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学派的产生和发展
——《创新与融合——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及对中国的影响（1957—2004）》第三章第一节
第三章 新经济史革命：计量学派
新经济史革命的序幕拉开后，这场革命就闪亮登场了。正如“历史学派”和“年鉴学派”分别与德国和法国相连一样，“新经济史”（New Economic history）是与美国联系在一起的。从1957年开始到2004年，“新经济史”已经历了47年的艰苦跋涉。47年中，它走过了风风雨雨，既被人追捧，也被人嘲讽。“新经济史革命”首先是以计量学派的面目出现的。到70年代，随着经济史学家诺思等对制度的重视和研究，新制度学派诞生。这个学派所使用的理论超越了计量学派所使用的理论，即提出了用以解释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理论。在新经济史革命刚刚开始时，新经济史又称“历史计量学”（cliometrics）或“计量经济史”（econometric history）[1]。历史计量学的说法始自斯坦利·雷特（Stanley Reiter）和休斯（Jonathan R.T.Hughes）[2]。Clio是历史女神（克里奥），metrics是度量，合在一起就是历史计量学。历史计量学的特征是将经济学理论和定量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在这一章，一方面说明新经济史革命的总体情况，另一方面详述福格尔和诺思的贡献。
第一节 计量学派的产生和发展
计量学派善于运用经济学理论、计量工具，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现象进行定量研究，以此来检验传统经济史研究中约定俗成的结论，该派代表学者是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Fogel）和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尽管诺思早期在计量经济史方面上的研究没有后期的新制度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影响大，但不可否认，其定量研究的方法属于计量学派的一部分。
一、革命：新时代来临
20世纪50年代，新经济史学家发起“新经济史革命”，直接原因是他们对当时美国经济史研究状况的不满以及对已有结论的怀疑。美国经济史学会成立于1940年，当时的许多经济史学家都是历史学家出身，因而对经济学理论和数学知之甚少，经济史著作中长于叙述而短于经济分析和数据处理。在新经济史学家看来，这种研究在资料和方法上都存在问题。首先在资料上，运用的数据有限，主要取自政府各个部门；其次，方法上以定性分析为主，对数据的收集和整理也仅仅是简单的分类和归纳，而且与经济学理论脱节。在经济史研究中，讲究的还是史料的考证和罗列，并依靠研究者的历史直觉构建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于是，在1957年9月由美国经济史学会（the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和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联合组织的在马萨诸塞州威廉斯敦（Williamstown）举行的经济史研讨会上，就“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问题，两位来自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翰·迈耶（John R.Meyer）和阿尔弗雷德·康拉德（H.Conrad）分别作为第一作者提交了两篇论文[3]。在署名迈耶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中，他们提出：经济学应该作为一门科学用以解释历史过程，而且除了考古研究外，经济分析工具在处理解释经济过程的历史资料时应起到一定作用。他们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历史学中的因果说明是可行的；第二，统计推理可以适用于历史事件，定量证据可以用来证实定性的历史假设；第三，从数量上把握历史事件是可行的，并应该把定量方法有意识地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去。在署名康拉德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中，他们通过运用经济学理论和定量方法，对美国南部的奴隶制赢利性进行了研究，并指出，那种认为美国南部奴隶制利润下降的传统观点证据不足。这篇文章为新方法的应用提供了佐证。
这次会议是经济史学科发展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实际上，早在两年之前，法布利肯特（Solomon Fabricant）就诚邀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出席这次会议。美国经济史学会欣然接受邀请，而且哈佛大学的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还是会议组织者之一。这次会议上迈耶和康拉德提交的两篇文章昭示了经济史学史上一种新潮流的发端，他们的新方法和新观点堪称经济史学界的燎原之火。纵观经济史学史，不难发现，在这次会议上，迈耶和康拉德对传统经济史的质疑导致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也就是诺思所言的一场“革命”。如果以署名顺序揭示二者贡献，那么可以说，迈耶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倡导者，而康拉德则提供了一个实用案例。经济史研究中的新方法和新观点让人震撼，尽管在20年后写给科茨（Coats）的回信中，迈耶说他们本没想推动一场经济史革命，并称自己是熊彼特、库兹涅茨、格申克龙的信徒[4]，然而实际上，当时对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辩论还是非常激烈的。
在这次会议上，罗斯托也提交了一篇论文：《理论和经济史的相关性》[5]。在这篇论文中，罗斯托认为，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的静态假设和方法不适用于历史研究[6]，因此历史学家应该予以抵制。但罗斯托没有据理力争方法论问题，相反，他表示了对这一问题的淡漠。罗斯托认为，像小说家的风格一样，历史学家的方法是自己的事情。与罗斯托不同，布朗芬布伦纳（Martin Bronfenbrenner）、卢夫（Raymaod de Roove）、诺思、俄林（P.G.Ohlin）等学者参与到罗斯托和迈耶-康拉德方法论之争中来。库兹涅茨对争论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根据他的记录，不难发现，当时争论各方歧义多于共识。一个主要的共识是对过分依赖经济学的担心。这个共识认为，经济学理论没有什么用途，因为它们很大程度上主要是从界定分明、相对抽象的市场关系中引申出来的结论，而经济史学家则必须强调影响市场体系运作范围和条件的制度变迁。那种过于理论化和模型化的做法是可怕的，不适用于历史研究。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新方法是一种简约主义的历史观，对于将经济学理论应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尤其是将经济计量模型和统计检验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持相当的怀疑态度。然而，也有一些历史学家欣然接受了这种新方法，比如诺思和格申克龙。总之，这个会议标志着一场经济史研究方法上的革命，标志着一种新方法的粉墨登场，而且这种方法还得到了例证。
