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文明理论与文明多样性思想的形成
人类从原始状态过渡到文明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大约从公元前4000-前3000年开始，人类从原始状态逐渐向文明过渡。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后，在世界各地出现的主要文明有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等多种。这些古代文明主要是自身发展起来的，因而各自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但是也有共同点。
“文明理论”是文明过程在人们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它有一个漫长的不断深化的过程。由于历史的原因，近（现）代意义上的文明理论大致形成于18世纪中叶的西欧。这时的西欧正值“启蒙运动时期”。近（现）代文明具有一种不断地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的动力。由“启蒙运动时期”孕育的文明样榜在异文化世界的扩展具有两重性：既有精神上的唤醒作用，又使精神受到伤害；既是鼓励又是束缚。有一点可以肯定：西欧诞生的近（现）代文明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和榜样，世界以后的发展并不只是它的复制和普及。文明过程的统一性，并不排除文明的多样性。多样性的统一不是以西方为标准，而是差异性的统一原则。
在18世纪，各种类型的文明理论都已出现，包括线性的、循环的、全球的、地域的；其中，发展最快的是线性文明理论，到18世纪末已达到其顶峰。在西方的文明理论的发展中，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是线性的文明理论。这种线性的文明理论源于基督教的历史观。基督教史学最早把历史理解为一个由固定的起点（上帝创世）到终点（末日审判）的直线运动，指出历史是一种向着既定目标前进的运动。启蒙思想家从内容上进行了更新：以理性取代神性，以科学取代迷信，以线性取代轮回，以进步破除天定。这样的线性历史观对欧洲史学和文明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史和文明的发展过程一直被看成是一种由低向高，直至理想世界的直线运动。这种线性的文明观在政治和理论上具有两重性：既推崇“进步”和“理性”，又以西欧为中心向外扩张，带有殖民性。在文明观念的发展上，因其长期占有统治地位，妨碍了其他理论，特别是文明多样性思想的发展。
线性文明理论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痕迹
从线性文明理论的发展看，许多欧洲的思想家都为此做出了贡献。法国的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1689-1755）最早区分出未开化的荒野性和野蛮状态，但是还没有形成历史的线性发展概念。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在他的著作里虽然还未使用“文明”一词，但是他的《风俗论》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的文明史”（语出英国史学史家古奇（George Peabody Gooch）《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伏尔泰已把“文明过程”划分为“几大时期”，大体为：马其顿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统治时期、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统治时期和法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这是线性发展观的重要前提，虽然伏尔泰还未提出明确的线性发展理论。
杜尔哥（Anne Turgot，1729-1781）最早明确阐明“进步”的思想，认为进步是由于人类活动的经济形式的发展。他提出文明三阶段论：神话的阶段、思辨的阶段和科学的阶段。杜尔哥的线性文明理论强调的是理性自身的运动，强调历史进步，但是，“进步”思想尚未成为杜尔哥的最核心、最有价值的思想。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弗格森（A.Ferguson，1723-1816）也阐述了线性文明理论。他的方法是自然的、历史的方法，突出公民社会思想和文明思想，但是忽视文化在社会结构上的作用。更严重的是，他只把当代欧洲的“商业社会”看作是真正的、“精细的”文明社会，甚至否认印度和中国是“文明社会”。孔多塞（Jean Condorcet，1743-1794）发展了线性文明理论，把历史进程划分为10个时期，其中每个时期都是一种独特的“文明状态”（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孔多塞的缺点是忽视了历史形式的多样性和地域特色。
总起来说，18世纪，尤其是它的下半叶，是欧洲文明理论发展的重要阶段。“文明”这个术语正是在这一世纪产生的。如果说，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说的“文明”还是一种行为方面的理想的话，那么到世纪末的孔多塞，“文明”已首先指的是社会发展的理想。
18世纪时“文明”概念的价值内容迅速扩大。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和新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一概念被赋予了一系列价值观念，包括人性、理智、安全、自由、所有制、容忍等等，从而成为一种理想。“文明”思想的发展也有其另一面的作用。它自己在发展中逐渐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帮助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进行论证。18世纪时已出现了欧洲是全世界社会发展最佳模型的观念，而且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已进一步演变出“西欧中心主义”。也就是说，在欧洲内部还要划线：“中心”（英、法）和边缘。在“中心”，现代化过程实现得最为成功，已建立了线性的历史概念和“进步”理论；而在边缘则不同。
