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看见毛泽东——从1938年在延安到1964年在人民大会堂（之一）
东方红网编者按：南京一位革命老大姐给我们网站推荐来两篇感人至深的报告文学。一篇是《八次看见毛泽东》，作者黄钢；另一篇是《毛泽东之歌》，作者何其芳。本网分别给予转发。
《八次看见毛泽东》一文1993年12月-1994年5月在《中流》杂志连载。
黄钢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作家和高级记者。他1917年5月1日出生于湖北武昌。1938年进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39年发表第一篇报告文学《两个除夕》，不久又发表了《开麦拉前的汪精卫》，揭露汪精卫的卖国嘴脸，引起社会重视。从此主要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1942年发表了记述三五八旅转战太行山的报告文学《雨——陈赓的兵团是怎样战斗的》，1942年起，先后担任《解放日报》记者、采访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战场上，担任过《冀热辽日报》代理总编、副社长，电台台长，在冰天雪地中出色完成了任务，受到新华社通电全国的表扬。建国初期，在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工作。1963年调到《人民日报》任国际部评论员。这时期写了大量很有影响的文艺和时事评论。
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黄钢同志始终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在党的新闻宣传战线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被誉为中国“十大新闻记者”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黄钢同志具有一个革命者所具有的宽广胸怀。在延安时期的整风和“抢救”运动中，他曾经被“审查”多年，但他对毛主席、对革命事业依然忠心耿耿、毫无怨言，并且一直感激毛主席和李克农对他的关怀和爱护。1993年9月9日他去世的当天，还为《李克农传》书稿写下了８开纸８页的意见，希望把书稿改得更好。这与某些人受到一点委屈就怨天尤人，甚至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产生动摇，他们在黄钢同志面前照照镜子，是会感到渺小和羞愧的。
面对毛主席去世之后掀起来的复辟之风和倒退思潮，黄钢同志的表现是难能可贵的。1988年，黄钢在新华社主办的《瞭望》杂志上发表了《张贤亮臆造的马克思幽灵》一文，严肃批驳了张贤亮认为中国不可能创建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1989年１月《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时报》新闻社派出23名记者，到世界上26个国家和地区采访一个专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其政党和它所领导的国家还有没有前途”。记者们先后采访了南美、欧洲及第三世界众多知名人士，但只有３个人对社会主义、共产党还有自豪感和对共产主义抱有信心。这３个人之中就有中国的黄钢。黄钢同志的文章、思想和立场，曾受到魏巍同志的赞扬。
《八次看见毛泽东》是作者在毛主席逝世后的一篇力作，是一部难得一见的近距离观察与体验毛泽东作为伟大人物的宽广胸怀、高尚品格、光辉思想和伟大精神的优秀作品。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真挚地热爱、崇拜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忠诚。这些文字，是作者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毫无矫揉造作，因此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在时下非毛化、反毛化，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投降帝国主义这股反动逆流甚嚣尘上之际，静下心来读一读黄钢同志的这篇报告文学，是会给人以一种启迪，一种鼓舞，一种鞭策，一种对现实的批判和感悟。
第一次（1938年除夕日之夜）
第一次看到毛主席，是在55年前的事了——那是在1938年除夕日夜晚，当时我是21岁，刚刚到达延安，考进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参加了在延安中央组织部礼堂举行的新年“干部晚会”，我偶然坐在距离毛泽东同志很近的地方：起先，我看到一个有些像相片上毛泽东的人，坐在我们近旁。但我一下子还不相信这就是他。因为我记得，在相片或木刻画像上的毛泽东，是蓄着有较长头发的。一直等到别人喊着：要毛泽东同志把吕骥同志拉起来唱歌，正是我认为有些象毛泽东的人，他吐着湖南口音，打诨地怂恿那坐在他左面的吕骥“表演一番”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人真正是毛泽东。
“呵，毛泽东”——当时我是这样地思咏着——“这么自由地插坐在群众中间，穿着与我们一样的衣服，享受着与我们一样快乐的人……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还有比这样的晚会更高贵的娱乐，比这样的会场更平等地分配快乐的地方么？……”
当这场晚会终场时，在我眼中看来，几乎是奇迹般的场面，竟然发生了！这就是：散场之前，全体与会者高呼：“毛主席唱歌！”
