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不义，死于耻辱——日本开拓团始末

　　“开拓团”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真正占领中国，日本向中国派来的组织，不光有军队，还有大量的移民。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期间，共派遣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开拓团”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的土地，然后再租给中国农民耕种，从而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离或在日本组建的12000多个“集团部落”中忍饥受寒，其间冻饿而死的人无法计数。

　　关于黑龙江方正县日本战争遗孤的资料：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机构及伪满当局设立的企事业立刻土崩瓦解。在这一历史的瞬间，分驻在东北各地的日本军队和散居各地的日本侨民害怕遭受报复，一片惊慌，漫山遍野乱窜乱逃，不知所措。此时的日本开拓团一般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因为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地处三江平原腹地的佳木斯、鹤岗等地的开拓团成员在断粮、疲劳和寒冷的袭击下，许多人选择了自杀。

　　1945年8月，黑龙江省方正县成为日本开拓团成员的聚集地。9月中旬，佳木斯附近的汤原、桦川、桦南几个县的开拓团民集体步行前往牡丹江，想在此乘火车回国，但是牡丹江的火车已经中断，这些人又折返至方正县境内。

　　准备经阿城前往哈尔滨的一些开拓团民走到方正县后再也没有气力往前走了，只好与先来这里的汤原、桦川开拓团民汇合，在方正县伊汉通乡吉兴村原当地开拓团遗留的房子里暂时住下。

　　由于战后秩序混乱，一个月过去了，滞留在方正县的日本开拓团民仍然没有看到任何船只。这时，一场瘟伴随着严寒悄然向他们袭来，一批批人相继倒下。没有传染到瘟疫的人在严寒和饥饿的打击下，也纷纷死去。

　　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双方政府开始着手为二战时期在华日本遗孤寻找血亲。大部分遗孤都回到了祖国，但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日本遗孤从中国带去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女很难融入日本主流社会。这些遗孤们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岁月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然而在他们的内心，这里却是一片陌生的土地

　　2002年9月23日，600余名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战争遗孤组成原告团，在日本东京都大田区民会馆举行“残留孤儿国家赔偿诉讼原告团结成总会暨誓师大会”，正式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就“弃民”政策作出反省和赔偿。

　　日前，据中国学者首次发现大量珍贵史料并研究证实，日本曾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纲领、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带有侵略性质的移民，最终目标是从1937年起利用10年时间，向东北实施移送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移民侵略计划。

　　五次大规模“集团移民”

　　“日本遗孤”现象早已清楚地证明日本对中国东北实施移民的侵略事实。不过，由于日本在二战战败后大批销毁了关于东北移民的大量文件，对有关方面澄清历史真相和研究这个问题造成了较大的困难。

　　中国著名人口学学者、吉林大学副校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王胜今教授，在日本人口学会会长、世界著名人口学家黑田俊夫的帮助下，用长达10年时间对“日本对中国移民侵略”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在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有关大学、研究机构、图书馆和地摊书市，有针对性地收集并整理了大量的文献、图表和统计资料，其中多数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文献都属首次发现。

　　据王胜今教授接受专访时指出，通过对各种资料的研究表明，日本对我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目的是把日本移民组织成强化的武装集团，侵入中国农民居住区，形成由日本人组成的特殊村落或“移民团”，以监视和镇压当地人民。“移民团”依其规模分为“集团移民团”“集合移民团”“分散移民团”，日本还把农家的次子、三子以下的未成年人集合起来，经过训练后派往中国东北，成为所谓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

　　在日本改造社昭和十三年（1938年）出版的《满洲移民读本》中，详细画出了日本移民侵入我国东北各地的区域分布图；而同年出版的《昭和十二年度拓务省辅助的自由移民一览》中，则详细列表公布了东北开拓团在各地分布的人数和户数。据了解，日本前期“集团移民”共分4次，分别侵入伪满三江省永丰镇、依兰县湖南营、滨江省绥棱县、牡丹江省密山县的城子河和哈达河等5地。

