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文明:行走在大河流经的地方(下)

  大量证据表明,最早登上加拿大这片土地的欧洲人是西班牙商人。他们先是为捕鲸、皮毛贸易而来,后来逐渐与印第安人通婚,并不断融入土著社会中。到了16世纪,法国人与英国人大举北上,迅速占领了加拿大各地。尽管英国皇室曾于1763年发表皇家诏书,同意为印第安人留出土地,并禁止皇室外的任何组织购买印第安人的土地,但1876年加拿大省、新不伦瑞克省、诺瓦斯克省被合并为联邦后,加拿大政府却不再承认这一诏书,还于1876年通过《印第安法》,进一步强化了对保留区印第安人的控制,包括摧毁其传统文化、社会和政治结构,以融入主流社会。1998年,时任加拿大总理的克雷蒂安首先发表声明对此致歉,其继任者复于2006年6月11日在众议院正式向有关受害者谢罪,以求最终实现民族大和解。

  伫立在展柜前,我步履沉重,玛瑞女士的声音很低很低:“加拿大文明走到今天付出了沉痛代价。好在今天我们已摸索到尊重多元文化这一法宝,并在此理念下勇于正视历史与现实,敢于承认错误及承担责任,开启了国内各民族、各种族文化和谐共生的新纪元。就尊重多元文化这一思潮的来源而言,这得益于上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长期担任我国总理的特鲁克先生。”

  道格拉斯先生接过玛瑞女士的话说,这座文明博物馆的诞生就与前总理特鲁克联系在一起。在退位前三个月的一天,他突然找到道格拉斯,要道格拉斯立即组织一个工作班子做好国家文明博物馆的设计方案,而且越快越好,尽量赶在他还有决策权之际。他反复说,你们不要怕花钱,不要怕被议论,关键是要有新创意、大气、宏伟,突出尊重多元文化这个主题,科学、艺术、理性地展示加拿大国家文明的历史、现实、结构、精神。虽然已过去近30年,但道格拉斯先生还沉浸在对往日的深情回忆、对前总理特鲁克的由衷钦佩之中:“于是,我们精神百倍,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造价三亿加元的国家文明博物馆方案,并将它按时呈送到特鲁克手中。那一天,他在议会开会前十几分钟最后一次与我一道审订设计方案。他在最后确定方案及预算总额后,先是闭上双眼在沙发上坐了很久,然后突然站起身来,打开通往议会的门扉走上主席台,宣布他将斥巨资正式修建国家文明博物馆的提议。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当时的国防部长便表示强烈抗议,说加拿大需要比三亿元多得多的经费以加强国防力量。面对挑战,特鲁克发表了那句至今仍振聋发聩的名言:加拿大可以没有飞机、导弹,但加拿大不能没有文明博物馆!理所当然,他的提议得到了绝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这是因为他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发出了时代的呼声。”

  自此以后,国家文明博物馆的建设、装潢、布展共用了七年时间。这是非同寻常的七年,其间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李强博士笑指身边的玛瑞女士说:“别看玛瑞女士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那时她不过是一位三十来岁的犹太美女。为了吉迪康莎母系文化的完美展出,她从建馆一开始就深入到太平洋沿岸印第安部落田野作业、收集文物,后来又亲自布展,所展出的每件展品及每一个文字标点都渗透着她的心血、智慧。她也从此与吉迪康莎部落结下不解之缘,一直帮助他们在保护传统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教育、文化、旅游事业。”

  玛瑞女士莞尔一笑,指着道格拉斯夫妇说:“他们的家庭也与这座博物馆一道建成。道格拉斯夫人那时是我的同事,刚刚大学毕业。她在博物馆建设过程中被多元文化理念所鼓舞,更被道格拉斯先生的才情所征服。于是,当博物馆建成时,他们的爱情也就瓜熟蒂落。如今,他们的儿女已长大成人,正继续着父母的理想与事业。”

  阳光灿烂的正午时分,我与团友们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加拿大国家文明博物馆,坐上了回程的车。望着车窗外在寒风中不断向我们挥手告别的玛瑞女士、露西女士、道格拉斯夫妇,我心中的钢琴也响起了激越的旋律与音符:在经受过无数血与火的洗礼后,人类社会正在从狂野变得理性;在经历过太多的反思与考量后,人类正在学会重新审视我们共同拥有过的文化。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一个世界;只有互相理解、尊重,我们才能寻找到共同的语言、理想,和平有效地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确立全新的人类观、地球观、文明观,并以此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甚至对自己进行无情的批判。那些自诩为处于“文明阶段”的“文明民族”,更应向“历史时代”的“历史民族”学习自然与人类之间互相尊重的经验与智慧,共享“多元文化”的成果。

  车轮起动了,它滑行在铺满白雪的高地奴的丘陵上。厚厚的白雪,厚厚的梦想,春天似乎正在猛烈地挣脱冰雪的封冻,万紫千红的春色正从遥远的天边蹒跚而来。在凛冽的寒风中,我的耳旁依然是道格拉斯先生离别时的留言:“给我一个机会吧,让我也能到中国设计、建造一座展示中华文明的博物馆。我已在全球设计、建造过数十座博物馆,但我最大的梦想还是在中国。我爱中国,因为那里才是古老文明的富集地。在尊重多元文化方面,中国将教会我许多许多。”

  是的,道格拉斯先生,我们等待着,世界期待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08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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