作为姊妹篇的两份宣言会后出版。1958年，迈耶的方法论文章刊登在《经济史杂志》上，而康拉德的奴隶制文章则刊载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这为计量学派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也得到了更多的新经济史学家的呼应。1960年，美国普度（Purdue）大学的经济学家戴维斯（Lance E. Davis）说：“如果这门学科（经济史）还想完全停留在文字传统方面，那么除了继续把现存的史料拿来改头换面一下，除了延续经济学与经济史之间长达100年的脱节现象之外，很难看出还有什么指望。”[7]1960年12月美国普度大学发起了“经济史中的定量方法”学术研讨会，讨论了定量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虽然第一届会议没能找到足够感兴趣的资深学者来参加会议，但该会议极大地激发了人们运用计量方法来做经济史研究的兴趣，以至于这一学术研讨会成了年会。在这次大会上，首次使用“历史计量学”和“计量经济史”的说法。除了该大学的研讨班之外，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史讲习班（诺思）、哈佛大学的经济史研究所（格申克龙）、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史研究班（福格尔）、耶鲁大学的经济史研究中心（威廉·帕克，William Parker）、威斯康星大学的经济史研究生计划、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史跨学科计划、加州伯克利大学与斯坦福大学合办的经济史讨论班中都有学者运用计量方法研究经济史。而且，作为培养经济史研究生的中心，它们都致力于或者鼓励计量经济史的训练和研究。
在这些呼吁和践行之中，计量学派获得了极大发展。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计量经济史研究的行列中，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大，对理论和方法的讨论也日渐深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开始问世。这些著作的总体特点是：利用了传统经济史学家忽略的数据资料；应用统计学、计量学方法；应用经济学理论。在新经济史研究的范式下，许多传统问题，比如奴隶制问题、内战与工业发展关系问题、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联系的问题等，都受到新经济史学家的挑战。道格拉斯·诺思在《美国经济评论》1963年3月号上撰文说，“即使粗略地研究一下美国经济史中得到承认的那些‘真理’，也可以发现有许多东西并不符合起码的经济学分析，而且从来没有（也经不起）用统计资料做检验。人们已经开始重新评价许多重大问题。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奴隶制是否是无效率的问题、铁路对19世纪美国的经济发展是否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的问题以及内战对加速美国工业化的重要性问题，都只是批判性研究的代表，而且，它们在重新评价经济史的过程中只是开了一个头。”[8]他还强调，美国经济史研究已经出现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由“新一代经济史学家”发起的，他们“对传统的美国经济史解释产生了怀疑，认为新经济史须以良好的统计资料作为坚实的基础” [9]。同年，福格尔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也发表文章：《新经济史初探》。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新经济史和传统经济史（福格尔称之为旧经济史）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他说，“使用数据信息，当然还有别的方面，新、旧经济史显然是一脉相通的。不过就兴趣而言，以往的经济史学家主要限于阐述从标准史料中发现的数据，并或多或少保留了原来的形式，很少进一步改造这些数据，因此无法阐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分析概念’，另外，旧经济史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限于计量那些可以直接计量的东西，至于那些只能间接计量的东西，他们常常是从定性角度、而很少从定量角度加以讨论”[10]。进一步，福格尔指出：“新经济史研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作为计量基础的理论在逻辑和经验上能否得到验证。在这方面，恰当地设计模型是极其重要的。”[11]
1964年，福格尔躬行己说，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12]。这部著作运用“反事实度量法”推算出了铁路在美国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结论是，如果没有铁路，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至多减少3%。铁路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并不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反驳了罗斯托的“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不可分割”的论点。这一年，康拉德和迈耶也有新动作，推出了《奴隶制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史论文集》（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and Other Studies in Econometric History， 1964），大大加强了新经济史研究的阵容。1965年，福格尔进一步强调，新经济史要坚持定量研究方法，“重新建立起过去曾经存在但却没有发扬的计量方法，强调重新组合原始资料，使之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得到计量处理，强调去发现那些无法直接计量的经济现象。”[13]普度大学的经济史讨论年会继续举办，1961-1966年间在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代表了美国经济史研究的部分成就。很多新经济史学家都在会议上提交了论文，比如福格尔、诺思、戴维、帕克、伊斯特林、高尔曼等等[14]。
