的含量越高，水分就越不易蒸发。
腐殖质的主要成分是“腐殖酸”。腐殖酸有什么作用？现代最常用的农业抗旱剂——“旱地龙”的学名就叫“黄腐酸”。黄腐酸能和水结合为分子量极大的“凝胶”，就如同“果冻”、“凉粉”一样。凉粉中的水，“炒”都“炒”不出来，但埋到花盆里，却可以缓慢释放，为植物吸收。
在“婴儿一次性尿片”和“妇女卫生巾”中经常可以发现一些比白糖细小的颗粒，这些颗粒通常是学名为“聚丙烯酰胺”的“高分子吸水树脂”；这玩意在以色列、日本等国经常被用来改良土壤或沙漠。腐殖酸的水合性能就和“高分子吸水树脂”类似。
除了能够胶合水分，腐殖质还可以改良土壤结构，克服板结，减缓土壤的毛细作用。
在建国之初，毛泽东主席在积极主导化肥工业的同时大力提倡有机肥。1955年，毛主席在关于“兰溪上华合作社养猪厂”的按语里，发出了“养猪积肥”的号召[37]。1959年在给《人民日报》的信中毛主席写到：“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成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互相依赖的道理。……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肥工厂”[38]。这里，毛主席已经清晰地勾勒出循环农业、生态农业的基本框架。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7修正草案）》还明文规定，“绿肥种植”可计入“复种指数”。1958年，毛主席在武汉，安徽等地视察农村沼气时号召: “沼气又能点灯，又能做饭，又能作肥料，要大力发展，要好好推广”。
到60、70年代，中国在努力建设化肥工业并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有机肥料的推广使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厩肥、绿肥、堆肥、沤肥、老塘水、河淤泥、沼气渣……等广泛肥源被用于提高土壤腐殖质。在有“煤苗”的地区，“风化煤”还被农民们用土法制成“腐殖酸铵”、“腐殖酸磷”等较高等的产品。一场学习大寨、建造“海绵田”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展开。大寨改出的“海面壤”就可以漂浮在水面上，足见腐殖质含量之高。
“农业八字宪法”是中国古典农业优秀传统与现代先进科学技术的结晶，标志了“毛泽东农业思想”的建立。“八字宪法”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自然要素与人类劳动在农业生产中的关系。在“八字宪法”里，农业不再是单一的粮食生产，而成为农业、工业、科技密切联系，城乡相互促进，农、林、牧、渔循环发展，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友好的系统工程。
有“好事者”杜撰了“袁隆平PK毛泽东”的传说，说是袁院士早在50年代就指出“八字宪法”里少了一个“时”；还说袁院士为此受到了“毛粉丝”们的“无理批判”。实际上，并不是毛泽东不知道“时节”、“时令”，一个出身农家、通篇研读了《土壤学与农作学原理》、发明了“精耕细作”成语、起草了农业发展大纲的人怎么可能不考虑“时”呢？不信自己看：《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有“不违农时，及时播种”的条文（第十一条）。但是，谁一定要把“时”写进“八字宪法”，用老百姓的话说：那可真是相当的“白脖子”（方言：外行）。
“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的前四个字说的是农业劳动的对象、也是作物生长的基本要素，后四个字说的是人类劳动。要把“时”写进去的无非是想说“时”也是“基本要素”。可是，在人类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中，偏偏“时”已经失去了作为“基本要素”的资格。
随手翻一下中学教材或普及型的植物辞书，无论是“五要素”还是“七要素”都不包括“时”。“五要素”说的是“光、气、水、温、肥”，“七要素”说的是“光、气、水、温、肥、土、种”；就是没有被念念不望的“时”。
这是为什么呢？
