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民族、国家——流动的边界

　　从长时段历史观察，文字、文明和国家的边界漂移不定，与人口迁移、族际通婚、文化传播、战争、灾难、地缘政治、宗教影响等都有密切关联，诸因对转，充满不确定性。

　　从长时段历史观察，文字、文明和国家的边界漂移不定，与人口迁移、族际通婚、文化传播、战争、灾难、地缘政治、宗教影响等都有密切关联，诸因对转，充满不确定性。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文明和文字勾连，通常说来，文明史至少要用文字和阅读来“追认”和确定。亚里士多德明确区分“语言”和“标示”。“语言”基于约定俗成，包括“心灵感触”、对于“内心感应”的语音表达以及对此语音表达的文字表达；“标示”指一个事物和另一个事物的关联或逻辑关系。以不同文字阅读，表达不同的“内心感应”，是读史和观史的一部分。

　　一方面，文明以文字为载体，民族国家又以文明和文字为“底蕴”；另一方面，如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所说，语言、文化和民族（种族）的边界不会一致，即“同文同种”只能是一相情愿。在盖尔纳看来，标准的民族国家应当是“同文同种”，语言、文化、民族和国家的边界要一致。但是，反驳者指出，这种“同界”国家并不普遍，绝大多数现代国家是多民族国家，语言和文化多样，“美美与共”是人类生活常态。“中国”作为文化概念，似乎有“同文同种”的根基，但是作为空间概念或政治概念的“中国”，却以“多族共生”为主要特质，其中包括因历史机缘而出现的不同组合。斯大林关于现代民族的四个标准，即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文化，以及这些要素“缺一不可”且要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才可出现的论断，贾敬颜关于“汉人”和“契丹”的考证及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结论，显然不符合葛兆光关于“民族国家”自宋代以后形成的说法，孰是孰非，既取决于概念梳理，即“何谓民族”，也取决于进一步研究。也许这里并不涉及孰是孰非，因为有“无控歧义”的存在，即如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所言，交谈双方谈论的不是同一个事情，但他们对此并无察觉，最终导致交流阻隔。

　　Manetti认为，美索不达米亚是文字文明，文字相对于口语有自己的独立性，形成文字文化和实践；希腊是口语文明，以灵感占卜为主，神明通过巫祝传声。按照他的分类，“中国”属于文字文明。“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铜器何尊铭文“宅兹中国”一语，与“汉字”有数千年的“互构”史，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同国同文”到“同文同种”是一个自然闭合的逻辑链环。但是，时至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体中国”与“多元中国”并立，“政治一体”不等于“文化一体”。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差异从而“美美与共”是日常“景观”，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相关。

　　“话语中国”在不同语言里有不同所指，即便在同样语言里，也因时代不同而有不同蕴涵。“中国特色”不等于不能与其他人类沟通，特色之上有共性，万象共生，万物归心。柯娇燕曾发表文章讨论早期近代中国的族群性，意在梳理“族群”一词对于中国/汉学研究有无“器用”意义，也引入对于“汉化”或者“华化”的讨论。由于作为历史学者的柯氏重点引用了杜磊和郝瑞等人类学者的著述，其讨论便具有跨学科的广度，而这正是国内史学界关于“新清史”的讨论所普遍缺乏的。杨念群指出，涉及“新清史”的“汉化”和“满族性”囿于“同化程度”而试图诠释清朝历史，因而“都是有缺陷的”，这个观点试图超越二元对立，成为建设性的第三种“叙事”。

　　中国引入民族主义，正值列强觊觎，国民奋起“保种”，以避瓜分，当然要考虑国情需要，喜好达尔文进化论的精英们鼓吹“同文同种”的民族主义，推动“物竞天择”的“强国”运动。然而，当下普遍采用、肇始于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式存在多种类型，并非我们想象的单一“西方模式”，其中有所谓英法式“公民民族主义”，也有东欧、中欧式“文化民族主义”。非西方的民族国家构建属于“族群民族主义”类型，且因其后发的性质和学习引进的不同风格，而更显得扑朔迷离。一般来说，民族主义需要对立面，需要聚内排外，只是强烈程度不同罢了。有族而不唯族，有国而不唯国，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共谋高层次上的“重叠共识”，可为学术另辟蹊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16日第2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