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周边地区的粮食运输
周边地区，包括东北三省、蒙古、新疆、甘肃、青海、西藏、四川、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居住区。一般来说，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方式与汉族人不同。他们多经营牧业，食物结构以羊、牛肉为主，配以少量粮食。完全不吃粮食的地方虽然也有，但比较少。粮食对于周边地区的人们来说，需求程度不如内地人那么大。或许就是这种原因，在以往对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研究中，很少专门涉及粮食运输问题。
实际上，生活在山区的少数民族，如云南、贵州、东北的人们，多经营山产，食物结构以粮食为主。生活在东北平原、新疆地区、云贵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人一样，食物结构也以粮食为主，并进行农业生产，包括种植水稻。此外，清政府推行逐放内地犯人到周边地区生活的政策，也促使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食物结构发生变化，增加了周边地区对粮食的需求程度。更重要的是，清代以来，汉族人大批迁往周边地区，开垦土地，种植粮食作物，使周边地区出现大面积粮田。生产的粮食，一部分向内地运销，以补充内地的粮食不足；另一部分向周边地区运销，使生活在边远牧区的人们，比较容易获得粮食，促成食品结构的变化，反过来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总之，清代前期粮食同样是周边地区不可缺少的商品，粮食流通也有其必然性。不过，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周边地区粮食运输方式，多采用车载、牲驮、人背的陆路运输，所以粮食运输量也受到影响。
本文准备对周边地区粮食运输状况，以及与内地粮食运输网络的联系作一考察，附带说明，文中只探讨民间粮食运输，不涉及官方采买和军粮。
1、东北
清代前期东北地区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奉天以北兴起了诸如吉林、宁古塔、齐齐哈尔等地，“商贾云集，竟为内地”的城市[1]。宁古塔“五谷俱生，惟无稻米”[2]。商人从奉天，经铁岭、开原，出威远堡门，运米至宁古塔。在这条商路上，“商贾车辆往来不绝”[3]。齐齐哈尔“稻米甚贵”，商贩从奉天，出法库门，经哲里木盟，运米至齐齐哈尔[4]。在黑龙江的游猎地区，每年春秋，汉族商贾驮载粮食等商品前往交易[5]。
山海关外，沿奉天西部各边门一带，是蒙古民族居住区，清初有许多汉族农民迁入，促进了这一地区农业的发展。卓索图盟土默特旗、喀喇沁三旗等地生产的粮食，集中于塔子沟、三座塔，蒙古商人车载马驮，经九官台、清河门运至奉天义州，由义州转运锦州，或经松岭子门直接运到锦州[6]。据山海关监督奏报，经过清河门、九官台的“蒙古客商贸易，随到随行，进口车辆，盈千累万”[7]。塔子沟的粮食向直隶永平府迁安县等地运销[8]。科尔沁三旗、郭尔罗斯二旗所产粮食，也由蒙古商人车载马驮，经发库门运到奉天。这条商路俗称：“八虎道”，是“商贩往来必由之路”[9]。据文献记载，奉天“各处边口皆通蒙古地方，其间买卖商民，以及蒙古车辆驼驮出入者甚众”[10]。
奉天义州是粮食集散地。早在顺治十一年就有人在锦州城，“见粟数百车，庾数千石，诸贾走集，俱贩自义州者”[11]。义州的粮食，或经锦州运到海口；或经宁远运入山海关、永平府等地。牛庄也是粮食集散地，从这里粮食“一舟浮二千石”[12]，海运天津、山东、江浙等地。辽阳州、岫岩厅、凤凰城“三处之人向来俱在牛庄买米”[13]。在奉天聚集的粮食，不仅海运直隶、山东、江南、闽广，而且陆运“河南、山西、陕西等省”[14]。
2、北边
北方蒙古南部各旗，清代前期出现大面积粮田。“蒙古一切衣食等物，大半买之内地。内地人持货赴边，日积月累，迄今归化城、八沟、多伦诺尔数处所集之人，已至数十余万”[15]。八沟、鞍匠屯“为各蒙古米粮总汇之区”[16]。归化、四旗、丰镇也是口外粮食集散地。这些地方“米多价贱”，其中“八沟厅为产米最广之区，较之四旗更为平贱”[17]。多伦诺尔是“众蒙古云集往来，顺便买卖”之地[18]，因距四旗较近，粮食多自四旗运去，“商贩搬运较多”[19]。蒙古南部各地的粮食，沿蒙古地区驿道，向北方广大游牧地区运输。多伦诺尔的粮食运往锡林郭勒盟，外蒙古车臣汗、土谢图汗部；丰镇的粮食，经鄂连诺尔，运往库伦；归化城的粮食，运往乌兰察布、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20]。蒙古游牧地区是草原，一般凡是有水有草的地方〔沼泽地除外〕，运输商品的牛车便可以直达牧民住的蒙古包。粮食通过这种渠道，运至牧民的蒙古包前销售。
