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深处展开未来的想象
——“社会形态理论与历史价值观”高级研讨会述评
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性质、特点、道路及其历史前提?这是学术理论界在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重大历史时刻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得出科学的认识。不能求助于远离中国实际、中国问题的西方理论。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内，结合新的理论资源和新的研究方法，凸显社会形态理论与历史价值观的当代意义和学术立场，是具有基础理论和思想深度的研究路径。
2010年5月21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黑龙江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学术单位的学者，围绕“社会形态理论与历史价值观”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主要内容举要概述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与中国实践
在“中国化”中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内涵，必须对“学术性”有一个确切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现方式和学术表达方式，有一个确切的理解。
问题的关键也许不是话语形式和理论表达的知识密度，而是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理论把握现实的能力。在历史变迁中，不断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实践来说，不是用几个术语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时代在发展，思想在前进，我们要在学理的意义上相承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精神，在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特别是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内涵。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伟大梦想，人民最精致的智慧都集中在哲学思维上，因此，形成时代精神的中国表达和涌现出表达时代精神的思想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应担负起引领学术的重任，积极发挥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创造基础和前提批判的作用，并使其深刻内聚着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文化逻辑和理论张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理论光彩，相反，它依然以其宏大的世界视野、科学的理论价值，对当今社会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作为这次会议的主席，我是有些感慨的，我们这些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这就是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在中国的实践中获得时代的升华。
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为我们深入研究社会形态理论，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机遇。每一个人都处于特定的历史进程中。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自苏东剧变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暂时的低潮，世界格局呈现出西强我弱的态势。与此相适应，一些抱有政治倾向的西方学者则在“别无选择”的喧嚣声浪中抛出“冲突”与“终结”等各色话语，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经最终止步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然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却不以其意志为转移。近年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显示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变化，一超多极的格局虽未根本改变，但美国的霸权已日渐式微，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平发展的力量正在逐步壮大，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
王伟光指出，党的十七大报告有一个总结性的论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事实证明，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具体形态和特殊规律的大胆探索中，科学社会主义才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的真实体现，是中国人民对时代精神的深刻表达，也是当代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引领旗帜。可以说凡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理论成果，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正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始终如一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就是对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发展经验和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总结与学术建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希望所在。
复旦大学吴晓明提出，我们今天的社会科学如何进一步深入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并且把它同当今的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联系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黑格尔曾经讲过“主观思想在哲学中特别地表现为外部反思”，“外部反思”是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它从来没有深入到内容本身当中去，但它知道一般的原则，并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中去。
当代中国学术碰到的基本问题是什么?这就是如何使得当今世界中国的问题和经验能够被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把握、理解。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组织了那么多的讨论，搭架了那么多的平台，我总的看法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包括今天的关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完全拒绝外来学说，关键不能把它们看成是等一的东西。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今天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理论思维如何摆脱主观思想，并且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现实当中去，这是最基本的任务。
