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沧：民国时期学术独立观念的历史考察
【内容摘要】民国时期，随着西方近代学术观念的加速引进及传统文化的日渐没落，学界愈益关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主张政学分离，并摆脱致用观念的束缚，确立起学术以求真为目的的独立价值和地位。在此期间，学术独立观念与外部生态环境如学术研究水准、政治和社会背景等相对应，各时段独立意识的强弱、讨论內容的偏向及其深度和影响力都有所不同，总体上经历了由少数学人零散认知到知识界广泛探讨并达成共识及自觉实践的转变过程。
【关键词】学术独立；学术自由；教育独立；学术社会；政学分离
【作者简介】李来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博士（天津300071）。
【原文出处】《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10．5．114—122
在推崇官学一体、经世致用的传统社会中，学术长期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涉与影响，二者界限混淆不清。对此，严复首先引入自由一词，主张学问与政治分离。国家对“学问之名位”尤须“优其本制，谨其保护，则专门之人才既有所归，而民权之意亦寓焉”【1】。王国维批评政府“以官奖励学问，是剿灭学问”【2】，激发了学术世俗化和功利化倾向，以致学者多“无固有之兴味”，遂“中道而止”【3】，因而呼吁“今日之时代，已人研究自由之时代”【4】，且“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故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5】，摆脱政治因素、社会伦理、致用观念的束缚，确立以求真为目标的独立价值和地位。上述言论颇富新意，但王国维等作为过渡时代的传统学人，对西方近代学术及其观念缺乏全面和深入的认知，其政学分离、学术独立的观点较为笼统，尚不具备西方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学术自由等现代意义。自民国初年起，随着西学东渐的加速推进及传统文化的日渐衰落，一些学人在引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及反省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愈益关注学术本身的独立地位，主张脱离政治和致用观念的束缚，谋求学术研究的自由发展。综观民国时期学术独立观念的发展脉络，可知其与外部生态环境如学术研究水准、政治和社会背景等相对应，各时段独立意识的强弱、讨论内容偏向及其深度和影响力都有所不同，总体上经历了由少数学人零散认知到知识界广泛探讨并达成共识及自觉实践的转变过程。
一
民国初年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国内知识界普遍接受和宣扬西方自由、民主的启蒙思想。受此影响，一些知识分子在崇尚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的同时，又力图摆脱政治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干涉与束缚，开始自觉、主动地吁求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
作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早在1912年便将教育划分为专制时代的“隶属于政治者”与共和时代的“超轶乎政治者”两种，号召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6】。之后，他主持北京大学时，又申明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者”，告诫师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7】。其间，他汲取德国的教育经验和学术理念，提出大学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且须遵循“思想自由之通则”，故当摈除我国数千年以来学术专制的积习，实行“兼容并收之主义”【8】。具体而言，一是对各种学说和派别，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是对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且“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9】。这种新型的办学模式使北京大学首开民主之风，并将“学术自由的种子播下”，自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且“为中国学术界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各种思想都从这个种子而萌芽茁长”【10】。