这时候，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他用成年人罕有的敏捷动作，从中央组织部礼堂的长条木块坐板上，很快站起来，立即转身面向那些原在他身后的所有与会干部和群众，高声爽朗地说：“我们大家唱个国际歌吧！”接着，他兴奋地也虔诚地脱下了他的帽子。
大家也跟着他，脱下了帽子。
然后，象海潮卷来似的，歌声腾起了。
“饶恕我的眼睛吧，同志们！——事后，我曾在一篇（经过严文井同志）寄往香港大公报的纪实文中写道——在此时。我看见毛泽东同志那张一样的农民风格、深色的、平稳的脸上，存在着一种敢于接受任何命运，敢于决定任何命运，也敢于修正任何命运的神情。”
这篇我用来描绘延安这个新世界、新人物的最初习作，题名是《两个除夕》（写作于1939年1月。曾发表于1939年8月6日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到今天，半个世纪多的岁月已经过去了，至今我还认为：到延安后第一次看见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大家高唱《国际歌》，这是我在精神上第一次接受的国际主义的沐浴，他领唱时是那么虔诚而热忱，好象是把决定整个革命命运的凝聚力，都集中在这一场领唱《国际歌》的举动上面了。这是在第一次看见毛泽东的时候，对我产生的终生教育。
这里有一个并非不重要的细节：1937年除夕我是在汉口渡过的。这一年除夕，我在汉口市中心“上海大戏院”看完了晚场电影出来，深夜经过当时名之为特三区街道，进入了一家华贵的理发店，——它为我这个岁末的最后的顾客，进行了精心的长时间的修理。可是，1938年除夕日早上，我进入延安以后的“岁末”理发，却不是大城市的正规理发师，而是由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一位年龄很小的后勤战士，到鲁迅艺术学院来为我们师生迅速完成了他的“免费”服务。当然，八路军理发员，都不可能给予我们投奔延安的每个青年一滴香水和头油、一扑香粉或半点芬芳，他只是用无比神奇的速度（不到一两分钟）完成了他那粗糙的、大手笔的作业。毫无疑问的，这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蓄发部分边缘，留下了毫不整齐、毫不谐和的印记。
等到毛主席提议唱《国际歌》脱下军帽，面向剧场后排所有观众的时候，我从主席的侧后面，注意到他那新近被剪短过的头发，他那耳边和脑后的部分，显然都露出了刚刚被剃剪过的迹印，而且，那些叫理发剪刀横行过的地方，同样也是粗陋的、不谐和的，留下了理发人员非精致的手法；这使我马上联想到，毛泽东同志的胡须与头发，一定也是归于那些能够在一、两分钟内，打发过一位“延安人”的八路军后勤人员去修理的吧。
我立刻在那会场上回味到（1938）除夕日当天给我理发的那位青年后勤战士对我们所说的趣事；他说，他和他在同一个班排的同志们，都替毛泽东主席理过发。当他第一次给毛主席理发的时候，起先并不知道他那次工作的对象是谁，两分钟以后，那次工作告一结束，他从别的战友嘴里，才知道他是用同样粗枝大叶技巧、代我们的领导者，解决了一个日常生活问题。
“——这有什么奇怪！”
当时我又立刻责骂着自己的思路，把情绪回复到这一个除夕晚会的会场上来。《国际歌》的齐唱唱到这里了——
“莫要说我们
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
天下的主人！”
走出会场之后，月光下我掏出表来：十二点差一刻。
“天哪！”我沉静了一下；“这不是去年（1937）的除夕，我从汉口上海大戏院邻近的那个华贵理发厅里走出来的时候吗？”
我对自己贺喜。
我对自己祝贺的是：我当时已经走进延安这一个钢铁般坚强、但又像家庭般亲密的革命集体中来了。这个集体，是在中国当时仅有的、存在着真正的自由与和谐、人与人之间人格上真正平等的集体。
回到延安北门外鲁艺文学系的窑洞里，同学们（多半是从南方北上的青年）都在说延安的冬季，实在是寒冷；打延河边的旷野里走回学校，那午夜的寒风，就如同冷水泼到身上一样。
我当夜却自感到满身温暖，钻进被子里去，这是因为，我当时清清楚楚地知道，我身上虽然已经不可避免地长满了投奔延安后必然出现的虱子，我的灵魂，却洗着操！因为我从这时起，已经属于有着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队伍之一员；即令那时期的延安，的确存在着物质生活上特殊的艰苦与困难，而我们却在延安，初尝到真正的幸福。
这幸福，直到今天仍然是充满了甘甜。
直到今天，永远也值得我们牢记在心间。
第二次（1939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延安是一个以沸腾歌声为特色的奇妙的革命故乡。
我对延安的每一节回忆，都是同延河边那些沸扬的歌声联系在一起的。1939年“三·八”，正是有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两支歌在延安诞生、而且很快都流传开了。一是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歌曲，另一支是歌颂生产劳动的《二月里来》；前一支歌曲是何等昂扬又委婉呀，而《二月里来》却具有深邃动情的鼓动性和感染力。
现在回想起来，至今还叫我非常奇怪、但又的确很值得思索的就是：延安当时确实是一个非常穷困的地方，但是，在那里的每一名战士、干部和学员，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意志——都是心里想念着国际的。他们中的每个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一员。正象我在第一次看见毛泽东的会场上所感受的那样。
这次也是这样。记得1939年“三·八”那天延河边是漫天风沙；延安所有的干部、学员和若干部队指战员们，都集合在延安县城北门外不远的延河边上。到会的群众全坐在地上，排满了整齐的队列。主席台是草草地搭起来的。主席台要比到会席地而坐的所有群众要稍高一些.