对计量学派的反击和质疑是混乱和胆怯的。老一代学者由于畏惧年轻学者所使用的数学工具而不敢贸然提出挑战。事实上，相当于已经自动放弃了挑战。不仅如此，由于投稿问题，传统经济史学家和新经济史学家的正面对抗不可避免。戴维斯向《经济史杂志》投稿遭拒后，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他和一些年轻学者四处请愿和组织会议。论文终于在1960年发表。同时，也引发了编辑人员的调整。原来的《经济史杂志》编辑被诺思和帕克替代。而自从诺思1960-1966年成为《经济史杂志》联合主编以来，《经济史杂志》刊登了越来越多的新经济史论文，而由迈耶担任主编的《企业家史探索》（后来更名为《经济史探索》）杂志则完全成了新经济史学家的天下。
总之，通过新经济史学家的奋斗，新经济史研究的阵容大大加强。到60年代中期，新经济史已经占据了美国经济史研究学术阵地的中心。而且，在国际经济史的学术会议上，这些年轻的美国学者开始向世界各地宣讲他们的理论学说。1969年6月，科克伦（Thomas C. Cochran）撰文说，新经济史研究已经是国际经济史学界一支具有挑战性的力量，它正通过国际经济史学会的会议向美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和国家扩大其影响[15]。
二、转向：定量方法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主流
计量学派的出现导致了经济史研究的转向，这种转向以定量方法成为主流为标志。为什么计量学派会取得成功呢？或者说为什么定量方法可以成为主流呢？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定量方法代表了科学化诉求，因而符合了当时一些学者的偏好。19世纪末以来，通过一种科学化的手段来认知世界和社会，成为很多学者的普遍性偏好。而科学化的标志就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用于经济史研究上，那就是计量学派所倡导的那种方法。实际上，在早期的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领域，许多学者都抵制实证主义，反对过分重视计量和计算。尽管也有一些学者偏好数据的整理和某些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但在整体上，定量方法不是主流。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的开创者，他不仅是政治经济学家，同时也是道德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在论证其经济思想的时候，很娴熟地运用了历史。在其著作中，可以观察到其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因此，《国富论》既可以说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也可以说是一部经济史著作。到了李嘉图时代，经济学的数理化倾向明显。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的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16]。自此，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实证主义成为一种主导方法。这种方法强调通过对经验现象的归纳和因果推理及对相关变量的必要简化得出理论的前提，然后运用逻辑推理得出假定并依据假定对未来做出预测，再以经验事实来对预测的正确与否做出检验，即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假设-演绎模式”。很多学者偏好这种模式，认为其是科学化的象征。当然，这种“科学”模式势必也要影响经济史研究，计量学派的兴起可以看成是这种影响的结果。
第二，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年轻学者的偏爱，倡导者也鼓励年轻学者运用复杂的技巧投身到经济史研究中。而且，社会对这种偏好给予了认可。年轻学者认为，传统经济史研究的套路已经过时，也没有什么用处。经济史无需关注政治、社会、组织、制度等大的主题。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是某些历史规律在主导，也不是制度演化之结果，而是无数原子一样的个体汇集起来的宏观经济故事。基于这样的理念，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可用，定量方法可用。而且，据此还可以写出新奇的论文。计量学派出现以后，社会很快就对此现象表示了认可。各个大学的经济史研究机构纷纷关注这种变化，并投身其中。采用新经济史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青年学生也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工作。这些都促进了计量学派的发展，也使得定量方法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主流。
三、核心人物：福格尔和诺思
罗伯特·W·福格尔（Robert W.Fogel）和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是新经济史革命中最有成就的两个人。在计量经济史方面，福格尔的成就更大一些。福格尔被公认为美国计量经济史大师。他开创了计量学派，即用经济学理论及计量方法来解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他的《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4）代表着“历史计量学”或“新经济史”的成就。他还创造了“反事实度量法”。该法受到很多学者批评，对此他坚决予以维护。他指出，实际上，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反事实度量法”的思维方式。只不过没有人明确提出或者上升到方法论高度而已。在围绕新经济史方法论而进行的激烈辩论中，福格尔矢志不渝地为自己的方法辩护。他与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L.Engerman）合著的《美国经济史的重新解释》（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Harper Row，1971）和他与埃尔顿（G.R.Elton）合著的《“科学”的历史与传统的历史》（“Scientific”History and Traditional History；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即为证明。1974年，他在解决了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问题之后，又与恩格尔曼合作，花费了巨大的精力，重新研究了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Time on the Cross：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Little，Brown Co.，1974）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富争议的一部著作。