自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至20年代中期，随着欧美留学生陆续归国并开始主导国内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以及现代学术呈现专业化、职业化和体制化的初步特征，部分知识分子逐渐脱离自科举废除以来的边缘化位置，转而寻求和获取新的社会身份，学术独立和精神自主的意识亦日趋增强。首先，反思和批判传统学术的依附性，维护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和地位。陈独秀批评传统文学家、史学家、医药家等皆“不自尊其所学”，因而“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11】。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则通过分析中美教育，指出我国因科举制度“不能辩科名学术为两事”，美国因崇尚实用主义“不能辨利禄与学术为两事”，故求精深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且“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12】。
其次，对政治干涉及政党操纵下的学潮予以抵制和反击。1919年上半年，由于旧派人物联合政府干涉北大新文化运动、参议院议员张元奇因北大鼓吹“离经叛道”而弹劾教育部案、社会谣传驱逐北大新派人物等事件，平、沪、浙等地部分报刊掀起了一场反抗旧思潮的激烈论战，极力宣扬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晨报》记者陈博贤认为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是“人类社会最有权威之两大信条”，上述事件则是对此的公然蹂躏。既关乎“中华民国国民有无拥护学问独立、思想自由之能力问题”，又“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必尽吾侪之力与之奋战苦斗，以拥护之”【13】。北京《益世报》上署名为“翰芗”的作者提出“思想言论自由，为立宪国之原则”，若假借政治干涉学术，则“思想言论自由之权，扫地已尽，流弊所及，恐将复蹈专制时代之复辙”【14】。《申报》指出“学术思想之自由早为世界人类所公认，虽新旧歧趣见解不同，原可据理辩驳，仍用思想学术为对抗之具，万不可轶出轨道，假借不正当之势力，以图摧残而快胸臆”，否则将“成为学术思想之公敌”【15】。《时事新报》上署名为“匡僧”的作者表示“凡任大学教员者，宜有思想自由、学说自由之权力”，故“大学之出版物，自不当受外界之拘束”，若国立大学教员因出版物而遭驱逐和侮辱，则思想和学说自由的意义荡然无存，“不禁为吾国学术前途危”【16】。浙江《教育周报》上署名为“平平”的作者亦强调思想、言论、出版的“三大自由，为精神生命之保护物”，大学作为“新学术之发源，新社会之导师，当有完全之三大自由，以尽发展精神生命、发展文化之天职”，因而必须处于独立地位，“惟独立故能自由，惟自由故思想、言论、出版，得以发达，而学术文化遂有进步”【17】。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因驱逐校长遭到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强力镇压，胡适、陶孟和、李四光等17位教授即联合发表公函，强调学术独立与政教分离的原则，指出“学校为教学的机关，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旋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旋涡里去”，主张“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国家留一个研究学术的机关”【18】。
同一时期，由于北京政权频繁更迭、缺乏稳定的教育经费来源，加上现代学术体制建设之初，专业研究机构尚付阙如，学者缺少必要的研究空间和物质保障。受此影响，教育界在掀起索薪风潮的同时，又极力倡导教育体制和经费的独立运动。蔡元培提出教育独立是实现学术自由与发展的前提条件，故“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且“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19】。1922年，《教育杂志》主编李石岑发表《教育独立建议》，指出“教育经费独立，固属要务；但徒经费独立，教育机关隶诸政府管辖之下，结果仍等于零”，主张“首在教育行政机关根本改造”【20】，即废除传统教育机构，以从事专业教育或与教育事业有直接关系之人选举产生教育组织，谋取教育立法、行政的独立。
在诉诸教育独立的同时，商务印书馆内《教育杂志》、《东方杂志》刊物的作者群顾颉刚、郑振铎、沈雁冰（茅盾）、严既澄、常道直、胡愈之6人，又围绕学术独立的实现途径展开了深入讨论。顾颉刚批评现时的学术仅是“教育社会的附庸”，学人往往苦于生计而遭受政治干涉、经济压迫等多重束缚，进而成为学术独立的一个根本障碍，故目前急务在于思考“如何可以打出一个专心治学的境遇来”，及“如何鼓吹，使得真有学术社会出来”。至于其具体办法，即“不能全靠于个人意志之努力，而社会供给资财尤为要紧”【21】。受经世致用和学而优则仕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向来缺少纯粹、独立的学术研究抑或学术社会。但随着民初以来近代学术的加速转型，一个稳定的、超越世俗功利的、纯粹的治学环境已成为中国教育和学术发展的迫切需求。因而，顾颉刚打造学术社会的设想一经提出，便引起了郑振铎、沈雁冰等人的关注与共鸣。