至今还能记得的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歌词是这样——
冰河——在春天里解冻；
万物——在春天里复生；
全世界被压迫的
妇女，在三八，发出了
自由的
吼声！
从此，我们永远
打破毁人的牢笼。
苦难，使我们变得更坚定！
旧日的闺秀
变成新时代的英雄，
我们像火花
像炸药
像天空的太阳
一样光明！
武装起头脑、
武装起身体、
勇敢地把自己投人
民族解放的斗争里……
集会的广场上，坐在河滩之一边的到会者，唱的是“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纪念歌曲；河滩上另一边到会的群众中，唱的又是“二月里来哟好春光……”左右两边，都在轮番竞唱：此起彼落，错落有序；有时候，两支歌曲由两边同时并唱，你就分不出这里是在纪念国际妇女劳动节——是为了国际被压迫的妇女而发出呼喊和齐声的怒吼呢？还是为了迎接这一年春耕的到来？……
二月里来哟好春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指望着今年收成好，
多打些五谷充公粮。
种瓜的得瓜种豆的收豆，
谁种下仇恨——
它自己遭殃！
——塞克、洗星海他俩那种简明、朴素而又具有强烈的民歌风味的词曲，达到了革命现实主义同革命浪漫主义两相结合的多么崇高完美的境界呀！……
这次，直到毛泽东在走到主席台口上将要讲话之前，会场上的轮番竞唱，这才渐渐地平息下来……
毛泽东这次讲话前，我几乎记不起那天有任何繁琐的仪式：当他登上和走近主席台口的时候，我记得，没有任何人为他掀起任何有意暗示或带头或示意的鼓掌。开门见山，直接讲话的就是毛泽东。
同第一次我看见迎新年过除夕时的毛泽东不同，他这天是穿着破旧的棉军服（上次是一件较新的棉大衣），我们看见他那膝盖上都打满了补丁，袖口几乎都可以看见露出的棉花。有人说毛泽东的烟瘾很重。整个讲话过程中我倒没有看见他抽烟。他一只手卡着腰；另外一支手——他的右手时不时地挥动着，用以加强表达他的最中心的意念。他这天讲话的意念就是：我们拿什么来纪念这个全世界被压迫的、特别是属于全球劳动妇女的“三·八”节呢？他说：在我们这里，八路军在前线抗战。八路军有枪，我们的后防部队也有枪。但是，我们延安的干部、学员，同学们，你们有什么？毛泽东这时伸出他的两只手，两只手向前平举、而且向上摊开了他那两个空巴掌，这时候他说：“我们就有这两只手”,他接着说出的这句话，我记得，以后他在延安的年代里，曾经多次重复说过：“你们看，人们都有两只手，我们也有两只手。陕北的老乡们有两只手，他们能够开荒种地，我们为什么不能啊？”
这时候，坐在台下的我不免大吃一惊。毛泽东在向我们提出，要在陕北延安开荒种地了吗？是的，毛泽东就是在这样明确地阐述了他的主题。
原来在这“三·八”节前，我们到延安后已听到了诸如此类流传着的这么一个传说（这传说我以后又重复听说过多次）；传说是当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1937—1938年，从陕甘宁边区以外的四面八方蜂拥前来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猛然增多，他们成千上万地自愿冒着极为艰险曲折的路途和旅程，冒着被反动派扣留或凶杀的生命危险，来到延安，于是，延安的人口——这里指的是干部和学员、各种学校、培训班等人员等等——突然地增多。这就使得所谓吃公粮的人数陡然成倍地增长了。就在这种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壮大情况下，传说是陕北有天大雷雨中一位农民老汉被雷电在他家门口树下，他家老大娘哭叫道：“老天爷真不长眼，你怎么不把毛泽东打死——他征收了我们这么多的公粮，真该遭雷打！”当地保安人员认为她辱骂了毛泽东，立即把她捆绑送乡政府，毛泽东闻讯立即骑马在雨中赶到现场，马上亲自为老大娘松绑，老年农妇当场感动下跪。毛泽东却说：“大娘，不能这样，应该是我来向您道歉！您的意见是对的！我们来的人陡然增多了，向您们征多了公粮，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记住了，而且要引为一个教训。”当然，这位老大娘对毛主席感谢不止，而且承认自己不对，太冒犯了。毛泽东说：“不能这样说，您有意见提出是对的，这对我们改进工作是有利的么！”【关于本文以上所引的当时流传于延安的这个传说，曾见之于延安地区“延安精神研究会”编印的1990年1月20日《延安精神》报第3版上，题为《领袖与农妇》。不过该报这天刊载的事实发生的地点与时间等与其它说法不尽一致，但基本事实的前后栏概是一致的】
就在“三·八”妇女节风沙漫卷延河边上露天的主席台上，毛泽东向延安到会者反复阐述了以下的主题；他说：“同志们，你们看，陕北的老百姓能够拿起镢头种地，为我们送公粮。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拿起镢头上山开荒呢？我们也能生产粮食，那样，我们就能为老百姓减轻负担哩！同志们，你们说，我的话对吗？你们伸出两只手，不是跟老百姓长得一模一样吗？”这就是1939年毛泽东在国际劳动妇女节上鼓动的政纲和演说。这次演讲是公开的，非常简短。很快就结束了。
事到如今，在我的耳边还清楚地响动着那天延河边上《二月里来……》前后三段的动人歌句；最后一节是在那里欢唱着——
加紧生产哟加紧生产，
努力苦干呀努力苦干；
年老的年少的在后方，
多出点劳力也是抗战！
我认为：这歌声，加深和反映了毛泽东那天讲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充分注意减轻农民负担的主题思想。
但是，这次讲话的意义却又不能只到这里为止……
这就是我第二次看见的毛泽东。