该书继续了康拉德和迈耶的研究，反驳了奴隶制经济上无效率的说法。福格尔认为之前的大多数学者都持有种族主义立场，因此，没有仔细推敲便妄下断言。传统观点是错误的，奴隶制不仅是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而且如果不借助超经济力量（战争或者政治力量），奴隶制不会自行崩溃。如果说福格尔对经济史的贡献仅仅是以引起争论的方式重新解释过去，那是不全面的。事实上，除了这些研究之外，福格尔还在数据整理和挖掘上作了大量工作[17]。这些数据一方面支撑了他本人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为他人研究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福格尔和诺思一起分享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福格尔的获奖原因是他应用经济学理论和定量方法，更新了经济史研究局面，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代。福格尔尝试着把经济学、数学与历史资料结合起来，从而更加深刻地观察历史，研究历史。他就像历史研究领域的考古学家，尝试着把可得到的任何蛛丝马迹整合起来，并且借助于理论，把经济发展历史复原出来，他也像历史研究领域的侦探，面对既有重构历史所需的真证据也有混淆视听的假证据，或者是包含了记录着思维定势、思想倾向的伪证据的历史资料现场，希图理顺历史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呈现出一个理性、自然、不包含意识形态的真正历史。对此，后人评价甚高。新经济史学家戴维斯（Lance Davis）在《福格尔教授和新经济史》一文中指出，“什么是新经济史？它想做些什么？它的前途又如何？在福格尔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对前两个问题哪怕是部分的答案和对第三个问题的若干提示”，“福格尔教授的著作无疑为这门科学的形成贡献了许多新东西，并贡献了一部分优秀内容。” [18]
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C.North）在“新经济史”（计量学派）方面的贡献集中在他的早期研究生涯中。诺思于1966年出版的《1790-186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 to 1860；Prentice-Hall，1961）和《美国往昔的经济增长与福利：一种新经济史》（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past：A New Economic history；Prentice-Hall，1966），使他成为计量学派的主要开拓者。他和福格尔一道，反对纯叙述的经济史研究方法，主张经济史学家应当摈弃史学叙述的含糊性，应该用当代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借助于社会科学对历史重新作出细致的、系统的解释。他认为，以往的经济史研究都属于传统经济史研究范畴，而借助于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方法的经济史研究则为新经济史研究。诺思在阐明和传播新经济史上起到了主要作用。60年代，他是这个学科的领袖，1960-1966年他参与主编了《经济史杂志》，从而使这本经济史刊物成为自觉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史的一个重要阵地[19]。在此期间，诺思还发表了大量的关于新经济史的论文。比如，《美国经济史的定量研究》（1963）、《经济史现状》（1965）、《经济史》（1968）等。总之，诺思与福格尔一样，也是20世纪60年代推动新经济史革命的主要人物之一。
专栏3-1 福格尔及其经济史研究
罗伯特·W.福格尔的父亲是俄罗斯人，后来移民到美国。福格尔1926年出生在纽约市的布朗克斯。福格尔的父母都是很有爱心，很乐观的人。他们培养了他乐观的人生观。福格尔的父亲1922年来到埃利斯岛（外来移民到达纽约时最先到的地方）时，身无分文。到1929年，他的父亲通过资本积累开创了自己的第一个企业。到1939年，尽管大萧条已经开始，他父亲却拥有一个雇员超过100人的企业。福格尔有一个哥哥，大他6岁。他的父亲希望儿子们经商，但是福格尔和他的哥哥都没有选择这条道路。福格尔的哥哥是一个很成功的学生，在中学和大学学习都很好。福格尔的学习受到哥哥的影响。哥哥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在福格尔的成长过程中他总希望模仿哥哥。福格尔上的高中是施托伊弗桑特高中，那是纽约市的三所培养科学家的高中之一。福格尔当时的兴趣是物理和化学。因为，他曾经梦想着做一名科学家。他打算去加州理工大学跟一个若干年前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学习。但他的妈妈不同意，不让他去那个三千英里之外的地方，而是希望他去哥伦比亚大学。哥哥建议他去康奈尔大学。这所大学离福格尔的家乡纽约只是一天的火车。从1944年到1948年，福格尔在康奈尔大学度过了四年美好时光，获得了学士学位。而且，在这里，福格尔的研究兴趣从物理和化学转到了经济学。吸引福格尔学习经济学的是国会、媒体以及他的老师对大萧条时期的大规模失业将会重新出现的担心。当时的办法就是凯恩斯的解决方案，即政府干预经济。福格尔从此想更多的了解经济问题，想知道人们能够做些什么才能解决经济问题。
福格尔很喜欢历史。他的初高中都有很优秀的历史老师。他们活泼生动的讲述让福格尔体验到沉浸在历史之中的愉悦。而且，更为幸运的是，他的硕士和博士期间的主要老师都对历史感兴趣。特别是西蒙·库兹涅茨，他指导福格尔写论文。库兹涅茨于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是继简·丁伯根（荷兰）、拉格纳·弗里希（挪威）、保罗·安·萨缪尔森（美国）之后的第四个获奖者。库兹涅茨出生在俄罗斯，20岁时来到美国，20年代晚期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与国民经济研究局的创始人米切尔等人一起工作。米切尔也很侧重经济学的历史方面。国民经济研究局认为历史是证据的来源也是对可能的经济发展作出预测的根据。福格尔也很喜欢经济学理论。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并于1860年获得了那里的硕士学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也有很好的理论老师。例如，另外的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82年获奖）乔治·斯蒂格勒（G. Stigler）。斯蒂格勒对福格尔很看重，而且很高兴福格尔把经济史和经济学理论结合在一起。