郑振铎列举了建立学术社会的四种解决方法：一即“持利刃斩乱丝，把现在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过”；二即“改造现在的中国政府”；三即“奖掖资本家去供给学术社会的需费”；四即“淡薄自守，躬耕自给，弃都市之生活，专心去乡村去读书”。他表示前两种方法近乎于社会革命，“虽是根本的解决办法。但也恐怕非短时期内所能实现”；因中国工商业基础薄弱，第三种方法仅是“试为提议”；加之学术研究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持，第四种方法实际“说来容易，做去不易”【22】。沈雁冰对建立学术社会的初衷深表赞同，强调“欲求学术发达，先须学术独立，不受任何方面的牵制；若依靠他力荫庇，决没有好结果”。基于此，加之考虑到政治、经济等客观因素的限制，他认为郑振铎所提前三种方法均不可取，且“本很少可能的希望”，当前“所能做的，自是第四办法”。同时，又否定“躬耕自给”这一简单化、个体性的传统治学方式，主张“照合股公司的办法，大家打伙儿去办”【23】，发展群体性的、有稳定经费资助的学术事业。严既澄附和“合股置备”的办法，指出“目下第一桩要紧事，就是公共图书馆和公共专门实验所的设立”，其他如“学会的组织，算是一种补救的良剂”【24】。对于上述办法，常乃德多存质疑，一方面提出改造社会组织固然“是最彻底最完全的办法”，但“是我们目前所不能办到的”，无异于“远水不济近火的空谈”。故“实在算不得一条路”；学术界合力设置研究组织虽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事”，但难以满足现代学术研究的需求。另一方面又意识到绝对化的学术独立不切实际，目前“最平稳切实而且有把握的事”惟有“鼓吹政府资本家来帮办学术独立”，由其资助创办各科学研究所。这尽管“于思想独立上不免稍有不便”，但“也是不得已的一种办法”【25】。常道直的观点则与此相左，明确反对学术界片面依靠政府和资本家的资助，因其“至多不过能使不受生活压迫，而精神上恐无形中要被沾染了多少某种色彩”，实际上“学术仍是不能独立”【26】。
在探讨学术独立外部条件的过程中，学人们还开始思考新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品质和职业化问题，要求以人格自律、职业自立保障学术社会的纯粹性与独立性。李石岑“以为个人意志之努力实为打出专心治学境遇之第一关”【27】。严既澄一方面指出学术界不可也不能实现完全独立，“只能谋比较独立的生活”；另一方面强调“学术界之大患，不在生活之不独立，而在精神之不独立”。因而，学者既当摆脱奢靡风气而实行“简单淡薄的生活”，又“必须把全副精神专注于其所业，超然独立于名利之外”【28】。胡愈之也表示学术独立尤其是学术界的生活独立在当前的现实处境下“不会有实现的希望”，但就“学问家本身，似乎总该守一种节操，无论生活如何困难，决不当变其献身于学术的初志”，故当避免世俗化和贵族化的倾向，“实行简单的生活”，如此学术独立“至少有一部分可以解决了”【29】。郑振铎坚持学术研究的纯粹性和高尚性，要求学者“至少须不把这种学术当做一种职业，一种求生活的手段”，换言之“‘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在研究学问方面是极关重要的”【30】。与此相反，常道直则推崇学者的职业“自立Self-supported”。即“择一与己所研究学科有关系之职业，所得报酬不求甚多，但须要求充足的研究时间”。他认为职业自立所滋生的世俗化倾向或“将破毁所谓专心治学的境遇”，且在学术社会短期内无法达成的前提下，“似乎近于偷安的，不彻底的，但也是不得已的”【31】。
北京政府时期，由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及外部生态环境恶劣，如政权更迭、教育经费匱乏、学术研究空间狭小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学人在自觉倡导学术自由、教育独立及抵制政治干涉的基础上，关注重心偏向于学术独立的实现途径，即如何打造纯粹、独立的学术社会及谋求知识分子群体的物质保障。他们在一致认同学术独立及知识分子人格自律的前提下，陷入了精神独立与生活依附、职业化与世俗化的矛盾心态，对学术社会的发展前景更是夹杂着浓重的悲观情绪。此外，这一时期学术独立尤其是学术自由的讨论内容相对较为零散，且范围主要限于蔡元培主导下的北京大学及部分刊物作者群体，社会反响亦不大。
二
1927—1937年间，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内环境的相对稳定，及相关教育政策的扶持与引导，高等教育、专业科研机构和学会组织渐次充实，中国学术步人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国民政府又加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控制力度，极力推行党化教育与学术统制。在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知识分子群体的主体意识愈发强烈，积极宣扬学术自由、教育经费独立等主张。蔡元培一方面重申学术自由的原则，指出“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须使“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32】。另一方面又与孙科联名向政府提交《教育经费独立案》，其中引述“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的总理遗训，建议实行教育会计独立制度，将“教育经费与军政各费完全划分”，以保证“全国教育永无废弛停顿之虞”【33】。