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前言

  世纪之交,生态、环境恶化成为全球性最重大最急迫的问题,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国内外有识之士警呼: “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将是21世纪最具爆炸性、灾难性的问题。”自20世纪后期,生态、环境恶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深切关注,并采取了一系列对策和行动。

  中国是世界上生态、环境恶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无论是水土流失、植被毁坏、土地沙化、荒漠化,还是环境污染,其面积之大、程度之深、危害之重、趋势之烈,都是令人惊讶、发人深省、不可等闲视之的。然而,我们各级领导、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并非所有的人都对生态、环境问题有了充分的认识、科学的理解和应有的作为。在党和政府的号召、教育、引导和推动下,我国的生态治理、环境保护正在变成全社会的行动,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巨大成就。但是,勿庸讳言,时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人对这件关系民族生存、  国家兴衰、社会长治久安和人民生活、生命质量的大事,或者愚昧无知、懵懵懂懂,或者认识滞后、缺乏自觉,或者虽有认识,却无所作为,还没有真正投入到呵护自然、优化生态、保护环境的伟大实践中。更有甚者,至今仍在做违背自然法则和可持续发展规律的事情。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大计,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进行掠夺式生产和开发者,还大有人在!这也正是我国生态、环境状况为什么局部好转、整体恶化趋势迟迟得不到根本扭转的主要原因。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严酷的现实昭示我们,在全国各级各行各业、在全社会进行一次广泛、深入、系统、深刻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再教育、再认识, 以便在如何看待生态、环境的问题上,实现思想认识的新飞跃和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的新转换,从而推动和保障生态、环境建设事业的跨越式发展,使之与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相适应、相协调,是多么的迫切、重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约请了十几位热心于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事业的学者、专家和同事,就中国的生态演变、环境恶化和如何治理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产生了《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这部专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的生态、环境恶化到目前的状况,有诸多复杂的因素。可以说,既有当代现实的原因,又有久远的历史原因;既有大自然沧桑变幻引发的生态逆向演替的原因,更有人们逆自然生态规律而动带来的严重后果。要正确认识和有效治理我国的生态、环境,至关重要的是对生态演变的历史及其根源有一个系统、透彻、准确的了解。不但要看清其表象,更要明了其本质,弄清楚自然生态为什么这样演变、而不是那样演变,并从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变化的历史渊源、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上,来探讨当今的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问题,从中了解、发掘一些既对现实应用又对长远谋略有参考、指导价值的东西,以利于澄清人们在生态与环境问题上的种种模糊、片面认识以至错误的思想观点,牢固树立科学的生态观、环境观、发展观、文明观,在如何对待经济、社会、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上,能够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避免再做那种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自我伤害、自我毁灭、得不偿失的蠢事。据此,本课题的研究,既注重对现实生态与环境问题的剖析和论证,又以较多的笔墨阐述了历史上自然生态的变故。《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共六章,前三章,即“生态概念的内涵及思想源流”、 “生态演变与人类文明”、“中国生态建设成就与面临的挑战”,就我国生态演变的历史、根源和治理概况,作了较为系统、详尽的论述和分析。目的是想与读者一起,回眸一下有史以来人类是怎么走过来的,许多地方的自然生态系统是怎样由繁茂秀美变为衰败荒凉的,人类的自然生态思想是如何产生、发展的,地球上诸多古文明又是怎样随着生态与环境的急剧恶化而败落、消亡的。这有助于全面、系统地了解自然生态的演变过程以及人类应当从中汲取的沉痛教训,从而增强治理生态和保护环境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并获得较多的历史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实践真知。