马克思的学说在这一点上，它的意义非常突出，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是“哲学上的客观性的告诫最大的魁首是黑格尔”，马克思确实是继承了这一点，特别地反对主观思想。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讲到：“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那一度当中去，因此，他比所有的历史学来得优越，据我看来胡塞尔的现象学没有，萨特的存在主义也没深入到那一度当中去，只有达到了那一度才有资格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在这样一个背景中，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在当今中国的各门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有必要加以重新学习，重新深入地理解和领会，并且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在新的经验、新的问题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深化。如果这次讨论社会形态理论真成为一个热点的话，那它意味着我们对整个历史价值形成了一些新的观点，一些新的思路和一些可能是创新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形态与历史价值观”在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问题上，以及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进程中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形态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它着力于探讨人类社会发展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的一般趋势和规律，同时着力于探讨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这一理论对于中国的哲学、史学和经济学在阐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方面均有深远的、根本性的影响，它直接涉及对诸如“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中国的历史分期”、“中国社会进化的长期性或停滞性”、“资本主义萌芽”等一系列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直接涉及对诸如“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进化模式”、“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亚细亚生产方式”等一系列重大的哲学理论问题的认识；直接涉及对中国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对30年来中国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靳辉明特别强调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问题。
靳辉明对五种社会形态思想的产生和表述所经历的不断走向成熟的演进过程做了详细梳理后认为：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和成熟的过程来看，这个理论是马克思考察了整个世界历史，研究了大量历史资料、包括人类史前史的资料，经过多年科学研究后而确立起来的。它不是马克思的主观臆断，而是经过长期刻苦研究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它不是人的思维规律，而是对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揭示；它不是仅仅适用于欧洲，而是普遍适用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靳辉明指出，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核心思想，没有这个思想便不会有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一个时期以来，理论界有些人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提出不少质疑，否定社会规律的客观性，认为“以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规律，来说，在人类历史实际进程中根本就不存在，找不出任何一条历史事实来支持这个规律存在，因此它纯粹是一种思辨的思维运动。”有的论者明确地把历史规律说成是“认识的产物”，是“人的思想和意志所创造的”，明白无误地在否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有的人说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仅仅囿于西方社会，不赞成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分析和研究我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所以，弄清楚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产生及其科学价值是非常必要的。
五种社会形态区分的标准，是依据生产方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的不同而区别开来，其最基本的划分标准是生产关系中最核心的所有制关系。马克思从最早表述社会形态的思想时使用的是“所有制形式”，一直到后来也是通过研究“亚细亚的所有制”、“东方式的所有制”和“西方式的所有制”概念，最终确立起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可见，在马克思思想中，生产关系和所有制观念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不同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是区分不同社会和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
社会形态理论的科学价值就在于，它基于经济的、客观的事实去分析、研究人类历史，从客观事实的分析中，而不是从观念中得出结论，从而把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了。
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认为，马克思多次提出过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论说，每次列举的社会形态名目和更迭顺序都不完全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列举那些形态和更迭顺序都只是作为“大体上讲”的例证，用以说明人类社会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绝不是要认定其中每个形态和更迭顺序都是各个民族“普遍必经”的阶段，绝不是要描绘那样一个“一般发展道路”的公式。他始终一贯强调的是，各个民族的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是共同的，但具体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是千差万别的。马克思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和草稿，需要特别认真解读。可以说，如果不吃透这两封信，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精义所在。
他认为，这两封信的内容中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马克思指出，他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产生过程的概述是“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而不是“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