胡适批评“十年来教育的政治化，使教育变空虚了”【34】，并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教育危机和学潮，遂对政府提出三项要求：“给我们钱”，“给我们和平”，及“给我们一点点自由”【35】。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也认为，“我们应得努力保全科学的独立，不使他卷入政治的漩涡。在有组织有统治的国家，科学的研究当然不能和政府脱离关系，可是政治工作和科学工作不得不有个清楚的界限”【36】。此外，陈寅恪更为关注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社会定位，既叹息梁启超因种种因素“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为“中国之不幸”【37】，又表彰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强调“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38】。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强对后方的控制力度，文化统制亦借着抗战建国的名义大行其是。1939年，蒋介石指示“不能附和过去误解了许久的教育独立的口号”，教育和学术界“决不可阳奉阴违”，不能“各逞所见。各行其是”，而应“齐一趋向，集中目标，确确实实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39】。受此影响，如何捍卫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及抵制政治势力的渗透，便成为知识界思考与讨论的重要问题。胡适一方面主张实行教育独立，指出“国家高于一切”固然可以作为共同行动的目标，但须革除党派插手教育的流弊，如“现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政治的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等【40】。另一方面又强调知识分子个体独立与自由意识，表示自己“所以不能干政治工作，一来因为要保存独立地位，二来因为此事与学术生活不相宜”【41】。吴文藻则从学术基金来源的角度，呼吁政府不要以控制财源而左右学术界，应“忠实地保障学术自由，以学术自由为一国学术方针之最高原则，勿使实际政治妨碍学术之自由发展”【42】。
抗战期间，学术自由与独立的持续讨论唤起了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与认同，并成为其在实际活动中极力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教育领域，诸多高校坚持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办学宗旨，对文化统制政策和党团势力采取抵制态度。西南联合大学校长梅贻琦继承和发扬蔡元培学术自由的理念，指出大学教育既须“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又当恪守“博约”、“裁节”与“持养”，以克服荡放主义（Libertinism）和个人主义的弊病，因而“学术自由之重要，更有不言而自明者”【43】。对校内各党派和思潮，他主张“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44】。对教育部的行政干涉和统制政策。西南联大教务会议据理抗驳，要求给予大学研究教学“以回旋之自由”，不能“刻板文章，勒令从同”【45】。冯友兰即称赞该校以“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46】。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强调“大学学术自由，不能用标准化办”，教授治校“乃一种目标”【47】。此外，为反抗政治势力的渗透，四川大学教授在1938年抵制国民党党员程天放担任校长的“拒程运动”中，联名发表文化宣言，提出学术具有超然、纯粹的特性，与政治“途径既殊，界限綦明，不容越俎代庖”，也“绝非政治之所能包举”，更“非任何主义所能限制”，若强行以政干学，“其结果必致于削足适履”。据此。他们批评文化统制政策“非谓举学者超然之品格，而摧残之，取学术自由之空气，而破坏之，置文化之尊严于政治需要之下”，申明“学校非政党之地盘，学术非政治之工具”，应政学分离，“不愿因政治之需要而牺牲学术之独立”【48】。
在科研领域，中央研究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强调“学院自由正是学术进步之基础”。就“立场言，更宜注重科学研究之自由精神”【49】，学院自由和学术独立由此成为其一贯宗旨。1940年3月，因院长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评议会计划依法选举3名院长候选人，呈请国民政府遴选。其间，蒋介石为奖赏未跟随汪精卫叛逃的汪系人物顾孟余，以“下条子”方式指示推举其为中央研究院继任院长。对此，“一般对于政治没有兴味”的评议员们“却不愿以研究院为酬勋（没有跟汪去也）的奖品”【50】，且“选举应凭各人自心，不宜有历勉强”【51】，纷纷予以抵制。最终，29名评议员本着学术独立与自由的原则，以记名投票法，推举翁文灏、朱家骅（各24票）、胡适（20票）为院长候选人，顾孟余仅1票【52】。这一结果“无非表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可见自有公道，学界尚可行democracy[民主]”【53】。