  人类毕竟是善于思维的高级动物。在漫长的生产、社会、科学实践中,特别是从破坏生态系统受到大自然的严厉惩罚中,逐渐察觉、认识到“顺自然生态规律者昌,逆自然生态规律者亡”这一简单朴素而又千真万确的真理。不是吗?曾几何时,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因自然生态良好、林木葱茏、水草丰美、资源富饶而农牧业兴旺,产生了闻名中外、灿烂辉煌的黄河文明,成为华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然而,流光转瞬数千载,却因那里的林木毁坏、草原衰退、生态恶化、荒漠化日趋严重,黄河文明则逐渐暗淡失色,风光不再了。环顾全球,又是曾几何时,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地中海文明、古印度哈拉巴文明和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其灿烂辉煌都曾相继显赫于世,为世人所敬羡,可是又有哪一个不是因为自然生态的剧烈恶化而衰落、消亡,甚至最终淹没在沙海之中或黄土之下的呢?!现在只有靠考古专家的发掘,人们才能稍微领略其昔日的缕缕辉光。所有这些,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人类之大不幸!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古人流传至今的哲理名言。但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这一哲语主要用于人际关系,并未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人类对待大自然也未尝不是如此,善待与恶行的因果报应,岂不同样鲜明而公正?!是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的时候了。在是否善待自然生态的问题上,人们该反思、自问、猛醒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发出过一系列号召,做出过一系列决策,组织过一系列大规模的兴修水利、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植树造林、防沙治沙、草原保护、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建立自然保护区和防治环境污染等群众性行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据有关部门监测,截至目前,全国10%的沙化土地和86万千米2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治理;林木覆盖率已达到16.55%。近10年来,全国累计种草保留面积工500多万公顷,封育草场1000多万公顷,退耕还林600多万公顷。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累计建立自然保护区1999处,总面积达到143.98万千米2,其中陆地自然保护区137.95万千米2,占国土面积的14.37%,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在50多年治理生态、环境的伟大斗争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单位和模范个人,他们的成绩卓著,事迹动人,经验可贵,很值得称赞和学习。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中国的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还只是初步的。总的看,生态与环境恶化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遏制。以荒漠化为例,全国荒漠化面积已达262万千米2,占陆地国土面积的27.3%。其中,沙化面积工74万千米2,涉及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41个县、市、区。尤为令人忧虑的是,沙化面积还在急剧扩大。有关资料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前,土地沙化扩大速度为年均工560千米2,80年代达到2 100千米2,90年代前期为2 460千米2,90年代末期则扩大到3 436千米2。全国已有66.7万公顷耕地、235万公顷草地成为流动沙地,有2.4万个村庄受到严重沙化危害,一些农牧民沦为“生态难民”。同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扩大以及农业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使用量的增加,全国大部分城市和乡村的地表水遭受了程度不同的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也日益严重,对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民的生活、生命质量,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进入21世纪,面对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现实,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治理生态和保护环境的新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六大设计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求“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确立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方针。党中央的这些宏观战略和指导思想,进一步指明了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治理、环境保护的方向、目标、任务和路子。国家有关部门根据中央的部署,重新修订、规划了生态治理、环境保护的宏观目标、任务要求和保障措施。全国各地正在发动和组织新一轮的更大规模的治理生态和保护环境的战役行动。

  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前景如何?能否实现由局部好转、整体恶化向全面好转、  良性循环的根本性转变?何时方能再造祖国的秀美山川?这是国人乃至国际社会都在关注的重大问题。根据科学分析、论证, 回答是肯定的。尽管我国的生态与环境治理形势严峻,困难极大,任务异常艰巨,但是,只要全国各级各行各业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的关系,转变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实施正确的治理方略和对策,强化保障措施,我们完全能够实现既定的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三步走”的宏伟目标。这就是:第一步,从2001一2010年,坚决控制住人为因素产生新的生态恶化;第二步,从2011一2030年,确保生态安全目标,在全国60%以上的陆地国土面积上基本遏制沙漠化、水土流失等生态恶化趋势;第三步,从2031–2050年,建立生态文明社会,基本建设成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经济、社会系统。

  从总体上讲,  中国已经具备了实现上述生态与环境治理战略构想的基本条件。党和政府对生态、环境建设高度重视,为实施这一战略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和组织保障。从1997年开始,党中央每年都在“两会”期间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就人口、计划生育和保护资源与环境等问题作出重大决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开展更大规模的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奠定了物质基础。随着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用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我国已经可以在较高技术和管理水平上,转变和改进经济的增长方式,使得在减少资源消耗和生态系统可承受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成为可能。随着城乡居民道德和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关爱生态、优化环境的意识日益增强。中国加入WTO后,按照WTO的有关条款,可以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不断提升在国际分工与协作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加强生态、环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总之,对于治理我国的生态、环境,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我们应当充满信心。