如今，距离我第二次见到毛泽东，54年已经过去了。其间，在我们国家进展的每一个重要关头，特别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长征路途上出现困难、曲折和风浪的时候，我都多番多次地回想起毛泽东这次看来是简短、其实是颇不简单的演说，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誓词，毛泽东的这一节简明的“誓词”向我们特别提示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自己的施政工作中确有缺点，如果来自工农和青年群众中不满的呼声还包括有对当权领导者语言上的冒犯，而我们的工作或因之而导致的党风又确有值得改进的地方，那么，怎么办呢？能够以捆绑对待或者以暴力相加吗？或者长此以往地言而无信，实际是置之于不顾吗？或者说，能够反扣那些“冒犯”者以一顶什么样的大帽子或者非常讨厌他们吗？不！执政的真正的共产党员领导人绝不会这样。1939年“三·八”节日我见到的毛泽东所表现的就是从善如流，欣然接受老百姓的合理的意见，而且坚定地用自己的行动，用自己政党逐步制定和完善起来为人民群众“兴利除弊”的施政方针来改正施政过程中明显存在的缺点与不足。哪怕是一个非常有威信的政党！哪怕是确系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如何对待缺点？如何对待群众中不满的呼声？防微杜渐，断然地改变一切脱离群众的任何不良作风，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的确是做出了充分照顾广大“贫困”群众利益，从行动上（而不仅仅是在口头上和宣言中）贯彻自我批评的正确的榜样。
如果说，1938年除夕看见的毛泽东，是以《国际歌》来作为领导者的形象显示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袖本性的话，那么，这第二次在我眼前出现的毛泽东，就是一个如他后来经常所强调的：为老百姓，为人民，其中包括了为陕北农民和妇女劳动者兴利除弊的领导者。而且，还必须加上，是一位开明和欢迎革新的领导者形象。这开明与革新之处，就在于他毫不惧怕来自群众中批评语言词句的过分，不怕来自群众正确意见中对他本人也发出了强烈的冲撞。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本色原本就该是如此的啊！
只有如此，才能做到如马克思明确指出的：“任何人类历史第一个前提，无疑的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这在特定的意义上来讲，现在涉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历史利益所指的“生命”，必须是具有高度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素质的生命之存在，也就是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道德品质的存在，否则，如果长远地脱离了最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那究竟有什么成功的辉煌的战绩和政绩经受得起历史的检验呢？
第三次（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
1939年“三·八”以后第四天，即3月13日（已经在鲁艺文学系学习了三个多月了），我被指定到鲁迅艺术学院所组织的文工团里，出发到敌后杭日根据地前线。这是个文学工作团，由文学系当时的教员陈荒煤同志担任团长，“这个团的任务，王要是到太行山八路军部队中进行采访，进行报道和创作。”（引自荒煤：《晋东南访问杂记》，1986）由鲁迅艺术学院被指派到文工团的团员有梅行、葛陵（陈元直）、杨明、乔秋远和我。据陈荒煤告诉我们：这个文学工作团组成和出发以前，他还到延安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洛甫（张闻天）那里去听取了意见和指示。可见，党中央对革命文艺工作者到前线去服务并对其本身加强学习与锻炼，是很重视的。这就是说，我们延安文艺工作者，要么早早晚晚必定会到前方去跟随拿枪的部队服务；要么在延安院校机关单位学习、工作的同时，拿起撅头上山开荒种地；这同样是光荣而艰巨的战斗任务。
3月中旬，我们跟随着八路军炮兵团一部分指战员乘卡车到西安，然后乘短程火车在河南的绳池下车，从绳池渡黄河到山西垣曲．进入晋东南敌后根据地。从这时起，我们鲁艺文艺团体的每个成员，也都象八路军普通战士一样，背背包、徒步行军经晋南的阳城、壶关、高平等县属村镇，而后到达了当时长治（县）所属的屯留村——即当时八路军总司令部与中共中央北方局（驻扎村庄）的所在地。这时，我们已步行军将及一月左右了。
我己经多次报道过；到达了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屯留村的第一天下午，我们就看见了当时中共北方局总书记杨尚昆同志，看见了朱德在晚饭后的休歇时间里和八路军普通战士、勤杂人员、总部的机要人员等一起进行篮球场上的游戏；又在同一个场地上，听见杨尚昆同志在这场游戏以后，在定期召开的《联共（布）党史》学习动员大会上讲话。所有这些八路军、共产党的领导人给我的印象，都象是前两次所见到的毛泽东一样：他们在群众面前都非常平易近人。他们的讲话以及和战士一起娱乐的举措都非常亲切自如。对我这个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新闻记者来说，完全是一种新鲜事——还应该准确地说；这在我面前，完全是出现和展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以上所述，均详见于《我看见了八路军》（报告文学）与《就在这片土地上——为山西抗战文学回忆录而作》两篇作品；后一题文．与前引的荒煤《晋东南访问杂记》均编入北岳出版社1988年印行的《在燃烧的土地上》一书之中】这些所见所闻，完全同我早期（1939年初）的报告文学作品所报道过的我看见的汪精卫——我在去延安以前的重庆——多次拍摄过汪精卫矫揉造作的公开演说伪装姿态（更不论他的内容多么荒谬了）截然相反，在西安事变以后，我还在南京的大教场的检阅仪式上，看见当时被张学良释放回南京的蒋介石，他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对南京中央军校等党政军各部所属人员检阅，那时被称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又是何等的故作骄态，甚至，在他那面颊的两边都擦上了脂粉，上下嘴唇也都涂了口红（这都被我们这些细心的摄影记者在近距离内观察到了）。而共产党八路军的领袖，毛泽东、朱德他们在群众面前如果说有什么异样——除了前面所述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与群众完全一体、水乳交融的固有品质，和普通一兵的衣着与风貌以外，那就是站在整个时代水平之上的高超的战略观点和政治上无比英明的韬略了。
