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明先生改变了我的学术道路
近日又看吴先生的《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仍然是感慨良多。学问有高下，学者有良莠，高尚总是会给你以感动。这篇小文曾经发表过，但编辑有过删节，现在恢复全貌。
吴承明先生改变了我的学术道路
最初见到吴先生，大约是在2005年，那时因为工作关系，和吴先生一起，参加许檀教授一个商业志的撰写大纲讨论。正是在那次会上，吴先生谈到清代社会存在着两次萧条，一次是“康熙萧条”，主要是因为银根紧缩，属于财政萧条；第二次是“道光萧条”，主要是因为市场疲软。这次谈话引起了我的高度关注。老实说，以前对于这种观点闻所未闻，随即我就找到吴先生的著作《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认真拜读，读完之后，大呼过瘾，没有想到吴先生居然有这么高深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实证分析能力。我当时兴奋地在书的扉页上写道：“吴承明先生已经做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了。当然，吴先生做研究，有着自己的路数。”也正是在这本书中，我领会到了什么叫大师风范，吴先生在《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市场》一文中，痛责自己曾回避十七世纪的“低谷”是“逃避”、是“可耻”，律己之严，读之令人动容。
正是因为那次谈话，引起了我对“道光萧条”论的浓厚兴趣。当时，我的博士论文（谈清代的漕粮海运）和博士后出站报告（谈清代的两淮盐政改革）都已经大致结束，对于下一步的研究范围颇有些怀疑。因为按照一般的看法，研究了清代“三大政”（漕、盐、钱或者漕、盐、河）中的两大政，照例会对“三大政”做更为系统的分析，但我已经对这种做法失去了兴趣。听到吴先生的谈话，又看了吴先生的著作，顿时感觉天空豁然天朗。在这种感觉的指引下，我于2006年申请成功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2007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工作后，又申请了北京师范大学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清朝嘉道朝关税研究》。2008年，又因为博士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关系，我还申请了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生态变迁、自然灾害与清代经济周期研究》。这些项目的基本思路，都是想通过较为坚实的史料基础，来疏理清代尤其是嘉道时期，是否存在着经济萧条，以及如何看待清代的经济周期问题。
在研究过程中，我也试图通过自己所掌握的相关资料，来补充或者修正吴先生的观点。近期我分别在《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上发表的《〈汇核嘉庆十七年各直省钱粮出入清单〉所载关税额辨析》以及《王庆云〈石渠余纪〉所载道光关税辨析》，就是这种努力的尝试。当然，正如我在刚刚完成的另一篇文章《清朝嘉道时期的关税收入——以“道光萧条”论为中心的考察》中所写到的那样，“吴先生是我最为敬重的学者，不当之处，敬请斧正。”我相信，吴先生对于这样的学术讨论，肯定是会欢迎的。
那次谈话后，还有一个小插曲。在吃中午饭时，吴先生笑谈，他的长寿秘诀是“抽烟、喝酒、不运动”，大家轰堂大笑。不过，作为经历了近代中国深重苦难、解放后历次运动“洗礼”，又忍受着悼亡丧子之痛的吴先生，我猜测，吴先生的真正长寿秘诀只能是天性豁达、心胸开阔，看淡一切，视利禄声名如草芥。
如果说那次谈话，对我近期的学术研究造成了直接影响，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所受到吴先生《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的冲击，更可以用“震惊”来形容了。
我曾经在国学网上的“中国经济史论坛”上看到了该书的部分章节选登，虽说受到过一点小小的触动，但毕竟印象不深。后来看到《清华大学学报》上关于该书的介绍，于是特意跑到图书馆，借出这本书。拿起来，就放不下了。一口气我读了整整一天。老实说，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居然还会有这样的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在从事着这样的一种思考：从孔子到司马迁，从朱熹到王夫之，从培根到康德，从马克思到汤因比，从经济学到社会学，从年鉴学派到新制度经济学派，从计量分析到区域比较研究，吴先生全都是信手拈来，娓娓道来。试想一下，当今社会，还会有谁，能从凯恩斯、克拉克、库兹涅茨一直弄到熊彼特、索洛、福格尔、诺斯以至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福柯；再搞清清代的亩产量、明代的商品与市场、宋代的理学与近代化、汉代的司马迁与今天“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他思考着的，哪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而是迄今为止人类所有与经济史研究相关的历史观与方法论。这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抱负！面对这种汪洋恣肆、融通古今、学贯中西的著作，又有谁会不为之折服，为之动容？
看到这些，我深为自己曾经因为一孔之见而得意洋洋的样子，而脸红，而羞愧。我也在想，现在不是总在提倡“中国气派”的学术吗？难道吴先生不正是最杰出的代表吗？其实，吴先生的学术，又岂是“中国气派”所能囊括得了的？吴先生的学术，是经济史的，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我衷心祝愿吴先生健康长寿！
2009-0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