2．马克思既把西欧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看作西欧历史环境下的必然结果，又看作是西欧经历的一次历史性的耻辱。他把西欧经历的资本主义道路称为“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具有这样的意思。“通过卡夫丁峡谷”是一个历史典故。公元前321年古罗马军队在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被萨姆尼特人击败，被迫接受从长矛交叉构成的“轭形门”下通过的耻辱。此后，“通过卡夫丁峡谷”就成了遭受耻辱的比喻词。马克思针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曲解为他主张一切民族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论调，愤慨地说那“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指的也正是把他歪曲成为主张一切民族都注定要“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耻辱。
3．马克思认为俄国所处的历史环境使它有可能通过“革命”“挽救俄国公社”，建立一个“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马克思设想的“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一段实行市场经济交换的时期。
4．马克思设想，要建立“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除了要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外，还须消除旧公社“与世隔绝”的孤立性，因为“在有这一特征的地方，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就使一种或多或少集权的专制制度凌驾于公社之上”。
5．马克思虽然肯定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有可能利用当时有利的历史条件通过革命建立“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但同时指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以上五点体现了马克思对自己的社会形态理论的新发展。马克思在这里不但第一次提出了建立“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而且对于社会形态演进过程中客观规律的必然性和主体选择的能动性的关系做了深刻的阐述。我们从中可以理解到，在同样的生产力条件下，采取何种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是可能有多种选择的。这是历史活动主体的能动性使然。但是，精英或领袖人物倡导的选择是否能够成功，最终取决于那种选择是否适应广大劳动者发展物质生产力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需要，从而是否能够得到广大劳动者的拥护。这本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历史活动主体的能动的选择的成败，最终还是取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但那规律不是人之外的力量强加于人的命定论的规律，而是广大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追求物质和精神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南京大学张一兵从主体与客体向度阐述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复杂性和具体性。他认为，在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中，其实并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固定不变的社会历史形态的固定分期法，更谈不上传统教科书体系中那种作为人类社会同一发展模式的所谓五大社会形态之说．马克思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研究层面上提出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历史发展线索。因此我们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某一种特定的论说上，并以此作为历史发展的普适性公式。
首先，在1845年以前，青年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分期的看法虽然有着从唯心主义理念论向一般唯物主义转变的基质差异，但理论研究的逻辑主线，即主客体矛盾的辩证关系倒是始终如一的。同时，人类主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自始至终占据了逻辑的上风。马克思科学的社会形态历史分期理论是在1845年春天以后才逐步形成的。在他看来，这又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逻辑层面，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向度和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一是在确定社会历史发展一般基础的视角上，从现实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出发，以生产关系性质为主线的社会形态历史分期。第二，就是在确定历史发展主导因素的视角上，从人类主体现实的具体的历史地位出发，以主体与客体（开始是自然客体，后来是人的社会经济客体）的关系为主线，这是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的能动性话语中描述的社会形态分期。
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自己的社会形态历史分期研究中从不同的逻辑视角出发的理论落点显然是极不相同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描述视角中，马克思主要是探讨客观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规律，并以此划分出不同的社会形态；在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的视角上，他主要关心的是现代社会历史的主导因素，即人的主体的解放，并以主体在客观历史过程中的现实的具体的地位为基本线索来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历史时期。所以，如果我们在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历史分期的理论研究中不能把握其内在的逻辑线索，而是生硬地将马克思在不同逻辑视角中的社会形态历史分期理论同一起来，并且把它们放在同一个逻辑尺度上去分辨其“成熟度”与“发展环节”，其结果也一定是非常牵强的。更不要说，将马克思关于某一种社会形态理论的特殊说明强加到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去，这恰恰违背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复旦大学俞吾金则认为：马克思本人从未说过“五形态说”，即使从马克思的诸多论述中可以概括出这一“五形态说”，它主要也适用于欧洲社会的演化史。其实，随着“五形态说”的广泛传播，马克思自己提出的“三形态说”反而处于边缘性的甚至被遮蔽的状态下。
在《1857—l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与物（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视角出发，明确地提出了他的“三形态说”。马克思这里说的第一社会形态是指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充分市场化的社会出现以前的社会形态，它既包括以公有制为特征的原始公社，也包括它解体后出现的各种社会形式；第二社会形态指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充分市场化的社会形态；第三社会形态则指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这种不同于所有制视角的“三形态说”充分体现出马克思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代意义。