  当然,要使中国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以遏止并实现根本好转,还面临着种种障碍和不利因素。最主要的是,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可持续发展意识淡薄,对生态、环境治理至今重视不足,认识偏颇,在经济建设中急功近利,习惯于以过度消耗资源和破坏自然生态换取暂时的快速增长。有些地方已经形成了“先破坏、后建设”,“先污染、后治理”的现实,背上了沉重的生态、环境债务。而长期沿袭下来的粗放、掠夺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以致不少地方的生态、环境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的速度。加上有效的市场机制和公众参与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使得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任重而道远,难度非常之大。对于根治我国恶化的生态、环境,偿还历史遗留的欠账,实现生态与环境良性循环的艰巨性、长期性,我们务必要有足够的估计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没有极大的决心和气魄,没有科学的治理方略和举措,没有全社会和亿万人民的积极参与,没有知难而进、勇往直前的顽强拼搏精神,是很难达到预想结果的。

  如何实现中国生态与环境状况的根本好转,取得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的最佳效果,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总结我国历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吸纳、借鉴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从我国生态、环境状况的现实出发,课题组就生态治理的方略及其支持保障体系、相关的对策措施,做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明确提出,  中国生态治理总的战略方针应当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确立以生态优先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发展路子,实现生态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共赢。生态、环境治理的基本原则应当是:“总揽全局,综合施治,预防为主,休养生息。”其中包含了相互具有内在联系的九大战略和对策,即统筹协调战略、转变生产方式战略、循环经济战略、休养生息战略、资源替代战略、科技创新战略、生态产业发展战略、工程示范带动战略和综合整治战略。

  统筹协调战略,位居九大战略之首,是统帅其他战略举措的。这一战略的要害是,总揽全局,统筹兼顾,优选最佳谋略,做出明智抉择,正确处理生态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确保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实现双赢。“既要使人民群众富起来,又要使祖国大地绿起来”。中国生态、环境恶化,是多方面、多环节、多变量、多因素相互作用下的历史“恶果”。城乡发展、地区发展和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都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又要保护和优化生态、环境,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如何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坚持科学的发展观,统筹解决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种种矛盾,实现生态与环境优化、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理想目标,是统筹协调战略注重探讨、论证并作出回答的问题。

  转变生产方式战略,是实现生态与环境治理目标的决定性举措。鉴于我国生态与环境日趋恶化的主要根源,是长期以来落后的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农业如此,林业如此,牧业如此,诸多的工业和商贸业也是如此),那么,要根治恶化的生态与环境,就必须紧紧抓住转变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实行有利于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这个根本。否则,就是不得要领,只能治标不治本。而首要的又在于转变“竭泽而渔”、“急功近利”和“先破坏,后治理”等落后、陈旧的观念。  只有人们的思想观念真正转变了,才能自觉地变革破坏生态、环境的粗放型生产经营模式,代之以有利于优化生态、环境的集约型生产经营模式,从而把生态、环境恶化趋势遏止住、治理好,最终不再发生人为的生态与环境破坏。如果说优化生态、环境是建设富裕型小康社会的重要前提的话,那么转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则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决定性条件。

  循环经济战略,是实现生态与环境治理目标的关键环节,也是经济与生态之间物质循环、能量转化、资产增值与信息交流复杂原理的科学概括与精确表述。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资源的过度开发,形成了以“高开发、低利用、高排放”为主要特征的“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的单向线性经济。要根本改变这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最有效的对策就是推行以“低开发、高利用、低排放”为主要特征的“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反馈流动式循环经济。实践表明,循环经济可以做到消耗最低化、效益最大化、污染最少化,使资产在循环中增值,产业在循环中升级,资源在循环中更新,自然在循环中繁茂,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在循环中滋养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在于使资源再生,把废物转化为再生资本品,把破坏了的生态结构修复成完整的生态功能单位,并促进经济增长速度与效益、数量与质量的融合,达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目标。