蒙古南部各旗的粮食，除了向北运输之外，也输入内地。本来清政府不准“口外米谷”进口销售，怕蒙古人缺粮食[21]。但由于连年“口外收成颇好”，内地又需要粮食，所以粮禁也放开了[22]。“内地商贩前赴采买者多。”“直隶一省，向藉八沟粮石”[23]。“大都京城之米，自口外来者甚多”[24]。八沟粮食由大车载运，进喜峰口，至遵化州分销。遵化州“城铺民设有堆房，成总堆贮，零星发卖”[25]，亦可直接运往京师。四旗、鞍匠屯的粮食，则经古北口，运到密云等处。归化城是塞外“粟米聚会之所，五方辐辏之地，粜者必由此入，籴者必由此出。不论岁之丰欠，此其常事”[26]。该地粮食“较晋省内地为多，民食兵粮而外”，还有剩余[27]。这些粮食或沿黄河运往山西、陕西；或“由陆路则运至大〔同〕、朔〔平〕、宁〔武〕、代〔州〕等郡”[28]。宁远厅的粮食，由农户运到左云县城，卖粮买农具[29]。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地方，即河套也。”在乾隆时期由移民种植了大片粮田，与之接壤的陕西“榆林、怀远、定边、靖边四县，近邻边塞，土多沙瘠，即丰收之年犹取资于口外”[30]。到河套耕的农民“秋成驮运糜谷回至内地粜卖，向皆听附近州县与晋省商贩买运”[31]。也有蒙古商人到内地集市“以牛驴易换粮食”[32]。在这里“夷人汉人往来贸易，络绎不绝，不但彼此相安，亦且相资为生”[33]。
3、西北
宁夏府口外是阿拉善厄鲁特旗，蒙古商民“进赤木、黄峡、宿嵬三口，与宁夏城内民人交易”，以“羊只、毛毡、皮张、大盐易换布匹米粮”[34]。
青海蒙古游牧地，原在甘肃安西一带。“雍正元年，平定青海之后，蒙古悉移青海”[35]。官方在西宁府、丹噶尔城、大通县乌什沟、察罕俄博等处设立市场，青海蒙古人与内地汉人“互相交易”[36]。西宁府“每岁蒙古、番回自口外贸易而来者，络绎不绝”[37]。西宁的粮食一部分来自河州，“卫虽不产稻，而麦豆杂粮随地皆有……麦豆杂粮辇载驴驮以往西宁者，不绝于路”[38]。游牧于青海黄河以西和以北的蒙古牧民，把牲畜、盐等商品运到西宁、丹噶尔，易换粮食和布等生活必需品。游牧于黄河以东的青海蒙古牧民，就近到河州土门关附近的双城堡，“以牛羊求售，易买口粮、布匹等物”[39]。青海岛居牧民“于冬时渡冰入口，购办粮茶，足一岁之食”[40]。内地商民也带着粮食、布匹、茶叶等商品，前往“柴达木等远处”地区，与青海蒙古人贸易[41]。还有西藏商人也到西宁等地贸易。
甘肃西北的新疆地区，自乾隆统一，归入版图之后，就开始屯垦，到嘉道之际，北疆耕种面积已达一百数十万亩。粮食总产量不断增长，仓贮丰盈，足敷支用[42]。在南疆，也有开垦的农田，粮食自给有余。因此，新疆一般无需从内地输入粮食，民间粮食交易主要在新疆各地和蒙古地区。乌鲁木齐“粮贮饶裕，实为新疆之沃土”[43]。有人说：“天下粮价之贱无逾乌鲁木齐”，“载麦盈车不能得钱三贯”[44]。“绥来县其地产稻，粮米价皆廉，商民辐辏，庐舍如云”[45]。“伊犁四境，一望平川，地裕水广”，也是产米麦杂粮的沃土[46]。所以，北疆粮食运输以乌鲁木齐、绥来县为中心，向各地输出。古城西通乌鲁木齐，北通蒙古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那里 “不产五谷”，商民从古城“常川贩运米面”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地区[47]。在南疆，叶尔羌的谷物，“经常以驴子运送到喀什噶尔出卖。”阿克苏的粮食也运往喀什噶尔求售，同时还越过沙漠，运往和阗等地[48]。
4、西边
四川西北、西、西南部是少数民族居住区，不产稻谷，“各番收获杂粮，每户或收一石有余，或仅收数斗。”尽管受到大小金川战争的影响，但常年粮产不高，也是史实[49]。“保县至茂州以及松潘一带，重山复叠，田地甚稀，且率皆童山顽石，颇鲜树木。该处人民于山脚溪畔，播种青稞、荞麦等项，以资糊口。洵属地瘠民贫，全资贩运灌县等处粮石，以为接济”[50]。“松潘地处苦寒，鲜产稻谷，其食米全赖成都府属之灌县，龙安府属之江油、彰明二县商贩”[51]。商贩从灌县、江油、彰明运粮至松潘、茂州；或从甘肃文县，沿山沟经下阳、中阳、上阳三洞直抵松潘，“贩载货物”粮食[52]。也有商人从灌县，经汶川卧龙关，运粮至懋功厅等地[53]。茂州“土民每值八、九月间，即赴成都川东一带庸工，资其糊口，直至次年春末夏初，彼处可以播种，方始回窠”[54]。有人写道：“队队番夷作活来，连村绕舍总成堆。明年二月绵江口，负米呼猪打伴回。”作者说：“蛮人至冬月俱襁负而至，为人作活。一交二月即买猪、米，结伴归去。彼处常寒，难禁内地之热也”[55]。松潘西北的青海蒙古人，也到黄胜关贸易，又把运到松潘的粮食转输青海[56]。
雅州府打箭炉地方，“系通西藏要隘，往来蛮客赴炉贸易者，络绎不绝”[57]。打箭炉税关，“米谷向不征税”，乾隆二年也停征黄豆税[58]。说明打箭炉聚集一定量的粮食，藏民来炉交易，其中包括买粮食。巴塘、里塘与云南丽江府维西，及西藏各寨相通，各族商民“常在四川巴、里二塘所辖之擦栋安、安天柱各寨，及西藏所属之擦瓦岗、左工〔贡〕、波乌〔罗〕、曲棕、工布、渣峪〔察隅〕、扎玉滚、南墩、汉人寺、江卡、扎呀、黄连山等处，或与藏来之番商；或与川属之夷客”，相互交易。从云南维西，经康晋，达梅里村，与四川和藏属扎达盐井相连，云南少数民族居民“赴井买盐售卖，或对换油米等物，以资生计”[59]。
四川宁远府越嶲厅“山多田少，即终岁丰稔所产米粮尚不敷本地民食”[60]。彝族人“或种苦荞；或种黄豆，收获之余，杂以草茅木皮以充其腹”[61]。这一地区所需粮食，全靠商民从附近产粮地成都、嘉定、叙州等地贩入[62]。
5、西南