19世纪上半叶，在欧洲文明理论的发展中，出现了不少变化。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42）是实证主义文明理论和社会学的创立者。他发展了线性文明理论，强调“文明”是历史进程的中心现象，是他的实证主义哲学所说的“普遍现象”。他准备从“文明”这个“普遍现象”中演绎出有关社会历史其他所有现象的实证知识。他把文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他的线性文明理论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如他划分多神教阶段，不是依据文化的特点，而是依据种族或人种的特点。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的文明理论是与他的历史哲学体系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而他的体系是严格的线性的，不过他也承认多样性和调和的作用。这与他的辩证法有关。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达到了理性主义历史理论的顶峰，并提供了线性历史观的经典范例。黑格尔为大规模的历史综合铺平了道路。然而他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也很突出，这使他往往丧失了客观性。如他用“世界历史性民族”概念指称现代“文明”时，却把中国和印度排除在外，只承认波斯、叙利亚、犹太人、埃及、希腊和罗马世界。又如他把人类发展的历史与人的成长作了类比：东方的历史是人类的童年，属于“非历史性的历史”；希腊世界的历史是人类的青年；罗马国家是人类的成年；日耳曼国家是人类的老年。然而，精神的老年与自然界的老年是不同的，不是衰弱不振的，而是成熟和充满量的（黑格尔《历史哲学》）。
在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线性文明理论最终形成。
文明多样性思想的萌生与发展
在18世纪，即在近（现）代意义上的“文明”概念和“文明”理论在欧洲诞生的时期，虽然线性文明理论的发展最为明显，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差不多在同时，文明多样性的思想就已萌生，并逐渐发展起来。孟德斯鸠在走向线性文明理论的同时，也向代表文明多样性思想的“地域文明”理论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本性是由气候、宗教、法律、管理原则、历史范例、风俗习惯等决定的，而地理因素对不同民族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它的影响主要是对不发达的民族，而岛上的居民比起大陆的居民来要更加向往自由。这种区分是迈向“地域文明”概念的一步。伏尔泰不仅关注西方文明，而且也关注非西方文化。他尊重阿拉伯人的文化，强调印度人和中国人的热爱和平的精神。他还特别关注中国，称中国是最古老和最文明的帝国，是开明君主国，是理性的王国。但是他对非西方国家文化和历史的许多具体论述却是根据不足和缺乏史料的。而且他更强调的是人类本性的一致，认为这点远高于不同民族习俗中的差异。
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思想在德国较易接受，这或许与17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W.Leibniz，1646-1716）的思想有关。莱布尼茨的“单子说”（monad）强调现实世界是由无数先定的封闭实体（单子）组成的。莱布尼茨的哲学要求关注地方文化的个别性，要求研究独特的历史整体。出生于德国最东部的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在其文明理论中主张文化多样性。他自觉地把确定地球上不同民族的生活的多样性看作是主要任务。他的文明理论的中心概念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只能在自身的文化价值中被揭示出来，很难用其他文化的语言去表达。他强调，只有深入一个民族的精神，才能与它具有一种同样的思想和行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明多样性的思想逐渐得到承认。如表现在19世纪中叶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是“文明”一词的单数形式（civilization），但到1919年“文明”一词的复数形式（civilizations）已经出现。
以文明多样性为特色的地域文明理论
19世纪下半叶的一个重要突破是地域文明理论的诞生。第一位建立地域文明理论的是德国的学者吕凯尔特（H.Rückert，1823-1875）。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文化类型”。这是指世界文化在地域上的断片。他坚决否定存在有“唯一的、统一的文化类型”（普遍文明）的可能性。“文化类型”在时间上是同时存在的，是完全独立的。这一概念的提出开创了地域文明理论的先河。在俄国学者达尼列夫斯基（N.Ia.Danilevsky，1822-1885）稍后提出的“文化-历史类型”概念和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P.A.Sorokin，1889-1968）、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的“文化形态学说”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德国的历史学家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1832-1920）强调研究历史过程的文化和心理的层面。与当时西方流行的实证主义观点把“理性的进步”公式看成是意识的动力不同，兰普莱希特把民族观念的发展形式看成是意识的动力。也就是说，要表明的不是发展的普遍形式，而是地域形式。这种地域形式是该特定的社会共同体的自我意识的文化形式。兰普莱希特看重民族性和文化形式，与单纯的线性文明理论是有不同的，虽然他并不否定普遍的线性发展模式。不过，在文化史的方法论上迈出一大步的是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他努力探求文化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在对文明的思考中，狄尔泰最注意的是地域文明的精神核心问题，即世界观问题。他认为，世界观不是思想的产物，而是文化的产物，并受到经济、人们交流方式、国家与法和劳动分工的制约。
