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商在近代商战中的博弈及其启示

　　【内容摘要】清末民初，浙江湖州南浔镇形成了近代中国最大的丝商群体——浔商。尔后，浔商凭借聚集的雄厚财力，兼营多种行业，推动了江浙一带的近代化。但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关税主权，使民族资本浔商的发展困难重重。再加上日、美在国际市场上竭力打压，浔商被迫陷入绝境。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国家独立自主是商业发展的基础，洞悉和遵循国际贸易规则是商业发展的关键，商业发展应当、也必须适应市场需求。

　　【关键词】浔商；近代；商战

　　【作者简介】许发祥，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赵书刚，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末民初，在浙江湖州南浔小镇形成了一个以经营“辑里丝”为主的商业群体，通常被称为“湖商”或“浔商”。粗略估算，整个浔商的总资产超过6000万两［1］，而1894年清政府财政收入仅为8183万两［2］。另外，浔商及时调整经营策略，转向现代企业、金融业、典当业和房地产等多个领域。可是，至19世纪20年代，浔商却急剧衰败，退出了历史舞台。

　　近年来，大多学者认为，近代南浔丝业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浔商思想过于僵化保守、不思进取、大量非生产经营性支出、经营能力欠缺等［3］。笔者认为，浔商衰落固然有上述因素，但当时国际商海的激烈竞争不容忽视。

一、浔商在中国商海巨擘地位的确立

　　湖州地处浙江西部，为中国著名的丝绸产地。其中，南浔辑里（南浔镇辑里村，又名七里村）出产的湖丝最为有名。浔商究竟有多少人，至今尚无确切统计。当时湖州民间习惯上称“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用动物的名称来表示浔商财富的等级。家产白银逾100万两为“象”，50万两之上为“牛”，10万两以上为“狗”。四象为首者刘家，家产超过2000万两，排行第二的张家家产也近。

　　近代中国的蚕丝及丝织品曾经在国际贸易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南浔辑里丝更是质地优良，名声远扬。“湖丝惟七里尤佳，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其后亦加讲求，为法甚密，所产益良，前后20余年，岁无败者，时谓得养蚕术焉”［4］，深受海内外消费者喜爱。据经济学家汪敬虞研究，在1679—1833年的155年中，中国生丝出口量，从微不足道的8担上升到9920担。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曾经居于领先地位，成为举世公认的事实［5］。鸦片战争后，由于上海开埠的有利条件和湖丝的优点，浔商的湖丝贸易事业由小到大，湖丝源源不断地通过上海运往海外市场。

表1：南浔生丝出口占上海生丝出口比重

年份	上海出口总数（包）	南浔出口总数（包）	南浔出口所占比例（﹪）
清道光二十四年	6433	2896	45.0
清道光二十五年	15192	7518	49.5
清道光二十六年	15972	8525	53.3
清道光二十七年	21176	13426	63.3

　　资料来源：湖州市农业区划办公室、湖州市郊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编：《湖州特产志》（节选），第1辑，1985年版，第85页。

　　从表1可以看出，南浔丝绸贸易在上海对外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1844年至1848年的4年间平均为52．8%，从湖丝出口量与浔商资本积累的数量变化来看，在鸦片战争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市场上能与之抗衡的对手屈指可数。

　　19世纪中后期，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不断加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制约。毛泽东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6］这种论断是切合近代中国实际的。美国学者费正清曾提出“冲击—反应”模式，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大变动、大转型的社会，这种变动和转型不是起因于“内发的力量”，而是源于“外发的压力”，即西方的冲击。从近代的变迁以及浔商发展的轨迹来看，都验证了这一点。18世纪之后，欧美工业革命产生的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侵入中国。这种工业性的西方文化逼使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价值解组，甚至崩溃。作为那个时代的弄潮儿，带着亦儒亦商特征的浔商不得不面临国际商战的考验，辉煌的背后已经蕴藏着危机。

二、浔商在国内市场逐渐失势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本来就处于弱势的民族资本处境更加艰难。