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铁路的发明，并告诉福格尔这个问题还没有人认真研究过。福格尔说他喜欢做这方面的研究。于是，他的硕士论文就是以联邦太平洋铁路为主题。对铁路的兴趣并没有就此中断，在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他的博士论文仍然是要研究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1963年，他获得了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1964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1965年在那里任经济史教授。福格尔研究奴隶制是很偶然的。促成因素是编辑《美国经济史的重新解释》一书。该书打算搜集大约30篇最优秀的利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研究经济史的文章，并将这些文章分成9部分，其中一部分是研究奴隶制经济学的。斯坦利·恩格尔曼和福格尔给该部分写了一个很长的导论。在完成这部分工作时，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奴隶制是否赢利，南方奴隶制的经济增长是否比北方快一些呢？于是，他们在导言中就思考，计量经济史学家下一步该研究什么？他们的回答是，计量经济史学家应该研究一下奴隶制的效率比自由农业到底低多少？为了开辟这条道路，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决定做点简单的计算。对计算结果的初步预想是奴隶制的效率至少要低50%。但计算的结果显示，这样的预想是不对的。奴隶制的效率并不低，而且要比自由农业高。他们被这个结果震惊了。他们以为肯定是计算错误，才导致结果与常识相悖。然而，经过更加仔细的考虑和计算，结果发现，奴隶制的效率的确要高。
奴隶制的研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也引发了争议。一方面，对证据本身的争议；另一方面，对这项研究的争议。他们的工作有时候被别人不理解，有些人认为他们疯了。然而，这是一个集体成果。每个人都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开始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的结果不对，可是，大家最终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辛劳。因为这并非一个孤独的学者突然发现的亮光。这项研究也花费了大量劳动，运用了各种技能。不同的人贡献了不同的专业知识，而且，研究结果是建立在缜密的研究之上的，没有任何一个参加研究小组的人在结束时候说：“开始时我就知道结果。”
总之，作为新经济史革命的重要人物，福格尔对美国经济史上两个重要主题作出了独特分析：一是对美国铁路的研究。在很多学者看来， 19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主要归功于铁路。但福格尔用大量的历史数据得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铁路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不到3%；二是对美国奴隶制的研究。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双方开始了内战，其核心就是废除奴隶制。许多学者认为，奴隶制是效率低下、无利可图的。而福格尔以令人惊讶的数据说明：奴隶制是高效率的，活力极大的。如果不是南北战争，南方种植园经济和黑人奴隶制是不会自动崩溃的。福格尔作为新经济史革命的开拓者，为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变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资料来源：根据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访谈录翻译稿整理，参见http://beidouweb.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7685。
四、计量学派的成就
计量学派取得了很大成就。主要分为两个大方面：第一个大方面就是对奴隶制的研究。奴隶制之所以成为研究重点，在于其支配着美国历史的许多部分，其是殖民地时代许多繁荣的基石。奴隶制是南北战争前美国南部许多财富和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南北战争——的根本原因。在奴隶制废止后的130年，奴隶制的一个可怕的残余——种族歧视——仍然遗留在美国社会。因此，学者们对奴隶制给予相当大的关注。代表学者主要有康拉德、迈耶、福格尔、恩格尔曼、兰塞姆（R.Ransom）、萨奇（Richard Sutch）、保罗·戴维（Paul David）、彼得·特明（Peter Temin）、加文·赖特（Gavin Wright）、安场保吉（Yasukichi Yasuba）等。
早期对奴隶制赢利性大小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尽管奴隶制产生了正的净收入，但投资收益率却很低。查尔斯·西德诺（Charles Sydnor）以19世纪30年代密西西比州大种植园的账簿为基础，计算出投资奴隶的收益率为2.4%，大大低于当时的债券的收益率。因此，西诺德认为，使用奴隶虽然有利可图，但却不是一项理想的投资。但肯尼斯·斯坦普（Kenneth Stampp）认为西诺德的计算考虑不周，没有考虑土地和奴隶的增值，如果考虑这些，投资收益率应为8.4%，高于5%-6%的债券收益率[20]。数年后，康拉德和迈耶对此又进行了详细的计算。他们把这个问题当作投资经济学中一个简单的分析性问题来解决：奴隶和其它任何有生产力的资产一样，能产生收入，需要保养，并且最终会磨损。运用“资产定价模型”是合适的。该模型断言：一个自愿的买主对一资产所付的价格会正好等于该资产在其预期寿命范围内产生的预期未来净收入流的贴现值。具体方法是，先计算雇佣奴隶的回报，然后扣除雇佣奴隶的费用和其它相关费用来计算净利润，这样就得出了雇佣奴隶的回报率。康拉德和迈耶把经济分为两个部门：第一个部门是产品生产部门，和男奴相关，生产棉花、糖和谷物；第二部门是生产资本品的部门，与女奴相关，在这一部门，女奴用来生产新的奴隶。然后，估计男女奴隶的回报率。男奴的回报率的计算是简单的。他们首先计算每个奴隶的平均资本支出，包括购买奴隶的所需资本支出和每个奴隶所占用的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的所需资本支出。接着通过计算奴隶生产的各类产品的总价值来确定每个奴隶所生产的产品的毛收入，扣除相应的奴隶生命维持成本和监管成本后就可以计算出每个奴隶给奴隶主带来的利润。根据他们的计算，每个男奴的回报率在5%-8%之间，而在贫瘠土地上生产经营的奴隶主可以得到的回报率是在2%-5%之间。计算女奴的回报率不仅要考虑奴隶生产产品的收益，还要考虑她们所生的新一代小奴隶从出生到出售这段时间的生产力、喂养和抚养小奴隶的成本、女奴所生的孩子的平均数量和出售价格。每一个女奴大约能够把5-10个孩子（小奴隶）喂养成活并被奴隶主出售。根据该情况计算，每个女奴的回报率在7.1%-8.1%之间。这样，位于贫穷地区男奴的低回报率可以通过贩卖幼奴得以补偿。这种推断得到了历史史实的支持[21]。当然，也不是没有学者对康拉德和迈耶的计算提出异议。有人认为男奴的收益率应从6%降至1.5%，也有人认为，康拉德和迈耶隐含假设了奴隶人口的年增长率为4%，而人口调查的结果只有其一半。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康拉德和迈耶低估了奴隶的收益率，比如福格尔和恩格尔曼认为奴隶的收益率大约为10%[22]。