从1939年3月下旬起直到1940年年初，在八路军部队中将近一年的学习锻炼和采访，我到过刘伯承同志任师长的一二九师陈赓旅，以及一一五师的黄克诚旅。就是说，曾跟随采访了陈赓率领的团队转辗作战于晋中大地的辽县、榆次、太谷一带；而后，梅行同志与我两人，又分散转移到处于晋南冀西一带的黄克诚部队，向南线转移。当黑夜通过敌方封锁线时，梅行本人曾自己手提两颗手榴弹，以防意外；只有通过敌人封锁线后，才能到达冀西晋东南边界，同黄克诚同志的旅属部队在一起。
1940年年初，我们文工团又回到延安鲁艺。从这年初起到1942年初，我接连写作了有关八路军的报告文学，如《我看见了八路军》，还有以《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为总题的《在树林里》（之一）《雨》（之二）。
至今，我对于当年八路军给我的深刻教育，丝毫也不曾忘却，片刻也不能忘情！要问1939—1940年初在八路军中生活给了我何等份量的改造和教导呢？我只好暂且引用一段祖籍瑞士、出生英国、在红军长征经贵州期间，同红军有所接触的英国传教士后来返英后所写的话：
“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称奇的。他们相信自己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自豪地说，他们是红军，是共产主义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一点出发”。
这位名为簿复礼的国外观察家所撰写出版的《抑制的手》一书中的如上评语，足可以代表我至今难忘的英勇八路军这个伟大学校对我的培育与我的感谢！
至于我在《我看见了八路军》这些系列报道中，不过是反映了伟大红军精神下的部分指战员——从总司令到勤务员、炊事员等等人的片断群像罢了。但是却没有想到——
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那时我已经被调入鲁迅艺术文学院文艺研究室，并兼任文学部部主任何其芳同志的秘书），这天黄昏，我在鲁艺校园内的走道上，碰到刚从毛泽东那里谈话归来的周扬、周立波、荒煤、何其芳、严文井等几位老师。立波和何其芳对我大声地招呼说：“黄钢．我们真为你高兴，毛主席表扬了你的作品！”
原来，这一年3、4月间，党中央和毛泽东，正在进一步认真研究（作为伟大的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何对待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向题。党中央首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由陈云同志、秦博古同志、凯丰同志等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早在这年初他们代表共产党中央，首先向党员文艺工作者提出来：对你们首要的是做一个共产党员呢？还是一个文艺工作者？陈云同志说：党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首先应该是具备有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他向身为共产党员的作家问道：你们首先是一个党员呢？还是首先（考虑的）是一个作家？当然，党中央这样严肃的提法和要求，对我这样1940年5月才申请入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员来说，是极为震动的。接着在这一年时3、4月间，毛泽东就对延安各文艺单位和文艺战线上的整个情况，进行了周密地调查，以及具有历史观点（包括文学史观点）的具体研究，其中包括和延安的文艺界抗敌协会（即延安作家协会）等单位，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和鲁迅艺术文学院的老师们，进行多番多次地讨论和听取意见。这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的缜密准备，4月下旬这天，就轮到鲁艺的几位老师向毛泽东汇报文艺工作情况与意见或建议；他们这天黄昏遇到我，就告诉了涉及到我的作品的这件事情的原委。
原来，鲁艺教员向毛主席谈到文学见解的时候，文学系老师陈荒煤同志表达了列夫·托尔斯泰的这样一种观点，他向毛主席说出了这样一种意思：现在好的作品之所以很少，是由于我们离抗战这个时代太近了。按照俄国老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说法：伟大作品的出现，必须跟这个时代，跟当时的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或时间的沉淀之后，才有可能。何其芳（在1979一1980年）在他写作发表的回忆录（《毛泽东之歌》“第六节”内）作了这样的记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夕，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们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个党员教师，从桥儿沟出发，到毛主席那里去。大家坐下来以后，毛主席就和我们谈话了。他的第一句话是问我们；“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何其芳同志叙述了他们各自畅谈了对文学、戏剧艺术的看法和观点。他写道：我们中间，有一个同事问毛主席喜不喜欢看话剧。毛主席风趣地说：“我们天天在演话剧。”这个同事又提出一个问题，他说——
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距离，然后才能够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