　　（一）浔商丧失价格主导权

　　在上海开埠之前，清政府对丝货禁限极严，只许广州一口对外贸易。那些特权商人进行有限的贸易，并在南浔镇上设立“京庄”或“广庄”。本地广帮（或称为买办）收购零星生丝，一部分卖给代表清政府的收丝机构“京庄”；更多的是卖给转输欧洲各国商行的“广庄”，从中赚取一定差价。“京庄”和“广庄”压价收购，当地农民和本地丝商听价买卖，没有定价权，更没有定价意识。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凭借坚船利炮发动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打开了中国大门。上海开埠后，广州公行制度被废除，本地广帮先垫付资金，收购生丝，然后依市价卖给洋行，收回货款。某些丝商们为了招揽生意，先与丝农进行一番讨价还价，拟出丝品价格。“买办为扩张其业务，招徕生意起见，对于华商常先垫付丝价，然后再向洋行收款”，“日积月累，买办遂握中外生丝贸易之全权”［7］。由此可见，在生丝对外贸易中，表面上看似乎中方掌握市场定价权，但实质上生丝定价权“完全掌握在上海的外国人手里”［8］。洋行的买办、丝号、丝栈的通事直接服务于洋行，成为中间环节的工具。洋行“大班为一行之总经理，凡接洽生丝海外买卖事宜、及接收海外生丝市价之暗码电报与向华商收买生丝之数量多寡、市价高下，皆由大班一人主之”，买办则不过“奉大班之命，向华商收买生丝”［9］。在具体交易上，洋行根据伦敦电报行情，或向伦敦进口商询价，在上海“开盘”定价，即所谓的“价实定于洋行”。“因此中国新茧的市价和蚕农销蚕的成本几乎没有联系，而是和纽约、里昂的现场价格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个价格，中国的蚕农是一无所知晓，二无所操心，三无所作为”［10］。浔商出口“辑里”生丝，价格上受制于人，“自有之货，不能定价”，得“转听命于外人”［11］。

　　这种不平等的贸易体制的危害是极大的。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可见一斑。湖州丝商庞元济曾于1895年与人合作创办了世经缫丝厂。该厂拥有缫丝车208台，所生产的“西泠牌”生丝曾为国产丝中的名牌。然而，仅过了3年时间，就因洋商垄断原料蚕茧收购而难以为继，只好宣布破产，并于1901年将全部机器设备廉价转给洋商。20世纪20年代，上海和广州都出现了以经营丝厂为主体的贸易公司，企图打破洋行的垄断地位，或者是撇开洋行，向国外直销生丝。然而，由于华商丝厂资本有限，直销也未能成功。到1936年“中国生丝运至外国，本国无直接之邮船，一切均赖外国洋行”［12］。浔商丝厂受到洋行压价勒索的事例屡见不鲜。

　　没有问价权和定价权的贸易是一种不平等的贸易。从内部看，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打开门户，丧失政治和经济自主权；从外部看，外国商人拥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且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贸易特权。例如，1916—1917年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一家即独占生丝出口的13%以上［13］。相反，截至1929年，上海华商先后自办的生丝贸易公司，一共不过四五家［14］。可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浔商生丝的出口贸易不可能在平等的贸易体系下健康发展。

　　（二）外国攫取内河航运权限制国货流通

　　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贸易和经济的掠夺，首先通过武力，强迫清政府开辟通商口岸，作为其经济侵略和扩大贸易的通道和基地，然后占据中国内河水道，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向外辐射。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子口税”等贸易特权，即只要初次入关缴纳一次关税，就可以在中国各地畅通无阻。1854年2月，英国政府指示驻华公使兼商务首席监督包令（JohnBouring），要他尽力争取广泛地进入中华帝国的整个内地［15］。浙江的沿海贸易权、沿海航行权和内河航运权均受到侵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浙江杭嘉湖地区成为战区。英、美等国初期宣布中立，后期则以“借（轮）船助剿”为名潜入杭嘉湖内河，非法贩运丝、茶。据史料记载：“自1856年至1865年的10年中，在清朝当局的默许下，一大批悬挂外国国旗的小轮船在上海与杭州、嘉兴、湖州运河一带沿途港埠任意航行、停泊，甚至比出入沿海口岸还要自由。它们既不向各自的领事馆办理登记、领照申报的手续，也不受海关及税卡的约束，更不必缴纳任何费用和税捐。它们直接进入产地市场，廉价收购生丝和茶叶，运往上海。”［16］这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贸易环境。

　　反观浔商等中国民族商人，则受到封建势力的重重盘剥，一次次地缴纳厘金杂税。这样无形中就增加了浔商等民族资本的贸易成本，无法与外商平等竞争，日益丧失发展机遇，直至难以生存。

三、浔商在国际商战中受到倾轧

　　中国邻邦日本蚕丝生产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于17世纪末制定了发展养蚕业的政策。1859年，美国用武力迫使横浜开埠，日本丝绸进入美国市场。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殖产兴业”，重视经济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鼓励蚕丝生产和贸易的措施：1870年，颁布了生丝出口奖励法；1871年9月，废除了“在耕地上禁止栽培桑树和茶叶”的命令，并设立藩营前桥制丝所；1872年，设立官营富冈制丝场，引进法国先进的机械缫丝技术；1879年，发起“士族授产”运动。这些措施促进了日本蚕丝业的快速发展，为扩大出口开辟海外市场，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出口型蚕丝经济环境。1887年5月的横滨报单中记载：“从各方面都可看到政府鼓励蚕桑的事例，每年都有大片土地改植桑树，每一小村镇都可看到政府鼓励的文告，指示大力养蚕和精心缫丝。”［17］