南方的奴隶制与棉花种植联系在一起。棉花是一种符合世界需求、而且利润率极高的经济作物。为了获取来自棉花种植的更大收益，奴隶主在契约仆役供给下降的条件下，选择奴隶作为种植园的劳动力供给。种植园也并非仅种棉花，还生产粮食（玉米、白薯）。兰塞姆和萨奇估计，在拥有50个奴隶以上的棉花种植园，食物占作物价值的40%，而在拥有16-50个奴隶的棉花种植园，这个比例为50%[23]。棉花的效益要高于粮食，为什么还要两者都种呢？罗伯特·高尔曼（Robert Gallman）给出了分析：棉花和粮食种植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季节间是参差不齐的。玉米在棉花采摘季节 只需很少的劳动力，但在棉花几乎不需照料的季节却需要很多劳动力[24]。在传统经济史学家或一般公众看来，奴隶制和种植园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经济形式。其之所以被取消，在于它无效率。康拉德和迈耶对此结论心存疑惑。他们通过研究指出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奴隶主的利润率是不断下降的。奴隶制度无利可图的观点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奴隶价格不断上升并且其上升速度超过奴隶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上升速度。然而，价格的不同变化速度并不意味着利润率一定会下降，因为奴隶主完全可以通过提高奴隶的劳动生产率来维持先前的利润率。康拉德和迈耶通过计算奴隶的收益率，认为奴隶制是有效率的。土地扩张是大种植园不断盈利的关键。康拉德和迈耶对奴隶制的研究激发了更多学者的兴趣，安场保吉是其中一位。他指出，人们在计算奴隶带来的净收益时，不应该单纯考虑市场上奴隶的价格，而应该综合考虑培养这些奴隶的成本，即供养奴隶的净费用。通过他的计算和分析，证明奴隶制是切实可行的。奴隶的消极反抗（假装无能、滥用机器和牲畜、装病）或者是积极反抗（奴隶暴动）有可能降低生产率。但既便如此，也不能让奴隶制的盈余为零。19世纪最后三十年和20世纪开始二十年南方经济发展的停滞，不是由于奴隶制，而是由于内战所造成的破坏[25]。奴隶制研究中最具震撼效果的著作是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合著。1974年，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合著了《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26]。该书获得了美国史学界的最高奖励——班克罗夫特奖。它的基本结论是：“废除奴隶制似乎与道德和平等问题有关，而不是因为奴隶制不能带来很高的经济增长率。”[27]除了这些研究之外，还有萨奇对奴隶制的研究。他重新研究了福格尔和恩格尔曼著作中的数据来源，并提出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28]。
第二个大方面是对技术和生产力问题进行研究。从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英国工业革命讲稿》（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1982年出版）到保尔·芒图（Paul Mantoux）的《十八世纪工业革命》（1906年第一版），都阐述了工业革命中技术的作用[29]。他们的成果使人们认识到纺织机、蒸汽机和铁路这些新技术的产生对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工业革命或工业化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他们的分析大都是定性的，通过大量的史实让你认识到技术确实在工业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若想确切地知道这些新机器的应用对生产力到底有多大作用以及这些技术是如何在工业化过程中扩散的，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计量学派的经济史学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代表学者主要有威廉·帕克（William Parker）、泽文（Robert Brooke Zevin）、彼得·特明（Peter Temin）、保罗·戴维（Paul David）、福格尔、菲什洛（Albert Fishlow）等，他们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研究是试图对生产力增长做出解释，即衡量各种要素在生产力增长中所做的贡献。该类研究中最典型的是威廉·帕克和朱迪思·克莱因对小麦、燕麦和玉米劳动生产率的考察。他们以1840-1860年和1900-1910年两个时期为两个基准时期，并分三个大区（北部、中西部和南部）针对三种作物（玉米、燕麦和小麦）来搜集数据。通过研究发现，从1840-1860年到1900-1911年，燕麦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了363%，小麦增加了417%，玉米增加了365%。帕克和克莱因将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归因于三个因素：机械化、西向迁移和“科学”耕种。他们认为，用在犁地、种植、收获和准备将产品运往市场的时间上的变化，反映了机械化的程度，产量的变化反映了“科学”耕种，地区产量份额的变化反映了伴随西向迁移而来的农业活动的地区再分布。根据上述假定，通过因素分析发现，在小麦生产中，增长的60%是由于机械化生产，17%是因为生产地点的西向迁移，16%是因为机械化和西向迁移的交互作用，而剩余的7%是由于其它因素。机械化在生产期间和生产后期起了较大作用。燕麦和玉米的情况类似。帕克估计，产量增长的70%是由收割机和打谷机引致的[30]。帕克的研究证明了技术确实在生产力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另外一个研究则说明，除了技术之外，其它因素也在生产力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研究是由诺思完成的。诺思对16世纪到19世纪中叶这250年间海运成本下降50%进行了研究。他在研究中发现，新的机器设备在成本的变化中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下降归因于另外两个因素：海盗的消灭和市场规模的扩大。海盗的消灭使海军的数量下降，从而降低了成本；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若干中心市场的出现，从而降低了运输成本并极大地减少了船舶停港待货时间[31]。对生产力增长的研究还见诸于对特定产业增长的考察。这类研究中的典型是泽文关于1860年以前美国棉纺织业的发展。他指出，1816到1833年这段时间是棉纺织业早期发展中最有趣的一段时间。在该时期内，棉布的生产从840000码增长到231000000码，增长了275倍。经过研究，泽文发现，这一增长有1/3是由城市发展和西部人口增加引起的，其余的2/3是由于供给曲线的下移导致的。泽文用纺织机器的改进、棉花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和熟练技术工人的增长来解释棉布供给量的增长。然而，设备改进是所有因素里最不重要的，它只能解释棉布产量增长的17%，而棉花原材料价格的下降解释了产量增长中的28%，技术工人数量的增加则解释了22%[32]。泽文和其它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仅仅从新机器和新设备的角度、或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欧洲和美国主要工业的产量增长是有问题的，即用“技术”来解释欧美的工业革命是不全面的。正如福格尔所言：“如果首先着眼于研究机器，不但会低估需求在促进工业发展中的作用，而且会忽视劳动质量、技术供应、工业组织效率、规模经济等供应方面的决定因素。”[33]