对地域文明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是瑞士的历史学家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er Burckhardt，1818-1897）。他强调，研究过去绝不能在线性历史发展模式的框架内。他在方法论上的创新是：把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分割开来，重视历史中间断的东西甚于线性的东西，强调历史学中认识主体的作用，所有这些把地域文明的研究提到了更高的高度。
在法国，文化史学派的创始人丹纳（HippolyteAdolpheTaine，1828-1893）进一步论证了独立的地域文明的存在。他在早期著作《艺术哲学》（Philosophy of Art）中强调了文化与一定的地域的关系，如希腊的地理特征培育了古希腊派文化。在《英国文学史》（History of LiteratureofEngland）中，丹纳指出：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取决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大要素。其中，环境要素不仅是指自然环境，而且包括社会环境（丹纳《<英国文学史>序言》）。这三大要素在不同的地域是各不相同的，因而受它们制约的文化也就不可能相同。这就为地域文明理论作了铺垫。然而，丹纳的文明理论是不成熟的，他把实证主义方法绝对化了。
地域文明理论至此已有了相当的发展，然而任何一种理论的成熟和发展还需要理论上的提炼。地域文明理论的发展同样如此。而法国社会学家杜克海姆（EmileDurkheim，1858-1917）恰恰弥补了这一点。他把文明概念与满足需求的方式联系起来，指出：由于不同国家的人们的需求不同，因而就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奠定了基础。在他看来，文明是居民增长、人民的稠密度加大和劳动分工发展的直接结果。杜克海姆还把对劳动分工的研究扩展到对文化价值起源的分析。他认为，从劳动分工的特点出发，可以看到在此过程中产生的道德原则在不同的社会里的差异。杜克海姆激烈地批评了线性文明理论。
如果说在德国这个刚开始摆脱欧洲文明边缘地位的国家，地域文明的思想已开始发展为理论的话，那么在英国这个殖民大国，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也已经日益动摇。地域文明思想已然兴起。不过，英国人的步子在这方面要落后于德国人和法国人。
在英国，要提到的是历史学家博克尔（HenryThomasBuckle，1821-1962）。博克尔也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他也以探寻历史中实现普遍真理的“唯一原则”为目的，但是他没有简单地去构筑一个新的线性历史发展图式。当时的时局给了他很深的影响。印度雇佣兵的起义尖锐地提出了欧洲人与非欧洲人的关系问题，未来的不列颠帝国与殖民地的关系问题。他研究了东西方民族之间、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在心态上的差异问题。这些都已突破了线性发展图式的框架。博克尔提出了“双线”的文明概念，即两种基本的文明类型：欧洲的和非欧洲的。虽然他强调只有欧洲文明才是正常的文明，然而他终究提出了两类文明类型和非欧洲文明问题。这在理论上是前进了一步。
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又向前走了一步。斯宾塞是实证论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历史发展观第一次提出了文明发展的完整周期，即包括进步的发展阶段（分化）、稳定阶段（适应）和衰退阶段。这就为研究历史发展中的不连续的进程创造了条件，而这些不连续的进程是与地域文明的演进有关的。斯宾塞还区分了文明民族和非文明民族，认为非文明民族往往是那些居住在易于获得食物的地区，因而缺乏劳动积极性的人们。在文明理论的发展中，斯宾塞有一个贡献：他最早尝试用符号，用对事实的想象，用与人的感官和文化有关的形象描述来构建事物，而不是只依靠对实际历史过程的反映。斯宾塞在社会知识方法论上的探索帮助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目的论和决定论的影响，从而帮助人们看到线性文明理论和地域文明理论之间存在着趋同性。
回首19世纪，可以看到，文明理论在不少欧洲国家思想家的学说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从文明理论本身的发展看，线性文明理论从一开始起就处于占主导的地位。这一理论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痕迹。以文明多样性为特色的地域文明理论后来居上，到19世纪下半叶已有逐渐取而代之之意。然而，总体看来，在19世纪，文明理论的发展还处于逐渐完善、成熟的阶段，还缺乏较多的完整的体系和流派。这个任务要进到下一个世纪时才能解决。到20世纪，文明理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流派纷呈、争艳斗奇的时期，但这已超出本文的范围了。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2011-0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