　　在这个时期，日本缫丝业发生了四大变化：第一，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民部省和大藏省先后颁布《养蚕仕方书》、《制丝方法告谕书》、《蒸丝方法告谕书》等文件，宣传机械制丝的意义、方法和经验。同时，向海外派遣留学生，聘请外国专门人员赴日传授经验。第二，机械缫丝厂数量增加。1868年，日本机械缫丝厂仅有1家，1879年增加到655家，1888年达1516家。日本生丝出口量从1870－1874年的年均613吨，增加到1880－1884年的1367．9吨，1890－1894年达到2652．5吨［18］。第三，颁布法律，设立银行，维护商人的权利。1873年颁布了《生丝制造取缔法》，1878年开展“生丝出口商权”的回收运动，1880年成立了以生丝出口融资为主要目的的横浜正金银行。第四，政府拓展海外市场。1776年，派遣神鞭知常赴美国调查并推销生丝，在市场选择上从以前以英国和法国市场为中心，调整为以美国和法国市场为中心［19］。一战期间，日本缫丝业引进现代化的管理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1913年，日本生丝产量为1．4万吨，与中国的1．5万吨已非常接近。到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生丝已垄断美国进口生丝量的90%。进入30年代，日本出口生丝不但独霸美国市场，而且囊括了世界生丝市场的3/4［20］。

　　甲午战争后，日本依靠《马关条约》向中国勒索赔款2．3亿两白银。“这是一笔惊人横财，要知道1894年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不足8900万两”［21］，也就是说，对日赔款约相当于清政府年收入的3倍。当时，日本财政界名人井上说：“3亿5千万日元巨款流入国内，在朝在野的人都认为是无尽的财富。国营也好，私营也好，各方面都因此实行大大的扩张了。”［22］片山潜说：日本的工业，在这时候，由于从中国所取得的战争赔款的关系而呈现出了日本历史上空前的盛况［23］。经济史学家高桥龟吉认为，日本在运用工业原动力方面，就整体而言，已越过西方曾经过的蒸汽动力阶段，而直接跨入电动力阶段，极大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24］。日本帝国主义将这部分赔款用于引进西方先进设备，促进了日本丝织业的急剧发展，严重地冲击了中国蚕丝业。浔商所谓的优良产品“辑里丝”，已经被排挤得无路可退。

　　在以往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生丝主要依赖中国。20世纪初，协约国与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开展军备竞赛，导致军费开支膨胀，挤占了湖丝消费，欧洲市场缩小，浔商生丝遭受重创。中国生丝出口由战前1913年的17．5万担锐减到1920年的10．7万担，及至后来生丝销欧几乎停止，甚至已成交的期货也被洋行毁约，“受亏于洋商者不可胜计”［25］。此时，世界生丝消费市场从西欧转向美国，美国成为生丝第一消费国。在美国生丝市场中，1916年美国进口生丝23．3万担。其中，中国生丝直接运到美国的就达4．8万多担，占1/5以上［26］。日本政府采取一系列竞争手段排挤华商，挤占了华丝在美的首要席位。“他们笼络外商，打通了华丝的主要出口市场——美国纽约生丝市场，使得纽约生丝交易所规定了仅以日丝为限，而华丝竟不得加入的经营范围。”［27］

表2：19世纪70年代后美国市场的中日生丝进口比较（单位：千磅，%）

年平均	进口总量	中国生丝		日本生丝
		进口量	比例	进口量	比例
1865－1869	510	671	3.1	14	2.7
1870－1874	940	498	53.0	60	6.4
1875－1879	1344	410	30.5	485	36.1
1880－1884	2892	1303	45.1	994	34.4
1885－1889	4656	1132	24.3	2258	48.5
1890－1894	6152	1468	23.9	3284	53.4
1895－1899	8896	2516	28.3	4315	48.5
合计（平均）	126950	36970	29.4	57050	45.8

　　资料来源：三菱合资公司资料课：《中国对美生丝贸易的变迁》，《资料汇报》，第171号，1924年，第8－16页。

　　表2显示了1865年到1899年每5年的平均值，中国生丝出口美国的比例由13．1%上升到28．3%，上升幅度为15%。日本每5年所占的平均值由2．7%迅速上升到48．5%，上升幅度是45%。这些数据除了受当时国内政局对蚕丝生产带来的影响外（如1851年－1864年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基本上反映出两国在蚕丝生产方面的变化。中国丝业生产长期停留在手工缫制的状态，大大落后于日本。