地处西南的贵州“夷多汉少”[63]，与之交界的川、湘、桂地区，也是少数民族居住区。那里“山多田少，所产米谷杂粮，恒不敷本地民苗日食”[64]。人们“撒种杂粮，历代相传，名曰刀耕火种，既无粪土，又泛池塘。丰稔之年，可收菽粟乔〔荞〕麦等项，稍愆雨泽，所获即少，往往为穷所迫”[65]。所需粮食由各省互相转输。松桃河流经黔、川、湘交界地区，沿河的茶洞地方是三省人贸易市场，川黔的“牛、猪、米、豆”，“舟中装载而来，亦极便易”[66]。“永绥山多田少，不产稻谷，一遇阴雨，城中不得米食。南与松桃路近，松桃地宜稻，于永绥南门建集，松桃民挑至集场发卖”[67]。沅江支流<氵舞>水，在贵州境称镇阳江，湘米沿此江运往贵州镇远府[68]。贵州的豆、杂粮也沿此江运往湖南。<氵舞>水是民族地区不同粮食品种交流的渠道。沅江支流清水江、锦水，也是“舟楫东来，商贾云屯”[69]。“苗人皆食杂粮，其收获稻米，除纳赋之外，皆运售楚省者也”[70]。黎平府古州江，经古州厅，下达广西怀远县，合于柳州融江，“贸易之人，多由此河往来”[71]。广西柳州等地的米价低于古州，“商贩米船来古者，络绎不断”[72]。
贵州贵阳“食米全赖定番、广顺”[73]，大定府威宁州，群山环绕，“止种杂粮，不产米谷。惟藉外贩米粮以资民食。”米谷由平远州，马驮运至威宁州[74]。
贵州与云南交界的民族居住区，“陆路多系崇山峻岭”，往来商贩“肩挑背负”[75]。这里运输的商品也包括粮食。
云南与广西交界地区的少数民族居住区，有驮娘江，流经广南府、广西西林，云南剥隘，至广西百色入右江。雍正年间此河开通，广西、广东商船“载货前来，沿河交易”[76]。粮食也当是交易的商品之一。
综上所述，无论是东北、北边、西北，还是西边、西南，所有地区的人们，或粮食自给有余；或自给不足；甚至不能自给，都要依靠粮食市场。尽管牧区少数民族的人们食粮很少，可是依靠粮食市场的程度，却更强于内地或其他地区，因为他们的粮食完全不能自给。除了不食粮食的地区之外，粮食完全自给自足，人们不依靠粮食市场的情况也是不多见的。
其次，周边地区的粮食流通渠道，与内地粮食运输路线相连接。如上所述，东北的粮食运路，从义州，经山海关，直通永平府，还可达京师，与运河相通。北边的粮食运路，分别经喜峰口、古北口，至直隶，达京师，也与海河水系和运河相接；或经杀虎口至山西；或从河套至陕西，粮食运路与黄河水系相通。西北甘肃的粮食运路，分别在东、西二个方向，与黄河水系相通；新疆地区的粮食运路，通过驿路，与蒙古、甘肃相接。西边的粮食运路，与长江水系相通。西南的粮食运路，经长江与洞庭湖相通；云贵的粮食运路，也与长江水系相连；云南、广西的粮食运路，与西江水系相连。因此，周边地区的粮食运输路线，不仅与内地粮食运输路线相连接，而且形成互通的网络。这样，周边、内地、沿海的粮食运路连接起来，形成清代前期全国粮食运输网络。而全国粮食运输网的形成，促使清代前期全国粮食运输的范围、规模，超过以往任何朝代，从而，带动了其他商品的流通，呈现封建社会商品流通的繁荣。
注释：
[1]张穆《蒙古游牧记》，科尔沁，咸丰，见《皇朝藩属舆地丛书》第三集，上。［清代前期东北诸城市已形成。］
[2]吴振臣《宁古塔纪略》，康熙，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
[3]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一，征榷六，第5138页。
[4]方式济《龙沙纪略》；西清《黑龙江外纪》，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
[5]参阅袁森坡《论清代前期的北疆贸易》，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6] 《清高宗实录》卷一七八，乾隆七年十一月丁卯。
[7] 《清高宗实录》卷三九七，乾隆十六年八月戊午。
[8]参阅袁森坡前引文。
[9]西清《黑龙江外纪》。
[10]詹事府伊尔敦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6辑，第381页。
[11]谈迁《北游录》，纪邮下，顺治十二年四月辛已。
[12]谈迁《北游录》，纪邮下，顺治十二年四月辛已。
[13] 《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二，康熙三十三年正月丙辰。
[14]牟昌裕《条陈时政疏》，乾隆，见光绪《栖霞县续志》卷九，艺文。
[15]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九四，理藩院，刑法。
[16] 《清高宗实录》卷一九六，乾隆八年七月辛卯。
[17]乾隆三十年十月初七日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6辑，第257页。
[18]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直隶总督李卫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876页。
[19]乾隆二十九年十月十七日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3辑，第1页。