首先，“三形态说”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樊篱，认可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在演化进程中的多样性，尤其是在所有制形式上的多样性。正是马克思的“三形态说”促使非欧社会，尤其是东方社会的理论工作者一定要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认真反思并重新认识自己社会的真实性质。
其次，“三形态说”不仅揭示了东方传统社会的秘密，也阐明了为什么这种类型的社会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由于这些农村公社长期处于孤立的、隔绝的状态下，对外的交换关系和交往关系都发展不起来，因而整个社会就像一潭死水，缺乏发展和变化的动力。显而易见，马克思对印度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性质及其长期以来的停滞不前的状态提供了一把钥匙。
再次，“三形态说”为非欧社会，尤其是东方社会指出了一条新的革命的道路。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马克思指出了迄今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保存着农村公社的俄国社会的两个根本不同的发展方向：一是听凭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农村公社被资本主义和高利贷瓦解，从而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二是通过革命，使这种土地公有制直接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起点，即“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实际上，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正是布尔什维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伟大创举。由于列宁没有阅读过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相关的通信，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早在19世纪末，列宁已撰写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认定资本主义在俄国已获得支配性的地位。20世纪初，倾向于肯定俄国社会是亚细亚社会的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发生了争论。直到20世纪20年代，列宁才意识到，尽管俄国革命取得了成功，但还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它还没有摆脱“半亚细亚的不文明状态”。而斯大林则在《联共（布）党简明教程》中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阐释为“五形态说”，从而退回到列宁早期思想的水平上。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只有深入探索马克思的“三形态说”，才能准确认识俄国社会的性质、俄国革命的意义，并对苏联解体的原因做出透彻的说明。
最后，“三形态说”也为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三形态说”特别强调第二个社会形态，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充分市场化的历史阶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叙述“三形态说”的时候，马克思还补充道：“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这就提醒我们，当俄国、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时，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充分利厅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先进成果，遵循市场经济的法则，努力提高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反复告诫我们“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正是在马克思的“三形态说”的引导下，我们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三、历史转折论与历史价值观
历史价值观，是迄今为止理论界尚未予以重视的一项重大理论课题。中国30年来的可持续发展，不是一个奇迹，而是一个复兴。这深层涉及中国历史应如何认识、如何评价的根本问题。包括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路径如何评价?不同的文明体系及其世界意义如何评价?不同的制度安排如何评价?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价值的多元化如何可能?在民族国家特殊利益冲突中“普世价值”如何可能?这些问题都集中地显示出历史价值观的重要性。如何在建构科学历史观的同时确立公正的历史价值观，这是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环境的重要尺度。
自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近代转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30年，这一转型赢得加速度，现代化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之说渐为全球热议。
武汉大学冯天瑜指出，探讨中国现代化波澜壮阔的进程，一个必要的前提是：厘清发生此一巨变之前中国社会的性状，考析中国是以何种社会形态面临近代转换的。
就中国而言，运用唯物史观及其社会形态学说研究中国历史，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又在19291933年开展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正式得以展开。中国社会史论战诸派试图以“社会形态”说诠释包括封建社会在内的中国历史，“封建”也就从一个表述分封制的政治制度概念，引申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之总汇的社会形态概念，这是历史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然而，在发生此一演变的关节点上，由于对唯物史观及其社会形态学说的不同理解，出现了“封建”概念的两种引申方向：
一种是沿着“封建”固有的内涵向度，将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封建制的属性规定为：分权的贵族政治和土地不得买卖的领主经济。以此一标准衡量，中国的封建时代在殷周，最典型的是西周，而秦以下（尤其是中唐以下）的多数时段，地主经济、官僚政治占据主导，社会形态便是“非封建”的了（魏晋南北朝贵族政治和领主经济重新抬头，可称“亚封建”）。同理，盛行贵族政治和领主经济的西欧中世纪是封建社会；日本的中世（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和近世（江户幕府）实行贵族政治和领主经济，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大体持上述看法的学术群体有：中国一批兼通中西史学的学者；欧美日本史学的主流学者；海外华裔学者。唯物史观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皆持此种看法，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坚持这一理路。
另一种是抛弃“封建”的固有内涵，将官僚政治、地主经济视作“封建制度”的基本要素，于是，君主集权、土地可以买卖的秦至清两千年被称之“封建社会”，秦始皇这个“废封建，立郡县”的专制帝王竟成了“封建帝王”第一人。这种泛化封建观，发端于列宁、斯大林，集成于《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规定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直进论，自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左翼”社会科学界接受此一理论，并演绎出关于中国历史的宏大述事，将秦至清认定为“封建社会”，成为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大陆的主流观点。可将此种论说称之“泛化封建观”。“泛化封建观”一是源于历史单线进化论，以西欧历史模式套用中国历史。二是源于“经济唯物沦”，单从生产力判定社会形态，遂有“以农业为基础的是封建制，以商业为基础的是奴隶制”的论断，将秦至清归人“封建社会”。
