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城市社会变革研究的缘起与历程
【作者简介】宁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陈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我们关注的城市经济与社会，是指在城市范围（包括大都市圈内的周边及辐射区）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城市与乡村的互动中形成的城市发展特点，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形成的关系和由此带来的相关变化。这既是一个传统的领域，也被视为历史研究的新方向[1]。
20世纪60年代，城市史作为一门新兴的史学分支学科在西方兴起。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城市史研究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近几年来，发展明显加快。甚至有的学者倡言，城市史的研究是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重要使命[2]。总结中国城市史──特别是社会转型期──的已有研究成果，对于开创新的研究格局，十分必要。回顾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唐宋时期无疑是最关键的转型期之一 。
唐宋时期抑或唐宋之际的中国社会曾经发生了重要变革，这是中外史学界比较公认的看法。虽然大多数意见认为，唐代经济、政治、军事及文化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标志，但是也有人主张把这种变革放在唐宋之际。尽管个别学者否认唐宋之际变革说，但是又肯定陈寅恪《论韩愈》[3]中说的唐代前期结束了南北朝相承的旧局面，唐代后期开启了赵宋以降的新局面的看法。前两种观点虽然有细微的差别，但如果把唐代后期的变化看成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则基本上是一致的。[4]
由唐到宋的重大变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都呈现出与之前不同的面貌，其中，作为社会重要载体的城市可以说往往起着既引领社会潮流，又设置种种藩篱的双重作用。城市变革是唐宋社会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城市为中心、以城市发展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城市的变革昭示着社会深刻而全面的变化。从中国城市发展阶段看：以宫殿城池阶段为城市主体的秦汉时期，以坊市制度为标志的隋唐时期，以坊市合一、临街设店为特征的宋以后时期；从中国都城史角度看：中国都城在两宋时期开始由中原型向近海型转移；从城市规模看：以隋唐两宋时期为界限，中国传统城市规模达到顶峰。城市人口达到一、二百万；从城市布局、重心分布看：唐宋时期城市重心发生了由北向南的转移；从城市观念看：宋以后，突破墙的观念界限，城市圈扩大，形成大都市的发展模式，南方市镇、草市的兴起，已经冲破围墙的桎梏；从城市人口构成看：从唐朝后期开始，市民阶层逐渐兴起，城市工商业人口比重加大；从城市文化结构看：市民文化成为宋以后城市文化的主流或主导，宋以后新兴的文学艺术──说话、话本、元曲、杂剧、小说、曲艺、戏剧，更多的是因市民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士大夫也因城居与市民阶层的精神文化需求趋同层面扩大。
唐宋城市史的研究同时兼有纵向的宏观性和横向的多面性。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也是城市历史上人口流动频率较高的时期，城市变化是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集中表现，城市的数量、空间分布、职能和类型、人口数量和结构、人口流动、人口文化结构、城市网络体系、城市市场商品流通和商品结构的变化是城市变化乃至社会变化的集中反映。
城市变化在唐宋时期社会变革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20世纪初叶以来，城市史研究历经几代学人的不懈探求获得了相当成就，[5]尤其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综理和思考百年学术发展史，通过对重要学者和重要论题进行简略追溯，在研究中建立自我批判的自觉，是进一步拓展新研究视域的基础。
一、“唐宋变革”研究的开启：内藤“变革说”的启示与引导