　　1936年，拓务省在对原有移民方式加以取舍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集团移民计划”，第5次集团移民从日本全国选出1000户移民，侵入到伪满东部的密山县。

　　1936年8月25日，日本把向中国东北移民列为“七大国策”之一，准备从1937年起，利用10年时间，向中国东北实施移送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移民侵略计划。据日本估计，伪满人口将在30年内由当时的3500万人增至5000万人，而日本人要成为“满洲国”的五族之一，其人口至少应占到十分之一，即500万人。据日本史料记载，伪满时期仅黑龙江地区就有日本移民13万人。

　　“武装移民”镇压东北抗日力量

　　日本向东北移民主要是为了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巩固它的军事占领。武装移民的倡导者东宫铁男和加藤完治，在策划首批武装移民入侵行动时明确指出，目的是为了对付李杜、丁超的“三万多顽匪”，是“从维护治安的角度着眼”。规定武装移民要“承担关东军任务的一部分，维持满洲国内的治安”。

　　从入侵武装移民分布情况看，这五次移民都集中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东部和北部。这些地区正是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最活跃的地带，其意图显然是让这些武装移民“在北满的治安确保中起杠杆作用”。

　　1937年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进入了所谓的“国策移民”时期，移民的募集从以军人为主，转变为“一般农民第一主义”。这个时期，日本强调移民的作用要从“狭义的国防机能”转变为“广义的国防机能”，即移民不仅要成为维持治安、公平，能巩固国防的杠杆，直接支撑关东军的军事活动，而且还要全局的、长远的、有计划地去实现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目标。

　　移民侵略与土地掠夺并进

　　为推行移民侵略政策，日本在进行移民的同时又大肆掠夺东北地区的土地。1932年，日本在东北成立“日满土地开拓公司”，通过验收、强抢夺并销毁地契等方式，大量掠夺东北农民。次年1月，伪满正式宣布允许日本人从1933年3月起，在东北自由购买和租用土地。1934年，日本开始大肆收买土地，无论荒地、熟地一律一元，几乎等于白抢白占。日本帝国主义强占耕地的过程中，不仅雇农、佃农、自耕农的土地被侵略，就连有些占有百余垧土地的大地主也未能幸免，一夜间也会变得土地一无所有，仅剩下牲口等财产。爱珲县法别拉屯居民陶平升回忆说：“伪满康德六年五月间，中井久二当时任里河省次长，他派省公署开拓厅及县公署工作人员到我们屯里，命令法别拉屯在6月1日前迁移搬家，并说，’你们屯都搬出去，给日本开拓团用。

　　到12月1日那天夜里，强迫搬出了法别拉屯。全屯300多口人哭号野外，无家可归，东奔西散，尤其是正值腊月寒天，受尽冻饿，搬到新地方房屋、地皆无，很多人冻饿而死。”

　　《海角七号》背后的败战日侨

　　在中国台湾恒春镇的海角七号，住着一位叫友子的老人。这一天，老人收到了一件从日本寄来的邮包。她有些惊讶且恍惚，打开一看，竟是七封迟来的凄婉悱恻的情书。夕阳下，老人的思绪被带回六十年前，正是台湾光复的日子，但自己的日籍恋人却也在那时一去不返……台湾电影《海角七号》这一段凄美故事，揭开的其实是当年百万日本侨民悲酸经历的一角。

　　就在裕仁天皇宣布投降之时，大约有650万日本人滞留在亚洲大陆、西伯利亚和太平洋地区，其中陆海军士兵约有350万人。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约有260万人，其中50万人在台湾，60万关东军被苏联俘获，110万人集中在东北，还有大量的日本侨民零星分散于其他省份。

　　拓殖的棋子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日本政府在国内贫困地区动员工人和农民组成“开拓团”，到中国种地。他们说：“中国的地可肥了，一捏直出油，根本不用上粪。但因地多，开垦不过来，大部分荒山都白白地撂着。我们开拓团的任务，就是帮助中国开发土地，实现日满协和，大东亚共荣。”