[20]参阅卢明辉《清代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21] 《清世宗实录》卷一，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丁酉。
[22] 《清世宗实录》卷三五，雍正三年八月癸未；《清高宗实录》卷七六，乾隆三年九月癸亥。
[23]乾隆《口北三厅志》卷五，地粮志；杨锡绂《遵旨陈明米贵之由疏》，乾隆，见《四知堂文集》卷十。
[24]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庚寅。
[25]乾隆三十年九月十四日允祈、盛昌、公义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6辑，第96页。
[26]祁寯藻《马首农言》，见《秦晋农言》，道光。
[27]乾隆十九年十月初九日山西布政使多纶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9辑，第732页。
[28]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初二日山西巡抚和其衷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1辑，第110页。
[29]乾隆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山西巡抚和其衷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0辑，第842页。
[30]乾隆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署陕西巡抚台柱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2辑，第768页。
[31]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十九日陕西巡抚卢焯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4辑，第462页。
[32]道光《怀远县志》卷二，市集。
[33]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陕西巡抚陈宏谋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0辑，第106页。
[34]乾隆《宁夏府志》卷二，地里。
[35]乾隆二十年七月初四日甘肃布政使明德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2辑，第31页。
[36]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二四，青海和硕，载《皇朝藩属舆地丛书》第三集下。
[37]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陕甘总督黄廷桂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辑，第797页。
[38] 《秦边纪略》卷一，河州，乾隆。
[39]雍正三年四月初八日岳钟琪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4辑，第142页。
[40]徐珂《清稗类钞》第一册，地理类，该文记述清末事，但青海岛居人的生活方式似前期与后期变化不大。
[41] 《清高宗实录》卷六三三，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壬戌。
[42]参阅华立《清代新疆屯垦方式重心的转移及其意义》，载《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
[43]乾隆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陕甘总督杨应琚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5辑，第597页。
[44]纪昀《乌鲁木齐杂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
[45]祁韵士《万里行程记》道光。
[46]格琫额《伊江汇览》乾隆，见《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1990年。
[47] 《清宣宗实录》卷六十，道光三年十月丁已；卷一七二，道光十年八月癸丑。
[48]参阅陈庆隆《清代天山南北的贸易》，载《食货》第六卷，第三期。
[49]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初九日舒常等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7辑，第494页。
[50]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四川总督阿尔泰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9辑，第304－305页。