内藤湖南（1866－1934）通过统览中国历史的全局、考察中国历史的潜运默移、疏理三千年来中国的纷繁史实，着重举出了唐代和宋代的显著差异。他强调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学术文艺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性转变，而唐宋之际正是这一转变的契机。内藤将他这一源自宏观视野的概括称作“唐宋时代观”[6]，而人们通常称之为内藤的“唐宋变革说”。“唐宋变革说作为假说或学说，经过时代的检验，具体的内容有所改动，一些史实的诠释得到订正，但是，作为一种范式，仍在持续为人们研究和阐释中国历史提供丰富的启示，推动学界进一步探讨唐宋变革期、宋史本身以及宋元以后的历史变革。”[7]
随着唐宋变革说的论旨上升到思辩层次，它也带动了学者研究的课题意识。尽管有的学者着手的课题细腻具体，但思路反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更加开阔。如今变革观正在延展空间和时间双维，时间范围逐渐扩大考察宋元以后，空间范围逐渐扩大及于当时的中心之外的边远地区。近年，在我国史学出版物中，探讨唐宋之际历史变革的文章和专著也显见地多了起来。其中对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等方面的长时段的研究，更加明显地表现出跨越唐宋朝代界限的趋势。[8]
内藤之后，宫崎市定（1901－1995）对唐宋变革说展开充分的论证。在经济方面，内藤认为，唐代货币使用量不多，纺织品和陶瓷等产量不多，主要供应上层社会；而宋代是货币经济，空前的铜钱经济，而纸钞和银的使用量也愈来愈大，纺织品和陶瓷等产量大增，流入百姓之家。1950年10月，宫崎刊布《东洋的近世》，在此书中补充了内藤说在经济方面论据之不足，相当全面地列举了宋代作为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倾向资本主义，如大土地经营，产品加速区域化、专门化和商业化（市场化），也更为普及，并走向近世资本主义的大企业经营；土地本身亦市场化，成为投资对象；商人阶层兴起；城市商业化，累积大量财富；坊市制消失，草市镇市等贸易点沿着水陆交通要道兴起；农村进入交换经济，与城市和商业密不可分；北宋的经济仍以运河为中心，南宋则同时以运河和海道（海外贸易）为中心；煤的大量使用，无疑是燃料革命；铁亦大量使用。[9]
如果说内藤的“变革说”具有把握时代宏观的指导意义，那么宫崎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唐宋时期城市变革的社会特征及具体层面。
二、唐宋城市变革研究的开拓：加藤的研究思路与启迪
实际上，在唐宋变革的争论中，最早真正对由唐至宋的城市变革进行系列研究并取得很大成就的是加藤繁。氏著主要有《宋代都市的发展》、《唐宋时代的市》、《关于唐宋的草市》、《唐宋时代的草市及其发展》、《论唐宋时代的商业组织“行”并及清代的会馆》（《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10]所收）。在其著述中，加藤氏对唐宋时期坊市制的崩溃、草市的发展及商业组织的“行”等问题都作了开拓性的研究。
关于坊制崩溃问题的研究。氏著《宋代都市的发展》[11]追溯了唐代及其以前坊的构造情形，指出：唐代曾经在长安、洛阳以及各州县开设坊制；都城长安的皇城南三十六坊，每坊各有东西两门，其他七十余坊，各有东西南北四门；坊内除了联络东西南北各门的道路以外，还有若干条道路，这些道路，好像就叫做“曲”；坊的周围，除坊门外，都围着墙，只有特定的人被准许凿开墙头，向外面的大街，开设私门。唐代的坊制，在宋代初年也还存在着，到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仍是如此。而坊的制度──就是用墙把坊围起来，除了特定的高官等以外，不许向街路开门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就已经完全崩溃，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开门。加藤在谈到唐代以来坊的制度崩溃的同时，也指出坊的名称不一定就此消灭。他推测，唐代的坊门上都挂着匾额，揭示坊名，这种门就造在坊的四面（或者两面）。坊门就造在坊的进口处，从大街进入坊内小巷的地方；大街上没有坊门，只有城门是当着大街建筑的。所以，坊表不是在坊门的原址上建立起来的，它是在坊制崩溃以后，独立地新建的东西。加藤指出，坊制既经崩溃，坊的意义同时也起了变化，变成指街路或者指街路上所立的坊表而言，而作为街路名称的坊名，实际上又给因著名建筑物等而得名的通俗的街巷名称所压倒，也不大通行；因此，与其说坊表是街路的标识，不如说它已经主要成为旌表孝子、节妇、名士、俊才等，并且增加街路的美观的东西了。关于坊制在宋代什么时候崩溃，加藤提出可以参考街鼓制度来断定。