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人口和教育——《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第二章

第二章　环境、人口和教育

第一节　环境

一、生态环境

　　清苑位于冀中平原东部，地处北纬33°33′30″～38°35′36″，东经115°13′3″～115°45′30″之间。南北最大纵距44.8公里，东西最大横距46.1公里，总面积954平方公里。总的地势是西南高，东北低，缓缓倾斜。西南最高地面与东北最低地面的海拔高度仅相差24米，地面坡度约为1/1500，无明显起伏变化，地势坦荡，宜于耕作。

　　河流均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计有唐河、新开河、九龙河、龙泉河、清水河、金线河、府河、漕河8条河流，贯穿全境，东萦入淀。河道总长167公里。多年来平均可利用水量为18940万立方米。但由于水利工程设施的限制，地表水资源利用率较低。清苑地处暖温带，属亚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春季干燥，夏季炎热，秋季晴朗，冬季寒冷，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据记载，极端最高气温41.6℃，极端最低气温-22.2℃，全年平均气温12.4℃。平均每天日照12小时，全年无霜期200～240天。

　　历年平均降水量537.8毫米。从绝对量上说，清苑的大气降水能满足一季甚至两季作物的需求。但是由于该地降水特点，大气降水不可能完全被作物吸收。一是降水季节分布极不均匀，雨季集中在6～8月份，其他月份降水十分稀少。夏天是高温季节，高温与多雨结合，本是农作物生长环境的一大优点，但是降水量过于集中，则弊大于利了。清苑春雨和秋雨大约只占全年降雨量的10%和14%，冬季降水不足2.2%，70%以上的降水量集中在6～8月；夏季的生长作物固然能得到充足的雨水，但其他季节生长的作物却经常面临着干旱的威胁。二是降水量的变化太大，可靠性极差。虽然年平均降水量在537毫米，但实际上不是多，就是少，跳跃性很大，例如，下雨多的年份达1261毫米，少的年份才180毫米，相差7倍。因此，旱涝灾害都有可能发生。三是降雨形式过于急骤，大多不是温和的中小雨，“润物细无声”地被作物吸收，而常常是倾盆暴雨，不但作物和土壤无法充分吸收，而且往往冲走表层土壤、肥料、庄稼，甚至漂没人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干旱著称的华北平原又常常发生涝灾。暴雨期间，清苑境内的各河系与唐河汇合处，经常泛滥成灾。1949年前，有“唐河下梢，十年九涝”之说，一有洪涝便要淹没数十万亩耕田。由于唐河淤泥肥沃，每逢水灾后，淹过的耕地可望小麦丰收，所以唐河两岸的谢庄、张登村、河家桥村等地，被称为“一水一麦”区。如遇暴雨，地处平原洼地的清苑，全境难免沦为一片泽国。据旧志记载，自1911年至1928年就遭四次大水灾（1912、1917、1924和1928年），河水泛滥，平地水深数尺，人畜生命和田庐皆面临灭顶之灾，财产损失巨大。

　　据邓云特研究，历年水灾发生最多之处，是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省，而黄河、淮河、永定河则是水灾的主要源头。华北地区的黄河和永定河因其特殊缺点，最易泛滥成灾。河流的泛滥与其坡度大小有密切关系。黄河、永定河发源于山区、高原，到华北平原后，河床下降坡度突然变缓，流速骤减，将大量泥沙沉积在平原，并使河道淤塞多变，雨季常泛滥成灾。据统计，黄河泥沙的沉淀量占11%，超过法国沉淀量最大伦河的4倍以上[1] 。永定河与黄河相似，上有桑乾河，发源于山西管涔山，经察哈尔入直隶。这条河携带的泥沙也很多，到达平地后沉淀于河床的泥沙为8～10%，所以永定河又名“浑河”。1917年，永定河所带泥沙，曾一度在48小时内把海河河床提高8尺。河水泛滥固然与地形有关，更与河流两岸特别是上游地区多年来森林砍伐过度、水土流失严重有关。