[51] 《清高宗实录》卷三○七，乾隆十三年正月已酉。
[52]雍正三年五月十四日刑部左侍郎黄炳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4辑，第343页。
[53]李心衡《金川琐记》乾隆，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八帙。
[54]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四川总督黄廷桂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2辑，第332页。
[55]林孔翼等《四川竹枝词》；陆箕永《绵州竹枝词》，转自秦和平《试折清代四川羌区农业的发展和劳动力问题》，载《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
[56]雍正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四川总督黄廷桂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3辑，第712页。
[57] 《年羹尧奏折专辑》第二集，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七日奏折，台湾版。
[58]乾隆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四川巡抚杨馝题本，见钞档。
[59]乾隆十八年三月十六日云南总督硕色等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辑，第820页。
[60]乾隆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四川提督岳钟琪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1辑，第455页。
[61]张瑛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7辑，第496页。
[62]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四川总督阿尔泰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8辑，第471页。
[63]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乾隆十三年三月是月。
[64] 《湖南省例成案》卷23，《户律·仓库》。乾隆十八年。
[65]乾隆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湖广总督德沛奏折，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中华书局1990年。
[66] 《湖南省例成案》卷34，《户律·市廛》。
[67]严如煜《苗疆风俗考》，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8帙。
[68]彭而述《重开诸葛洞碑记》，见乾隆《镇远府志》卷22，艺文考。
[69]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六，道光。
[70]爱必达《黔南识略》卷二十一，黎平府，乾隆。
[71]康熙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张文焕奏折，见《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4辑，第598页。
[72]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古州镇总兵韩勋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2辑，第450页。
[73]爱必达《黔南识略》卷一，贵阳府。
[74]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贵州巡抚定长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4辑，第9页。
[75]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十三日贵州巡抚黄国材奏折，见《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7辑，第391页。
[76]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尹继善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323页。
原载《史学月刊》1995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