何其芳接着这样写到——
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好，《解放日报》上的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斗争的”【以上引自1980年《时代的报告》季刊创刊第97页】
对此，这就是鲁艺文学系教员们那天为我高兴的来由。他们多么为我高兴啊！我当时完全没有意想到，我也不能立即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同志还在准备文艺座谈会期间，这样一种表扬的分量和含量。当然，有一点我明白，毛泽东明确地不同意俄国老作家托尔斯泰对于文艺作品创作的时代距离论，这点我是充分领会到了。
接着周扬同志告诉我：“黄钢同志，现在我们要告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报委员会决定把你调到解放日报去担任记者。我们只能同意，不能拒绝。我们只能说：‘服从分配’；对你，也一样；因为整风文件上已经写清楚了：关于党性的决定，不能‘以邻为壑’，‘调不动人’。不能‘以邻为壑’啊——周扬院长重复着说——坚决执行。”周扬同志说：“你现在得做准备，尽快到解放日报去报到。”
这样，1942年4月，我就到解放日报去报到了。殊不知，一到那里，我不是单纯地去担任记者，而是组织有了决定，由我兼通讯采访部采访科的科长和记者（当时解放日报采访科一共有十名记者，十名能干的记者；身兼科长，这对我是很不称职的）。报到后，解放日报社长博古同志交给我第一个任务，就是叫我马上去南泥湾采访三五九旅王震部队开发的南泥湾。博古同志给了我一封到王家坪八路军总参（信封上写有“参座并朱总”）的介绍信——朱德总司令在他窑洞内的白木小方桌前打开了这封信；信上写道——“总座：现介绍我们报社记者黄钢到南泥湾采访，请协助指导”。朱德同志看信后，立即在那白木小条桌上用毛笔为我写了去南泥湾采访的介绍信。他写时对我认真地问道：“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记者的？”我说：“我刚从鲁艺到解放日报报到，到南泥湾去是我的第一次担任采访。”他说：“那好。我觉得一个人去南泥湾，太少了。你是鲁艺调来的，你还是应该回鲁艺去向领导汇报，说我的意思是应该多派一些人去南泥湾。”
接着，我回到解放日报向博古汇报了朱总司令的意见。博古同志要我到鲁艺去向周扬汇报。于是周扬立即就指定了由贺敬之、杨思仲、井岩盾、古元……数人同我一起去南泥湾采访。这就是进入南泥湾八路军开垦区去进行访问的第一批文艺工作者。
1942年5月23日早上，博古通过他（清凉山上解放日报的办公室）窑洞窗口把我叫过来说：“黄钢，你告诉莫艾，你俩赶快到杨家岭礼堂去参加文艺座谈会。今天的会非常重要。”说完，我就急忙告诉莫艾（他是解放日报社一位很精干、业务水平很高的青年记者），一起快步下山，直奔杨家岭那边走去。
延安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总社的全部人员，连办公带住宿都是在那延水河畔的清凉山上。这山上的工作与住宿的窑洞都高出地面有几百米的距离；我们简直是飞步地奔下清凉山报社的台阶，向右拐弯，沿着延河边巨大石岩之下的通道，解放日报社长秦博古和总编辑余光生他俩骑着两匹白马“嗖”地一下从我们身边飞奔过去了。当然，我们也很快地赶到了杨家岭（当时尚未最后建成，还没完成内外装修）的中央办公厅礼堂——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会场。
这也就是我多次在有关纪实文学与回忆文章中描述过的：杨家岭礼堂在当时仅仅是一座构建中的框架而已。直到那一天（就是1942年5月23日），这个礼堂所有门窗都还没有安装，不用说墙壁更没有粉刷了。
到会者几乎坐满了这个未完工的大会议室。他们都是坐在那些被锯开的粗糙的木料搭凑而成的简易“长凳”上。这些原木拼凑成的长条“板凳”，就是我在1938年除夕第一次看到毛泽东和我们大家坐在一起的那种代用品。它们干脆就是一段段原木锯成的。这就是当时延安几乎所有的礼堂或较大会场常见的“装备”了。这一次特殊别致的是：在这尚未完全构建好的杨家岭礼堂南墙的外侧，还不断地传进来当地石匠工人们敲击这座建房石块的巨响，这也可以说是贯穿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特殊“音响背景”吧。这样的音响造成有节奏又强烈的“配音”组合，这对于我，一生中也是水远不会忘记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作为当天到达现场的采访记者，我的第一感触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真是英明啊！他们正在构架，而且将要构架成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大厦，但是这时候，距离这一目标还多么遥远啊（且听听这重要的会场外石匠们沉重的敲击声吧！）可是这时候，党中央对于文艺和思想战线上的引导作用，却是毫不后人毫不迟疑并且是多么出色地在抓紧进行了！这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结构的引导，并不是要完全等待到经济基础完全摆脱了‘贫困’的构成之后，才能去谈论、照管、或抓紧！中国共产党早就是这样一个确已成熟到以辨证唯物论作为它的世界观与指导方法论的英明的党！——她是重视物质生产基础建设的——‘三·八’妇女节上的毛泽东已经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点了！——但是，她并不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置之于度外——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曾经完全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她同那些仅仅只着眼于经济‘贫困’的现况的庸俗唯物论者或唯生产力论者，是绝无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我进入1942年5月23日文艺座谈会会场的第一印象。