　　生于京都市的水野百合子，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她13岁辍学做杂工，结婚后，丈夫水野六七在纺织厂当工人，她在外面做零活，日子很是困难。百合子回忆说：“因为连年战争，国内没有粮食，当时每人每天配给的粮食只够吃两顿的。生活已经到了维持不住的地步，常常是一天要挨一顿饿。”1942年4月，生计越来越艰难的他们，带着两个女儿，同20多家农户一起来到了黑龙江省依兰县天田“开拓团”。

　　然而，很快到了1945年，局势大变。6月份时水野百合子所在的“开拓团”，男人们全部被征走了，只剩下两个年龄过高的团长。由于日本政府的虚妄宣传，直到战争的最后关头，很多“开拓村”里的日本人对战争的局势还毫不知情。

　　突然有一天，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水野百合子和大家都胆颤心惊，慌作一团。8月下旬，团长告诉她们说：“依兰以东，大八浪、小八浪的开拓团的人员，都集中到方正县伊汉通码头，等日本军舰接我们回国。”于是，她们在团长的带领下向方正奔去。途中既不许坐车，也不准乘船，更不能和中国人接触。水野百合子带的孩子多，影响了大伙赶路，团长威吓她必须抛弃一个孩子。

　　那时局势十分混乱。战败后，有的“开拓团”声称接到了奉命回国的指示，有的则认为关东军的命令是要求他们集体自杀，大批日本平民及军人家属“自杀” 或“被自杀”。8月9日，东宁勾玉山要塞，日军将藏匿在弹药库中的64名日军家属用手雷炸死，未死者用军刀刺死，然后浇上汽油焚烧；北山阵地，日军投降前有近 30名日本官员家属服毒“自杀”；8月17日，虎头要塞阵地，战斗司令官大木正大尉下令炸毁无线电，全员“玉碎”，阵地内近200名伤病员及140名官兵引爆炸药自杀身亡……

　　去往伊汉通码头的途中，山野百合子失去了四岁的女儿。天气越来越冷，没有食物，没有药品，但她依然是幸运的：路上没有遇上苏联红军，更没有碰上自己人的军队。10月初，他们终于到达了方正县。然而，“根本就没有谁来接我们，听说船是来过的，但接走的都是日本军队，没人管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弃民

　　所有人都盼望早点回国。然而，8月20日，日本外务省发布的训电说：“现在还谈不到遣送驻外侨民，应尽可能使驻外侨民停留在现地。”

　　长春最大的百货商场三井百货店（今长春百货大楼），被临时辟作“满洲日本人居留民救济总会”。日本侨民每天都聚在这里，焦躁不安地打听什么时候能够回国，他们的生活将被怎样安排。

　　“救济会”就日侨撤退问题与苏军交涉，苏军答应向莫斯科请示，但很久没有结果。此后“救济会”派出一支5人“敢死队”联络到曾任“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社长的高崎达之助。高崎达之助回日本专程拜会了日本政府要员，并带来了秘密信件。两名活着回到长春的“敢死队”队员带回的密信中却依然是“停留现地，等待下一步指示”。

　　当时，已有中国香港、台湾及朝鲜、东南亚地区的日侨和被缴械的日军，由政府接运回国。唯独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侨，迟迟得不到归期。很多人眼看回国无望，且又无计维生，便纷纷采用集体自杀的办法了断生命。

　　难道他们真的被祖国抛弃了吗？根据前苏联国家档案馆的资料记载，其实早在8月15日之前，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已决定了让“遗留中国民间的日本人定居在当地”的政策。8月19日，关东军根据该政策，制定战败计划：“为了帝国的复兴，让更多的日本人留在中国大陆”。当时，日本陆军大本营对苏作战参谋朝枝繁春大佐，亲笔起草了一份《关于关东军方面停战的实施报告》，送给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报告》中说：“目前在满日本人总数为135万人，他们基本都是从事文化教育、工商企业等方面事业的骨干。……所有在满人员，包括解除武装的军人，均应在苏军的庇护下，在满洲继续生活。在满生活习惯的日本人，可以放弃日本国籍。”为了卷土重来，日本政府将100多万侨民抛弃在寒冷的东北。关东军败了，不甘心的日本还不想撤回他们的“第四大军”。