马克思扬弃单由生产力水平判定社会形态的做法，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整合的视角，提出东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路径，认为日本以外的绝大多数东方国家没有走西欧由封建主义通向资本主义的路径，从而与欧洲中心论及由此派生的泛化封建观划清界限，昭显出人类历史发展的纷纭多姿图景，即：
（西方）氏族公社所有制一奴隶制所有制一封建制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东方）氏族公社所有制一亚细亚农村公社所有制东方专制制度亚细亚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从未以“封建主义”界定中国、印度等绝大多数非西欧国家的前近代社会形态。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提出两个重要判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地主经济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故11—17世纪的印度不是封建社会。而秦至清的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地主经济和君主专制下的官僚政治发育得更为充分，更不能与以领主经济、贵族政治为特色的封建社会混为一谈。
“封建”名实考辨，直接关涉当代中国历史的起点问题。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区别于欧美日本，与中国前近代社会形态的“非封建性”区别于欧美日本前近代社会的“封建性”直接相关。把握这种差异，有助于认识世界各国社会现代转型路径及方式的多样性，有助于认识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特色，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优势与缺陷，皆寓于此种特色之中。
上海财经大学张雄认为，历史转折论、历史价值观，对理解中国当下的历史变革非常重要。深层次地去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指向，考察社会形态理论背后的历史价值观，实际上就是实践的转变。打开西方的学术传统，打开我们中国的学术传统看，最大的问题还是诊断什么是历史的问题上，不同的哲学基础所发出的，尤其是不同的历史哲学所发出的不同的历史价值观就有不同的结论。
对历史价值观的分析有三个界面：第一个是历史价值观的构成。历史价值观的基础是历史的事实，任何价值判断都离不开事实判断，事实判断主要是去追溯、去考察、去研究历史的客观性，历史的客观因素，类似于历史的质料，历史的物质因素，历史发展的客观联系，客观关系，以及历史主体的客观需要等等这些方面，这是价值判断的前提。对事实判断的分歧必然导致对价值判断的分歧。
第二个构成是历史认识的界面，它主要是回答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真理与谬误，进步与倒退，善与恶的判断问题，尤其是历史的主观因素，主观性的介入，而更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历史的选择，历史的观念，历史过程的设计，尤其康德讲的历史的计划，历史的抽象，历史的道德评价，历史的哲学评价等等，这是在历史的认识层面上的历史的价值判断依据。
第三个构成就是从历史实践界面上来回答历史价值观的问题，评价什么最关键还是导引行为、行动，以及应当如何的问题．所以在历史价值观的三大构成里面，历史的实践界面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可以由事实上升到价值，由价值转化为实践目标，这是一个完整的历史价值观的构成。
历史转折这个特殊的历史形态，跟历史平原时期，更加凸显的价值在于，往往在重大转折时期，历史的本质最容易显现，而且是人对历史的创造性的本性的东西最容易显现，历史往往在悲剧中实现转型，这些重大的历史哲学的东西都是在历史转折的时候被发现的。今天我们在考察历史转折这个范畴上，不能简单地把它翻转为一个社会转型的概念去理解，虽然社会转型概念是理解历史转折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历史哲学的历史转折回答的是，我们要去发现历史的实践主体，这个主体为什么要挑起历史转折呢，那是因为，历史变革的原因就是新需要的提出和对新需要的满足，在这样一个基石上来理解它，就得出历史自觉的问题，即把历史的客观的需要上升到社会发展的逻辑，这就体现了康德所讲的自然的历史进化和人类的历史进化两者怎么统一的问题，也就是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的主观性两者怎么统一的问题。
同样是历史转折，如果我们割裂了历史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必然要导致唯意志主义的价值观上的幻灭。我们现在到处充斥着培根的四假象，或者到处充满着一些感觉上的碎片，以及在这些碎片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些幻觉的东西。割裂了历史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必然导致历史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所以尽管社会在转折，有的人根本不理会，过着只追求当下的纸醉金迷的物质主义的拜金主义的生活，也有人把自己的心性朝向过去，朝向历史，完全推崇一种复古主义的态度，还有人把眼界朝向未来，持一种乌托邦主义的态度来对付当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构造的历史价值观对历史转折的看法，首要的特点就是对历史的理解在时间坐标上跟西方传统的哲学家不同，他们都把历史理解为是过去的过去。而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在时间坐标上既有过去又有当下更指向未来，这一点正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最为重要的特点。第二点，马克思的历史价值观通向我们当下的历史转折的分析，导引着中国当下的历史转折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马克思历史价值观的核心判断，那就是人民观，就是人民概念，这一核心价值千万不能丢弃。这是我们跟西方的一个区分，他们的价值观来描述、理解、解释和表达历史的变革问题，最终还是资本的价值观问题。西方的学术在近代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总是完成着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市民社会被分解为两个通道，一个是经济共同体的通道，一个是意见领域，经济共同体所宣扬的共同性就是从中世纪的神性过渡到俗性，由俗性所提炼的价值通约主义，即是把传统的货币发展为近代化的资本，一旦把货币转化为资本以后，人的心向和制度，整个社会的设计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样一个经济共同体所引发的、所构建的就是资本帝国主义，在这一点上，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家，也没有走出其历史观上的局限性，黑格尔就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存在，按照西方近代化发展，一直到当代，就是一个市民社会总体的发展概念，它的意见世界里面，构造的就是民主和自由的合理性、合法性的政治上的确认。遗憾的是资本的内在的否定性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制度的发展不可能是完善的，而且是内在危机的。