这天上午（这是座谈会的第三次进行中）我看到的第一个回合就是：当会场有一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颇有一点名气的文学家，在前两次会中，因自己到延安后的思想与作风错误受到批评而不服气的时候．这位自夸为“鲁迅弟子”的某先生，一开始就站起来愤懑地说：你们前两次那样批评我的思想，我不同意。因为我是你们的朋友，而不是你们的敌人。马上，在他的对面，从另外一条同样木板座位上站起来的一位年青与会者说：不错，你是我们的朋友。在进行抗日战争的政治战线上，你是我们的朋友！这一点是不错的。但是，在许多思想问题和原则问题上，你是我们的敌对者。你的许多文艺思想和其它一系列观点，同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这是我在会场上亲见到的一次尖锐交锋。我当然立即向其它到会者弄清了这两位交锋者的姓名。
诚然，在我参加23日这天上、下午座谈中，所有的争辩与讨论都是自由的，畅所欲言的，无论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当时延安文艺界在座谈会期间的觉悟水平而论）也都是平等的和愉快的。直到这天，还有人不断地批评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周扬同志：说他具有颇为不轻的“宗派主义”。下午，周扬站起来表示可以对此批评“作些考虑”；但他却同时在答辩中说：“同志们都说我是宗派主义典型，这很好嘛！世界上的典型并不多啊！无非是哈姆雷特、奥赛罗、威尼斯商人、罗亭……我（周扬）也算是一个，这不是好事吗？”说到这里，他自己笑起来，会场上也哄堂大笑。可见，当时延安的文艺方面的争论虽很尖锐，却又何等的和谐和自由啊。人们对延安文艺座谈会有一种误解，认为是兵戎相见，或认为是舆论一律，其实都不然。只不过是有了真正的自由活泼的畅快发言而已。
这天下午的后半截时间，朱德同志做了长篇重要的讲话。朱总司令热情赞扬了我党和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伟大功绩，他淋漓尽致地批评了那些“不愿意”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歌功颂德”的自我封号自我夸张的文人；朱德同志明确地告诉那种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第一作家”的人，劝他们“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他认为：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到群众里面去。只有群众，才能决定你是一个重要作家，还是一个不重要的作家；你是不是他们的人？是不是他们欢迎的人？这些，都不能由你自己来宣布，应该由群众来评定。朱德讲：就像我吧，我做总司令，不是由我自封的，是群众推举我。我和群众一起战斗，久而久之，群众对我左看右看，看来看去觉得我朱德还不错，是一个能够和他们一起打仗的人，群众才推举我做他们的总司令。我这个总司令不是自封的。自己封自己总司令是不可能的。他接着还补充说：我这样讲，因为我看见，这个会场上（文学界）有人自封为老子天下第一，我劝你们作家不要自己封自己是天下第一，这是不可能的。讲到这里，朱德同志希望大家注意运用特别能发挥战斗作用的通讯和报告文学，充分发扬各种文艺武器的战斗火力。同时，他还表扬了与我同去这一会场的解放日报记者莫艾同志。朱总司令说：“你们应该向莫艾同志学习。莫艾采访报道的边区劳动英雄，推动了边区的农业生产运动，其经济价值不下于20万担‘救国公粮’(1941年度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税），这徉，他真正成为群众所欢迎所承认的文艺工作者。在座的同志只要探入群众，也还是不难做到的。”
这次到会以前，我们在报社就知道：莫艾同志当年在解放日报上对边区劳动英雄的长篇连续通讯报道，也是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重视和表扬的。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朱德同志对我们解放日报莫艾同志的表扬是公正的，分量很重的。莫艾是一位新闻工作的熟手，深入边区群众，努力学习、比较熟悉农民的生活和愿望。朱德同志的表扬，也表现出中央领导同志对于报刊通讯文学的重视。
当时我和莫艾坐得比较远，我就没有看到莫艾受表扬时有什么特殊的喜形于色的表现，他只不过是默默地、谦虚地承受了这种表扬。
轮到会间全体到礼堂外拍照时，我们两名记者是按照记者身份，不去占据显著位置的。因为我们认为：记者就是记者。
中午和晚餐这两顿饭，都是在杨家岭的大食堂里吃的。等到黄昏快要到来了，所有的与会者，此外还包括有杨家岭中央各个领导机关很多工作人员，几乎都聚集到杨家岭礼堂对面那一片较平坦，但又略带坡形的斜面山坡上来了。
后来才知道：选择了这排窑洞前的这面山坡，就是因为这个较宽阔的平面山坡上，可以容纳下延安各界各个领导机关内更多的干部，使他们都可以到场聆听毛泽东同志在那天晚上为座谈会所做的“结论”。因此，晚饭后不一会时光，这一片较宽阔的临时会场上，已经坐满了所有到会者和前三次并没有到会的中央机关众多的有关人员——是所有在延安单位的有关人员，不仅是在杨家岭机关的同志们。
晚上会议开始的时候，汽灯还没有点燃．天边还有晚霞。延安的天空通常是偏于蔚蓝色的，在那里，夏日的黄昏偏偏也是姗姗来迟！直到天空第一颗星星闪烁出光亮的时候，这个转变成为深蓝色的天幕仍然一直笼罩着我们。它好像也在清醒而亲切地观察和鸟瞰我们这次文艺座谈会的最后一幕
天哪！这一天黄昏，我们都是那么急盼着夜幕的降临啊——因为我们知道：正像艾思奇同志在这天下午散会前所宣布的——晚上，将由毛主席对座谈会作“结论”；（按今天的习惯用语来说，就是我们大家都急盼着毛主席“结论”的“出台”）这行将出台的结论，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呢？