　　史学家马扎亚尔在20世纪20年代就指出，中国植被破坏十分严重，失去生态平衡，因此水灾旱灾频仍。他说：“中国境内（除满洲、湖南南部、福建、川西以外）之森林绝灭，已达全世界无可比拟的程度。……国内森林之灭绝，引起气候大变动，及雨水降落不规则，一面造成经常之旱灾，一面又招致洪水泛滥。又由于全国森林之灭绝，加速土地之通气与洗涤，当多雨之时，而致水灾”[2] 。1916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洛史教授也指出：“西北各省，位山之下层，尽系沙石黄土，比比皆因积久缺乏森林之故，继此以往，彼国膏腴大陆之美称，恐不可复得。若其界乎南北之黄河，国人视为祸水，每遇烟雨则两岸居民生命财产即不可保，此明明无森林保全山岭泥土，缓滞水流，致河流淤塞，水势暴增耳。故大地之上，灾患之至显者，未有如中国之甚也”[3] 。他们的言论，当时许多人以为言重了，可现在看来并非危言耸听。从防止涝灾的方面看，一方面要拦洪蓄水，开拓河道或开渠分流，将蓄水用于农业灌溉；另一方面则要保护植被，在河流上游地区封山育林，抑制过渡垦殖，减少泥沙流失。其实中国人早就知晓治水先治山的道理。华北农谚即有“一年烧山十年穷”；“山地开荒，平原遭殃”；“开荒到顶，人穷绝种”之说。历史地理研究专家认为，黄河在王莽至隋初的近六百年间，仅泛滥两次，属于历史上最长期安澜的局面，主要原因在于那时黄土高原属少数民族管辖，把已开垦的土地恢复为草原[4] 。

　　总之，从生态环境上看，冀中虽是典型北方农作区，但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河道不通畅，降水欠充盈，其分布不均状况又加剧了利用上的困难，这样既有可能发生旱灾，又有可能发生涝灾。据保定地区《500年旱涝史料》分析，在近100年期间，清苑大涝灾15次，大旱灾10次，大涝大旱灾害的发生率为25%，平均每4年有一次旱灾或涝灾。而在这4年中，又有偏涝或偏旱的年份，小灾不断，这样，正常年景仅占33%[5] 。

　　除旱涝灾害外，20世纪内清苑还遭受较大的雹灾9次（1905、1913、1959、1978、1979、1982、1985年7月、6月、8月），风灾3次（1900、1981年7、8月），虫灾7次（1910、1914、1915、1920、1928、1952、1960），霍乱、鼠疫等较大规模的流行病3次（1902、1910、1916）。从统计资料上看，50年代后虫灾和大规模的流行病明显减少，表明农业技术和社会医疗条件有所改善；而风灾、雹灾的发生却有增无减，频率趋密，有时一年就发生二三次，表明生态环境有恶化的趋向。

二、行政区划沿革及地理位置

　　清苑古地，历史悠久。据东藏村出土文物考证，早在母系社会时期，人类就已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由于地处要冲，人口凑集，自西周以后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秦始皇分天下为36郡，清苑属恒山郡。北魏太和元年（477），正式设置清苑县，属河间郡，从此，清苑县名始见于史册。北宋淳化三年（992），在旧城南7里建城关，疏外壕，开始具备县城规模。明隆庆元年（1567），改建为砖城，并设东西南北四门，这是清苑县城，也是保定市。明时称之保定府，辖清苑县，县治所也在保定市内，所谓县府同城。清承明制，民国初年也无大变化，只是将保定府改名为范阳道，后又改为保定道，仍辖清苑县。民国17年（1928）建河北省，同时废道级行政机构，改为省县两级制，清苑县直属河北省。也就是说，该时期内保定府（道）一级编制被撤消，保定仅是清苑县机关所在地。

　　这一变化值得注意，就是在这个期间，陈翰笙领导的调查团于1930年进入清苑县，所以此次调查当时称作保定农村调查。这种状况时间不长，1935年河北省省会迁驻保定，再次“府县同城”。次年，省级下面设置行政督察区，清苑县属河北省第一督察区。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建保定专署和清苑县政府。在这期间，清苑县的行政区划，基本上包括今清苑县全境。1948年11月解放军攻占保定，12月建立保定市人民政府。新的清苑县政府，则是在1938年即已成立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基础上建立，最初在王盘村，后几经变动，1949年迁至中冉村，1952年才迁至今天的南大冉驻址。在行政区划上，县市分立。