因为，唐代无论都鄙，在日没和天明时开闭坊门；在长安、洛阳等地，那时特别要击鼓。宋代开封的街鼓制度，从开国以来到仁宗的中期还继续存在，以后就废掉了，到神宗的熙宁年间（1068－1077）已经完全不用了。街鼓制度，也就是随着街鼓而开闭坊门的制度。坊制既经破坏，在坊的周围住家已经谁都可以朝街开门，那么，坊门的开闭已经没有以前那样的重要意义，因此，开闭也没有一定的规则，这样，街鼓的制度也自然只有废弛下去了。因而，加藤认为，坊制的崩溃和街鼓的废弛是同时发生的。具体而言，仁宗中期以后不闻街鼓之声的时期，同时就是坊制崩溃的时期。在坊制崩溃后不久，就发生了在街上建立坊表，标示坊名，以代替原来坊门的标榜的事。此外，加藤还指出，随着坊制的崩溃，在管理制度上，宋代实行厢制，以应对都市人口的增加、都市地域的扩大。
关于市制崩溃问题的研究。氏著《宋代都市的发展》、《唐宋时代的市》[12]提出市的制度，从秦汉到唐代，大体上没有造成显著的变化，而到宋代，市的制度崩溃，形成了新的市场制度。因为自古以来，商店至少在原则上是要设在市内的，在唐代也是一样。在唐代，两京及各州治，设有东市、西市、南市、北市等，县治也设县市，但这些市是限定的商业区域。就是说，它的区域是一定的，原则上，规定商店应该设在这里，而在市内，商店根据它所买卖的商品的种类各聚一团，称之为行。所以是同业商店聚而为行，行聚而成市的情况。并且，市内除了商店以外，也有仓库。市的一切营业，规定日出时坊市之门一开就同时开始，日没，坊市之门一锁就同时停止。从北宋仁宗时起，坊的制度废止了，因此，商店就移到街头，面临大街营业，这就是说，北宋中期以后，对于商业的场所和时间的限制已经撤除。商店各个独立地随处设立于都城内外，但是另一方面，行的制度也还在相当程度上维持着，以前存在于市的内部的同业商店的街区，到处看到超越它的旧的限界。定期市在同业商店的街区以及交通便利的河畔、桥畔等处繁盛地举行。利用寺观或其他地方一旬举行几次或一年举行几次的定期市也时常举行。仓库也随着方便，自由设置。
关于草市及其发展问题的研究。氏著《关于唐宋的草市》、《唐宋时代的草市及其发展》[13]提出草市见于东晋以来的文献，它的最初的意义似乎是草料的市，因为草料市通常在州县治的城外，最后却把城外的市井，不问远近，都叫做草市，草市似乎也可以解释为粗率的市的意思。随着唐代到宋代交通贸易的发展，都会也发展起来。草市大概就是随着这种都会发展的趋势而扩展起来的。因此，对于研究当时的经济情况、社会情况，草市是难以忽视的对象之一。也可以这样理解，在唐代，把州县治城内限定的商业区域称为市，在这里施行所谓“市”的特殊制度，而城外的小商业地区不适用“市”的制度，从而不公开的称为市，而称之为草市。在宋代，出现了很多叫做镇和市的小工商业都市，造成了地方制度上的新纪元，而这种镇和市，应该认为是从草市发展起来的。唐宋时代，所谓村墟乡落之间，在虚市、市集等名称下，举行定期市，在地方住民的生产品和都市的商品之间发生交换的作用，应该认为这种稍稍繁盛的定期市是在草市、镇市举行的。在宋代，作为商业区域的“市”的制度崩溃了，同时，“坊”的制度也破坏了，商店可以在都城内到处临街开设，不问昼夜地营业，都市的商业无论在场所上，无论在时间上，都没有了限制。在都城内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而同时在都城外面，也就是在乡间，草市发展起来，产生了叫做镇市的小都市，展开了新局面。至于在宋代，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的镇市？加藤认为，一面应该参照都城内部的变化发展，一面应该结合当代国内和平的持续、人口的增加、耕地的增加、农产物的增值、手工业的变化、交通商业的发展、外国贸易的发展等加以考察。
关于商业组织“行”的问题的研究。氏著《论唐宋时代的商业组织“行”并及清代的会馆》[14]提出，在唐宋时代，同业商人组织，叫做“行”，而“行”这一个词，同时又指同业商店的街区而言。然而，因为同业商人的组织似乎胚胎于同业商店的街区，照着顺序，必须先从同业商店街区的行说起。同业商店集合在一起，形成街区的习惯，似乎从很古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在唐代，商店根据它的种类集合在一起，成为一团，把它叫做行，因此，当时中央地方的各个都市中的市，就是由好多的行形成的。在唐代，行也可以用市这一个词来表现。换句话说，市这一个词，除了指商业区域而外，在有的场合，也指商业区域中的行。宋代是把卖者买者定时集合，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即定期市──称为行、市或者团的。定期市所以称为行、市等等，是根据唐以来就在同业商店的街区（即行）开市的事实的；就是在宋代，定期市在同业商店的街区开市的事实也很多。然而，定期市却不一定限于在同业商店的街区开市。这和市的制度的崩溃有关系。规定叫做“市”的商业区域，把商店专设于这个地方的制度，到了唐代末期，已经松弛颓废，而到北宋中期以后，就完全崩溃。