白天一整天的会场上，我记得毛泽东同志至少在下午没有到会。后来我想，他有可能在准备晚上的“结论”吧。因为艾思奇同志下午最后告诉大家：不要回单位，就在这儿（还在杨家岭食堂）吃晚饭。晚饭后我就在山坡平面临时布置的那张横摆的小白木桌前，选择了自己的一个十分靠近的“座位”——这“座位”，也就是用延安人过夏天还随身携带的棉军装上装，铺垫在地面上，席地而坐。记者的任务，要求我必须选择这样一个最便于采访和观察的位置。这当然也是记者的习惯。我看中了前面这张三抽屉的长条木桌，虽然它也是白木的，同样没有徐上油漆，但它却比较新；而在这张横摆着的新木桌后不远的地方，却像丁字形那样地衔接着摆上了两、三张较旧的长条桌。一会儿，毛泽东和朱总司令以及其它一些党中央领导人，一起进场了——会场上扬起了一片清亮波纹一般的亲切掌声……
此刻，我全副注意力集中在毛主席手里拿着的那么一整摞十六开大小、写满了字迹的白色油光纸上；我想，这大概就是他要发言的提纲了……
这时候，我们都注意到：与毛泽东同志同时出现进入这个露天会场的朱德同志，还有陈云、凯丰、博古同志以及中央机关当时的一些领导同志，如逻迈（李维汉）和王若飞、柯庆施等同志，他们都在“丁”字形的后面直摆的木桌两边坐下来，而且每个人都掏出了自己的笔记本。
当毛主席一开始发言，从朱德同志起所有这些领导人都在那汽灯光线下一直不停地记笔记。这个情景，是我在这次听“结论”时对我的又一次震撼。我心想，面对这晚上“结论”的发言者，向他学习的岂止是像我们这样的青年，还有多少久经沙场、历尽考验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领导成员，他们都是那么谦虚认真地对待毛泽东同志即将开始的长篇发言呵。
毛泽东开始讲话前，他亲切地环顾了一下在这露天空坪上凝目等待他发言的全体同志们，然后，习惯性地清了清自己的嗓音。没有想到，他讲的第一句开场白就是：“今天晚上，是同志们对我出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对我的考试。这场考试的题自，就叫“结论”。他讲得多么幽默，又多么从容呵！
“至于今晚上的考试，及格不及格呢，就要看同志们的评定了。”
在毛泽东开始讲出几句开场白的时候，有几个勤务人员把燃着了的汽灯分别地提到会场上来了，并把它们挂在事先支好的三角木架之上。
灯光燃亮之后，毛主席才把那一整摞白色油光纸从桌面上再拿起来，夹在左手之上，但他却不看这一摞“提纲”，继续用他那缓慢的湖南口音加强了音量、而且是很响亮地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说：
“我们共产党员，我们共产党员的领导者，如果我们不谈文艺向题，如果我们不管意识形态的领导问题，那我们还做什么领导呢？”这一段既通俗又严峻的开台锣鼓，这才把毛泽东的开台导言完全给揭开了。
不止于此。
毛泽东再接着说：“不光是这样，我们开完了今天的会以后，我就要着手研究经济向题，研究边区的财政间题。我马上要写一本书，叫做边区的经济和财政问题。我要说：我们共产党的领导人，党中央的干部，要是不抓文艺问题，不抓经济问题，那我们还算个什么领导呢？”
多么振奋人心的语言啊！
如同千斤般的重量！
他把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职责归纳和宣布得这样明确。用今天的话来说：大概也可以理解为：不能够一手软，仅只是一手硬了罢？
——近年来的所有现实经验与体会告诉我们：谁能够对此两手抓而且必须是两手都要硬的铁的规律加以反驳呢？
一手抓意识形态，一手抓经济，或者反过来说：一手抓发展生产，另一手还要照看包括文艺在内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在半个世纪以前的延安，不就是这样模范式地做出了不可否认的“战绩”或政绩吗？辩证唯物论者恰当其时又是无可辩驳地运用了这一规律，这不就是明摆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吗？难道能够一手软，一手硬吗？难道我们不可以用毛泽东的话来反问：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意识形态；如果反过来，只抓意识形态，而不懂经济，这叫什么领导人呢？这能算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吗？
这就是我第三次看见的毛泽东。这晚上，我坐在他讲话的白木桌前，离得非常近，因此他在“结论”之前的前面几句“导言”我是听得很清楚的。他在“结论”中的各个段落内外所论及的其它一系列重要论述，我的心得与体会有些均已在我过去的回忆中述及，因此，那些也都不用在此一一赘叙了．
我这里必须强调叙明的是：那晚上毛主席手拿着那一摞经过了长时间严肃准备的发言提纲，从汽灯燃起的入夜时分讲起，一边论述，一面发挥，从结论中“我们这个会一个月之内开了三次”谈起，最后谈到“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毛泽东脸色依然平缓地说出——我们的工作，就是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就是他在“结论”最后段落中昭示出的、已经被当代国际共运史实多方证明了的——万古常春的真理。
全场在聆听“结论”时，从头到尾都是静寂无声的；即使过了午夜以后，气氛更加宁静，这时候竟可以听到大家的笔尖在当时（多半是使用当地粗糙马兰草制作的）有色笔记纸上发出的沙沙笔记声。
“结论”讲完，散会时已经到黎明快要降临之前，也就是第二天凌晨。
这也就是我在回忆录《难忘的延安之夜》（1977年5月21日《解放军报》）早已叙述过的：这时，延安天幕上的淡蓝色又重新显现了。多么透明的蔚蓝色天空啊！它把那碧蓝的光辉映照到延河流水之中。等我们离开会场时，延河中的黎明又是清亮的。这时我们都披上了自己昨天早上带去的棉上衣，当我们沿着延河岸边走回到清凉山解放日报社时，延河安静的流水已经是完完全全地陈现出湛蓝湛蓝的颜色了。这透明的曙光预示着5月24日黎明的到来。不！不！这也预告着黎明前的黑暗快要或已经结束了——这次文艺座谈会是在抗日阶段最艰难的年代进行的。（待续）
原刊《中流》1993年第12期，1994年第1、2、3、5期，东方红网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