  休养生息战略,就是要给自然生态以必要的休养、恢复、生长的时间和空间,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生产力的自我维持、修复和更新原理的实际应用。有史以来,特别是近代和现代,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索取大大超出了其承受能力,  以致自然生态系统严重失衡,“体弱多病”,不堪重负,很需要休养生息。实施这一战略,是根据生态生产力有限与无限的对立统一性,尽快补偿生态建设欠账、恢复良好林草植被和生物多样性,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抉择。如果说,统筹协调、转变生产方式、循环经济是以社会准则约束人类对待自然的经济行为的话,那么休养生息战略则是以大自然的准则约束人类的社会行为,二者相辅相成,成为生态治理不可或缺的、促进社会与自然和谐、一体化的战略举措。

  资源替代战略,核心是通过国际贸易、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等手段,遏制资源掠夺式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缓解经济快速发展给资源带来的沉重压力。当今世界人口从1900年的16亿增加到目前的60亿,净增2倍多,能源消耗则增加了16倍以上,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估算,21世纪人类将面临能源危机。我国以9%的世界耕地3%—4%的世界森林资源总量和6%的全球淡水资源等自然资源条件,供养超过1/5的世界人口,整个资源的负荷、压力显然过大,难以为继。必须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从主要利用国内资源、高度自给自足,转向尽可能利用全球资源、保持适度的自给率。当务之急是改变资源及其初加工出口型的产业结构,以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有效降低资源消耗和浪费,使自然生产力得到恢复与更新。

  科技创新战略,就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的应用,突破生态与环境治理中的种种难点,大幅度提高治理效率和效益。所有生态与环境治理工程,都应当尽可能采用先进的科学规划、工程设计和技术工艺,淘汰那些低效率、高消耗、高污染和生态高破坏的生产模式、技术和设备。

  生态产业发展战略,就是要发展与生态、环境直接相关的,既创造经济效益又创造生态、环境效益的产业。实践证明,发展生态产业是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也是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实施生态产业发展战略,必须走标准化、专业化、产业化的路子。当前,矛盾最突出最急需发展的生态产业,一是发展生态用水产业,保护、更新和利用好有限的水资源。生态用水工程的实施,直接关系到我国荒漠化的遏制,涉及近4亿人口的生活用水和经济发展用水。在生态用水的开发利用上,以往有不少的教训。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土地荒漠化的扩展、自然灾害频率增加、生物多样性衰减、某些江河湖泊干枯、地面沉降、海水“内侵”等,都与生态用水被过量挤占有关。二是发展生态林业。这是强化我国生态体系的根基,是建设秀美山川的关键。实施好这一战略必须实行“四个转变”、“一个结合”,这就是:由以生产木材为主向以保护、恢复森林生态系统为主转变;由以砍伐天然林为主向间伐成熟人工林转变;由“毁林开荒”向“退耕还林”转变;由无偿使用生态效益向有偿使用转变。森林和草原的恢复,实行自然恢复和人工恢复相结合,充分发挥自然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三是发展生态能源产业。大力发展和利用再生资源,尽快研制、试验、推广、储备一批洁净能源技术,提高现有高碳能源、核能安全和高效、节约技术档次。可以预料,今后几十年,中国势必要来一次绿色能源革命,  即以大规模利用可再生的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核能、氢能等清洁能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替代不可再生的、日趋枯竭的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这是大有可为的,也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

  工程示范带动战略,则是为生态与环境治理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有效举措。审视我国所有生态与环境治理成功的地区、流域和单位,无一不是由工程项目和示范区带动,由点到面、渐次推进的结果。工程示范带动战略,既具有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根治高效的优势,又能够起到重点突破、形成样板、辐射带动全面的作用。在未来的生态与环境治理进程中,从不同区域的实际出发,走工程示范、项目带动的治理之路,应当迈出新的更大的步伐。