2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由于现代学术体制的基本建立并日臻完善，新知识分子群体脱离了对政治体制的直接依附，而确立起相对独立的社会身份及自主的学术理念。同时，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基础的逐步巩固，学术研究的国家主义趋向与计划性特征被空前强化。在这一新的时代情势下，学界自身发展如学术社会的建构、知识分子人格自律等事宜相对淡出，如何抵御国家权力的干预与控制，维持必要的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则成为知识界持续讨论并付诸施行的突出问题，进而唤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认同。
三
抗战胜利后，经由诸多学人的长期讨论与宣传，学术独立已成为知识界的一种共同信念与追求。同期，由于国共党争及内战日趋激烈，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强对教育文化领域的控制力度，支持党团人校，打压左派思想等，致使国内学术空气逐渐消沉。1945年8月，大公报社论呼吁“培养自由研究学术的空气”，“所有党派退出学校”【54】。1946年12月，胡适、朱经农等二百余人又联名提议政府“保障学术与思想之自由”【55】。冯友兰也指出国家社会对大学应“持不干涉的态度”，“要与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与他们以选择人才的自由。每一个大学都应该是一个所谓‘自行继续’底团体”，换言之“大学的内部新陈代谢都应该由他自己处理”【56】。
不惟如此，一些学人更对学术自由的涵义、学术与政治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入论述。萧公权提出，学术独立不是要“学术与社会生活隔离”，或“违抗教令，不遵法纪，放弃国民的职责”，而是让学术“摆脱社会恶劣风气的影响”。并“在求学的过程中划分政治和学术的界限”。为此，他一方面反对学术研究中的功利主义态度，要求国家社会和学者“尊重学术，认学术具有本身的价值”，“把学术自身看成一个目的，而不把它看成一个工具”；另一方面主张政学分离，学者“应当是一个忠实于学术的学人而不是一个戴学术面具的政客”。不可“把学术当作了政治的附庸而毁灭了学术的尊严地位”【57】。罗忠恕强调“学术自由是目前我国知识界普遍的呼声，也是民主高潮中最基本的要求”，就意义而言，其首先“并非仅是思想自由”，或“不受理性的支配”，思想在发表（言论出版）自由外，也“必须合乎逻辑，必须依伦理的法则而推展”；其次“并非谓政府不‘管’学术事业”而应“完全取消管制”，转为管理，“对学术工作负起责任来，有目的，有计划的发展学术事业”；再者，学者除摆脱外部拘束和限制外，“尤其要紧的，是要解除内面的缚束”【58】，保持不盲从、独立的精神状态。贺麟认为，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但“独立自由和‘脱节’根本是两回事，求学术的独立自由可，求学术和政治根本脱节就不可”，学者既要“维持学术的尊严，须在学术创造的自身上努力”，又要摈弃“脱离政治、轻蔑政治以求学术自由独立的传统风气”，在“磨而不潾，涅而不淄”的原则下。“影响和支配政治社会”。关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他阐释为“体”与“用”，既“各有其独立自主的范围”，又分工合作，保持“一种密切的联系”，否则“两败俱伤”，因而争取学术的独立与自由“不只是学者的责任”，亦“是政治家的责任”【59】。
1947—1948年间，胡适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后，在知识界引发了巨大反响与激烈争论，诸多学者从学术独立的双重涵义出发，要求构建独立自由的学术环境以保障研究工作的稳定发展。从而在长远上争取本国学术在国际间的平等地位。胡适号召“现行的大学制度应该及早彻底修正，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与责任”【60】。金克木认为“要学术独立于国际间，先得学术界能独立于国内，若学术界的人与事仍受外界的压抑与控制，衣食不周，动辄得咎，即全国遍设研究所与大学，外国教授与本国博士多于过江之鲫，也未必真能学术独立”【61】。欧元怀亦指出“学术独立之精神则寄托于学术研究之自由；大学为创造高等文化之摇篮，其本身不是政治的尾巴，尤以校长的人选应超脱党派之争”，因而“大学教育为争取学术独立，应争取研究自由”，这样“大学教育才不是新式士大夫教育”【62】。朱声绂主张学术界“对于国内社会的一大任务是造成健全公正的舆论，而要首先争取学术思想之自由，言论发表传播之自由”，如此“学术独立才能得到发挥其建设性作用之保障，而就研究来说，学术自由也是必不可少的摇篮”【63】。刘大杰表示目前教育界最严重的危机是“教育与政治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因而“必得要争取学术的独立性与自由的创造性，这两点实在是大学教育的灵魂”。同时，“政府对于教育可以监督”，实行“积极的奖励与扶助”，如“筹划充分的经费，扩充图书仪器的设备，奖励学术的著作，保障教授的生活，解决学生的出路”【64】等。在关注学术与政治矛盾关系的基础上，张东荪更为强调学者的个体独立性，提出“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必须倚靠于精神独立”，否则“只是一个伪装的学术自由”，仅能“以学术为名而解决一部分人（即从事于学术者）的生活问题”，由此呼吁学者“大大努力来保护这个已有萌芽的学术自由”【65】。