　　浔商不能根据市场需求，改变营销策略和手段，在同强势的日本的竞争中不可能不失败。万国鼎指出：“辑里湖丝缫丝之法尤欠要求，条分不匀，丝身欠净，且多胶结，……销路因以阻塞”［28］。朱美予也指出：“查中国生丝之输往美国，始于1825年。其时输美之丝，均系浙湖所产之辑里丝，嗣因品质不纯，缫制不良，美丝商一再要求改良，至今仍难实现。”［29］1928年9月，纽约组织生丝交易所明确声明：“惟将来交易以日本丝为限”，以“华丝价格过高，行销不广”，不能迎合美国标准为理由，拒绝华丝进口［30］。中国生丝在美国市场上连遭败绩，竟无立足之地。“作为湖丝最大销售市场的美国，出口量已从19世纪的50%减至11．7%”［31］。曾一度风靡美国的辑里丝逐渐被排挤出美国市场。

四、深刻的启示

　　浔商在国内国际竞争中逐步衰败，背后隐藏着诸多复杂原因。加以认真探索，总结经验教训，发掘有益的启示，可以成为当世之借鉴。

　　首先，国家独立自主是商业发展的基础。19世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各种主权被外国资本主义攫取，开始被“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体系。中国对外贸易体系随之演变，无形中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毛泽东指出：“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32］当然，也不可能快速发展商业。浔商的盛衰沉浮，展现了一个积贫积弱国家的民族资本势必处处受制于人，与别国不公平贸易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艰难抗争的一种折射，是时代的牺牲者。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度里，浔商蚕丝贸易不能奢望在不平等的国际竞争中良性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国际贸易之所以迅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国家独立、繁荣和富强作保障。

　　其次，洞悉和遵循国际贸易规则是商业发展的关键。浔商迅速崛起的年代，正值西方资本主义如火如荼的发展，而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依旧是封建特质的小农经济。传统贸易形式在浔商头脑中根深蒂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33］。浔商不了解西方贸易规则，更没有定价意识，衰落成为必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国民族资本从局外到局内、从感性到理性、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过程中所付出的昂贵代价。历史不容重演，苦果不能再咽。以史为鉴，我们只有加强对国际贸易规则的了解，参与规则的制定，才能在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下有所作为。我国加入WTO以来，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成就，正是我们逐步深入了解、合理运用贸易规则来解决争端、维护自身利益的结果。

　　再次，商业发展应当、也必须适应市场需求。19世纪，欧美各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对工业原料的需求大大增加。由于辑里丝质优价廉，外商争相购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生丝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欧美各国对原料需求锐减；日本政府重视、扶植蚕丝技术革新，日本蚕丝不断蚕食中国生丝外贸市场；辑里丝生产技术相对滞后，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浔商未能及时调整经营理念和生产方式而最终衰落。这一严酷的历史事实告诫我们，要在对外贸易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洞悉国际国内形势变幻，根据情况及时调整经营理念和手段，不断进行技术革新，提升行业的科技含量和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适应市场需求。同时，还要以国际市场为导向，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产品，培植适应科技进步潮流的新兴产业。

［参考文献］

［1］董惠民、史玉华、李章程：《浙江丝绸名商巨子“南浔四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2］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6，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8227－8228页。

［3］参见董惠民：《论近代浔商衰落之原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4］王克文：《湖州市志》，昆仑出版社，1996年版，第644页。

［5］《汪敬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1－342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7］［8］［9］［10］转引自王敬虞：《从中国生丝对外贸易的变迁看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1］陈炽：《续富国策》卷4，桂垣书局，1897年版，第6页。

［12］张白衣：《中国蚕丝业论》，《时事月报》，1936年第2期。

［13］缪钟秀：《二十年来之蚕丝业》，《国际贸易导报》，1931年第1期。

［14］D．K．Lieu：ThesilkReelingIndustryinShanghai，第117页；李述初：《今后华丝对外贸易应取之方法》，《国际贸易导报》，1930年第7期。

［15］［16］童隆福：《浙江航运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219页。

［17］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28页。

［18］［26］顾国达：《十九世纪的中美生丝贸易与美国丝绸业的发展》，《浙江学刊》，2001年第2期。

［19］本多岩次郎：《日本蚕丝业史》第1卷，明文堂，1935年版，第160页。

［20］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54页。

［21］周爱传：《日本早期现代化特点初探》，《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2期。

［22］转引自彭迪先：《世界经济史纲》，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298页。

［23］［日］《片山潜著作集》第1集，河出书房新社，1959年版，第314页。

［24］［日］高桥龟吉：《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第1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73年版，第13－14页。

［25］韩慧莉：《近代湖丝外贸的回顾与思考》，《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27］《国内经济事情》，《工商半月刊》，1929年第1期。

［28］万国鼎：《中国蚕业概况》，引自嵇发根：《湖丝－辑里湖丝源流考》，《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29］朱美予：《世界蚕丝业概观》，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67页。

［30］苏州市档案馆：《苏州丝绸档案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961页。

［31］杜廷绚：《美国对华商业》第1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5页。

［3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0页。

来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7卷第3期，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1-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