　　然而，苏军统帅华西列夫斯基对朝枝的报告根本不予理睬，“我们决不允许，在我们临界的国土上，生活着一群与我们有着宿仇，而且像狼一样险恶的人。” 至于美国，“他们既担心中共利用日侨打内战，又担心将来中国和日本两大民族，因由日侨联络而团结合作，影响和动摇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也竭力反对日本人留居中国。中国国民政府也很快做出回应：完全赞同美、苏两国关于遣返日侨的决议。

　　1946年1月，中美双方在上海会晤，决定自4月份起，全面遣返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俘。最初设想是同时利用大连、营口、葫芦岛三个港口，苏军以大连、营口为商港不能参与带有政治色彩的国际活动为由予以拒绝，承诺其管理区内旅顺、大连一带的日侨由苏联负责遣返。

　　就这样，滞留在东北的日本侨俘，终于等来了回国的消息。他们奔向葫芦岛，经由那里开始他们返乡之路。时任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处长的李修业中将在回忆录中写道，“日侨中妇女占70%左右，儿童占10%，老人占5%”。“年轻妇女担心途中遭遇苏联人，都把脑袋剃成秃子，脸上抹了锅底灰，把胸脯紧紧束起，想方设法把自己打扮成男人模样。

　　运送日侨俘的列车多是敞篷的货车厢，日晒雨淋，人又拥挤，车速又慢，种种艰难苦处自然不少。”此外，还不得不提防土匪及传染病的威胁，而预想中的中国人大规模的报复行为却很少发生。

　　劳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回到祖国。尽管之前《波茨坦公告》明白无误地宣称“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

　　“直到1946年末，美国扣留了将近70000名投降的日本兵做劳工，用于逐步淘汰在菲律宾群岛、冲绳岛和太平洋海域的战时设施。英军方面，负责遣返南亚和东南亚大约75万日军。在这些已驱逐了日本侵略者的区域，欧洲列强扣留大量日本战俘，毫不掩饰重建自己殖民权威的意图。”

　　对日俘扣留时间最长的是苏联。据估计，加上被俘的平民，大约有160万到170万日本人落入苏军之手，很多被运往了西伯利亚。

　　一篇题为《日本武士的俄罗斯坟墓》的文章，记载了当年日本侨俘到达俄罗斯的情形：“1945年11月，第一批5000名关东军战俘被苏军专列押送至潭波夫州坦波夫市，”作者卡捷琳娜·萨日涅娃援引一位市民的回忆说，“我们在车站等了好多天，日本人刚下火车，我们所有的人立刻就向他们扑去，抢夺他们的东西。一会儿，他们就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了。”

　　原俄罗斯《消息报》副总编，着名政治评论家列昂尼德·姆列钦在其《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中则指出：“从1945年开始，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大规模使用战俘从事劳动，大量的战俘被安排到苏联煤炭工业工作，开采煤炭，修建和重建矿井，还被安排兴建新的重工业企业–符拉迪沃斯托克拖拉机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和外高加索冶金联合企业、阿穆尔钢铁厂。

　　战俘参与修建了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参加了改造和重建苏联各地区公路的工作，参与兴建了一批水电站，……战俘占这些工程工人总数的40%-90%。”

　　由于苏联的人力资源在二战中丧失殆尽，而“日本战俘的工作效率要比苏联工人和苏联囚犯好得多，因此在很长时间里，苏联都不太愿意释放这些日本战俘回国。”卡捷琳娜·萨日涅娃说。列昂尼德·姆列钦则推测：“斯大林可能认为战俘是特殊的人质–是同日本缔结和约时的一张王牌，抑或是他害怕美国人将其重新武装起来对付苏联？”