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认为，冷战前后东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卡夫丁峡谷无法完全跨越”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丁马克思早年对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的科学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唯物主义中有关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开始受到学界的再度关注。它足以引发的学术讨论是：我们尽可以把“五形态”理论视为一个假说甚至是斯大林的个人意见，但被历史发展进程所日益证明了的马克思早年社会形态论，是否就真的全无根据和全无意义?如果奴隶制的要义体现为“奴隶制商品经济”，那么，中国历史上这一环节的缺失，是否在文化和心理上就埋下了足以导致第二次商品经济大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流产的基因?当下中国鼎沸的劳资对立情绪与传统文化中“为富不仁”和“不均不安”等强势舆论，是否全无关联?而没有雄厚资本积累的社会主义是否还是马克思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这些问号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更深刻意义，还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的开发。
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价值观，唯物史观对科学的历史价值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辩证统一的关系上。第一个就是唯物史观输入给科学价值观以历史的客观性与历史主观性的辩证统一，由此而上升到第二个即历史的绝对性与历史的相对性的辩证统一，第三，再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那就是历史的普遍性与历史的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四、在社会变迁中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叙事
吉登斯曾经说过，“现代性的各种主要特征直到今天还在黑暗中藏而不露”；哈贝马斯也强调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设计。我们面对现代性问题，必须突破西方话语的前提预设，也必须突破我们对现代性理解的前结构。在本质上和现实性上，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是中国自我认识的过程，是中国历史重新发现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性思想重建的过程。
中山大学荣剑认为，马克思的国家和社会理论，以及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均和会议的主题有着直接的关系。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是关于社会构成（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其中既有着对于人类社会一般规律和普遍道路的看法，也有着关于社会特殊性和特殊发展道路的思考。但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至少在两个层面上有待于深入。一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论述所针对的中国或东方社会的现实和历史情境与中国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所处的具体国情是有重大差异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是不可能充分预见到中国社会变迁的实际情况，这意味着对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关于东方社会的基本论述应有一个前提性的或限制性的边界，也即是需要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来重新比较和反省马克思所提出的那些理论问题。如马克思关于在农村公社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显然无法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求证，更无法在中国的现实变革中获得展开。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思考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是否具有学术有效性?或者说，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应当在何种前提下进一步展开以获得符合中国实际要求的内涵?二是，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思考，体现着对他以前的社会形态理论的一个重大修正，即对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修正，用马克思反驳米海洛夫斯基的话来说，他反对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关于人类社会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由此把握在不同历史环境中所产生的完全不同的结果。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在方法论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如何体现或运用马克思的这个方法论，显然需要重新做起。这就需要重新研究中国的历史，并在研究中国历史的前提下展开对中国现实的研究。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一个切入点是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因为中国社会性质是中国社会特殊性的根本依据，也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前提。从中国封建主义和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历史悖论中，阐述中国历史上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分期问题，从理论上概括这两种制度安排的不同性质以及它们在中国历史上所起到的具体作用，重点在于探讨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中国道路，由此进一步引发对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的重新思考。
研究中国历史，理论界不仅在如何认识、界定或判断中国社会性质、社会阶段和社会转型诸方面存在着巨大分歧，而且在如何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制度绩效时也存在着巨大分歧。如长时期来史学界就有这样的共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这两个判断是因为中国自近代以来的所谓的落后状态而引起的，中国晚于西方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这个事实被普遍地解读为是由中国内在的“制度惰性”所造成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评价是不符合中国在帝制时代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实际发展水平。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的文明化程度，包括技术、识字率、城市化、科层化等方面，均比欧洲进步，这怎么能说中国长期停滞呢?不能把19世纪以来欧洲的发展作为一个评价尺度来评价中国在此以前的社会发展状况，就如同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技术标准来评价古代人的技术水平。