　　由于这样的行政区划上的变动，清苑县辖区也做了一些调整。随着清苑县机关迁出保定市，临近保定市的一百多个村庄先后划归保定，其中包括陈翰笙等1930年重点调查11村中的2村，这就是大祝泽村和薛庄当年属清苑而今属保定市的缘故。按1986年记载，清苑全县现辖9个镇，30个乡，309个自然村，319个行政村。

　　清苑县地处京津冀要冲。清苑本身与保定市相连，北与古都北京相距近150公里，东与当时北方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天津相距155公里，京汉铁路自该县穿过；清苑与当时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形成三点连星的区位（见清苑县在京津冀地区位置图）。这大概是选择清苑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经济地理上的考虑。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一文中，陈翰笙曾对当年选择清苑县、无锡县和广东番禺县作为中国农村调查三个典型区，做过这样的说明：“江南，河北和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如我们能够彻底地了解这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如何在那里演变，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见其梗概，而于挽救今日中国农村的危机，也就不难得到一个有效的设计。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先从这三个地方着手，才是扼要的办法。”清苑的地理位置，显然符合上述意图。

三、重点研究的村庄

　　1930年，陈翰笙在清苑领导的农村调查，分为重点入户调查（11村）和一般入村普查（72村）两部分，工作重心是挨户调查的11个村庄，不仅调查内容详密，村庄的选择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1995年，清苑县政府研究室的同志看到11个村的名单后说，这11个村庄即使今天看也是各具典型，极富代表性的：有较落后、贫穷的，也有较富裕和先进的；有传统的农业村，也有工副业相当发达的新型村庄。

　　从地理分布上看是均匀的。90年代笔者重访11个村庄，从第1个村庄出发，到第11个村庄结束时，发现恰好围着清苑县兜了一大圈。11个村庄虽然数量不多，但东西南北中，几乎没有死角。李家罗侯村、大祝泽村等代表西部，何家桥村、固上村等代表东部，南邓村、蔡家营村、孟庄可代表南部，薛庄、大阳庄代表北部（参见1930年清苑县及调查区域分布图）。

　　从地势、土质，以至农副业和生活水平发展的不平衡看，重点村庄的选择也充分考虑到了不同的层面。东部地区地势低洼，常遭水淹，是所谓“一水一麦”区，土质多系黑土和红土，对土地投入较小，一般一年只种一季。由于农业条件不好，劳动力等很早就向非农业领域转移，所以工副业一直较盛。西部地势较高，平常没水害，土质为黄沙土、二性土，一般一年二作，对土地投入较多，主要种植玉米和谷类，只有一小部分水浇地种小麦。由于这一地区主要依靠农业，副业不甚发达，一般年景的生活水平反而低于东部。南部地区，因土地沙碱，盛产棉花、花生、豆类等经济作物，一般一年两作，副业也较多。北部距保定地区最近，外出人口多，就业机会多，生活水平偏高，有城乡结合部的特点。如今已是半城市风貌，其中薛庄的变化尤大，原有的村落模式几近不复存在。

　　从交通条件看，所选择的村庄也是各具代表性。薛庄、大祝泽村离保定最近，交通比较方便。何家桥村、谢庄横跨高保、保安公路；固上村东南5里便是汽车停靠点及水路码头，交通都还算方便。比较偏僻的有南邓村、蔡家营村、东盈庄和李家罗侯村等，不仅远离正式公路或铁路，而且村与村之间的交通条件也很差，至今仍是道路崎岖狭窄，黄土路面坎坷不平，大雨过后，尤其泥泞难行。

　　从不同区域的政权性质上看，也是有代表性的。这种区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的。距保定较近地区，以及被日军占领的重要集镇及其周围地区，是日伪统治区；而距保定较偏远的村庄都成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被称为“老区”，如南邓村、蔡家营和东孟庄等村；解放较晚的称为“新区”，如薛庄、大祝泽村和大阳等村。

　　从以上可见，重点调查的11村庄以及普查的72村庄，不仅在地理位置上遍及整个清苑全境，而且在生产条件，贫富差异，农业和工副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以及区域政权性质等各方面，均能较全面地反映出当时清苑农村的基本面貌。