第二类研究是对技术发明的传播和技术发明的净收益做出分析。对技术的作用及其发明传播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的有保罗·戴维和彼得·特明等学者。比如，戴维对棉纺织业中的生产率变化的研究。他估计：1833-1839年间，棉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以每年6.67%的速度增长。这一增长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每个工人能照管更多的机器，并且每小时能加工更多的原棉。在劳动生产率中，技术进步率为2.60%，与二战以来现代工业所取得的生产率增长率相等（或更大）。在这一进步率中，0.58%归因于劳动力质量和纺织机器的改进，而剩下的2.02%归因于干中学[34]。戴维还对收割机的传播过程进行了研究。收割机在18世纪30年代发明[35]，然而，在之后的20年里该技术传播较慢，直到50年代，才出现普遍采用收割机的高潮。为什么会如此呢？很多人的解释是含糊不清的。戴维则根据经济学理论给出了自己的精确分析。他从小麦价格和农场劳动力的数量入手，指出如果劳动力供给曲线比收割机的供给曲线缺乏弹性，那么小麦价格的上升就会导致劳动力价格相对于收割机价格上升，从而引致对收割机的需求。他还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为什么收割机是被农民购买而非租用。因为，租用收割机的成本是随着农田数量的多少而变化的，如果土地多，那么租用的成本就高。但如果自有收割机，那么随着农田数量的增多，单位成本将会相应下降，从而导致规模经济。由此，戴维认为存在某种阈函数，这个阈函数把农田数量、收割机价格与劳动力工资的比率相关联。通过他的计算，50年代初期农田面积达到46公顷时，采用收割机有利可图，到50年代中期，农田面积达到35公顷就可以采用收割机。正是由于采用收割机的所要求的农田数量不断降低而且越来越接近现实生活中的状况，才导致50年代收割机的普及[36]。特明对美国水力在工业化中的作用也做了说明。他认为，19世纪的制造商并不是按照经济学家预测的那种逻辑来选择动力来源。实际上，所选择的动力类型（水力或者蒸汽动力）与工厂地理位置有关[37]。另外，特明对无烟煤吹炉和焦炭吹炉的推广过程也进行了解释[38]。试图对个别发明的社会净收益做出评估的学者主要有福格尔和菲什洛等人。典型的研究是福格尔对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考察[39]。除了福格尔之外，菲什洛也多方面地研究了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铁路。菲什洛发现，铁路的社会储蓄额约为1.75亿美元，或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左右。这其中，农产品约占1/4，其它货物约占1/3，其余的反映在客运方面[40]。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外，还有高尔曼（Robert Gallman）对南方农业的研究[41]，来博格特（Stanley Lebergott）对劳动力在19世纪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研究[42]，以及戴维斯（Lance E. Davis）对资本市场演进过程的研究[43]，等等。随着时间的流逝，计量学派的研究主题越来越广泛。
1971年，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合编了《美国经济史的重新解释》（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该书包含了36篇文章，有些文章是从以前的出版物中选出来的，不过进行了重新修正和完善，有些文章是新发表的。共分9大主题，分别是：经济增长的类型、增长利益的分配、工业化的解释、新技术的扩散、教育投资、资本市场、奴隶制和内战（南北战争）、移民、城市化和西进运动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影响。作者几乎涵盖了所有在新经济史研究方面有成就的新经济史学家，除了编者之外，还有库兹涅茨、高尔曼、伊斯特林、来博格特、特明、泽文、帕克、诺思、戴维、菲什洛、舒尔茨、康拉德、迈耶、安场保吉、威廉姆森等人。可以说，这部著作是学者们运用定量方法重新解读美国经济史的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的总汇，代表了新经济史研究的成就。
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珊·李（Susan Lee）和彼得·帕赛尔（Peter Passell）出版了第一版的《新美国经济史》，该书包括了当时对美国经济史中有争议的问题的重大研究成果。其中，奴隶制的分析占据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1996年，由杰里米·阿塔克（Jeremy Atack）和彼得·帕赛尔合著的《新美国经济史》第二版出版。第二版是第一版的扩展，把后来的新经济史研究成就尽量纳入，但仍然不是面面俱到。第一版中被保留下来的内容得到了重组和改编。一些第一版没涉及的新的内容，比如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视角、殖民地时期的美国经济、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货币与银行业、新国家的对外贸易和商业政策、工业化、人口增长与再分布、工业结构的变化、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的考察、大萧条、政府干预等，被整合到第二版中。第二版中还尽量使用图形来表示数据和理论，这样可以在了解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同时，感受到经济学理论在分析历史问题上的重要性，体味到计量学派研究方法的魅力。
直至今天，计量学派的新经济史学家还保留着其基本法宝，即分析问题时引入经济学理论框架，并进行定量研究。计量学派经历了早期的辉煌和后期的分化。计量学派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诸多成就。当然，成就最大的是罗伯特·福格尔。
注释：
[1] 笔者认为，历史计量学不同于计量史学（Quantitative History，也称定量史学或数量史学）。计量史学是一个更大的范畴。
[2] Lance E. Davis; Jonathan R. T. Hughes; Stanley Reiter, “Aspect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0, No. 4 (Dec., 1960), pp. 539-547.