其结果，商店分布的情况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种种的商店毫无限制地任意开设，还有一种，同业的商店虽然脱离了叫做“市”的商业区域的拘束，但还是集合而成街区，散在都市内的各个地方。定期市在同业商店的街区开市，是后一种场合的事情；在前一种场合──就是同业商店散在各处的场合，就选择交通方便的河畔、桥头、城门内外等地方开市，而不管在什么地方开市，它都叫做行、市或者团，等等。行，是同业商店的街区，但是，在唐代末期，那里不是严格地只许设置同业的商店，也有一些其他的店铺存在。到了宋代，市的制度完全崩溃，因此，行的制度也发生了变化，而同业商店集合成为街区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存在，这种街区，就叫做行或者市。在行内开设店铺的同业商店，自己也形成一种组织，它的组织也称为行。而属于这种组织的商人，叫做行人、行商、行户，等等。在宋代，似乎同业的商人不是都属于它的行（组织）的。换句话说，似乎贫乏的小商人不一定入行，属于行的，主要是中等以上的商人。作为行的首长，设有称为行头或行首、行老等的人物。这种人，起初也是同业商店街区的首长，同时大约也是它的组织的首长，在市的制度崩溃以后，就主要成为同业商店组织的首长而出现了。宋代，同业商人组织的行应该接受官府的要求，筹办所需的用品，属于行的商人顺次担当供应需用品的任务。这任务称为行役。行役的制度，恐怕起源于唐末五代，到宋代更加发达起来。唐代的商业主要是在市──就是限定的商业区域──内进行。这样看就是市独占商业的一种制度。从而，必须认识，各种商业大体上都由市内各同业商店街区营业的同业商店所独占。这是市的制度当然的结果，不是同业组织的力量。然而自从唐代中叶以来，市的制度逐渐废弛，到了北宋中叶以后，就完全崩溃，虽然某种商店还依照行（同业商店的街区）的形式设置，但是设在行以外的，行内杂设其他商店的，也不在少数，总之，商店的开设，几乎没有限制。这时候，行人的商业独占权，濒于崩溃的危机，这是不会错的。而被这种形势所刺激，行的组织的团结加强起来了，虽然市废掉了，同业商店的街区也废掉了，但是行人等依靠着同业组织的行的力量，努力维持他们的独占权，而大体上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因此，从唐代中叶以后到北宋中叶以后市制崩溃的时代，同时也是商业组织的行发展的时代。加藤认为，行役制度起源于唐末五代，到了北宋，更加发展起来。行役就是政府作为承认行的营业独占权的继续的代价向行提出的要求。行役的发展时代，大体上是和商业组织的行发展强化的时代并行的。
除上所述，加藤还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中对唐宋时期城市中出现的其他重要现象作了探讨。作者认为瓦子作为演艺场所，它的发展成长，是宋代的事情，唐代在长安等处，还看不到瓦子存在的形迹。在唐代，以大众为对象的演戏，只是在市、寺院和道路上演出，此外，没有演戏专用的地域。可是，到了宋代，虽然路头的艺人也还继续存在，也偶而有在寺院里演戏的，但是已经设置了叫做瓦子的戏场的地区，已经建设起许多广大的戏场，这种特殊的戏场地区的设置，不能不说是在宋代才开始出现的事情。唐代长安，坊里偶而设有酒楼，并且，似乎在东西市里也有若干的酒楼存在。可是，因为当时坊制已略有废弛，还可以维持下去，所以，这些酒楼都设在坊的内部，不是朝着大街，露头露面地建立起来的。酒楼向大街上发展，甚至设在皇城南面的大街上，连街名也有酒楼来定名，这些情况是宋代才发生的现象。更不用说，就是在宋代，这种情况也是在坊制崩溃后才发生起来的。加藤认为，当时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同时，加藤也指出，对于这些变化的原因还必须充分研究，对于这种变化和政治、军事、文学、美术等的关系，也必须加以考察。
从今天的角度看，加藤的研究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树和新认识：
一是从城市制度层面提出坊市制向厢制的转化[15]，二是分析了草市的发展带来的市场分布及形态的新格局，三是对商业组织内部变化的研究为后学者揭示了它与城市结构变化的关系，四是对城市市民生活变化的研究，带动了我们思考城市社会消费结构的终端问题。加藤的综合性系列研究对我们认识唐宋时期城市变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观点，也给我们提供了若干研究的新境界和新领域。