  综合整治战略,就是从一定的地区、流域、山系的实际出发,通盘考虑所要解决的多种生态、环境问题,遵循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运用各项治理手段、措施,配套联动,  以收高效集成、事半功倍、最佳治理之效。一般来说,生态与环境恶化的危害是多种多样的,恶化的成因也是错综复杂的,要根本扭转生态系统恶化的趋势,实现良性循环,靠单一的措施、零打碎敲的治理方式,是不可能奏效的。实践表明,惟有实行综合治理,方可“举一反三”,根除祸患。综合治理最大的优势和特点,是其整体性、全面性、系统性、科学性,而四者结合,能够形成超常的生产力,解决单项、零星治理解决不了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产生理想的规模效益、综合效益。长期以来,全国各地在小流域治理中创造的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综合治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功经验,充分展示了综合整治战略的巨大威力和效果,应当加以总结、完善、发展,应用于新一轮的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实践中。

  实施上述生态治理九大战略,实现中国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的宏伟目标,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支撑保障体系,强化相关的支撑保障措施。包括:构建科学的生态治理思想理论体系;建立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考核评价及管理体系;形成以生态优先为前提的规划设计体系;完善有利于生态治理的倾斜政策体系;强化多元化的生态治理投入体系;创建与生态治理相适应的科技支撑体系;健全生态治理的监测预警体系;建立生态治理的国际合作体系;营造生态治理的文化与道德体系;加强生态治理的法制保障体系。

  “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战略构想与方略是重要的,它对于正确指导和有效地进行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会起到动员、激励、指引和推动的作用,而更为重要的是行动,是各级各行各业的行动,是亿万人民群众的行动。在这方面,有大量的思想教育、规划设计、组织指挥、力量组合、协调动作、排除难点、真抓实干的工作要做。关键是要见诸行动,锲而不舍,一张蓝图干到底。不是吗?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态治理的实践,同样在党和政府的号召、部署下,为什么有些地区、单位干得那么出色,较早实现了生态向良性循环的转变,获得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优化的显著成效;而有些地方、单位,虽然客观条件大致相同,却面貌依旧,在土地沙化、荒漠化面前,一直处于“沙进人退、环境恶化”的被动境遇?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干还是不干,真干还是假干,大干还是小干,巧干还是傻干。也就是说,是一个行动不行动、有效行动还是无效行动的问题。因为再好的宏伟蓝图,也要靠我们的干部、群众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双手和智慧,踏踏实实地干,才能变为现实。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身先士卒,带头示范,以自己的行动引领广大群众实干,尤为紧要。否则,只说不干,那就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半点爱国主义也没有,半点为人民谋利益的精神也没有。这决不是唱什么高调,打什么官腔,而是可贵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的。当以昔日之鉴,戒未来之行。

  综观这次生态课题的研究成果,还是很有些新意和特色的。比如,书稿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阐明了我国自然生态演变的来龙去脉。古代怎么样,近代、当代怎么样,今后将会怎么样,述说得比较集中、完整、深切。注重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理论阐述融入了充分的论据和翔实的资料,通篇用事实、数据说明问题,并注意把实践经验升华为理性认识,用以指导实践,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书稿具有很强的知识性。课题研究涉及并引用了人口、生态、环境、资源、地理、历史、经济、社会、科技、信息、气候等诸多领域以及农业、林业、水利、工业、商贸、交通、能源、环保等一系列产业方面的知识,还引用了大量古今中外文献资料中的名言、典故。思想观点鲜明新颖,文字通俗易懂,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哲理性、趣味性、可读性。应该说,这一课题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有关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的新认识、新观点、新构想、新思路和新的操作规程与方法。

  诚然,在书稿即将出版之际,也还有未尽如人意之感。主要是,对于生态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关系,生态优先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人类社会一切文明的共同基础是生态文明等,论述得还不够充分、透彻;课题研究所采用的典型材料只是全国各地很少的一部分,还有大量来自实践的生动、鲜活的典型实例未来得及筛选引用;观点和文字方面也难免有不妥之处。对此,尚请读者们多提宝贵意见。  .

  最后,谨向关心、支持这项课题研究的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林业局、水利部、农业部等单位,向参加研究的全体课题组成员,向参与书稿审核工作的院士、专家、学者,向中国农业出版社的同志, 以及为本书出版做出贡献的所有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2004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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