[3] John R. Meyer and Alfred H. Conrad, “Economic Theory, Statistical Inference and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17, No. 4 (Dec., 1957), pp. 524-544; Alfred H. Conrad; John R. Meyer, “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 Bellum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6, No. 2 (Apr., 1958), pp. 95-130.
[4] 这些学者代表了美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传统。
[5] W.W.Rostow, “The Interrelation of Theory and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17, No. 4 (Dec., 1957), pp. 509-523.
[6] 罗斯托认为，问题的根源是经济学研究中的“牛顿式方法”。把经济学隐喻成物理学还不如把其隐喻成生物学。物理学的方法自然不适合用于经济学研究。
[7] Lance E. Davis; Jonathan R. T. Hughes and Stanley Reiter, “Aspect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0, No. 4 (Dec., 1960), pp. 539-547.
[8] Douglass C. North,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3, No. 1, Part 1 (Mar., 1963), pp. 128-130.
[9] Douglass C. North,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3, No. 1, Part 1 (Mar., 1963), pp. 128-130.
[10] Robert William Fogel, “Discuss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4, No. 3,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y-six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ay, 1964), pp. 377-389.
[11] Robert William Fogel, “Discuss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4, No. 3,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y-six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ay, 1964), pp. 377-389.
[12] R. W. Fogel,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Johns Hopkins Press, 1964.
[13] Robert William Fogel, “The Reunification of Economic History with Economic The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5, No. 1/2 (Mar., 1965), pp. 92-98.
[14] Purdue University Dept. of Economics, Purdue faculty papers in economic history, 1956-1966, Homewood, Ill.: R.D. Irwin, 1967.
[15] Thomas C. Cochran, “Economic History: Old and Ne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4, No. 5 (Jun., 1969), pp. 1561-1572.
[16] 李嘉图擅长把复杂的经济现象高度抽象成很少的变量，然后通过对这些变量的解释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作进行诠释。熊彼特把这种将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倾向称为“李嘉图恶习”。
[17] 数据收集整理工作需要占用很多的时间、资源，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福格尔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时，都说服了学校领导给他大笔的研究经费用来做此项工作。
[18] Lance Davis,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II. Professor Fogel a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19, No.3 (1966), pp.657-663.
[19] Roger L. Ransom; Richard Sutch; Gary M. Walton, Explorations in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Douglass C. North, Academic Press.1982, pp.14-16.
[20] 两位学者的计算结果转引自（美）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赛尔：《新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328页。
[21] Alfred H. Conrad; John R. Meyer, “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 Bellum South”,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6, No. 2 (Apr., 1958), pp. 95-130.
[22] 参见（美）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赛尔：《新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331页。
[23] Ransom, Roger; Richard Sutch, One Kind of Freedom: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mancip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24] 转引自（美）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赛尔：《新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311页。
[25] Yasukichi Yasuba, “The Profitability and Viability of Plantation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Econ.Studies Quar., Sept., 1961.
[26] Fogel, Robert William; Stanley L.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27] R. W. Fogel, “The Economic History. I. Its Findings and Method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19, No. 3 (1966), pp. 642-656.
[28] Richard Sutch, “The Profitability of Ante Bellum Slavery: Revisited”,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31, No. 4 (Apr., 1965), pp. 365-377.
[29] 保尔·芒图是法国历史学家，生于1877年，毕业于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是一部研究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产生与发展历史的著作，在欧洲享有盛誉，有经济史“经典”之说。
[30] William N.Parker; Judith L.V.Klein, “Productivity Growth in Grain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840-60 and 1900-10”, I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Output,Employment,and Produ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1800,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vol.30.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6,pp.523-580.
[31] Douglass C. North, “Determinants of Productivity in Ocean Shipping”’, in Robert William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e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1971).
[32] Robert Brooke Zevin, “The Growth of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after 1815”, in Robert William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ed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1971).
[33] R. W. Fogel, “The Economic History. I. Its Findings and Method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19, No. 3 (1966), pp. 642-656.
[34] Paul A. David, “Learning By Doing and Tariff Protection: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Case of the Ante-Bellum United States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0, No. 3 (Sep., 1970), pp. 521-601.
[35] 美国工业家，发明家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1809-1884），1831年发明收割机。
[36] Paul David, “The Mechannization of Reaping in the Ante-Bellum Midwest”, Industrialization in Two Systems：Essays in Honor of Alexander Gerschenkron, Henry Rosovsky (ed.)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66), pp.3-39.
[37] Peter Temin, “Iron and Steel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An Economic Inquiry”, M.L.T.Press, 1964, chapter, 3.
[38] Peter Temin, “Steam and Waterpower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6, No. 2 (Jun., 1966), pp. 187-205; Peter Temin, “A New Look at Hunter’s Hypothesis about the Antebellum Iron Indust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4, No. 3,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y-six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ay, 1964), pp. 344-351.
[39] R. W. Fogel,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Johns Hopkins Press, 1964.
[40] Fishlow, Albert, American railroa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nte-bellum econom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1971 printing).
[41] R. E. Gallman, “Slavery and Southern Economic Growth”,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45, No. 4 (Apr., 1979), pp. 1007-1022.
[42] Stanley Lebergott, “The Shape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9, No. 3 (Jun., 1959), pp. 328-347.
[43] Lance Davis, “The Capital Markets and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The U.S. and U.K., a Comparative Stud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19, No. 2 (1966), pp. 255-2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