40年代后期，在多年战乱、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等现实条件的刺激下，知识界尽管已将学术独立尊为共同目标，但对其前景则充满着焦虑与危机意识，因而不再单方面地呼吁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而是在承认学术研究仅具相对独立性的同时，重点讨论如何处理和协调学术与政治关系这一问题。上述内容多为空泛的理论诉求，而无具体的施行方案，实际收效甚微。
结语
民国时期，学术独立观念一以贯之，既是中国系统引入西学并重建本国学术过程中的自然产物。又是现代中国学术转型、高等教育发展乃至新知识分子群体兴起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倡导者而言，最初为严复、王国维等极少数过渡时代中的传统学人，后扩大为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包括大学教员、科研学者及少数青年学生、出版界人士等。他们尽管在政治派别、文化取向、治学专业、社会地位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接受西方学术熏陶的知识结构和求学经历大体相同，由此激发了知识界主体意识的觉醒。其中蔡元培、胡适等学界领袖更凭借其权威性与影响力，对学术独立观念的推广与深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内容而言，诸多学人将传统文化重视学者个人自律与西方学术的自由思想相结合，一方面关注知识分子的主观层面，主张摈弃经世致用、政学一体的传统积习，谋求新知识分子群体自律、独立、自由的精神品质与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要求改善学术独立所依托的客观环境，呼吁学术自由、教育独立与政学分离，进而打造一个纯粹、独立的学术社会。
在考察学术独立观念整体概貌的同时，可知其依存于一定的外部生态环境，尤其是学术与政治间的内在张力决定了学术的自由程度和范围十分有限。无论是20年代教育独立运动或学术社会的构想，还是30年代以后对学术自由、政学分离及学术与政治的矛盾关系的长期探讨和局部实践，均在战乱频仍、经济衰败等现实条件的刺激及政治势力的持续干预下，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不成系统的理论诉求，议题稍显空泛和急进。知识界一方面在学术独立的实现途径如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与生活依附、职业化与世俗化问题，陷于理想与现实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心态，且无深入、持续的讨论；另一方面无力改善学术与政治、社会环境的矛盾关系，难以提出一个具体化、切合实际的施行方案。由此采折中妥协的态度，且夹杂着浓重的悲观情绪。如针对学术社会的前景和知识界的生活独立，郑振铎即感慨“细想的结果，竟是怅惘地失望了”【66】。40年代初，中央研究院因评议会反对政治干涉，自主选举院长候选人，而遭到国民政府的压制，院长一职迟至半年多才得以批准。傅斯年致函胡适时便叹息“选举乃纯是为的‘学院主义’、‘民主主义’，闹到此地步，真是哭不得笑不得”，因而“‘学院的自由”民主的主义’，在中国只是梦话!但是把先生拉人先生的主义中，却生如许支节，亦是一大irony[嘲弄]!”【67】这深刻反映了学术独立过程的艰难性。
此外，由于现代知识分子政治立场和学术研究的二元性，中国新知识分子群体自然也承载着学术、政治等多方面的职责，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亦包括学者、政论家、官僚等。在多重身份的交互影响下，他们尽管在主观选择上都偏向政学分离、学术独立，并力图在学术上树立自律、独立、自由的精神品质，但实践中仍难免游离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尝试以介入国家政治和公共事务的途径，充当社会的良心。胡适即自诩“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68】。上述悖论关系致使学术与政治的界限仍是混淆不清，学术独立的的使命依然任重道远。
注释：
【1】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9页。
【2】【3】【4】【5】王国维：《静安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94、195、178、115页。
【6】【8】【9】【19】【33】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2、213-214、231、334、433页。
【7】《蔡元培教育论集》，第152、589页。
【10】蒋梦麟：《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606～607页。
【11】陈独秀：《随感录》(十三)，《新青年》第5卷第l号，1918年7月15日。
【12】叶恭绰：《遐庵汇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0年，第345-346页。
