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话与两河流域神话的文化比较

　　神话是人们为崇拜神灵编造的故事，是宗教情绪化下想象力的产物，属于宗教文学的范畴。神话的发达与否最能反映一个民族宗教情绪的高低，因而也是文明类型区分的显著标志。

　　先秦两汉时期与苏美尔阿卡德时期分别是中国与两河流域古代文明类型的形成和奠基时期，在诸多文明要素之中，宗教与神话的发展趋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自文明类型的形成。比较而言，中国与两河流域古代神话发展的情形呈现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神话的文献载体、神灵人格化、神谱以及神话的叙述艺术等多个方面。

　　从神话的文献载体上讲，中国古代神话主要记载在诸子哲学中，充当着辅助论证的素材，很少独立成篇，也与宗教观念无关。如著名的“女娲补天”和“嫦娥奔月”神话，都出自西汉哲学论著《淮南子·览冥训》中，两则神话都服务于议论，与宗教神灵观念无关。早期儒家经典号称“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为中国古代本土文化的主要遗产，但其中可见的神话寥若晨星。中国最早的两部正史《史记》和《汉书》，其中在“本纪”中有开国皇帝的感生神话的叙述，开启了后世正史编撰帝王感生神话的传统笔法。这些感生神话故事情节简单，都是祖先崇拜宗教意义上的政治神话，正史宣扬的是封建王朝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绝少神灵干预的神话事迹。史前至夏商周三代时期考古文物中很少看到与后世流行神话题材一一对应的图案，尤其是商代甲骨文、周秦之际的青铜铭文等载体中很少看到。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神话数量稀少，没有独立的作品和鸿篇巨制，这种事实也反映在文献目录学中。文献分类格局真实反映出中国本土文化形成时期神话势力衰微的事实。

　　两河流域神话经历了苏美尔和阿卡德两个历史时期，时间跨度达2500年之久，其神话无论数量还是内容形式都堪称是该民族古代文化的重要遗产。世界上最早的文学目录发现于古代两河流域南部城市尼普尔废墟中，编撰时间在公元前两千纪。在两个盘状泥板上铭刻的21篇文学作品中有7篇都是神话题材，说明神话作为宗教文学中的大宗在文献分类中占据独立地位了。古代两河流域神话不仅文献载体形式多样，篇幅规模都多见鸿篇巨制，著名的神话史诗“吉勒旮美什”记载在11块泥板上，“埃塔那”神话更有450行的文字规模。这些与中国古代神话零碎片段未见独立成篇的局面形成显著反差，生动反映出两大民族神话发展上的早晚盛衰之别。

　　中国古代神话中神灵人格化进展缓慢，春秋以前的文化典籍中很难看到具体可感的神灵形象，天神的形象数千年当中一直模糊不明，《诗·大雅·文王》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他如日神、月神、风神、水神等自然神人格化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神灵与人类之间是若即若离的关系，也无由知道它们的性别、性格、家庭谱系等。相反，古代两河流域神话中的神灵大都具备神人同形同性的特征，人格化比较彻底。如苏美尔时期一个圆筒印章上描绘了五个神灵的组图。神话中的神灵有说有笑，和人类一样需要吃、穿、打扮，还有爱情和婚姻家庭等，在神灵之间冲突的故事中神灵形象更加栩栩如生。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灵缺乏严密的家庭谱系，彼此互不统属。相反，古代两河流域神学家按照人类的家庭组织为神灵编排了严密的谱系，每一个主要神都有父母妻子和儿女，众多的神灵组成一个大家庭。

　　中国古代神话零碎稀少、缺乏系统，更遑论什么艺术手法了，后世熟知的神话大多出现在战国及以后历史时期，道教、佛教等宗教的兴起是神话发生的主要动力，在春秋以前的文明时期很少有神话产生。两河流域古代神话早在国家出现之前就大量产生，充当着宣传宗教教义的重要文化功能，神话多采用反复、拟人和夸张等艺术手法，取得了叙事艺术的很高成就。祖先崇拜是中国古代宗教的主流形式，自然崇拜被深深压抑未能获得充分发展，自然神话的衰微是命中注定的事实。相反，自然崇拜从史前文明时期就是两河流域宗教的主流形式，因而，自然神话获得了充分发展、呈现发达的特征。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16日第2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