继加藤之后，日本学界对唐宋城市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日野开三郎的《唐代邸店的研究》正续篇、佐藤武繁的《唐代的市制与行──主要以长安为中心》（《东洋史研究》第二十五卷，第三号）、宫崎市定的《汉代的里制与唐宋的坊制》（《东洋史研究》第二十一卷，第三号）、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研究》、曾我部静雄的《中国及古代日本乡村形态的变迁》（一九六三年）、梅原郁的《宋代的开封与城市制度》（《鹰陵史学》三、四号合刊），等等。[16]应该说，在加藤教授研究的影响下，城市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虽然加藤的有些观点后来不断被修正，但他的研究对此后陆续发表的有关唐宋时代城市的各种研究的开拓、启迪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三、唐宋城市变革研究的典范：都城史研究的意义
城市变革是唐宋社会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城市变革过程中，都城的变化是最引人注目的，并且最具典型意义。中国学术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全面展开对城市史的研究。有代表性的、系统的研究当属杨宽，他选择了最具典型的都城作为研究重点。氏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17]，通过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对宫城、坊郭、城门、市场、街道等城市建筑与都城制度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作者认为首先应该重视的，是“城”“郭”相连结布局的发展变化和“郭”内居民所住的坊里以及市的发展变化。至于营建宫殿的“城”内布局结构，还是次要的。从整个都城制度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从先秦到唐代，是封闭式都城制度时期；后一阶段从北宋到明清，是开放式都城制度时期。
所谓封闭都城制度，主要指的是郭内存在封闭式的居民“坊里”制度和集中贸易的“市”的制度。先秦到唐代这个实行封闭式都城制度的历史阶段，还可以按城郭连结的不同布局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商代是有城无郭的时期；从西周到西汉是西城连结东郭的时期；从东汉到唐代是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城区的时期。尤其是西汉和东汉之际，都城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整个都城的造向由“坐西朝东”变为“坐北朝南”，由西城连结东郭或西南城连结东北郭的布局，变为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城区的布局。后来魏晋以及北魏的洛阳都沿用东汉的布局，只是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北魏洛阳废弃南北二宫的结构，只保留北宫，并在宫门以前建设两侧整齐排列官署的中轴线。到唐代长安建成贯穿皇城和郭城的南北向中轴线，出现东西两面郭区对称的街道、坊市的棋盘格式布局，这都是东汉都城“坐北朝南”布局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作者认为，综观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历史，都城布局有三次重大的发展变化：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都城由一个“城”发展为“城”和“郭”连结的结构；从西汉到东汉，都城布局从坐西朝东转变为坐北朝南；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从坐北朝南发展为东西对称、南北向的中轴线布局。唐以前都城布局的三次重大变化，说明了棋盘格式的对称的中轴线布局的逐渐形成过程。它之所以会发生如此三次变化和形成这种中轴线布局，是和当时政府所用礼制发生变革有关，特别是和举行万人以上的大朝会的礼制有关。因为这种统一王朝每年元旦的大朝会，不仅是为了对皇帝的朝贺和提高朝廷的威严，而且是对全国地方政府一年政绩的总检查和总考核，也还是团结全国上层统治者、巩固全国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重要手段。