【13】【14】【16】【1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231～232、250、238、239页。
【15】《京华短简》，上海：《申报》，1919年3月31日。
【18】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62-363页。
【20】李石岑：《教育独立建议》，上海：《教育杂志》第14卷第2号。1922年2月20日。
【21】【22】【23】【24】【26】【28】【29】【30】【31】【66】《通讯·学术界生活独立问题》，上海：《教育杂志》第14卷第5号，1922年5月20日。
【25】【27】《通讯·学术界生活独立问题（续）》，上海：《教育杂志》第14卷第6号，1922年6月20日。
【32】蔡元培著，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07页。
【34】【40】【55】胡适著，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教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28、150、160页。
【35】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l928—1930）》（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6页。
【36】《中国科学社第二十一次年会报告》，上海：中国科学社，1936年，第17页。
【37】陈寅恪：《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66页。 ．
【3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46页。
【39】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1辑，台北：文海出版公司影印本，1986年，第82-83页。
【41】《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七），1938年3月12日，第60页。
【42】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258页。
【43】【45】【46】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7～28、17～18、284页。
【44】梅贻琦著，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1941—1946），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4页。
【47】竺可桢：《竺可桢日记》（1936—1942），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页；《竺可桢日记》（1943—1949），第2册，第832页。
【48】《川大教授文化宣言》，《新民报》（成都版），1938年12月29日。转引自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八年抗战在蓉城》，成都：成都出版社，l994年，第571～572页。
【49】国立中央研究院编：《国立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第二次报告书》，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1938年，第84～85页。
【50】【51】【53】【6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63～464、473、476、477～479页。
【52】《竺可桢日记》，第1册，1940年3月23日，第419页。
【54】《竺可桢日记》（1943—1949），第2册，第862页。
【56】冯友兰：《南渡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273～274页。
【57】萧公权：《迹园文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247～251页。
【58】罗忠恕：《学术自由与文化进展》，上海：《观察》，第1卷第12期，l946年11月16日。
【59】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92～194、196～198页。
【60】胡适：《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上海：《观察》，第3卷第7期，1947年10月11日。
【61】金克木：《留学问题·第一流大学问题》，上海：《观察》第3卷第12期，1947年11月15日。
【62】欧元怀：《教育危言》，上海：《教育杂志》第33卷第1号，1948年第1期。
【63】朱声绂：《争取学术独立应有的警惕》，上海：《时与文》，第2卷11期，1947年11月21日。
【64】刘大杰：《教育与政治》，上海：《观察》，第5卷第8期，1948年9月16日。
【65】张东荪：《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上海：《观察》，第5卷第11期，1948年11月6日。
【68】胡适：《我的歧路》，北京：《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