现代科学认为：“时令”或“时节”已只是现象而非本质。“时”的本质对于“天文学”是天体运动的周期，对于“历法学”是赤道、黄道；……对于“农业学”则是光照强度、时间、长短和空气的温度、湿度。恐怕只有在“阴阳学”那里，“时”还是神秘的“阳气上升”、不可解析的“基本要素”；——或曰“时去金变土，运来土成金”。只要光照、温度、湿度符合要求，什么“时不时”的我都可以种西瓜。作为农学家，袁院士不至于“白脖子”到连这都不知道吧！
当然，毛泽东不是神。“八字宪法”在最初确实少了一些“还不具有农业生产普遍实践意义”的因素。后来，毛泽东告诉竺可桢：他已看到竺可桢的《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的摘要，因此想到，农业八字宪法“是管地没管天”，在八字外，还应加上“光”和“气”两个字。看来，不是神的毛泽东还是很能接受“人间烟火”的。
与其不懂装懂、强人所难、假托院士还“穿帮”，还不如多了解一些科学发展的进程。
（三）大寨道路——治山、改土、保水的光辉典范
作为贯彻落实“农业八字宪法”的典范——“大寨道路”的主要物质成果是“治山改土”——“人工水平梯田”（包括“水平竹节沟”）、“人造小平原”、“人造海绵田”等。后二者的耕作性能、灌溉性能、保水性能没人敢提出“质疑”；但对于“梯田”，长时间以来主流都宣传说是“水土流失”。
客观地考查，“梯田”并不就是大寨的发明，在中国汉文化区，“梯田”之名出现于宋代。菲律宾的“伊富高梯田”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199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著名的云南“哈尼梯田”、湖南“紫鹊界梯田”也都在为“申遗”忙得不亦乐乎。这些梯田一个个景色绮丽。怎么那么巧，偏偏“大寨梯田”就和“水土流失”联系上了？现在大寨的“虎头山”、“狼窝掌”也都成了旅游景点，一眼看去山清水秀、郁郁葱葱，“水土流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梯田到底是“水土流失”还是“水土保持”？
科学的监测和研究表明，在同等水文、地理环境中，梯田“蓄”水能力要远大于林地、草地！如果科学使用，其“调”水功能更具有林地不可比拟的“潜力”。
图表08是“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多年、多点的观测资料。
图表08[39]
图表08反映，对于一般的降水（频率≥50%），森林的拦蓄能力尚能接近于梯田；但降水越大、越需要拦蓄洪水时，林地、草地就越不如梯田。
对于10年一遇的洪水（频率10%），梯田的平均减洪率是林地的1.82倍，是草地的3.51倍；
对于20年一遇的洪水（频率5%），梯田的平均减洪率是林地的2.16倍，是草地的3.77倍。
图表08还反映，在土质较好的延安大砭沟，森林与梯田之间的差距还没有那么大，但在土层瘠薄的离石王家沟，森林与梯田的差距越发被拉大。这就说明起到拦蓄作用的主要是土壤。而“水平梯田”就是通过以“梯度”取代“坡度”、以加厚土壤层提高吸附能力的方式来克服重力下滑、稳定水体的。我们日常上楼梯也都是采用“梯度”克服重力，只有在坡度不大时，才会把坡面“打毛”，象森林一样靠“摩擦”来克服重力。
我们在否定“大水荒”成因的“森林论”时，曾援引监测资料：北方乔木林地拦蓄的水分还不够自身消耗，从“调”水功能看，它的“可调量”是“零”。
那么梯田呢？
梯田的“蓄”水能力虽然大于林地，但梯田在耕种情况下腾发量并不比林地小，同样无“可调量”。但是，农作物生长周期短，梯田因此获得良好的“机动性”。
所谓“机动性”是说：在梯田建成后，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休耕、轮耕。在粮食充足，水源紧缺的情况下，可将梯田放荒。这时，梯田的“蓄”水能力仍然不变，但腾发量却减小为“荒坡裸地”，荒坡裸地的年腾发量仅为降水的48%。这样，放荒的梯田既有大于森林的蓄水能力，又有一半以上的降水成为“可调量”——或缓慢释放为径流，或下渗为土壤水、地下水，形成水源。在水源充足或粮食紧张的情况下，梯田可随时复耕播种。
通过对比，梯田在水土保持、水源形成、抗击洪涝、粮食安全方面的优越性都是森林所不具有的。
发展灌溉、精耕细作、八字宪法、大寨道路，在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推动下，中国农业由“中耕保水”的自然农业演进为“开源保源”的“灌溉保水农业”。一条清晰可鉴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展现在中国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