同时，作者也指出，唐以前的政治家和都城建筑的设计者，为了确保都城内部的安全，加强治安，都主张采用封闭式的结构。随着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的建立，王朝的统治权力逐步高度集中，都城设计者所要求的封闭式结构，就越来越严密。因此，随着都城三次重大变化和棋盘格式中轴线的形成，整个都城的封闭结构就达到整齐严密的高峰。唐以前的都城，由一道道、一重重墙垣组成骨架，不仅四周有“城”和“郭”的建设，具有封闭整个城郭和加强防卫警戒的作用，同时城郭以内，所有宫殿、官署、仓库、贵族官僚的府第也都筑有墙垣，连作为居民聚居点的“里”或“坊”和作为商业区的“市”，也建有防卫警戒用的围墙。所有城门、郭门、宫门、官署的门、坊里的门以及市门，都设有大小官吏掌管，驻有警卫人员，早晚要按一定的时间开闭，夜间实行戒严，街上禁止通行，犯禁就要判罪。一般居民的住宅都必须造在坊里之内，一般贸易的商店也只能造在市以内，出入必须经过坊里的门或市门，接受守在门口的官吏的监督和检查。只有高官和特权者所造府第，或者皇帝赏赐的府第，才能向街开门。因此，当时都城的大街上，除了官署、府第的门以外，只有坊里或市的围墙的门，不见有一般居民住宅和商店开设的门。只有进入坊里的门才能找到一般居民住宅，只有进入市门才能看到许多开设的商店。
在唐宋之际，都城制度发生又一次更大的变化，就是从封闭式变成了开放式。这也是都城布局的第四次重大变化，即唐以前封闭式的（筑有围墙的）市制和坊制的瓦解，代之以水上交通要道上新“行”、“市”和繁华的“街市”以及大街小巷的结构。这是都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居民生活方式也跟着发生重大变化。这与当时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居民阶层的抬头活跃有密切关系，也与手工业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及行会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有密切关系。
这一重大变化，从唐代晚期开始，经过五代，直到北宋中期才完成，因而到北宋末年的东京，就出现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记述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那种情景。酒楼、茶坊以及各种商店都沿街开设，并在巷中开设，甚至桥上都称为市场。卖艺的游艺场也都沿街巷设立。居民众多的小巷也不再相互隔离而直通大街，居民区与商业区往往连成一片，而不再是封闭式的“市”了。“坊”也成为行政上地区的名称，不再是封闭式的居民住宅区域了。造成这一重大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由于都城人口急剧增长，生活必需品的需要日益增加，原有封闭式的“市”已不可能供应。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各种行业的商人联合组织“行”或“市”的成长，使得都城内外、水上交通要道上新的日用商品的“行”或“市”兴起，在这个基础上又逐渐发展成新的“街市”，于是“街市”就代替了过去封闭式的“市”。随着“街市”的发展和坊巷中商业交易的开展，逐渐形成大街小巷的交通网，于是大街小巷的结构就代替了过去“街坊”的结构。
在唐、宋之际都城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中，五代的后周世宗曾作出重大的贡献。五代时，除后唐以外，四代都建都东京（今河南开封）。东京的宫城原是唐代节度使的治所，宫城外围的旧城（后来称为里城）原是唐代汴州的州城，规模较小。后周世宗为了适应当时政治和经济上发展的需要，在原有州城外围加筑一圈外城，亦称“新城”或“罗城”，面积比原来州城大四倍，并作出了新规划和新设计，因而使东京变成了新的都城。新的规定是，由官府划分好官署、军营、仓场、街巷所占地段后，“即任百姓营造”；而且准许居民沿街道造屋，并占有街道十分之一的宽度面积，用来种树、掘井和搭盖凉棚等，这是适应城市经济新发展的新街道制度；同时为适应商业大发展的需要和增加都城的壮观，还允许居民在汴河沿岸种榆柳，起建超过礼制规定的邸店和楼阁台榭。北宋东京（开封城）的建设，就是在后周这个新规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宋允许居民沿大街建筑超过礼制规定的规格高级的邸店和楼阁；并从外城东、南、西、北四面城门开辟通向里城、宫城的四条“御街”，其中南面一条“御街”就具有全城中轴线的性质，于是北宋东京出现宫城、里城和外城一共三重城圈的结构，并形成以宫城为中心的全城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后来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以及辽、金、元、明、清的都城，都沿用这种都城新制度而有所发展。