　　这一观点得到了加列夫·马赫穆特·艾哈迈托维奇的呼应，这位当年参与了苏联出兵东北战役与接管日本战俘工作，而今是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的俄军大将分析道：“苏联为彻底歼灭敌人作出了最大贡献，但是战后在对日安排中却被排挤到了一边，苏联未能参与对日本领土的占领。……日本的亲美反苏政策，……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战俘问题的解决。”

　　十几年前，日本的对外侵略使数百万人背井离乡；战后，交战双方在日侨遣返问题上各怀鬼胎精于算计，无数生命在政治的“精明”考虑中受尽折磨。

　　归国

　　与滞留在外的同胞相比，能够返回国内的也不见得更好。在每一个海港，到岸的船只上挤满了失去孩子的母亲和失去父母的儿童。他们少得可怜的行李中，最为常见的是亲人或战友的骨灰盒。“许多成年人，数年后从海外归来，发现自己的家已经无迹可寻。城市中的街区整个被夷为平地。父母妻子在空袭中被炸死或疏散到了乡下。”当时，日本有近900万人无家可归，从海外归来的人们又不断加入难民的行列。

　　一些老兵回到家乡后，竟见到了自己的墓碑或是伤心地发现妻子已经改嫁他人。而“对于绝大多数原陆海军士兵来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发现自己历经千难万险，却被当作贱民对待。”约翰·W·道尔在《拥抱战败》一书中说，“到1946年归国潮蜂拥而至之时，国内的民众已经持续了解到帝国部队在中国、东南亚、菲律宾，乃至对盟军战俘令人发指的暴行。结果，许多退役军人发现，他们不仅被看作是没能完成使命的失败的群体，而且被假定为参与了不可告人的坏事的个体。”

　　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底，大约510万日本人回到了祖国，1947年，又有100万人重新踏上日本的土地。至此，仍有大约40万人留在海外。这是一个永远也凑不齐的数字–大量人员下落不明或诡异消失。

　　“孤儿”与亡魂

　　几十年后，当又一批同胞返回日本时，他们的经历则诉说了历史的尴尬。日本战败时，因为饥饿、逃难、或父母双亡，许多年幼的日本孩子被“遗弃”在中国。后来这些孩子被中国家庭收留，并抚养长大，这就是日本政府所谓的“残留孤儿”。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朝日新闻》注意到了这一特殊群体，此后民间团体不断向政府请愿，呼吁政府寻找并安置这些被弃同胞。1981年日本开始有组织地寻找“残留孤儿”。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截至1999年底，已有2285名 “残留孤儿”回日定居。

　　“孤儿”还能在有生之年回到祖先的土地上，有些人的亡魂却注定要在异国飘荡。

　　日本有个古老的习惯：倘若将客死异乡的人的遗体上的一片指甲或一缕头发带回家，那么就可以看作是逝者安眠于故乡了。所以在苏联的劳改营里，有这样一条规定：不许肢解日本人的尸体，不许秘密掩埋，以便日后把他们运送回国。

　　将日本战俘的遗骸运回日本的工作，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下半叶就已开始。最先被运回的是身份明确的战俘遗骸，而没有确认身份的死者遗骸则埋葬于前苏联境内。

　　1991年戈尔巴乔夫访日期间将一份在苏联劳改营中死掉的日俘名单转交日本政府，并同意日本在战俘墓地开展掘尸检验工作。之后日本对大约8000名死者遗骸进行检验并运回日本。但确定当年日本战俘墓地的位置是件极为困难的事。

　　当年埋葬死者时，工作过于马虎，墓地上留下的识别标志太简单，或者多年之后墓地的位置上建起了学校、商场以及其他建筑物，更多的墓难以找到。而有时即便找到了墓穴，结果也会令人失望。因为“几乎每个日本战俘都镶有金牙”的传闻，当地地痞流氓早就残忍地盗走分割了尸体。这些日本战俘是永远都不能安眠于故乡了。

　　在《海角七号》中，友子的情书中写下并不是一个人的辛酸：“我是战败国的子民，贵族的骄傲瞬间堕落为犯人的枷。我只是个穷教师，为何要背负一个民族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