历史观作为历史的事实判断，是历史的科学观。历史研究领域的所有重大分歧，最终的根源均是来自于历史观的不同。在历史观和历史的科学认识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定的关系，它具体表现在：面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是以既定的历史观，哪怕是科学的历史观去剪裁历史?还是从历史事实出发去研究历史?是以逻辑出发研究历史，还是从历史中发现逻辑?这个原则对于我们长期研究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学者来说，可能就是个常识，但就是这个常识，在我们的历史学和哲学的具体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相反，很多时候是在违背这个常识的前提下进行推理和论证的，由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并把这些错误的结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历史价值观是历史的价值判断，是按历史应有的性质和尺度来衡量历史，是价值对历史的规范，是历史的伦理学。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历史评价的主要标准不是先验的和超历史的，价值判断是基于事实判断，人们只能根据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来评判历史。这样来理解历史价值观的实质，可能并不会产生什么分歧，分歧往往产生于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中用何种标准来评价历史，因为对于相同的历史现象会有大相径庭的评价，在这个时候，哪种评价更为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呢?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起一个宏阔的历史视野，即形成整体的长时段的大跨度的观察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在历史的客观分析中建立起历史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
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是历史哲学范围内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作为一个理论研究者。不能仅仅限于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思想运动，而是要从基本的理论出发，着眼于具体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应当从现实的问题意识出发，着眼于对中国现实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诸种问题的探讨。历史研究最后应当落实在现实研究上，历史叙事直接的就是现代性叙事．因此，从对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的一般性研究出发，必须有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有一个概念的具体再现的过程，这就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叙事和现代性叙事。
中国近30年来哲学和史学在中国的社会变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就时，依然没有建构起一种自主的历史叙事模式，也即是说，中国历史还需要重新发现。柯文在2。多年前试图用一种“中国中心观”来挑战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史学关于中国的若干历史解释模式，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黑洞里尚未进入豁然开朗的时刻，柯文具有这样清醒的历史意识并着力于在西方中心史观的强大语境中开拓出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的路径，的确令人深省。从柯文的主题中可以引申出这样的认识，中国从晚清新政以来的思想变迁，基本上是在西方中心史观的话语导向下进行的，依赖于西方的思想、观念和各种理论模式来预设自己的理论前提，是在一种普世史观，即欧洲史观的巨大影响下来认识和评价中国的社会性质、制度安排及其现代转型，这不仅使得中国的历史编纂学长期丧失了自我的历史意识和自主的历史叙事，而且推动和扩展了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渗透，进而影响着中国的现代性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中国史观不是普世史观的特殊形态，它既是以中国为主体，也是以中国为对象的历史观，它是中国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思想基础，是以中国历史经验为依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同时也是中国自我评价的历史价值观。从中国史观出发，研究中国社会性质，划分中国历史时期，探索中国发展道路和明确中国社会转型方式，均应围绕着中国的历史前提和现实特点来展开。必须在中国的语境或“史境”中来研究中国问题。中国史观是中国的历史意识、历史经验和历史过程的综合表达，它旨在充分揭示出中国区别于欧洲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
中国和欧洲是世界史上两个并置的文明系统和历史系统，它们是在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动力机制下才彻底纠缠到一起，由此开始了中西之间的制度、思想和价值的冲突与交融。以中国史观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叙事和现代性叙事，不是将中国重新拉回到世界的中心以取代欧洲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地位，也不是通过建立和欧洲不同的历史观以制造新的中心和边缘的二元论，它是基于中国的历史特质和历史经验来设想中国的现实变革，是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前提下层开对中国未来的想象。
五、简短的感言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史，在历史和现实、地域和世界以及当代学术思潮风云际会的时空节点上，给思想家的理论创造提供了机遇。中国所走过的这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展道路、这条文化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神奇路径，毫无疑问为现代性的全球谱系增添了独特的乐章。而我们的学者要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对这一独特乐章做出具有中国话语的解读，要深刻揭示隐含其中的历史逻辑和理论意义，就必须在思想中把握我们的时代。科学的思想天才和表征时代精神的理论家，能否基于这样的高度提出意义非凡的见解，正如韦伯在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所指出的：“什么成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延伸到因果联系的无限性之中，这是由支配着研究者和他的时代的价值观念决定的”。实际上，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质、传统及其文化的价值判断、全球时代文明的多样性、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都集中到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根基和历史价值观上。这一现代性的中国建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才能确立历史的起点并得到合理的叙事。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组织召开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历史价值观”高级研讨会，其学术目标就是要为探询中国道路的学理基础确立唯物史观的基本分析框架，其思想立意就在于基于社会形态理论与历史价值观探讨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叙事与现代性的中国建构问题。可以说，“社会形态理论与历史价值观”的会议主题，构成了理解、分析和认识当代中国问题和历史逻辑的学术制高点。我们期待着学术界以此为契机，在马克思开创的唯物史观理论的指导下，真正自觉地实现话语方式与研究方式的转变，真正将学术植入我们存在其中的社会本质的那一度中。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北京 100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