作者认为，唐宋之际都城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在于都城人口的急剧增长，广大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求日益增加，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行业商人之联合组织“行”或“市”的成长，从而使得沿河近桥或城门口内外，出现了许多新的经营日用商品的“行”或“市”，逐渐形成以新的“行”“市”为中心的街市；同时为适应社会交际需要的酒楼、茶坊也大为发展，逐渐形成以酒楼、茶坊为中心的街市。于是新的行市和街市代替了旧有的封闭式集中的“市”。随着旧有集中“市”的瓦解，街市的兴起和发展，居民区和商业区交叉存在，逐渐连成一片。大街小巷的交通网也逐渐形成，居民众多的小巷不再相互隔离而直通大街，于是大街小巷畅通的结构代替了旧有的封闭式的街坊结构。正由于上述的种种因素，使得原有封闭式的都城制度逐渐趋向开放式的都城制度。当然这在唐宋之际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新陈代谢的过程。
唐宋之际都城制度这一重要变化，使得都城居民在生活上得到飞跃的进步，从饮食起居到文化娱乐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代长安只是“市”上有表演杂戏的讲小说的，大寺院中有表演歌舞和百戏的剧场；到北宋东京就有六家称为“瓦子”的游艺场分布于交通要道上。唐代长安只是“市”上有书肆，北宋东京不仅相国寺集市上有专售书籍玩好的场所，而且在相国寺东门大街上也设有许多书铺，书铺也已成立行市，称为“文字行”。同时烹调作为一种技艺大为发展。北宋东京不仅有各种地方性食店，如北食店、南食店、川饭店，而且设有分门别类的各种专门的饮食店，其中著名的店铺出售名菜的不少。到南宋临安时各方面更有进一步的发展，民间讲究诗文、武艺、技艺和戏曲的社会团体纷纷兴起，城内外瓦子多到二十三所，民间文艺的创作和演出都有很大发展，出版图书的书铺增多，书铺的行市称为“书房”或“文籍书房”。可见都城的发展和变化是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的。唐宋之际都城制度的重大变化，对于此后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市居民生活的改善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总的看来，杨宽的都城制度史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
一是考察了礼与城市建设和布局的关系；二是以都城为切入点，探讨了唐宋时期城市由封闭结构向开放结构的转变；三是确定了城市转变的关键时期是在五代后周时期，其中周世宗设定的东京改造和扩建原则对唐宋都城变化具有重大乃至关键性的意义；四是强调了人口的增长对城市尤其是都城发展的促进作用。我们看到此后的研究，很多是对上述问题的拓展。
除杨宽的都城制度史研究而外，史念海等人立足于古都西安，创建“古都学”，从理论上阐述了都城研究对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重要性和典范式意义。
中国古都学是在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广阔的学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研究我国历史上所有的都城的形成、发展、萧条以至于破坏的演变过程。通过这样一些演变过程，探索其中的规律，为当前的建设服务。[18]正如史念海先生所言：“研究历史上的都城，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当前建设的需求。”[19]
城市史研究的对象是所有的城市，是泛称的城市；古都学研究的对象是特殊范畴里的城市，是“都城制度的最高形式”的“都城”。古都除具有一般城市的特性之外，还具有显明的历史因素、山川形胜的地理因素，以及代表人类文明智慧的众多的文物遗存因素。[20]都城通常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有的是地域性的政治中心，还是一个经济都会。都城之内，户口繁多，人物荟萃，因而也就成为文化相当发达的城市。所以，都城应是全国精华所在地，是全国社会的缩影，从这里可以约略看出全国的面貌。[21]
对于都城的研究和探索往往涉及到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水利、建筑、艺术、考古、历史地理等各门学科。而在这其中，文化是最为重要的。都城文化通过汇集全国各地的文化并吸取域外传来的文化经过融合趋向更为高度的发展，并且它又可以转而影响到全国各地，甚至也可以向域外传播。[22]都城文化作为代表一个时代或一个政权的最高水平的文化，不仅在当时是支撑各个王朝与政权得以存在的内在的精神支柱，而且还是构成国都，乃至全国繁华兴盛气象的重要因素。[23]
古都研究在中国古代城市研究中确实发挥着重要的典范作用，其最大的特色即是强调都城文化的重要性。这一点不仅对城市史研究，而且对其他相关研究都有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